刚刚收到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请柬，邀我参加本月七日举行的
《卞之琳文集》首发式及学术讨论会。我很高兴地答应了。想好要带
三样东西去：一束盛开的鲜花，表示祝贺；一本1940年初版本卞之琳
著《慰劳信集》，是一位教授家中失火，教授从火中抢救出来又转赠
于我的，书上印着昆明同仁街明日社出版部，用上等道林纸印50册，
此其一。卞老自己也未必有了；还有一张照片，是前年春节我去看望
他，在他家中照的，卞老着围裙、戴套袖，坐在一张木桌前，活像一
个个体饭馆的老板，而且是个南方老板，全然没有诗人高雅的样子，
很生活化。这三样东西，我想他会乐意接受的。

　　今天是12月2日，离开会还有五天。晚上八点钟，突然接到晓风从
报社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卞老今天早晨走了”。怎么可能呢？这消
息太突然了。《卞之琳文集》的出版，无疑是学界的一件喜事、大事，
也是送给卞老90岁生日的最好礼物，他的朋友、同事、学生、家人和
广大的读者无不以喜悦的心情期待这次研讨会的召开，听说还有从国
外赶来的朋友。晓风的电话就像给我带来了“雪意”和冰凉，让人想
到卞老的名句“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大家的心情顿时变成悲
痛和惋惜。我拔通了给青乔的电话后，证实了这消息是真的。青乔说：
“爸爸不同意做寿。但他说，与其大家来看我，不如我去看大家。还
说，开会的事别忘了告诉李岫。”我听后心里更加难过。

　　1930年前后，三个有志青年先后迈进了汉花园——当时北京大学
所在地。这就是哲学系的何其芳、外文系的卞之琳和李广田。三人中
以我的父亲李广田最年长。他们几乎同时在戴望舒主编的《现代》上
发表诗作。后来，卞之琳把三人的诗合编为一集，题名《汉园集》，
1934年交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属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卞之琳
在“题记”中写道：

　　这是广田、其芳和我自己四五

　　年来所作诗的结集，我们并不以为

　　这些小玩意自成一派，只是平时接

　　触的机会较多，所写的东西彼此感

　　到亲切，为自己和朋友们看起来方

　　便起见，所以搁在一起了。我们一

　　块读书的地方叫“汉花园”……于

　　是乎《汉园集》。

　　的确，他们的诗风完全不同，日后的发展也完全不一样，但他们
以诗成友，保持着终生的友情，被文学史家称为“汉园三诗人”。

　　大学毕业后，我的父亲到济南教书，卞之琳到青岛海边埋头译书，
他们曾同登泰山，同游泰安城。那时我母亲在泰安教书。抗战爆发后，
我的父亲带领学生流亡南下，驻足四川罗江。卞之琳也经过一段流亡
生活，和沙汀访问了延安后，到罗江来和父亲团聚。之后他们又一起
到了昆明，共同在西南联大任教。那时我还很小，但开始记事了，开
始认得这位卞伯伯。他一天到冯至先生家去，一天到我们家来，轮流
着，说着他的家乡话，快速的，滔滔地，好像只他一个人说。我和冯
姚平都觉得这个卞伯伯风度翩翩，挺洋气，像个诗人，小孩子的眼里
觉得诗人就该是这样的。我的父亲老穿个蓝布大褂，怎么能写出诗来
呢？截止在昆明的时期，卞之琳已出版了《三秋草》、《鱼目集》、
《汉园集》、《慰劳信集》等，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令人瞩目的
贡献，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诗坛的地位。父亲于1942年在《诗的艺术》
一书中用了三万多字的篇幅讨论并评价了老朋友卞之琳的诗，属于早
期评价卞之琳的诗论之一。半个世纪过去了，卞之琳诗歌的艺术生命
力依然旺盛。上个月中央电视台举办的“荣事达杯”电视主持人大赛，
竟选用卞之琳早年的诗《断章》作考题，足见人们对诗人的爱戴。

　　抗战胜利后，卞伯伯和我们一家又都回到了北方。他和我父亲都
在南开大学任教，都住在西柏树村，一箭之遥，天天见面。卞伯伯抽
烟很厉害，小孩子的我则热衷于吃榛子。一天，西柏树村的小卖部着
火了，大家去救火，卞伯伯对我说：“早知它着火，你去抢榛子，我
去抢香烟，那多好！”我心想，这个严肃的大诗人（父亲称他“卞大
诗人”）真逗。不久，内战重开，形势日紧，卞伯伯应邀旅居英国，
父亲转至清华大学任教。再次团聚已是新中国成立的前夕了，卞伯伯
在《李广田散文选·序》中说，“重新在清华园相见，欣喜之余，不
胜沧桑之感”。这期间，他出版了译作《西窗集》、斯特莱基的《维
多利亚女王传》、《阿左林小集》、纪德的《新的粮食》、《浪子回
头集》、《窄门》、衣修伍德的《紫罗兰姑娘》、贡思当的《阿尔道
夫》等。“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中，不少人既是作家也是翻译家。
鲁迅、茅盾等自不在话下，三十年代以后，涌现了巴金、冯至、李健
吾、徐志摩、梁遇春等，卞之琳也是其中之一。他们自己的创作深受
外国文学的影响，他们又把西方文学译介给中国读者，缩短了中国文
学与世界文学的距离。新文学的发展，一是继承本国文学的优良传统，
一是汲取异域的营养，这是两翼，缺一不可。文学的现代化是离不开
这两翼的。卞之琳在解放后又出版了《英国诗选》、《莎士比亚悲剧
四种》，他是诗人、作家，也是杰出的翻译家，是无愧于“盗火给人
类的普罗米修斯”的称号的。

　　卞之琳也是优秀的评论家、批评家。他主张严正的文学批评，提
倡科学的事实求是的学风。他是这么主张的，也是这么实践的。80年
代初，我编选《李广田诗选》是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的，选目的确定、
对诗的评价，绝不因为是老朋友，他就“任人唯亲”，就胡乱吹捧，
他主张严格、少而精。他赞成早年的《行云集》全收，因为它“最为
圆熟”；而晚年的《春城集》收三、五首就行了，因为“就韵味论，
后来未必居上”，还说“我敢信广田如还在，自己也不愿意选存更多”
（见诗选序）。最后的编定就是按他的意见做的。这种批评精神，正
是当年文坛所最缺乏的，也是最值得我们提倡的。

　　记得我母亲在云南版《李广田散文选》后记中说：“之琳在百忙
中为这本选集写了序言，他是目前健在的《汉园集》的唯一作者了！
言下不胜‘黄垆之思’！”而今，汉园三诗人都走了，“视此虽近，
邈若山河”，三十年代闪耀在北国诗坛的三颗星辰都殒落了。斯人已
逝，风范犹存。我相信，卞伯伯虽然离开了我们，他的人格、他的著
作将永驻人间。

　　　　　　　　　　　　　　　　　　　　　　2000年12月2日

　　 著名诗人、翻译家卞之琳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