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市籴与民间货币流通
北宋是一个市籴（广义上的和籴）十分兴盛的时代，政府在每年收籴粮草的同时，也将大量货币及其他轻货投放到民间市场。因此，市籴制度在长达150多年的时间里，曾经对宋代财政与民间货币流通产生过重要影响。
宋代市籴问题的研究，近年来一直比较薄弱。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70年代中期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先生所撰《宋代市籴制度的沿革》①，及80年代中期国内学者朱家源、王曾瑜二先生《宋朝的和籴粮草》②，但均未涉及平籴与民间货币流通问题。本文拟对此试作探讨。
一、宋代盛行市籴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原因
（一）历代学者论及宋代的“贫弱”，首先谈到的是“冗兵”问题。宋“国依兵而立”③，也因此成为“国”的沉重负担。但是，笔者以为问题的症结并不在此，而在于募兵制度。
首先，募兵制是一种养兵费用完全依赖于国家财政提供的兵制，其军费增减与军队数量变化成正比关系。
隋唐府兵制时期，军费在国家预算开支中是不列入的。唐府兵器械、口粮“皆自备”，“有所征行，则视其入而出给之。其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④。所以，军队数量与国家财政之间无直接联系，不会直接影响国家财政的年度开支计划。隋炀帝大业八年（612年），军队数额“凡一百一十三万二千八百人，号二百万”⑤。唐前期，军队数量亦在60万人以上。但也未像宋代那样大规模实行和籴。和籴制度是适应募兵制而形成的制度。《新唐书》卷二三《食货志》三：
贞观、开元后，边土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戍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以供军，于是初有和籴。
此段史料，《资治通鉴》卷二一四注明时间是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九月。而这一年恰又是确立募兵制的时间：
开元二十五年敕，以为天下无虞，宜与人休息。自今已后，诸军镇量闲剧、利害，置兵防健儿，于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召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长住边军者，每年加常例给赐，兼给永年优复；其家口情愿同去者，听至军州，各地田地、屋宅。人赖其利，中外获安。是后，州郡之间永无征发之役矣。⑥
以是年为标志，完成了由募兵制代替府兵制的所谓“永无征发之役”的兵制变革。于是，唐代的和籴也随之而实行。但是，由于生产的增长和货币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玄宗天宝八年（749年），全国和籴数额只有113.9万石，占天下诸色米9600.6万石的1%⑦。投放的货币量“岁以钱六十万缗赋诸道和籴”⑧。这与宋代相比，相差甚远。
其次，募兵制不同于“兵农合一”的府兵制，易于招募，而难于罢遣，尤其难于大规模裁减。
研读宋史，大都有一印象，即宋人论“三冗”，往往说多做少，庆历新政算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主要原因除了政府把养兵作为消除“内忧”的重要措施外，还因为募兵制难于大规模裁减兵员，尤其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古代。这两个原因其实又是一个问题。府兵制条件下的军卒，“平日皆安居田亩”，难于征发，却易于罢遣。“军还，赐勋加赏，便道罢之”，“行者近不逾时，远不经岁”⑨。而募兵制度恰相反。宋代不抑兼并，从军者或是失地，或因荒歉，或无家无业，或本身即亡命无赖之徒，以从军作为终身谋生手段。因此，易于招募，难于罢遣。《资治通鉴》卷二一二记述唐代张说募兵的情况：“初，诸卫府兵……逃亡略尽，百姓苦之。张说建议，请召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逋逃者必争出应募。上从之。旬日得精兵十三万。”宋代募兵也并不困难，庆历八年（1048年），河东、京东、京西大水，人相食，富弼在青州赈荒有方，“凡活五十余万人，募而为兵者又万人”⑩。宋代的募兵制度，除了戍守边防外，又赋于其收容社会闲散、流民，消除不安定因素的职能，一旦大规模裁军，必然触及这一根本问题。如皇祐年间的裁军：
初，枢密使庞籍与宰相文彦博以国用不足，建议省兵，众纷然陈其不可，缘边诸将争之忧力。且言兵皆习弓刀，不乐归农，一旦失衣粮，必散之闾阎，相聚为盗贼。上亦疑焉。(11)
宋代的裁军，大多是这种结果。其间，虽然也做过少量裁减，但自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年）兵员达到91.2万后，历朝兵员人数都在百万以上，即是在宋与辽、夏和议后的和平时期，数目也变动不大。
宋代的军队不能实行大规模裁减，恐是造成大量和籴不止的最直接原因。
再次，募兵制使宋代军队的屯田及营田活动不偿所费，劳而无功。
军队屯田自助，是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假兵为农、亦兵亦农，以收获供军，借以减轻财政负担和转输困难的传统做法，尤其适合戍边的军队。汉代屯田制度的创立者赵充国，为屯田总结了“十二利”，称其为“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的良法。唐代实行募兵制以后，国家财政市籴、转输粮草的费用进一步加大，军队开展了屯田自助活动。唐元和中，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运使，募民开营田，“岁收粟二十万石，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河西节度使毕諴开营田“岁收三十万斛，省度支钱数百万缗”(12)。
然而，宋代在陕西、河东、河北三路屯驻近百万大军，军队屯田却流于形式，劳而无功，成效甚微。
宋代屯田，始于太守端拱二年（989年），分命陈恕、樊知古为河东、西路招置营田使，“为方田积粟以实边”(13)。但是，陈恕却密奏：“戍卒皆堕游，仰食县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执耒耜，恐变生不测。”于是，“议遂寝”(14)。陈恕后来做三司使，是便籴“三说法”的创立者，以“善理财”而名动朝野，曾被太宗称为“真盐铁陈恕”(15)。他的说法决非没有根据，危言耸听。以后，宋政府在河东、陕西都相继进行过颇具规模的屯田，虽未引发不测，但均“不偿所费”(16)。在汝、襄、唐等州搞过营田，亦成效甚微。宋代的屯、营田活动如《宋史·食货上三·漕运》说：“屯田、营田所入无几。”
募兵制对宋代屯田活动主要从二个方面产生负面影响：其一，宋兵既不乐归农，又耻于为农。马端临说：“自府兵之法既坏，然后兵、农判而为二，不特农疲于养兵，而兵且耻于为农”(17)。此为中唐以后货币经济的发展对农业的冲击所致，留待后述。其二，北宋军队兵士的俸饷待遇过于优厚，使用禁军兵卒从事屯田活动，必然加大了劳动投入的费用，使屯田的收益变得“不偿所费”。禁军兵卒的年费，人均每年约50缗，厢军为30缗(18)。熙宁年间，朝廷向农民俵散青苗钱，农户10户以上为一保，结保取钱，第五等户1贯；第四等户1.5贯；第三等户5贯；第二等户10贯；第一等户15贯(19)。10户一保，全按高限领贷也不过32.5贯。司马光说，如果“让富家独偿数家所负”，足以让“富者亦贫”，甚至破产(20)。但是禁军一卒的年费就是第一等户俵散数的3倍多，是第五等户、客户的50倍。由此可见军费之多。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唐、宋两朝几次想恢复府兵制这一点，来发现募兵制对封建国家财政构成的压力。唐贞元二年（786年），德宗与宰相李泌议复府兵制，无结果。贞元三年（787年），又重议。宋代在财政窘乏，军饷不供时，也有人提出过仿效唐代建立府兵。当然，这些议论不会有什么结果。募兵制度是唐代以来货币经济发展和历史推动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开、天盛世以来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奢靡之风，降低了唐代府兵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使府兵的境遇变得每况愈下，与社会其他各阶层形成强烈反差，是世风使然。“唐季以来，农政多废，民率弃本，不务力田”(21)。府兵在经济地位上是“家不免杂役，浸以贫弱”；在社会地位上是“为人所贱，百姓耻之”。以致民间普遍以“蒸熨手足”自残的方式逃避府兵(22)。这样的兵制崩溃是非人力所能挽回的，也非人力所能恢复的。另一方面，货币经济的发展同时又为募兵制准备了物质条件。漆侠先生说：“募兵养兵制度的实施，还必须有一个重要的条件。这就是，只有在社会生产相当发展，国家财政和整个社会能够承担住的情况下，才能付诸实行。这样的条件自唐中叶两宋是具备了的”(23)。结论是完全符合史实的。
（二）宋代财政收入中的谷物，主要有三部分构成：私田二税、官田地租、和籴。宋代官田数量少，收入不稳定，可略而不计。
北宋的和籴，无论从数量联系方面抑或是用途方面看，都只不过是朝廷用来弥补二税不足的一个差额。在粮食的年消费量与储备量为既定的情况下，和籴的数量将主要取于二税；反之，如果二税为既定数额，和籴将主要取决于年消费量。
北宋财政的谷物年收支情况，大多已不可考。蔡襄在《论兵十事》中，提到过皇祐年间的收支情况（单位：石）：谷物收入总额：26943575（二税：18073094，不足额：8870481）；谷物支出总额：30472708，军队开支：23170223(24)。二税占当年谷物总收入的67%，缺口33%；占当年实际支出的59.3%，缺口约40.7%。二税的正常收入连当年的军队消费也满足不了。
由于土地兼并过程中发生的隐田漏税等原因，北宋的二税谷物收入不但增加不多，许多年代反而是大幅度地减少。《文献通考·田赋考》四：“至皇祐中，天下垦田视景德中增四十一万七千余顷，而岁入九谷乃减七十一万八千余石，盖田赋不均，故其弊如此”。按照全汉升先生对北宋岁收二税谷物的数量统计(25)，笔者计算了增减比率变化，并与唐代相比较，详见下表（以嘉祐年间二税收入为100，资料来源请查对原表）：
年代 数量（石） 增减比率(%）
唐天宝八年(749-750) 25000000 138.3
宋嘉祐年间(1056-1064) 18073094 100
嘉祐八年(1063-1064) 19284265 106.7
治平二年(1065-1066) 20396993 112.9
治平三年(1066-1067) 20421470 113
熙宁十年(1077-1078) 17887257 99
通过上述的统计比较，可以看出，北宋二税谷物收入最多的年份也不过2000万石多一些，与皇祐年间的实际支出相差1000万石，这个差额主要依靠市籴来弥补。
与二税谷物收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宋国家财政的货币收入增加较快，为实行市籴准备了物质条件。
（三）宋代盛行市籴还有运输方面的原因。这里所说的运输主要指西北二路。尽管宋人将汴河漕运视作东京粮草供备的生命线，称“大众生命，惟汴河是赖”(26)，但问题似乎没有那样严重。宋都汴梁不是唐都长安。汴京地处中原腹地，兼有水、陆转运之利。淳化四年（993年），宋就创造过“陆路转输于京师者至六百二十万名”的记录(27)，通、泰、楚、海四州的煮海之盐每年陆路供应京师三百二十余万石(28)，相当于一条汴河的运量。有宋一代，东方的粮草供备从未像长安那样发生过问题。
河北路地处平原，毗邻京畿、京东地区，水、陆运输均十分方便。宋代，京师、京东及江淮地区都直接运粮支援过河北。
陕西、河东二路的运输则相当困难。河运，因为有“三门砥柱”之险，难以继续西行。唐代，输往长安的租米是先输东都（洛阳）的含嘉仓，然后西运至陕。开元初，李杰为水陆运使，“运米岁二百五十万石，而八递，用车千八百乘”。后因工费浩巨“八递伤牛”而罢。民间传闻“用斗钱运斗米”(29)。到了宋代，在西运入陕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并且，水运入陕的许多基础设施由于五代战乱而大部分堙废。欧阳修曾谈到陆路西运轻货的艰苦：“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内赐禁钱数十万以供西用，而道路艰远，辇运逾年不能毕至。至于军装输送，多苦秋霖，边州已寒，冬服尚滞于路，其艰苦如此”(30)。可以认为，运输方面的困难也是促使北宋大量市籴的重要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