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时期农户劳动报酬实物化及其影响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河北保定清苑县一个生产队的实物账及其他调查资料,以个案的方式,针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户劳动报酬实物化问题,揭示其抑制农户消费行为的合理化,以及助长农户超计划分粮的策略性行为,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历次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的缺憾。

关键词:人民公社 农户 劳动报酬 实物 消费行为 超计划分粮

一、引言

集体所有制是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在农村,集体所有制曾在20多年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集体化经济也是计划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62年起,我国在人民公社三级经济中(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正式制度。[①]生产小队(简称“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其分配实况值得我们关注和探究。

近年来,学界对人民公社时期收入分配制度,包括生产队的具体分配措施等问题的研究,已有相当丰富的成果。大部分学者认为,生产队的经济分配带着很大的“按需”成分,带着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极大地影响农民的积极性。[②]同时,农民也运用瞒产私分粮食、偷粮、借粮等“反行为”来应对不合理的制度安排。[③]而在工分制下,农户基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并根据农户自身的家庭结构、劳动力性别结构、家庭阶级成分等因素,决定自家的劳动配置,这种配置最终又决定了农户收入。[④]但也有学者提出,这一时期并不存在所谓的平均主义与“大锅饭”;采取工分制的分配制度事实上是一种强劳动激励制度;并认为大量无效劳动(农民抢工分、干部瞎指挥、大量平调)的存在才是导致集体经济效率低下的原因。[⑤]

上述工作表明,学界在关注大公社时期的“放卫星”、“公共食堂”等荒诞试验的同时,开始注重对小公社经济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阐释,或综合或专题或个案,尝试从不同角度,包括运用一些计量工具,归纳、引申出对小公社时期农村经济的结论,丰富了对人民公社的研究。本文将沿着这一路径,以河北保定某生产队为例,截取其若干年的实物分配及其他统计数据加以讨论,重点围绕农户从生产队集体获得劳动报酬的过程,剖析劳动报酬实物化及其对农民的消费行为、超计划分粮行为的影响,对已有研究或扩展或印证,期待能为这一研究领域增砖添瓦。

二、资料及基本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及其前身——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曾先后组织过四次以江苏无锡和河北保定为对象的农村调查。[⑥]但缺少对两地集体化经济的调查。笔者之一曾于1998年参加了第四次调查。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县张登镇X村即为我们负责的调查点之一。[⑦]这期间,X村一位老会计提供了若干年份1970年代X大队(今X行政村)第9生产队(今第9村民小组,以下简称9队)的会计资料,为我们探究当时的收入分配状况提供了宝贵的实证资料。[⑧]

这批会计资料,内容以第9生产队实物分类明细账和实物分配总决算表为主,还有部分生产队现金明细账;时间上起于人民公社制度稳定时期的1974年,终于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序幕的1980年。每年参加分配的社员家庭,少则33户,多则42户(参见表1)。资料显示,9队连续参加各年分配的农户有27户(中途有若干户迁入或迁出)。值得一提的是,实物分配总决算表以户为单位,详细提供了9队历年各户的人口数、工分总额、口粮和工分粮数量、其他农作物分配数、实物折款额、全年现金分配额等数据,而且除个别年份或个别项目,这些统计数据是连续多年的。这在前述已有研究中,并不多见,有其独特性。需要注意的是,1975、1977两年的农户分配汇总(总决算),数据不够完整(主要是缺少秋后总决算数据);1980年因家庭承包制的推进,账面统计数远低于实际情况。

第9生产队所在的张登公社(今张登镇)X大队位于清苑县城以南约12公里处。1962年起,全村(大队)分为12个生产小队,之后一直沿用。如今,X村仍分为12个村民小组。

9队在人民公社时期的耕地面积保持在100亩上下。其人口情况如表1所示。需要注意的是,表中人口数,实为能参加分配的人口,并非全部户籍人口。一些户籍仍在生产队、但工作在外的人口,并不包含在内。村干部回忆说,9队人口约占全大队人口的七八成。此外,参加分配的儿童,只能按年龄计为小于1个自然人的“标准人”。生产队的实物分配,实际是按“标准人”进行的。[⑨]

表1                              第9队历年人口

年份

户数

自然人

标准人

1974

34

159

151.46

1975

35

163

158.58

1976

36

167

163.40

1977

38

169

166.30

1978

42

167

163.43

1979

39

156

155.10

1980

33

161

158.28

资料来源:根据9队历年实物分配总决算表整理。

 

由于资料的缺乏,9队的户籍登记人口数、劳动力数、性别构成、受教育程度等信息,均付诸阙如。

整个X大队的经济以农为主,在当时的清苑县处于中上水平,当地甚至有“学大寨赶大寨,赶上X村也不赖”的顺口溜。经济结构呈现出以农业为主的单一结构。在这样一个包含农、林、牧、副、渔五业在内的广义农业中,种植业是主体,粮食种植则是其重心,体现了“以粮为纲”的生产战略。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红薯(当地人亦称为“山药”)、谷子、稷子、豆类等。此外,还有花生、芝麻、棉花、萝卜、蔬菜、秫秸等农副产品。这些都是用于分配的主要实物。

会计资料显示,9队以粮食种植为主的农业,一直占据总收入50%以上的比例,有的年份甚至接近80%。农业收入主要来自农作物实物分配折款,但也包括一些农产品出售所得,如粮食征购、出售麦秸给造纸厂的收入。畜牧业收入,主要来自猪肉出售以及为社员家畜配种所得,但并不包括社员家庭饲养的全部收入。副业收入,主要来自生产队机器磨房为社员加工粮食所得、绣花组加工收入、盖房班施工收入、工房轧花收入等。此外,社员临时和短期外出做工的现象,历年都有。其中有七、八人外出做工较多。各年平均来看,“副业”和“其他”两项收入相加,在总收入中也占有20%左右的比例。

三、劳动报酬实物化的实施

劳动报酬实物化,是指生产队分配给农户的劳动报酬,以粮食和农副产品等农产品实物为主,现金分配极少这一现象。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除了上交国家征购粮、留下种子及其他必备粮食(如公益活动所需),生产队针对社员的分配包括实物分配和现金分配两类;总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 分配一般以户为单位,总决算表上也只记户主姓名。一般而言,这些政策和规定都是各级政府决定的,生产队只能按规定制定具体分配方案,无权改变原则和各项政策规定。

实物分配主要是粮食及少量农副产品的分配,亦即农产品的分配。小麦之外的作物均按比例折算为粮食。其中,白玉米和黄玉米折粮比例均为50%;红薯分为春薯和晚薯,折粮比例分别为18%和17%;谷子和稷子折粮比例均为80%。其他农副产品等直接折干或折款。所有实物,最后都要折款,便于与工分值挂钩分配。以1974年农产品折款为例,粮食类:小麦每斤约0.144元,春薯和晚薯每斤分别为0.017元和0.014元,白玉米和黄玉米每斤分别为0.045元和0.046元,黄豆和黑豆每斤分别为0.123元和0.119元,小豆每斤0.129元,谷子和稷子每斤分别为0.091元和0.089元,高粱每斤0.08元。副产品类:花生和芝麻每斤分别为2.2元和0.32元,食用油每斤0.75元,蔬菜每斤0.03元,萝卜每斤0.01元,秫秸每斤0.1元,皮面每斤1元,豆腐每斤0.1元。[⑩]

具体分配过程是,生产队依照每户工分总额,并按一定比例将粮食分配到户,即所谓“人七劳三”。“人七”指的是报表上的“人分粮”(亦称“基本口粮”),系按全家标准人数来分配的,人人有份,依照政策规定,一般占每户所得粮食的70%左右;“劳三”指的是报表上的“工分粮”,系按全家工分总额(折算为工分总值之后)来分配的,一般占每户所得粮食30%左右。两项相加,即全年总决算所分配的粮食。其中,某户社员如在年内“已分粮”数量未达到总决算的数量,就需要分“找齐”粮;反之,如“已分粮”超过总决算数量,就必须“退回”。当然不必退回粮食实物,而是在年终总决算时退回折款即可。其他农副产品,均按人口分配,但也需要农户以工分值抵扣折款。表2是9队27户社员历年劳动工分和所得报酬(粮食)统计。

表2                 第9队27户历年人均劳动工分和粮食所得

年份

人口

户均人口

人均工分

人均“人分粮”斤

人均“工分粮”斤

人均全年分粮斤

1974

131

4.85

1 100

370.02

96.66

466.68

1975

130

4.81

1 234

342.61

88.13

430.74

1976

131

4.85

1 115

376.76

97.78

474.54

1978

126

4.67

1 160

430.18

109.06

539.24

1979

116

4.30

1 193

443.64

193.89

637.53

各年平均

4.70

1 160

392.64

117.10

509.74

资料来源:根据9队总决算表整理、计算。表中的人口,实为参加分配人口。为计算简便,人均数一律按自然人计算。1977年数据缺。1980年因开始承包,集体分粮明显减少,人均分粮数也相应大幅降低,与其他各年的可比性减小,不计入平均值中。

 

表2显示,如不计1977年,27户5个年份人均分粮509.74斤。其中,人均“人分粮”392.64斤,人均“工分粮”117.10斤,“人分粮”比例超过77%,接近八成,明显高于“工分粮”。故而,所谓“人七劳三”,在一些地方也可能是“人八劳二”。这样的分配比例,在学界的论著中都有提及。

七成以上的粮食按人口分配,这就是按需分配了;剩下不到三成才是按劳分配。也即,粮食实物分配还是按需分配为主,按劳分配为辅。不过,除了五保户,对每一农户而言,按人分粮也需要工分值抵扣,农户中没有劳动能力不能挣工分的老幼成员,需要其他有劳动能力的成员通过劳动挣工分来供养,都不能不劳而获,真真切切体现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这也可以说是广义的按劳分配。这样的分配方式,能保障每户社员填饱肚子,维持基本生存,并有规避风险的作用,但平均主义的特色也十分明显。当然,平均分配中,差异依然存在。各户因总工分的差异,人均分粮数也有颇大差异。这样一种以实物来给予劳动报酬的方式,对农民的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报酬实物化对农户合理消费行为的抑制

如前所述,每一农户从生产队分配中所得报酬,虽有实物和现金两类,但实际上是以实物报酬为主的。这些作为报酬的粮食和农副产品,大多也确实是农户维持生活的必需品。按规定,北方农村人均口粮最低标准是360斤。表3是历年各户人均分粮的分布情况。

表3                     第9队27户历年人均分粮分布统计

人均分粮区间

200~249斤

300~349斤

350~399斤

400~449斤

450~499斤

500~549斤

550~599斤

600~649斤

650~699斤

700~749斤

750~799斤

800~849斤

950~999斤

1974年

1户

2户

6户

8户

4户

4户

2户

1975年

1户

8户

9户

7户

2户

1976年

1户

7户

11户

4户

2户

2户

1978年

6户

6户

9户

3户

3户

1979年

2户

6户

7户

4户

1户

4户

2户

1户

资料来源:根据9队总决算表整理、计算。

 

在27户中,1974年有近89%的农户人均分粮在400~599斤的区间;1975年有近89%的农户人均分粮在350~499斤区间;1976年有超过81%的农户人均分粮在400~549斤区间;1978年全部农户人均分粮在450~699斤区间;1979年农户人均分粮都在500斤以上,最高超过950斤。分粮最多的,均为单身1人且为壮劳力的农户。分粮少的,大多是无劳动能力成员如小孩较多的农户。这样的粮食分配,劳动力多的农户维持温饱有余,缺乏劳动力的农户则有困难。

对那些人均分粮较多的农户而言,粮食是有富余的。村民回忆,多余的粮食,只有少量的可以偷偷摸摸拿到“集市”上,以物易物,换得鸡蛋、水果之类的,偶尔也卖得现金。但这种行为风险颇大。众所周知,国家长期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城市实行粮油计划供应制度,严格管理粮食市场,禁止私自经营粮食。农户在集市上出售粮食,随时都有可能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为了避免这类政治上的风险,也为了防避来年歉收缺粮,大多农户还是将余粮储存起来。邻里、亲戚之间,偶尔也会互相接济,特别是遇有盖房、红白喜事,周济粮食是常有之事。总起来看,农户所得实物报酬,除了糊口,很少有别的用途。而且,生产队分配什么产品,农户就得接受什么产品。分得的数量本来不多,品种也不太丰富,尽管农户没有选择的余地,谁也不会放弃这劳动所得。

除了实物,农户也会有多少不等的现金所得。按规定,所有实物都按规定的价格折算成人民币(“折款”),生产队记为“农业收入”。社员为生产队劳作一年,通常以个人为单位出勤劳动、记工分,按当年工分值换算成现金额(“应分款”),加总起来,就是农户一年的总收入;生产队以户为单位,以实物形式支付社员的劳动报酬(“实物折款”)。实物折款要从农户一年的总收入中扣除。总决算后,有余款的农户,由生产队分给现金(“余款户”);有欠款的农户,则要退还现金给生产队(“亏款户”)。表3是9队27户历年人均实物折款和现金收入的统计。

表3           第9队27户历年人均实物折款和现金收入统计            单位:元

年份

人均实物折款

工分值(每10分元)

人均应分款(总收入)

人均实物折款占比

人均余款

人均亏款

人均现金收入

1974

60.00

0.592

65.70

91.32%

9.75

4.05

5.78*

1976

59.04

0.518

59.95

98.48%

6.06

5.15

1.16*

1978

72.55

0.635

73.69

98.45%

8.19

7.05

1.14

1979

81.49

0.746

89.00

91.56%

11.72

4.21

7.51

1980

45.39

0.522

50.58

89.74%

6.97

1.78

5.19

5年平均

63.40

0.611

67.42

94.04%

8.48

4.46

4.08*

    资料来源:根据9队各年总决算表整理。工分值由全年生产队可分配的收入除以全年生产队的总工分而得。实物折款占比是指所分配的实物折款占应分款(劳动工分所得)的比例。应分款与实物折款的差额就是余款或亏款。*包含补助款。1975、1977两年无完整数据,不计入。

表3显示,9队的工分值差强人意,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当地村干部和老农回忆说,在人民公社时期,工分值超过0.6元就算不错了。统计表明,农户每人的实物折款,历年平均,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超过94%。[11]也即,农户劳动报酬的94%都用实物支付了。于是,农户所得现金微乎其微,历年平均,每人仅得4.08元而已。有的年份,甚至只有1块多钱。另外,根据会计资料的统计得知,上述27户在5个年份之中,先后有79户次有余款,56户次有亏款。余款户次、人均余款均超过亏款者,但5个年份中亏款户次超过41%,也很惊人。[12]更何况人均现金寥寥无几!

说起旧事,村民至今还感觉心酸,抱怨说,辛辛苦苦干一年,手里没落下几个“活钱”,走亲访友、婚丧嫁娶、翻盖住宅,都感觉很“憋屈”。村民回忆说,除了婚丧嫁娶,当时盖房子是一件大事,要提前很多年就开始攒钱,准备砖(通常是自己脱土坯)、瓦、木料,所需人工主要是亲戚和本村乡亲自愿来帮忙,当然要管吃管喝。也只有劳动力多、余款多的农户,才有实力盖房。但盖房之日,通常还是要找生产队借钱,以备周转。生产队考虑到该户有偿还能力,一般也会借给不多的现金。那些常年亏款的农户,几乎没有可能翻盖住宅。此外,村中有存款的农户屈指可数,据调查,27户中,有存款的约占三分之一,但存款额都不多,最多的一户历年存款余额不过100多元。

因此,这里就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就是,农户所得劳动报酬以实物为主,货币在这里主要用作衡量实物价格。这一分配方式,对农户的消费行为是有影响的。

微观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在关于消费者效用的一般假定下,消费者获得某一种实物所带来的效用的提高,不超过其获得等价值现金所带来的效用的提高,因为现金能使消费者依照自身偏好,选择不同的商品组合来实现效用最大化,即发放现金比发放实物更可取。此外,消费者也可以将所持有的现金用于未来消费,在当期消费和未来消费间做出选择,也即剩余的现金也可能用于储蓄。

在缺乏其他经济收入和市场的环境下,实物报酬对劳动力少、工分少的农户,还是有益的,可以勉强糊口。但对于劳动力多的农户,实物报酬对其消费行为的负面影响就显露出来,那就是“活钱”少。而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劳动报酬被限定为以实物为主,再加上种种“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严厉限制,农民的自由度几乎降低到极点,其合理的消费和投资行为都受到制约,没有可能参与到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用农民的话说,“活钱”少得可怜,根本没有“本钱”做他想。更何况,政策也不允许农民有别的计划。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后果,那就是在粮食十分紧缺的时候,某些农户却存在粮食浪费现象。9队村民回忆说,少数农户粮食富余较多,富余的粮食几乎没有其他消化的渠道,只好窖藏起来。结果,发生变质、虫蛀、耗子偷吃等损失。这无论是对以食为天的农户,还是对以粮为纲的集体和国家,粮食紧缺与浪费并存,都是十分痛心、窘迫和尴尬的事情![13]

以上主要是实物所得的情形。据会计账记载,以及村民回忆,社员从事工副业的现象,历年都有。不过,这些工副业收入具体是如何分配的,已无法精确得知。鉴于会计资料中各年“副业”和“其他”两项收入相加只占总收入20%左右的比例,在扣除费用之后,能分配给农户的现金不会太多。所以,农民手中的现金收入仍然很少。

此外,当时人们对劳动价值的观念,也限制了增加货币收入的途径。村干部和老农回忆说,当时的宣传是,劳动创造财富,粮食、钢铁、机器才是财富;农民生产粮食的劳动才有价值,其他工作就是歪门邪道,是剥削。这显然是对劳动价值论的狭隘理解。总起来看,生产队经济仍然是一个实物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经济,农户家庭经济亦如是。

五、报酬实物化对超计划分粮行为的推动

既然农户劳动报酬主要是实物,很少货币收入,那么,在可能的条件下,农户就要设法增加实物。在生产队,最大的实物就是粮食,主要是小麦。前述表2所显示的,是生产队按规定进行的的实物分配情况,并记载在总决算表上。但在正式规定之外,生产队集体和社员也会冒一定风险(“挖社会主义墙脚”),采取某些策略,从中获益。

人民公社时期,民间一直传言,各生产队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私分”集体粮食现象。这甚至成为公开的秘密,或人人皆知但不敢言的禁忌。[14]在9队的实物分配总决算表上(俗称“大决算”),当然不会有“私分”农作物的记录,但在实物分配明细账中,却赫然记录了超出计划多分粮食的情况,当时称之为“小决算”,主要是多分小麦的情况。因为生产队产出最多的农产品就是小麦,对农户而言,小麦就是最有价值的实物,所谓“家中有粮,心中不慌”,在当时各项物资都极为缺乏的现实条件下,家中小麦多的农户,安全感也相应上升。

据村干部介绍,每户户主都面临家中主妇要求增加粮食的压力,这促使生产队干部与村中较有威望的老人们商量决定,动用库存增加粮食分配。此外,9队有三个大姓,村中事务,尤其是这种带有违反政策规定、颇有风险的事务,通常都由三大姓中有威望的年长者出面,与干部商议,而且“动静不能搞得太大”。因此,多分粮食的举动,也可以说是集体(生产队)与农民合谋,对抗国家政策的策略性行为(即民间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传统村落宗族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也显现出来。

有趣的是,公社也知道村村都有“小决算”,居然也予以放行。村干部和老人回忆说,公社干部对这种事是心知肚明的,而且公社干部的权威性比较强,没有他们的默许,连续多年多分粮食的行动是不可能发生的,原因之一,公社干部家属绝大多数也是农村户口,吃饱肚子的问题,也主要仰赖于生产队的分配,加上干部有工资收入,比起货币收入极少的一般农户,他们有能力支付计划外的实物折款,这类多分粮食的举动,他们也是获益者。与此类似,大、小队干部有所谓“误工补助”,他们的工分经常高于一般社员,“应分款”也多,他们当然也乐于多分粮食了。由是观之,普通农户、传统宗族权威和地方政治精英,在当时物资匮乏、市场缺失、政经合一的生存态势中,为求温饱,他们达成了一致。

表4反映的是9队历年大、小决算小麦分配情况及小决算相当于大决算的比例。

表4                      第9队历年大、小决算小麦分配统计

年份

项目

分配斤

1974

大决算

81 597

小决算

8 011

小决算相当于大决算的比例

9.82%

1975

大决算

72 773

小决算

3423

小决算相当于大决算的比例

4.70%

1976

大决算

81 794

小决算

2998

小决算相当于大决算的比例

3.67%

1977

大决算

92 031

小决算

2 071

小决算相当于大决算的比例

2.25%

1978

大决算

101 422

小决算

12 010

小决算相当于大决算的比例

11.84%

另外卖给社员

4017

1979

大决算

113 017

小决算

15 018

小决算相当于大决算的比例

13.29%

资料来源:根据9队各年实物分配明细账整理。表中“大决算”即为总决算。总决算分粮数并不包含小决算分粮数。

小决算分配,一般在每年的7月,也即夏收之后;有的年份只分一次,也有的分两三次。分配的粮食当然是小麦了,偶尔也在秋后多分玉米,但为数极少,未计入表内。表4显示,各年分配数量不一,多则相当于总决算的13.29%,少则仅占2.25%,6年下来,小决算共分粮43 477斤,相当于总决算分粮数的8%。这样的比重与总决算(“大决算”)分粮数相比,已相当可观;且除个别年份,越往后期数量越多。而数量大幅增加,是因为当地开始给农作物施用磷肥所带来的小麦大幅增产。X大队有一家磷肥厂,9队为其提供原料。早期,农民并不相信这种“石头”也是肥料,所以生产出来的磷肥都销往别处。随着农业科学知识的增加,他们决定试用磷肥,结果是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因9队各年国家征购粮基本保持在2 000~2 500斤之间,有的年份更少,粮食库存增加,生产队也就有了多分粮食的底气。因此,社员各年实际分得的粮食,肯定是要超过当年总决算表所显示的人均数的。如1979年,全队人均多分小麦达96.27斤。

当然,小决算分到的粮食,也都是要折款的。现存1977年的会计资料中,有部分小决算按户分配的细目,一共38户,分得2 071斤,人均12.25斤。当年大决算人均分粮544.56斤,小决算分粮相当于大决算的2.25%。该年也是历年小决算分粮最少的一年(参见表4)。其中,因小决算欠款的有18户,超过总户数的47%;这18户社员共欠款278.78元。由此推测,其他各年小决算分粮较多的年份,欠款当更多。也有的欠款户,只是因为家中有人在外工作挣钱,尽管在生产队劳动少,挣工分不多,但有现金收入,反而能承受多分粮食。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货币收入对农户家庭经济的正面影响,反衬实物报酬之弊端。

另外,生产队有时也直接卖粮给有需要的农户。据村干部回忆,各年零星都有,一般都没有明确的记录,有时仅记为“其他”,如1974年“其他用粮”多达9 485斤,其中有一部分卖给农户了,只是确切的数量已无从得知。但1978年卖粮4 017斤给社员,则有案可查。卖粮决定的作出过程,与小决算一样。只是,谁家有钱谁家就可以买,这对于有人外出搞副业的农户,以及家中有人在外工作拿工资的农户,自然有利。但对于那些纯粹的欠款户而言,只能望之兴叹了。计划经济的藩篱被打开的口子越来越大,同时,因各户劳动力的多寡、货币收入的多少等,贫富差距也是存在的。

农民的“反行为”,当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一个重要的动因,是农民与国家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严重不对称、不平衡。农民的劳动方式、劳动报酬的分配分案,都是国家政策规定的,一般是不能变动的。但为了维持生存并改善生活,农民不得不打破规定,运用所谓“弱者的武器” [15],甚至更进一步,斗胆实施对抗“上有政策”的策略,从而削弱国家的强势地位。从农民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理性的策略性行为。耐人寻味的是,农民的策略性行为,一般限于实物与体力上的“占小便宜”,如偷取、多分粮食,干活偷懒之类,很少涉及制度层面的权利争取。这样零散的策略性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与国家权利严重不对称的局面。

六、结语

概括而言,本文的个案研究表明:遵循“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在生产队中,农户劳作一年的收入,九成以上用来抵扣实物,用于食品消费支出,初步解决了饥饿问题,但剩余极少。劳动报酬主要以实物方式支付,虽有适应农村实际情况的一面,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到农户对消费品的最优选择,限制了劳动、资本等要素的流动和有效配置,甚至抑制了货币经济的发育,一定程度上是向实物经济的倒退。农民手中能动用的货币微乎其微。这也是导致农民日常生活相当艰辛与贫乏的重要原因。少量的工副业收入,也不能改变这一局面。农民采取超计划多分粮食实物的理性的策略性行为,再加上出勤不出力等消极怠工行为,以此作为“弱者的武器”,零散地反制国家的不合理制度安排。在这一过程中,尤其是在多分粮食以求温饱的过程中,能窥见到普通农户、传统宗族权威和地方政治精英的某种一致性。

当然,要深入探讨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化经济,仅讨论农户的劳动报酬是远远不够的。引申开来,在计划经济和集体化经济条件下,农民劳动被迫局限于农村和农业,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实物化,加之“割资本主义尾巴”、隔绝城乡和固定身份的户籍制等种种限制,对农民而言,一方面,农民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失去了最重要的资本,理论上只能靠“出卖”劳动维生,“资本”全部集中在国家和集体手中。[16]另一方面,农民作为劳动者,并没有权利自由“出卖”他的劳动,没有权利自由择业。加之当时简单地认为只有直接生产物质的劳动才有价值,更使得限制农民从事其他工作的政策大行其道,农民劳动的价值大大降低。农民只剩下一种选择:在半军事化的管制下劳动,通过辛苦劳动获得食物,维持基本生存。在这里,农民与国家之间的责、权、利关系是极不对称、不平衡的。国家以强权等多种手段制衡农民,而农民几乎没有制衡国家的手段;如果有的话,那也就是消极怠工、多分粮食之类的“反行为”,但这样的手段却是导致国家、集体与个人、农业与非农业都受损的原因之一。[17]                                                        (责任编辑:曲韵)



[作者简介]徐卫国,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836,邮箱:xwg4681@sina.com;黄英伟,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836,邮箱:yingweihuang@163.com。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近百年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户经济的转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专家的评论和建议,以及樊果博士、王大任博士的讨论。当然,文责自负。

[①] 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80页。调整后的人民公社亦称“小公社”,以区别于1958~1962年的“大公社”。

[②]有代表性的论著如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辛逸:《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Kung, J., “Egalitarianism, Subsistence Provision, and Work Incentives In China’s Agricultural Collectives”, World Development, 1994,22(2),175-187. ;L.Putterman,”Effort, Productivity, and Incentives in a 1970s Chinese People’s Commun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0;Continuity and chang i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collective and reform eras in 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Hsiung, B., and L. Putterman, “Pre- and Post-Reform Income Distribution in a Chinese Commune: The Case of Dahe Township in Hebei Provinc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89,13(3),407-445.; Conn, D., “Effort, Efficiency, and Incentives in Economic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82,6(3),223-234.;梅德平:《60年代调整后农村人民公社个人收入分配制度》,《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5卷第1期(2005年1月)。罗平汉所著《农村人民公社史》(厦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完整提供了人民公社从兴起到解散的详实史实,只是分析不多。

[③]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

[④]黄英伟:《工分制下的农户劳动》,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版。

[⑤]张江华:《工分制下的劳动激励与集体行动的效率》,《社会学研究》2007年5期。

[⑥] 四次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的基本情况参见史志宏:《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历史及现存无、保资料概况》,《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

[⑦] 徐卫国:《清苑县张登镇X庄概况》,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保”调查课题组:《中国村庄经济:无锡、保定22村调查报告(1987—1998)》,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⑧] 在此感谢清苑县张登镇X村第9村民小组的杨先生。他曾长期担任原X大队第9生产队会计,1998年以来的历次调查,都得到他的热情帮助。

[⑨] 表中标准人数,是生产队账本的原始数据。关于“标准人”更多的讨论,参见黄英伟:《工分制下的农户劳动》,农业出版社2011年版。

[⑩] 据9队会计资料。

[11] 据研究,1957~1978年间,全国农民消费额占其收入的99.22%(见孙圣民:《工农业关系与经济发展: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计量学再考察——兼与姚洋、郑东雅商榷》,《经济研究》2009年第8期第144页)。

[12] 统计显示,1978年前公社社员家庭近1/3入不敷出(参见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献汇编》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950页)。

[13] 笔者自己家在人民公社时期,也有过这样的粮食损失。吃不完的稻谷储存在巨大的瓦瓮以及为老人预备的棺材中,招致虫蛀、耗子偷吃,每年都有损失,但无法精确估计损失的数量。

[14]生产队私分粮食给社员,有学者做过专门研究(参见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

[15] “弱者的武器”,是斯科特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探究,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作者认为,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弱者的武器》,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而人民公社时期农户与生产队集体“合谋”,并得到公社干部的默许,超计划多分粮食,这一策略性行为已经不是秘密,而几乎是人人皆知但不便言说的禁忌,这多多少少已经超出斯科特所指的范围。

[16] 周其仁认为,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主义国家扮演了“总资本家”的角色(周其仁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见《经济观察报》2008年7月28日)。

[17]已有学者通过实证证明,工农业资源配置不当,会导致工业和农业效率均产生损失。据测算,农业产值和农民收入各损失1/3的潜在收益,工业部门损失了少则2%多则8%的潜在农业剩余支持(参见孙圣民:《工农业关系与经济发展: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计量学再考察——兼与姚洋、郑东雅商榷》,《经济研究》2009年第8期)。

《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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