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前言

　　拙著《宋代商业史研究》（1968年始刊，1979年再版）的撰写，开始于刚考进东京大学新改制的研究生院之际。这是遵奉导师周藤吉之教授的指示，进行有关宋代商业及其社会实态复原为目的的基础研究，集中整理有关史料而取得的一项成果。这一时期，周藤先生就《宋史·食货志》各章中与农业有关的全部内容，进行了全面的译注，通过绵密细致、网罗无遗的一次史料挖掘，对宋代的农业社会史、土地制度及农村统治政策等领域的全貌，在公布其基本事实关系的同时，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和全面的复原，堪称倾全力完成了前人从未涉足的伟业。但从宋代经济史全局的视野来看．还要对流通需求方面进行考察，对必要的基础事实进行详细的研究。导师命我作为研究课题，以此作进一步的深入探索。

　　这一课题所包涵的各种问题，内容十分广泛而又颇具深度，自认为必须倾毕生精力在继续前著的学术路子上深入下去，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当初研究以来面临的问题是：由于当时经济地理学范畴的参考成果寥寥无几，与后来相比，在质、量两方面均颇为粗放无序的资料库，有待整理，无论举证方面还是推论方面，均有（重）[更]加合理且更稳妥概括的必要性及可能性，这就是拙著刊行以后笔者十分关心的事。

　　例如，无论从米谷流通的供给和需要两方面来看，还是从农村市场的形成、分化、扩散的过程来看，实际局面在于：随着广搜博采的资料越来越多，呈现头绪纷纭、复杂多样的情况也会愈益清楚；纯经济指标加上社会文化方面的重要原因，诸如迁都、京畿设定、财政机构及其措施、战乱、灾疫、外交、对外贸易、人口动态、移民、技术推广、转移及文化生态条件等各种各样相关的综合实态状况也可辨析明白。中国社会的规模容量巨大，也许与其说是时代的差异性大，还不如说是空间的差异性更大。另一方面，虽说由于每一地域、地区或时期的特殊状况产生些差异，但就全国、整个时代而言．宏观经济动向的变化和连动所产生的效应，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吧。如果这种看法有些道理的话，那么试问：什么样的变数才是对全体与局部的变化和差异共同起作用的呢？某一地域、地方或某一时期的变化，达到怎样的程度才表明其是总体的一部分呢？

　　为了对这种现实的众说纷纭的复合相关方面进行总结性的概括，除了按照差异的原因产生的空间、时间、状况的不同脉络，据资料的证词以求得整合有序外，选定涉及总体与局部的变化全都重要的指标．进行其因果的复合关系的推论，这一程序实有必要。遗憾的是，伴随这种视野的研究还停留在萌芽状态。例如，以国家的农政、财政为主，即使是关于土地制度、财产制度、行会、币制等等与公私制度范畴有关的研究，也多半是反映所依据资料性质的法制史、制度史方面的问题，主要是能得到反映国家水平的观点及整个时代特色的重点所在。即使参照宏观经济态势发展模式关于经济增长的推论，也未必会被解释错综复杂相关实际状况的中等水平的理论所认可。

　　宋代经济的、社会方面的各种变化，对延续千年之久的元、明、清的发展留下较大的影响，这是难以抹杀的事实，尽管残存的资料存在明显的失误及杂乱无序，作出这样的概括仍未免牵强和困难重重。即使看来也好像颇为繁杂，但把有限的资料置于比较恰当的位置，选出适当的指标，必须有史料学上的积累才能提供个别与全体关系一望而知的推论。利用局部事例研究和地域史研究的手法，只要得到整体史观（holistic perspective）的证实，就能达到这一目的。

　　本书是把考察局限于长江下游流域的一个具体事例及局部地域的研究，观察对象既不是一个小地区，也不是全国范围．而是介于两者中间水平的、国家与社会的相接合地域及其历史。之所以选择江南地区为研究对象，固然是因为资料遗存状况比较良好，另一原因是江南地区在社会经济方面发挥的重要功能远远压倒其他地域。但我并不认为江南的事例是宋代经济的典型，这也可以说是积累其他地域的事例研究，以达到解析总体全貌程度的一种过程性的尝试。以其与社会总体的联系作为测定地域发展的指标，主要有人口密度、村落分布、农作物分布、城市化发展水平、技术要紊（交通、水利、农耕法、手工业等）及社会流动性等。以这些为焦点，应尽可能抓住接近具体实态的相关指标，但坦率地说，这些也都未必能达到足以彻底分析的程度。

　　本书尚有欠成熟，如有内容上的失当，责任概由笔者个人承担。在研究的过程中，深受诸多前辈时贤学术成果的启示和教益，仅表不胜感谢之意。在研究生院期间，承蒙得到导师周藤吉之、松本善海、西嶋定生、山本达郎、榎一雄诸位教授的悉心教示，正是他们指示我在研究商业史的同时应探索经济的地域差异问题，这些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作为东洋文库的研究生提出的报告，这一论述地域差别的论文最初承蒙榎教授在百忙中审阅，予以勉励并加推荐。

　　当时，因为经济地理的考察和分析在日本国内还很罕见，势必遗过借鉴外国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从西欧的地域史、年鉴学派的学说及美国的地域史、人类学、经济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的、史料学方面的教示中获益匪浅。l950年代以来，作为西欧的汉学家先驱杜熙德（Dennis Twitchett）教授，在其论著中一贯主张地域史研究的重要作用。当我拜读其大著见到这一真知灼见时，无异在黑夜中见到了光明。不久，经过杜熙德教授的斡旋，仰赖斯坦福大学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教授的指导，又得到市古宙三教授、马里乌斯·杰森(Marius Jansen)教授的援助，得以远渡重洋，赴美访学。此后，近20年来，承蒙施坚雅教授地域社会分析法的启蒙．才得以初步人门，有幸数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进行讨论，同时拙文也承施坚雅教授主编的论文集中赐予刊载的机会，这些在笔者的研究生涯中均是难以忘怀的隆情高谊。

　　在当时欧美学术潮流中，结构主义占主导地位，其间倡导“新社会史”观理论，重视整体史观和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ty）理论；选择问题史学的论题，以及开拓社会史的学术领域、与地域史的细密研究相结合，即通过社会科学和历史学间的学际对话进行研究，成为一种时尚和方向。所以，欧美学术潮流对本书的研究大有裨益。学习宋代政治社会史学家刘子健教授关于决定统治阶层行动类型的各种各样社会要因的复合性的理论，及伊懋可（Mark Elvin）博士关于同时说明社会经济的进化与均衡的理论手法，使我从中得到最为新鲜可贵的启示。我也从马若孟（Roman H.Myers）博士那里学习分析农业社会的方法，同时还在从新古典学派那里学习关于“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的各种理论的过程中，把这些理论运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特别是l975–1976年在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作访问学者的一年间．当时承蒙施坚雅教授及马若孟博士对笔者的“宁绍地域史”研究予以极大的鼓励和帮助，能专心致志地埋头于明清时期资料的收集。然而在本书里这一成果就尚未达到系统整理、公之于众的水平。相对于两位的关心，拙著实在是名不副实。笔者惶恐不已。

　　近10年来，欧美的汉学家不断刊出地域史研究方面功力深厚的论著，本书也从中深受教益，尤其是从何炳棣教授的人口史、移民史、社会流动史研究，罗友枝（Evelyn S.Rawski）教授的明清地域研究，郝若贝（Robert Hartwell）教授关于宋代开封经济圈、人口及社会流动的地域研究，宋汉理（Harriet Zurndorfer）教授关于宋至明代的徽州研究，曼素珊（Susan Mann）教授的清末厘金研究，罗威廉（WiiRowe）教授的明清史研究，李中清（James Lee）教授关于明清的云南、贵州地区研究，约翰·查菲（John Chaffee）教授的宋代科举研究，罗伯特·海姆斯（Robert Hymes）教授的宋代江西社会史研究，万志英（Richard von GIahn）教授的宋代四川研究，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教授的明清湖北研究，王国斌（R. BinWong）教授关于清代荒政及抢米风潮的地域研究，孔斐力（Philip Kuhn）教授的清代团练研究，萧邦齐（R. Keith Schoppa）教授关于民国时期浙江的研究，全汉昇、王业键教授关于清代物价、赋税等地域动向的研究成果中，直接、间接地得到许多教示。十分凑巧，1984年8月，在意大利贝拉丘（Bellagio）召开的以“中国经济史的时、空动态及周期：980-1980年”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期间，地域史研究方面造诣精深的专家济济一堂，我有幸与费维凯（Albert Feuerwerker）、罗伯特·登伯格（Robert Dernberger）、郝若贝（Robert Hartwell）、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贾永吉（Michel Cartier）、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马若孟（Raman H.Myers）、王业键、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罗威廉（William Rowe）、托马斯·戈茨翰（Thomas Gotshang）、彼得·施兰（Peter Shran）、刘翠溶、史乐民（Paul Smith）、李中清（James Lee）、白吉尔（Marie CIaire Bergere）、谢尔曼·科克兰（Sherman Cochran）、吴承明等诸位出席会议的教授会面，这次会议讨论的范围涉及地域史研究的可能性、理论方法、实证方面的作用及问题，并进行了可行性展望。

　　在这里也想对上述吴承明、王业键、刘翠溶教授等中国学者赐予的教益表示衷心的感谢，傅衣凌教授读完拙撰后赐予好评。在历史地理学的宽广领域方面也得到谭其骧教授的教示。此外，陈桥驿教授以其精细的地域史研究成果为中心，赐予笔者个人以莫大的亲切教益；梁庚尧教授关于南宋经济网罗无遗、面面俱到的研究，也为本书有关章节各处提供了可贵的启示。拙著也受到樊树志教授、刘石吉教授的明清市镇研究及李伯重教授的唐至明清的江南经济史研究成果方面的许多具体而可贵的启迪。

　　本书中，除了作者自制的图表外，还引录转载了谭其骧教授、陈桥驿教授、高谷好一教授、石原润教授、本田治教授、妹尾达彦教授、魏嵩山教授、葛剑雄博士等制作的图表，对诸位教授赐予本书写作各种有益的启发及慨允转载图表的各位教授和有关出版社，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乘此机会，对以前任教的大阪大学文学院史学系的诸位教授，经济学院及关西、关东的社会经济史学会有关的各位教授赐予研究方法上的有益启示表示感谢。东洋文化研究所对到任未久的笔者，给予研究报告以纪要专册方式刊行的机会，对此及对给予勉励的各位同僚、导师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对承担本书编审出版予以各种关照的以山崎利男所长为首的刊行委员会各位委员（委员长户田祯佑教授），对以木内义一事务长、木村源藏调查员为首的研究所教职员的照顾一并表示衷心感谢。对承担本书印刷的汲古书院社长坂本健彦先生以下的该社各位的特别关照，不胜感激。

斯波义信
1987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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