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视角下的郑和远航

　　我们正在迎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郑和远航600周年。

　　倘若历史在时光的隧道中回流，跨越六个世纪的时空，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将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图景：一支规模空前的远洋船队，“云帆高张，昼夜星驰”，从中国的海岸向南、向西，驶向遥远的天际。这是一支庞大的海上商队，其基本成员却是军人；这是一支雄强的海上武装，肩负的使命却是和平。

　　自从有人类文明以来，文明之间就有交流、交汇。在整个文明的交流与交汇史上，惟有以郑和远航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对外交往最文明。因为，它最和平。

　　郑和远航。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拥有一种强烈的、自觉的文明使命感，即致力于提升远近诸国的文明化程度。

　　几乎与郑和远航活动的同时，西方基督教文明圈开始了另一项伟大的航海事业。1415年，就是郑和首航十年以后，葡萄牙人占领了北非的休达，由此展开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的航行。由“航海者”亨利王子倡导的这项事业，其结果是瓦斯科．达．伽马绕航好望角，于1498年开辟了新航路而抵达印度。

　　与达．伽马绕航好望角堪称双星远航的，是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

　　从历史长河上看，郑和远航与西方的大航海事业，可说是同步展开。

　　郑和与他所代表的中华帝国、中华文明，在当时的远航竞赛中占尽了风流，却在历史长河的文明竞赛中终成输家，竟然在此后的数百年间逐渐失去了命运之神的眷顾。

　　包括我本人在内，人们常常以一时的成败论英雄。当我们欢呼郑和首航即远达南印度的古里(即卡利库特)时，我们看到的是葡萄牙人迟后九十多年才到达这个港口。但我们却忽略了一点，即：郑和走的是千百年来亚洲各国船长和海员们所熟知的航线，是一次驾轻就熟、老马识途之旅；而迟到的葡萄牙人，在几十年里一直在和陌生的海域拼搏，在风涛怒吼中开辟自己的新航线，锤炼自己的创新精神。

　　从“航海者”亨利到达．伽马与哥伦布们的这种创新精神，根植于其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环境之中，而这一文明环境在中世纪晚期正在悄悄地发生着质的变化。

　　大致在公元11至13世纪，欧洲进入了贸易和城市大发展时期，从意大利牵头，到西欧广大地区，新型的工商业都市迅速发展。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雏形一一市民力量的勃兴，支撑了半独立的自由城市直到城市共和国的涌现。这一势头虽经14世纪百年战争与黑死病瘟疫的双重巨大破坏，但并未受到结构性的打击。同样的势头虽然在中国也曾有过萌动，却受到大一统的帝王集权的致命扼制未能展开。居民10万人以上的城市在唐代已过10座，宋代更达40余座，但在国土辽阔，人口数以千万计的大一统中央帝国之中，微不足道。城市涌现在哪里，皇权就控制到哪里；在中国，都市是皇权更为集中掌控的基地。

　　在社会经济发生带有质的变化的基础上，西欧政治、思想与一般文化领域也随之出现了重大变化。从14到16世纪。由意大利半岛开始，一场被称为“文艺复兴”的活动在欧洲展开。这是一次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准备，一次近代西方文明的启迪。

　　人们首先向欧洲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发起了冲击。在这方面，财富观的巨大转变尤其值得注意。布鲁尼指出，财富本身无善恶属性，财富是外在幸福和力量，乃道德之基础；索德里尼认为，“财富是使人愉悦的幸福之泉”；罗伦索．瓦拉更大声疾呼：“想用守贫、节欲、顺从三种德行使我们就范这是不能容忍的!”在这一社会思潮大变异的背景下，哥伦布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则公开声称：“黄金是一切商品当中最宝贵的，黄金是财富，谁占有黄金，谁就能获得他在世界上所需的一切。同时也就取得把灵魂从炼狱中拯救出来，并使灵魂重享天堂之乐的手段。”

　　与财富观转变的同时，人本主义也成为这一时期欧洲流行的社会思潮。在政治方面，人们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如吉罗拉莫主张：“主权要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这一思想的最初具体化，就是高扬起“捍卫城市共和国”的旗帜。它的进一步发展，则是马基雅维里的开明君主制学说，主张君主要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政治权利。

　　欧洲发生的所有上述这一切上层领域的变化，在中国均与此不同。远的不说，从汉代的董仲舒到明代的王阳明，儒家的义利观一直居社会思想的统治地位，即所谓”iE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功利自是所不论”。这种过分压抑功利的思想，在南宋以来的理学那里发展到了极致，这就是所谓“存天理，灭人欲”。明代黄绾，终日不食，罚跪自击，“以心中发一念人欲用黑笔点之；以心中发一念天理用红笔点之”，达到了荒谬绝伦的境界。我国的大航海家郑和，就是在这般与哥伦布、达．伽马有天渊之别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环境中生长的，而且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儒家理学的这一套，在郑和的头脑中更加上一层皇权的阴影，因而只会更加封闭与偏执。

　　正是在上述文明走向的巨大差异的背景下，西方推出了它的大航海活动。这是一个从经济政治到思想文化正在全面向近代转轨的文明所推出的航海活动。特别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个转轨中的文明，直接地为西方大航海提供了两大具体优势。

　　一个是在思想解放的环境下，新的科学观，尤其是地圆说理论大为推广与流行起来。这一理论，逐渐为当时欧洲的知识界所接受，成为一种主流观点，甚至一直影响到罗马天主教会的高层。红衣主教德．阿依就写了《世界的样子》，这部出版于1410年，相当于郑和第二次远航归来不久的著作，对航海家哥伦布有着直接的启示。

　　另一个则是在政治方面。乍一看去，郑和与西方的大航海活动，背后都有一个强大政治权力在支持。郑和是由大明帝国的皇权直接指令出海，而哥伦布与达．伽马的身后则有葡萄牙、西班牙两个王权的支持。然而，当我们深入剖析这两种支持，就不难发现，在东方的皇权与西方的王权之间，存在着背道而驰的文明拉力。

　　马克思在讨论印、中两国旧生产方式解体缓慢的原因时指出：“因为这里直接的政治权利没有给予帮助”。

　　岂止是“没有给予帮助”!毋宁说给予的是巨大的阻碍。我们知道，郑和远航是得到“直接政治权利”的帮助的，而且远不止是帮助，而是直接的创意、指令、组织与一切保障。然而，这一航行，却与旧生产方式解体无关，相反，在皇权直接支持下的郑和远航，是一首东方封建文明威武雄壮的绝唱，它使这一文明更加成熟化、圆满化。而对于客观上会导致旧生产方式解体的那些民间海上商贸力量，皇权采取的则是“片板不许下海”的封杀政策。那狰狞的封杀令，是断然的，旗帜鲜明的。

　　在西方，支持哥伦布和达·伽马的王权，还支持了民间的航海活动。

　　而正是哥伦布和达．伽马牵头的这场民间商贸力量参加的大航海活动，奏响了一个新的近代文明的序曲。例如，1377年葡萄牙颁布了费尔南多法令，内容主要是船籍登记自由，奖励造船，奖励出航，互相保险，统计船只和技术检查，等等。葡萄牙政府还规定，凡建造100吨以上的海船，造船主可以受赏。这与同一年代的朱元璋的“片板不许下海”的严厉国策，对比是何等鲜明啊!在某种意义上，庞大的郑和远洋船队在西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巡弋，正是对民间造船业与海外贸易事业的一种打击和震慑。我们只要留意，便不难看到，著名的福建海商，正是在明初一度沉寂之后，“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这其中，不是恰恰透露了郑和远航与民间海外商贸关系的一些重要信息么?

　　在15世纪初，郑和率领的中华远洋船队，怀着强烈的文明使命感，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大洋大海上，“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全方位地传播了中华文明，特别是传播了“共享太平之福”这一中华文明的核心观念一一和平，在增强中华文明与亚非大陆各民族的了解与友谊当中，积极促进了那里文明化的提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郑和远航走在了古代世界各民族友好交往的历史前列，在人类文明交汇的历史上，起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为文明交汇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

　　郑和远航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上，树立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与此同时，在郑和远航船队的身侧，在世界的西半球上，也开始了另外一项远航事业，这就是所谓西方开启的大航海事业。那项大航海事业，根植在与郑和全然不同的文明环境之中一一即正在开始转轨的、走向近代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土壤之中。这个西方文明的土壤与环境，使得西方的大航海不像郑和远航那样戛然而止，而是日益发展壮大，生生不息，终于带来了一个日渐全球化的近代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大航海事业，虽然充满了暴力与野蛮，却在人类文明走向近代的过程上，树立了一个更高的高度。

　　今天，我们在纪念郑和远航600周年的时候，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地传承郑和的事业，有助于我们增加自觉性，减少盲目性，迎接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再树立一个文明的新高度。同时，作为中国学人，我们也愿意同世界各国的同行加强交流，互相学习，共同为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贡献。

（文章来源：《新华文摘》2005/3）

(摘自《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原文约12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