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民族史观的几个特点

　　【作者简介】李珍，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编审，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北京100017）。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进一步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民族观念在中国古代历史与史学中的重要地位。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进程中，民族史观与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密切相联，与此同时，它的发展还受理论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制约，在理论认识与史学活动中体现出独有的特征。

　　第一，中国古代民族史观有着延续不断的丰富的历史记载。

　　史学是对客观存在的现实反映。对于民族问题，古代史家很早就有涉及，而相应的民族史观也就发生、发展起来。在《尚书·牧誓》、《诗经》的《大雅·尚武》、《小雅·六月》，以及《春秋》、《左传》、《国语》等历史文献中，都有许多对于多民族活动的史事的记载，从而成为中国史学上最早的民族史观的表现形式。（参见瞿林东：《少数民族史学的发展与多民族统一国家观念的形成》，《河北学刊》2007年第6期）自此之后，在中国古代丰富的史学著述中，包括正史、典制史、地志、史论、杂史等各类著作，民族历史与民族关系都是重要的记述内容，而与此相关的民族观念，也不断丰富起来。在这些史著当中，历代延续不断的正史修撰活动，尤其是正史当中自《史记》以来延续下来的民族列传，相对完整地记述了中国各民族之间既融合又斗争，在曲折中不断走向一统的历史进程，及与之相关的理论、制度的发展进程，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民族史观最重要的文献资料。他如典制体史书中的《通典》，地志中的《华阳国志》、《元和郡县图志》，史学理论著作中的《史通》，以及散布于历代思想家、史学家各类著作中的大量相关认识，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上，提供了更为丰富生动的思想素材，使我们有可能更为全面地了解与把握不同时期民族史观的面貌与特点。

　　民族史学的发展是民族史观发展的必要前提。从总体上来看，不论是战争冲突还是友好交流，在民族融合更为深入的历史时期，民族问题就越加受到关注，民族史撰述就越加丰富，民族史观的内涵就越加深刻。在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辽宋夏金元以及清代，民族史学与民族史观所取得的长足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少数民族不仅在政治上从“四裔”之地走到了中心，建立起强大的封建政权，而且在文化上，也有了根本的进步，建立起一整套包括史学在内的意识形态系统。少数民族专书如《魏书》、《周书》、《北齐书》等被视为“正史”。这些史学上的深刻变化，事实上正是对民族史观巨大转变的一种反映。虽然从总体上看，这些历史记载与思想成果所体现的观念并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左，但这本身就是民族史观在曲折中不断得以丰富、发展的客观体现与必要前提。始终伴随着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历程，是中国古代民族史观最为突出、也是最为重要的特点。

　　第二，中国古代民族史观在理论形态与表现形式上有着突出的丰富性特征。

　　中国古代各民族融合的过程，是一种典型的在矛盾、对立中呈螺旋状上升趋势向前发展的过程。历史发展过程的复杂性与曲折性，决定了与此相关的理论认识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从历史发展的一般意义上来看，与中国古代民族史观密切相关的理论概念，主要有夷夏之辨、大一统、正统论等。三者在史家论述过程中，往往互有交叉，难以截然区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的具体表现形式都有所不同。

　　夷夏之辨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文化上的差异，二是指民族差异，三是指民族间的歧视。它与正统论交织变化，具体含义随着时代而有所不同，成为影响民族史观重要的理论观念。总体而言，先秦时期的民族观念兼有三层含义的特征，体现出理论上的多样性。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史学对夷夏之辨的强调，则突出地表现为各民族政权强烈的正统观念。隋唐时期，受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影响，史学中夷夏之辨的色彩淡化，且在客观探讨夷夏差别产生的原因方面，以杜佑《通典》的《边防典》及《礼典序》为标志，取得了最高水平的：哩论进展。宋代史学在夷夏之辨问题上的成就，除去其中消极的因素，更多地反映在它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现实历史，提出相对平实的民族观念，突出大一统的功业在继承政治正统中的重要地位。元代史家在阐扬正统观念、倡言华夷之辨上很突出，但统治者一统天下的气度与客观事实，使得这一时期的民族史观较之唐代也具有新的进展。明清时期，对新的大一统局面的颂扬及对少数民族的肯定评价，已经被更多史家所接受。

　　正统思想在史学中的萌芽早在《春秋》一书中即已有之。在之后的历史中，由于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愈来愈重要，它们以统一天下、争夺正统为目的的政治活动与史学活动，亦成为当时民族历史与民族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受这种现实状况的影响，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正统论一方面出现了淡化夷夏之辨的倾向，一方面以夷夏之辨言正统而贬斥敌对政权的现象亦十分突出。受史学发展中求实求真思潮的影响，宋代民族史观在深入考察正统论的内涵、实质等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理性倾向，民族因素与政治正统的关系，事实上进一步淡化了。而辽金史学对正统论的阐发，则更着意于对天下之“正”地位的争夺。元朝以少数民族贵族为核心统治全国，故大一统思想与正统论都得到了空前的阐扬。其积极影响，是对民族关系比较客观的处理。它的消极影响，则在于夷夏之辨在以“《通鉴》学”为代表的史学中得到了加强。在新的更为巩固的封建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夷狄进至于爵”的主张，虽然还有着《春秋》学的外壳，但内容上却大大消解了夷夏之防，为民族史观向近代转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上述理论观念曲折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夷夏之辨所反映的民族心理，对民族史观的发展没有积极影响，但是它与正统论、与大一统思想的结合与分离过程，却深刻地揭示了这样一个趋势：多民族史学对多民族历史的反映与解释，在对夷夏之辨的讨论中不断走向平实与理性。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民族史观，在表现形式上大致都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从对华夷之辨的阐扬，发展到对大一统的着力表现。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发展演进情况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在客观历史形势不断发生变化，并对史学发展产生影响的同时，社会思潮、史学本身对前者的反映与思考也在不断地深化。正是上述这几个方面的因素，使得民族史观在史学表现形式、在理论观念的倾向、在对民族问题的具体认识等诸多方面，都体现出明显的螺旋式上升的特点，也就是说，每一历史时期的华夷之辨与大一统都有新的时代内涵，事实上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重复”。

　　第三，中国古代民族史观始终受强大的文化向心力的引领，推动着多民族文化认同的深入发展。

　　历史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民族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认同意识在史学上的反映，至晚在《史记》明确提出各民族同源的结论，就已经很突出了。这一认识所蕴含的积极内涵，成为凝聚各民族不可或缺的历史意识，也成为后世民族史学所体现的重要内容。“中国”、“炎黄”等在今天得到各民族认可的历史概念，以统一的文字，与大致相同的体例、格式传承下来，这一现象本身就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而沿袭《史》、《汉》以来的成例，既是一种史学发展意识的表现，同时也是一种对多民族统一于中央皇朝这一认识的继承与发展。

　　在中国古代民族史观发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史记》以来，多民族文化认同意识逐渐加强的过程。它的具体表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各民族同祖同源。在中国古代的民族史学著作中，民族同源意识一直存在，汉族史家通过这一点来阐扬政治大一统的历史渊源，少数民族史家则大多力图通过史学著作证明自己与尧、舜、禹、汤等先圣的种种血缘联系，进而寻求政治上统一天下的合理性。这种文化观念与心理，在各种体裁的史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而且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对民族关系发展的走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是继承同一种文化传统。这里的文化传统，一方面指儒家的思想文化，一方面则指对于封建政权至关重要的“正统”。前者主要表现为各民族在政治、制度、文化上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族文化的学习与继承，甚至最后同化于汉族文化当中。这是民族文化认同在客观历史上的反映；后者则突出地表现为各民族政权以“天下”正统自居，以儒家传统的思想观念为武器，为自身争得政治、文化上的地位服务。在同一种文化背景下寻求各民族的大一统，成为各民族统治者及其史家最重要的政治目标，同时也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表现形式，从意识形态角度不断巩固与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这是民族文化认同在政治统治上的反映。

　　三是突出强调“天下大同”、“天下一家”的思想认识。这是长时期的民族斗争和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由于最高统治者的认可，它在各种形式的历史撰述中，都得到了突出的表现。中国古代的民族史观发展始终伴随着消极因素，泾渭分明地体现出“华夷之辨”与“天下一家”的理论分野，但对大一统的突出强调，对继承儒家“道统”与“治统”的自觉意识，却始终是民族史观最主要的理论立足点。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这些观念愈来愈明显地趋向于成为一种民族之间相互的吸引力，对中原文化与政权的向心力，并最终通过民族心理维系着各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发展与稳定。

　　第四，中国古代民族史观的发展演变，鲜明地体现了客观历史对史学与史学观念的影响与推动。

　　众所周知，思想意识的大发展与社会政治局势及相应的文化思潮的推动密不可分。受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在曲折中向前推进的现实状况的影响，史著成为反映民族斗争、融合之潮流的重要方面，而其中的民族史观，也必然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客观历史的现实需要。民族关系不断深入发展的现实，使史家在重视民族问题的同时，不得不对更多更深层次的问题进行探讨，如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地位，各民族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儒家政治与文化上的“正统”的继承问题等。而在这种思考中，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进一步发展了、升华了，民族史观也随之走向了新的高度。一般说来，在社会政治局面相对安定、民族关系较为融洽的时期如隋唐时期，民族史观对社会现实的反映相对开阔，大一统的政治思想成为影响民族史观面貌的主要因素，也具有更多的积极成果。而在社会政治局面动荡、民族关系以冲突争战为主流的时期如魏晋南北朝、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史观对现实的反映就往往体现为夷夏之辨、华夷有别的一时之盛，而相对客观的认识则在这一背景下仍然艰难前行，呈现出进步与回潮的双重特征。其进步方面反映着历史发展的趋势，回潮部分则是对民族关系的]见实状况的体现。史学与社会、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在民族史观的发展中体现尤为突出。

　　史学不仅能够反映社会历史现象，而且对客观历史发展会产生反作用，并通过这种作用影响历史进程。比如，“天下一家”的观念在唐代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影响到思想领域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推动了中国各民族融合的进程。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主要通过受各政权实力影响的战争、迁徙、贸易、通好等物质领域内进行的，那么，这一进程在隋唐时期不但在思想观念上得到认可与深化，而且成为受到这个观念支配的一种较为自觉的行为。而在统一规模空前的元代，史家对“天下一家”又作了新的解释，从而一方面为蒙古族贵族寻找政治上的客观合理性，一方面也为巩固、推动各民族更深入的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同样，中国古代史学中关：厂民族问题的其他积极成果，如“能用士而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陵川集》卷一九《时务》)，“中华与夷狄同”(《通典》卷四八《礼典八》)，“二小儿同父母兄弟也，或因小事物相恶骂，即咒其爷娘今死，不知彼父母亦我父母也”(《许衡集》卷二《语录下》)，无疑在对现实的民族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思考与升华的同时，也对民族融合进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华民族多元统一格局的形成过程中，这些理论认识带来的积极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五，中国古代民族史观呈现出鲜明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特点。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并不是直线的、单一的，而是有着突出的复杂性与曲折性。民族史观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最重要者，一是客观历史环境的变化。二是占据当时社会主导地位的思想或思潮。三是史学本身的历史传统与时代特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三个方面所起作用各不相同，其各自的影响亦或大或小，共同影响与决定着古代民族史观的具体面貌与基本特征。

　　纵观中国古代民族史观的发展，在社会相对稳定的历史阶段，它的发展似受后两种因素影响较为明显；而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时期，它的内容与特点则更多地反映出统治集团政治上的要求；史家群体对于客观历史的理性认识与思考，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民族史观的某一方面特征，成为一定时期历史认识的组成部分。这几方面的因素相结合，使得某些历史认识与社会现实的特点并不完全吻合。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发现，中国古代民族史观始终沿着曲折的道路向前推进。正统论与民族压迫的客观存在更多地从消极方面影响了民族史观，而史家求真求实的理念与史学活动却对民族史观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魏晋南北朝与辽宋夏金都是民族融合大发展的历史时期，而史学当中的华夷之辨却始终未能消除其影响，甚至在元代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之下还表现出某种强化的趋势；在宋代民族矛盾较为突出的情况下，司马光、朱熹的民族观念却有着相当理陸的认识。就是在不少史家本人的民族观念中，也表现出这种矛盾性。如杜佑的民族理论成就体现出朴素的辩证色彩，在民族史观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在民族政策上，受尾大不掉的政治格局的影响，他却提出了“限隔华夷”的主张，这与唐代“天下一家”的政治局势与史学观念相比，无疑是一种落后的表现；胡三省的《音注资治通鉴》具有鲜明的民族情感，但对民族历史与民族关系相对平实与客观的认识，又使得他的民族观念在理论层面上具有积极的进展，等等。这些植根于现实又或超越或落后于现实发展的思想认识，制约或推进了社会的变革，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后世民族史观的面貌。这是中国古代决定民族关系发展的封建政治统治思想及儒家名教伦理观念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此，虽然魏晋至宋元时期，民族史观的发展总是随着历史的进步而不断向前推进，取得了无愧于时代的成就，但史学当中的民族观念出现根本性的转变，还是在近代以后。

文章来源：《历史学》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