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中国乡村史研究面临诸多新课题
城市化进程带来乡村社会变迁。有学者认为，今天的乡村很可能是未来的都市，乡村史研究不仅能为城市化提供借鉴，也能为城市化建设方向和发展道路提供思路。
乡村史研究关注十大问题
中国乡村史研究发端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20世纪前半期，乡村的解体与对“乡土中国”的观察、探讨同步展开，以乡村社会结构、乡村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史研究一度引人注目。
“当时近代乡村史研究大都是在‘乡村危机’的急迫呼声中，本着改造乡村、拯救乡村的现实需求而产生的。”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先明说，近代乡村史研究真正开始受到关注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研究者的选题尽管各有不同，但从“社会史”的角度来探讨乡村问题却成为研究取向，近代乡村市镇及经济状况、近代乡村社会结构等问题成为研究重点。新世纪以来，乡村史研究在深度和视野方面较以往有了进一步拓展。其中，关于乡村建设、基层制度权力、乡村经济与社会文化、社会流动与乡村结构变迁、灾荒疾病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尤其受到关注。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马俊亚认为，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乡村史研究是直到20世纪才出现的。李金铮在《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发表的《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的十大论争》一文中，把近代乡村史研究归结为十大问题，包括人地关系是否失调、土地占有是集中还是分散、租佃关系是否紧张、小农经济与规模农业的效率比较、家庭手工业解体还是延续、如何评价高利贷、商品化的动力、经济行为追求利润还是谋生第一、经济演变趋势发展还是衰落、经济性质资本主义成分还是封建势力占优势等。近年来，历史上的城镇化、乡村建设、新式产业与传统产业的互动关系等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
未来乡村史研究看重乡村社会生态
在当前城市化、城镇化建设的大趋势下，王先明认为，乡村史研究特别应观照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三农”问题既是现实问题又是历史问题。将当代“三农”问题置于近代历史进程中加以审视，才能够厘清其形成、发展的深层致因和演变趋向，也才可以在动态进程中把握其时代特征。其次，从近代历史进程看，乡村危机实际上并不是乡村本身的危机，它是近代以来城乡背离化发展态势下所造成的乡村社会、经济、文化衰退危机。因此，着眼于中国乡村变迁的“长时段”的趋势性研究，对于当前城镇化发展有重要的史鉴意义。最后，城市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一定会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基本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因此从环境史尤其是社会环境史的视角来研究乡村社会变迁，也应该成为乡村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
“加强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这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乡村史研究的重点。”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曹幸穗说，农村土地制度是与农村户籍制度紧密相关的一项根本性制度。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围绕农村土地的利益矛盾必将日渐凸显甚至激化。乡村史研究要站在人类发展史的高度，借鉴与我国历史文化相似的国家或地区的农地改革经验，重点研究如何保护基本农地以实现国家的粮食安全，如何保护失地农民的利益以实现社会和谐等问题。此外，乡村史研究还应该加强两方面的研究：一是农村户籍改革的研究；二是关于培养现代农民的研究。这是我国乡村史研究的新课题、新任务。
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市镇蓬勃发展，成为明清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栾成显认为，在当前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形势下，更应大力推进明清地方市镇发展史的研究。在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市镇成为商品经济网络的一个个连接点，不可或缺。正是这种经济上的发展与变革，为市镇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明清地方市镇研究在当前有现实意义。
“我个人认为，目前和未来乡村史的研究，应较多地关注乡村社会生态、社会福利和政治文明。”
马俊亚说。同时，乡村史研究应摒弃100多年来工业经济的话语霸权，反思“工业拜物教”的各种后果，认识到农民也有权利关注、修复、保护、建设其曾经存在过或是其理想中的美丽乡村。此外，乡村政治文明这一领域是当前乡村史研究的空缺，这与我国当前政治文明建设极不相称。
究传达新的“农业观”
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革始于20世纪初，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乡村社会变迁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王先明认为，对于整个近代史而言，近现代中国历史变革的走向、规律及其独具的特征，如果不从乡村社会研究入手，就很难真正获得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认识。这正是近代乡村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之所在。
曹幸穗认为，首先，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的现代社会过渡的阶段。这个过渡阶段存在经济上的结构性矛盾和社会阶层上的利益性冲突。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进入城乡发展一体化阶段，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需要有计划、分阶段、因地制宜地推进城镇化。其次，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要十分清醒地保护、传承和利用我国的农业文化遗产。最后，乡村史研究需要向社会传达一种新的“农业观”。现代乡村研究发现，农业具有广泛的多功能性，农业除了传统功能外，还有生态功能、环境功能、文化功能，等等。
许多城市和乡村问题具有历史传承性和现实关联性，不从源头加以考察，很难认识清楚。马俊亚认为，如上海、苏州、常州等城市化进程中的苏北人口，东西部地区城市化格局的不平衡性等，均涉及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采访中，学者纷纷表示，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城乡发展的失衡、乡村危机、乡村发展的滞后性等问题，曾一再出现并在特定条件下成为影响或制约整个现代化进程的焦点问题。因此，如何在未来的发展中避免或减少这方面的负向效应，是学术研究不应回避的责任。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