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五台山文殊院说到佛教流行的原因

  鲁达三拳打死镇关西郑屠之后,逃到代州雁门县,又因官厅行文捕捉,便由赵员外的介绍,入五台山文殊院,剃发为僧(第三回)。文殊院能够收容犯人,本来不足为奇,因为人们既然寸草不留,就是表示六根清净,与世无竞,他们是化外的人,当然不受王法制裁。不过我们所视为奇怪的,则为文殊院的经济力,文殊院的僧人有五七百人,他们念经拜佛,毫不劳动,而乃有很大的财产。挑担卖酒的汉子对鲁达说:“我们见关着本寺的本钱,见住着本寺的屋宇,如何敢卖与你吃?”酒店老板也对鲁达说:“师父少罪,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里的,本钱也是寺里的,长老已有法旨,但是小人们卖酒与寺里僧人吃了,便是追了小人们本钱,又赶出屋。因此,只得休怪。”由此可知在文殊院周围数十里之内,不但土地和房屋属于文殊院,便是经商的人的本钱也出自文殊院。文殊院既然有这样巨大的经济力,那末当然可以支配邻近的老百姓。现在试来研究文殊院何以有这样丰富的财产。

  佛教传入中国,在汉明帝时代,三国鼎立,争战不已。晋虽统一中国,而仅仅十年,又发生八王大乱,引起五胡乱华。人民终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不但因为没有组织,不能作革命运动,且又因为苦难的来源在于政权分裂,引起兵争,倘再加以革命,则乱上加乱,人民何能忍受。据中外历史所示,政权腐化,固然可用革命,以推翻腐化的政权。政权分裂,只有诉诸武力,用武力以统一分裂的政权。既然需要武力,则兵争之祸又何可免。

  在五胡乱华时代,蛮族酋长本来只信武力,不信宗教,既见沙门“化金销玉,行符勑火,奇方妙术,万等千候”,遂认为神异,而去皈依。例如石勒之崇拜佛图佛,吕光之崇拜鸠摩罗什,绝不是由于佛教的理论,而是由于沙门的道术。

  经东晋而至南北朝,佛教思想,尤其三世因果之说,似已深入人心。宋武帝令褚淡之进毒药于零陵王(晋恭帝),王不肯饮,“曰佛教自杀者,不复得人身”。宋文帝虑彭城王义康为乱,遣严龙赍药赐死,王不肯服药,“曰佛教自杀者,不复得人身”。观此可知当时的人如何崇信佛教。

  现在试来研究佛教何以流行?南北朝是中国最纷乱的时代,军阀互相火并,一旦得到帝位,便屠杀前朝子孙,“宋受晋终,司马氏遂为废姓,齐受宋禅,刘宗尽见诛夷”。北齐文宣践极,也屠杀魏的子孙。其尤甚者,一家骨肉自相诛夷,宋孝武帝残杀文帝的子孙,明帝又残杀孝武帝的子孙,齐明帝残杀高帝及武帝的子孙,凶忍惨毒,惟恐不尽,致令皇族有不愿复生王家之言。

  帝(宋废帝子业)素疾子鸾有宠……遣使赐死,时年十岁。子鸾临死,谓左右曰:“愿身不复生王家。”

  他们稍有天良,何能不因悔而疑,因疑而惧,因惧而思忏悔之法。高允曾言:“天人诚远,而报速如响,甚可惧也。”恰好佛教专讲因果报应,他们听了之后,怕自己堕入地狱,怕子孙食其恶果,于是遂向慈悲的佛,求其怜悯,这便是佛教流行于上层阶级的原因。吾人只看南齐巴陵王子伦之言,可知因果报应之说已经深入人心。

  延兴元年,明帝遣中书舍人茹法亮杀子伦。子伦正衣冠,出受诏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先朝昔灭刘氏,今日之事,理数固然。”

  我们再看齐明帝残杀骨肉,往往先烧香火,又可知道当时的人必以果报之权操之于佛。

  延兴建武中,凡三诛诸王,每一行事,高宗辄先烧香火,呜咽涕泣,众以此辄知其夜当相杀戮也。

  所以人们一旦想到果报,惨毒之事亦常为之小止。

  明帝所为惨毒之事,周颐不敢显谏,辄诵经中因缘罪福事,帝亦为之小止。

  上层阶级既信奉佛教,所以常将财产捐于佛寺,南朝的齐高帝、梁武帝、陈武帝,北朝的魏孝文、齐文宣、周文帝均曾舍其宫苑,以造佛寺。其中最可令人注意者,南齐的明帝残杀高武子孙,忍心害理,自古未有,而乃用百姓卖儿贴妇钱,以起佛寺。北朝的胡太后,恣行淫秽,鸩杀孝明,而亦喜建浮图,其造永宁佛寺之时,且不惜减少百官的禄。人主笃好佛理,天下便从风而化。

  高祖方锐意释氏,天下成从风而化。

  世宗笃好佛理……上既崇之,下弥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

  北朝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

  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

  南朝豪贵亦常舍其邸宅,以起佛寺(《梁书·卷三十七·何敬容传》)。至于以金钱货宝田地捐给佛寺者为数尤多,梁武帝三次舍身同泰寺,公卿大臣以钱一亿万奉赎,这是读史者共知的事。佛寺财产年年增加,在北朝,魏孝文迁都洛阳之后,二十年中,洛中土地三分之一属于佛寺。

  自迁都以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侵夺细民,广占田宅。

  在南朝,例如,“长沙寺僧业富沃,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所以政府每于财政困难之际,向僧尼借债,只此一端,可知佛寺财产之多。

  有司又奏军用不充,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资满五千万,僧尼家资满二千万者,并四分换一,过此率讨事息即还。

  下层阶级何以也欢迎佛教?现世的苦痛,他们是经验过的。他们受了苦难的压迫,当然想到苦难的来源及解脱苦难的方法。恰好佛教提倡三世因果,即“有过去当今未来,人为善恶,必有报应”。他们遂谓今生的苦难由于前生作孽,那末,要使来生不受苦难,只有皈依三宝,修炼今生,这是佛教能够得到下层阶级信仰的原因。兼以南北朝时代,内乱外战造成了无数贫民,贫民的赈恤不失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时政府对于这个问题,竟然毫无措置。反之,佛教是以慈悲为本,佛寺财产不少,而僧尼的生活又不可太过奢侈。他们的收入既然超过于他们的消费,他们就把剩馀物资充为救济贫民之用。佛寺既然负担了这个责任,结果,个人或政府的慈善事业也委托佛寺办理。

  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

  灵太后数为一切斋会,施物动至万计。

  后主武平七年春正月壬辰诏:去秋已来,水潦人饥,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诸富民济其性命。

  而北朝且许人民输粟于佛寺。输者,户为僧祗户,粟为僧祗粟。又许犯人及官奴投靠于佛寺,称之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兼营田输粟,于是佛寺更有财产,借以控制贫民,到了大部分贫民沦为无产者之时,佛寺在民间愈有势力。但是佛寺又不是专讲布施,而不谋自己利益的,佛寺既有财产,所以常常利用财产,放债取息。

  甄彬尝以一束苎就州长沙寺库卖钱。后赎苎还,于苎中得五两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还寺库。道人惊云:“近有人以此金质钱,时有事,不得举而失,檀越乃能见还。”辄以金半仰酬,往复十馀,彬坚然不受。

  道人道研为济州沙门统,资产巨万,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县为征。

  而令政府不能不下令取缔。例如:

  永平四年夏诏曰:“僧祗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敝,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非所以矜此穷乏,宗尚慈拯之本意也。”

  当时徭役繁重,而佛教又大开方便之门,凡人出俗人佛,均有免役的权利。如在北朝:

  愚民侥幸,假称入道,以避输课。

  正光已后,天下多虞,工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

  南朝固然没有明文可稽,但是宋孝武帝大明二年的诏既说:

  佛法讹替,沙门混杂,未足扶济鸿教,而专成逋薮。

  而齐虞玩之又以“生不长发,便谓为道,填街塞巷,是处皆然”。为人民弄巧逃役的现象,是则南朝人民亦多寄身佛寺,以避徭役了。人民惮役甚于惮税,供役于佛寺者不过扫洒耕种,供役于国家者,乃至“老稚服戎,空户从役”,所以人民逃匿于佛寺,犹如投靠于豪族一样,日益增加。北朝“民多绝户,而为沙门”,“正光以后,所在编民相与入道,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馀”。南朝“形像塔寺,所在千数”,而真伪混居,往来纷杂,“生不长发,便谓为道,填街塞巷,是处皆然”。人民出家,财政上减少了国家的税收,军事上减少了国家的兵队,于是国家和佛寺便发生了斗争,而有魏太武帝及周武帝灭佛之事。

  灭佛运动不在信仰之不同,而在利害的冲突,即如颜之推所说:

  罄井田而起塔庙,穷编户以为僧尼……非法之寺妨民稼穑,无业之僧空国赋算。

  郭祖深说:

  时帝(梁武帝)大弘释典,将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条以为都下佛寺五百馀所,穷极宏丽,僧尼十馀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养女皆服罗纨,其蠹俗伤法,抑由于此。请精加检括,若无道行,四十已下皆使还俗附农,罢白徒养女,听畜奴婢,婢唯着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如此则法兴俗盛,国富人殷。不然,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帝虽不能悉用,然嘉其正直。

  人民出家入佛乃有其社会的原因。朝廷灭佛的财政政策与人民信佛的经济动机(求免课役),本来不能相容。朝廷不务其本,而谋其末,所以灭佛运动无不失败。到了人民厌弃佛教,而新的神之观念尚未发生之时,世上又传布一种消息:“将来有弥勒佛方继释迦佛而降世。”这种传说到了隋炀帝时代又表现为“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出世”之言。天上权威已经变更,地上皇朝也应更换,于是李唐代兴,而有贞观开元之治。

  但是唐代沙门亦有免课的权利。武后时狄仁杰说:“逃丁避罪并集沙门。”德宗时,彭偃亦说:“况今出家者皆是……苟避征徭。”文宗时,李训复说:“天下浮屠避徭役。”

  沙门分为两种,一是受度出家,二是受度而不出家。前者是化外人民,自古就不必负担国家的课役,后者得到度牒之后,也可以免除徭赋。

  宋时,凡赈荒兴役,动请度牒数十百道济用,其价值钞一二百贯至三百贯不等,不知缁流何所利而买之,及观李德裕传,而知唐以来度牒之足重也。徐州节度使王智兴奏准在淮泗置坛度人为僧,每人纳二绢,即给牒令回。李德裕时为浙西观察使,奏言江淮之人闻之,户有三丁者必令一丁往落发,意在规避徭役,影庇资产。今蒜山度日过百馀人,若不禁止,一年之内即当失六十万丁矣。据此则一得度牒,即可免丁钱,庇家产,因而影射包揽,可知此民所以趋之若鹜也。然国家售卖度牒,虽可得钱,而实暗亏丁田之赋,则亦何所利哉。

  最初度牒大约不由朝廷贩卖,所以中宗时魏元忠说:“今度人既多,缁衣半道,不行本业,专以重宝附权门,皆有定直。昔之卖官钱入公府,今之卖度钱入私家,以兹人道,徒为游食。”到了安史作乱,军费增加,国家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就把度牒收归国家贩卖,其数之多,“不可胜计”。

  安禄山反,司空杨国忠以为正库物不可以给士,遣侍御史崔众至太原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万缗而已……肃宗即位……以天下用度不充……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及两京平,又于关辅诸州,纳钱度道士僧尼万人。

  但是这个方法只能救一时之穷,接着而来者则为丁口减少,徭赋乏匮,中宗时,已经发生问题。李峤说:

  国计军防并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赋何以备之。

  何况国家既许官僚沙门免除课役,那末,人民当然想尽方法,求官买职,其不能得到官职者,亦必托足沙门。

  中宗时,公主外戚皆奏请度人为僧尼,亦有出私财造寺者。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

  安史乱后,又继之以藩镇之乱,干戈云扰,人民更设法逃避兵役。德宗时,杨炎曾言:

  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所无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百不四五。

  敬宗时,李德裕亦说:

  泗川……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已来,落发者无算。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只惟富人才有担税的能力,又只惟富人才有逋税的资格,辛替否说:

  当今出财依势者,尽度为沙门,避役奸讹者,尽度为沙门,其所未度,唯贫穷与善人。

  为官而免除课役,为僧又免除课役,唐代赋税虽以户口为基础,其实,在整个户口之中,不课者却占极大部分。试看天宝中的情形吧!

  天宝十四载,管户总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应不课户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一,应课户五百三十四万九千二百八。管口总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九,不课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九百八十八,课口八百二十万八千三百二十一。

  肃宗时代,不课户反多过课户。

  肃宗乾元三年,见到帐百六十九州,应管户总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四,不课户总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课户七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二。管口总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不课口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课口二百三十七万七百九十九。

  课户减少,赋役便落到贫民身上,贫民受了赋役的压迫,只有破产。

  富户幸免徭役,贫者破产甚众。

  于是他们也复逃亡,逃出本乡,变成不著户籍的浮浪户。唐代租赋以田、身为主,浮浪户无田,又不著籍,当然无法令其缴纳租税。其有田而又著籍者,官僚可以免课,沙门也可以免课。国家非取消官僚与沙门的特权,财政上毫无办法。然而官僚为自己利益打算,哪肯放弃权利。因之国家所能压迫者只有沙门,于是就发生了武宗灭佛之事。合北朝之二武,史家称之为三武灭佛。然而武宗崩后,宣宗即位,又“修复废寺,度僧几及其旧”。灭佛以增加租收的目的并未达到。

  唐亡,经五代而至于宋,情况还是一样,不但官户可以免役免税,沙门亦得免役免税,人民争相出家,国家不能不加限制,然诸路每岁所度人数乃逐渐增加,由三百人度一人,增至一百人度一人。于是特许出家遂成为政府财源之一。凡欲出家者须购买政府所发行之度牒。宁宗时,度牒每道为钱一千贯,后增至一千五百贯,此时金每两为钱四十贯。度牒变成钞票,可以用之为本钱,可以用之易米谷,可以用之充赐予,可以用之助经费。度牒之贩卖只能救一时之急,结果则丁口减少,徭赋乏匮,而国家财政愈益困难。政府为弥缝赤字预算,只有向小民尽量榨取。于是宗教问题又转变为社会问题。

  宋代佛寺大率也和南北朝的佛寺一样,常常放债取息。看吧!“不要贪酒”为佛家五戒之一,文殊院固然禁止本院僧人喝酒,然而又把金钱借给酒家做本钱,把房屋借给别人开酒店(第三回),这样一来,佛寺的财产当然天天增加。以上所说佛寺“救济贫民”和“放债取息”的话,并不是我杜撰的,也不是我单看《水浒传》而说,在正史上,亦有确实的证据。北魏宣武帝曾于五一一年即永平四年,下诏说:

  “僧祗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敝,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患,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非所以矜此穷乏,宗尚慈拯之本意也。”

  这不是国家委托佛寺救济贫民,而佛寺竟然放债取息的证据么?佛寺有财产的原因在此,五台山文殊院有巨大经济力的原因亦在此。

  一切宗教无不产生于民众受难最苦的时代,但是宗教乃不能拯救民众的苦难,反而民众的苦难却因宗教的麻醉而愈益延长。因为宗教常把乐园建设在幻想的世界,民众受了幻想的迷惑,忘去现世的苦痛,其结果,常常不想改造现实的社会,而只想离开现实社会,由是民众渐次失去革命性,苦难也因之而延长。在各种宗教之中,最可使人失去革命性的,莫如佛教,南北朝人民深中了佛教的毒,所以当时政治虽然非常腐化,而在历史上,我们只看见军阀们的“苦迭打”(coup d’état)(政变),却不见民众们的暴动,甚至于中央政府也不巩固。隋室虽然统一了南北朝,然而不及三十年而即亡,天下又复分裂。继此出来收拾残局的,虽然是唐,然而唐能统一天下,乃有恃于突厥的援助,唐高祖且不惜向突厥称臣(侥幸这种国耻,由唐太宗报复了),由此可知当时人民因中佛教的毒,失去政治的能力了。所以民众不先打倒宗教,绝对得不到真正的幸福。反抗高利贷的鲁达因逃命而入空门,一旦为了实行革命,又不能不逃出空门,跳上梁山,我们看到这里,当能知道宗教与政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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