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猪的郑屠何以能在延安府称霸

  “男耕女织”为中国经济的特征,所以中国人很崇敬牛郎织女,而牛郎织女确实不愧为中国的经济神,更确实可以表示中国农民的生活。牛郎日夜耕田,织女日夜织布,他们为了中国的经济问题,终日劳苦,工作之馀,身体已觉疲倦,哪里尚有工夫,讲到夫妻爱情,因此,每年只能于农事完了的秋天(七月七日)相会一次。在他们相会的时候,家家均享以太牢,就是报答他们的辛苦。

  上面的话可以证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但是中国农业乃放在水利上面,风雨灾旱对于中国的农业,都有很大的关系,而使中国人不能不时时刻刻留心到天气的转变。不宜下雨而下雨,不宜吹风而吹风,都可以破坏中国的经济,而使数百万的人填于沟壑。因此之故,中国人遂养成了一种关心气候转变的习惯,终则问人气候好坏竟然成为一种“寒暄”的话。

  中国农业不但放在水利上面,且又放在牛力上面。用牛耕田,数千年来,已经成为中国唯一的技术了。中国耕田,既然依靠牛力,则牛的缺乏,当然可以引起中国农业的破坏。怎样防止牛力的缺乏,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当然没有办法,唯一的办法只有“戒杀”,由于这个要求,又使中国人养成了不吃牛肉的习惯。

  但是中国农业既然放在水利和牛力上面,当然可以证明中国农业的幼稚。何以中国农业这样幼稚呢?因为自古以来,中国就有过剩的劳动力。劳动力的过剩常表现为劳动力价值的低廉。装置高价的机器,比之雇用廉价的劳动力,还不合算,因此,就阻害了技术的改良。技术既然不能改良,则在大农制度之下,不能不雇用许多佣农,然而土地既然不属于佣农,生产物又不归佣农所有,佣农当然滥用地力,不肯深耕,土地日渐荒芜,农业日渐衰落。汉代提倡限田,这也许是原因之一。

  在限田制度之下,当然不会发生大农,但是中国虽然不实行限田,而大农制度也可由诸子平分的继承法,渐至破坏。那末,在小农制度之下,中国农业可以发展吗?小农乃自己耕作自己的土地,而把自己劳动的结果,收归自己的手里,所以他们比较佣农,必当勤恳许多。然而同时也有各种缺点,如分工,如机器,如科学的管理,在小农制度之下,均难实行。中国农业既是必然地变为小农制度,则中国农业不能发达,又是势之必然了。

  在小农制度之下,技术既然无法改良,其结果,农民单单耕田,就不能维持一家的生计,而须经营种种副业,终则健壮的男人均出外做工,土地的耕种则一委于老弱的妇女。农业渐次离开商品生产的领域,而变为家计的一部。换句话说,农业不以贩卖为目的,而以生产自己所必要的食粮为使命,于是农业的生产力愈益降低,而中国农村也渐次破坏。

  在这种情形之下农民的生活当然困苦,万一岁歉不收,则一家的生计就无法维持,只有向财主借债,等到丰年的时候,再把债务偿清。但是财主所有的,不是货物,而是货币,农民所借的,也不是货物,而是货币,即他们把借来的货币购买生活资料,以维持一家的生计。这样一来,则是农民乃于货币的价值最便宜的时候,借了货币,而于货物的价格最昂贵的时候,买了货物;更于货币的价值最昂贵的时候,还了货币,而于货物的价格最便宜的时候,卖了货物。所以农民愈见贫穷,弄到结果,竟然不能偿清债务,只有把自己的土地抵押于高利贷,向高利贷借了货币,以偿清债务。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经济神的牛郎织女便失去权威,代此出来支配中国的,则为代表高利贷的财神。

  在高利贷的支配之下,中国农业更没有发展的可能。何以呢?利上加利,岂但土地的所有权,在实质上,已归属于高利贷,并且年年所得的收获又须把很大的部分,送给高利贷做利息。农民自己没有蓄积,那末,当然只能实行“单纯再生产”,不能实行“扩张再生产”。然而地力是有限的,收获是递减的,年年在同一的土地,作同一的耕种,收获何能不年年减少。减少到最后程度的时候,农民耕田,不但不能养活一家,而且连完粮和纳税,都感觉不够。但是同时农民又因负债之故,受了高利贷的监视,把自己的身体束缚于土地之上。他们不能抛弃土地,只能逃出土地,逃出压迫势力的范围外,走到不法的方面去。

  郑屠便是高利贷的变相,而且还是最凶恶的高利贷。高利贷的利润乃产生于少借而多还,他们最喜欢的,则为不借出一点本钱,能够由别人那里,取回许多利息。郑屠就是利用这个方法。他写了三千贯文书,虚钱实契,娶了金家女儿为妾,未及三个月,又把金家女儿赶打出去,追还原典身钱三千贯,金家父女不敢和他争执,只有每日到酒楼上唱曲,得些钱来,将大半还他(第二回)。诸君!不出一文,竞能拐骗一个处女,玩了三个月之后,又能够把她赶打出外,而追还当初未出一文的三千贯。世上有这样便宜的事没有!高利贷的面目,于此已可看出。郑屠当然是一个高利贷,他可利用金钱的力量,支配许多流氓,而恐吓很多贫民,金老说他“有钱有势”,的确不错。他在延安府称霸,其势力的基础,就是筑在高利贷的剥削上面。

  郑屠的横行便是高利贷横行的一例。他欺诈取财,而又拐骗良家女儿,罪大恶极,何以官厅不敢过问。要明白这个问题,必须知道高利贷在中国的势力。在中国,生财之道不依靠于经济手段,而依靠于政治手段,贪官污吏用政治手段,剥削民膏,而剥削之后,又因中国产业的幼稚,无处投资,只能放债取息,所以中国的官僚同时又是高利贷,孟尝君就是一例。

  孟尝君时相齐,封万户于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钱于薛。岁馀不入,贷钱者多不能与其息,客奉将不给。孟尝君忧之,问左右:“何人可使收债于薛者?”传舍长曰:“代舍客冯公,形容状貌甚辩,长者,无他技能,宜可令收债。”孟尝君乃进冯驩而请之曰:“宾客不知文不肖,幸临文者三千馀人,邑入不足以奉宾客,故出息钱于薛。薛岁不入,民颇不与其息。今客食恐不给,愿先生责之。”(《史记·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

  官僚既然同时就是高利贷,官僚袒护高利贷,是理之当然的。

  官僚袒护高利贷,不但因为官僚本身便是高利贷,并且因为官僚本身有时也受高利贷的支配。古代中国的官俸是很薄的,清官,薄俸不足开销,只有向高利贷乞怜。贪官,虽然“外快”不少,然其开销亦大,在刚刚接任的时候,一面钱粮尚未到手,同时又需要各种应酬费,倘若家无贮蓄,也只有向高利贷伸手。因此,高利贷便支配了官僚。《阅微草堂笔记》有一则说:

  靳城王符九言,其友人某,选贵州一令,贷于西商,抑靳剥削,机械百出。某迫于程限,委曲迁就,而西商枝节益多,争论至夜分,始茹痛书券。计券上百金,实得不及三十金耳。西商去后,持金贮箧,方独坐太息,忽闻檐上人语曰:“世间无此不平事,公太柔懦,使人愤填胸臆。吾本意来盗公,今且一惩西商,为天下穷官吐气也。”某悸不敢答。俄屋角窸窣有声,已越垣径去。次日,闻西商被盗,并箧中新旧借券皆席卷去矣。此盗殊多侠气,然亦西商所为太甚,干造物之忌,故鬼神巧使相值也。(《如是我闻》第四章)

  一个州令受了高利贷的压迫,竟然无法抵抗,高利贷的权威,在这里已可看出。郑屠能在延安府横行,社会不敢制裁,官厅不肯过问,其理由即在于此。

  农民受了高利贷的剥削,须把大部分的生产物,献给高利贷做利息。农民生产的东西,对于自己,没有利益,只增加高利贷的财产。他们绝望了,他们愤怒了,然而他们却不能出来革命,他们最多只能够暴动。因为革命事业是一种重大艰难的工作,革命群众须有相当的组织,而又须有相当的馀暇和能力,致力于革命运动。农民虽是一个阶级,但是他们乃散处各地,没有阶级意识,他们不能团结,并且他们每天从事于过劳的工作,既无馀暇以修养自己的心身,又无馀暇以致力于革命运动。他们无法推翻现在的社会,他们只想脱离现在的社会,投身于土匪之中,他们不断地扩大土匪的人数。土匪的人数既然增加,农村愈益破坏,于是农民暴动了,汉的赤眉、黄巾,唐的黄巢,明的李自成、张献忠,无不引率农民暴动,其结果,初则群雄割据,次则朝代更迭。

  鲁智深便是反抗高利贷的好汉,他不说情理,也不要求官厅制裁,只依靠自己的腕力,三拳打死了高利贷。然而因此,卒剃发为僧,落草为盗,我们在《水浒传》中,除了林冲、武松之外,最欢迎花和尚鲁智深,就是因为他不惜生命,出来反抗高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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