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西方史学史学科拓展的可能方向与任务

　　史学史是历史学的学科史，我们也用历史编纂史、历史著作史来称谓。西方史学史研究，通常的路径是分类整理西方历史编纂，它包括对重要的西方史家、史学流派条分缕析，探讨他们的史学思想、历史写作范式，并据此建构西方历史学科史的宏观框架。换句话说，史学史家的任务，既要对史学这门学科有整体性了解，又要对不同时段的史学发展有历史性把握，这样才能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即各位史学家、流派及其代表作定位在历史学的发展长河之中。说西方史学史是一部区域性（西方）的学科通史，当不会有太多疑问。在张广智主编的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出版之后，我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在哪些方面还可以拓展出新的领域，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不妨从一般的通史撰写可能遇到的问题谈起。

　　其一，作为学科通史，西方史学史撰写主线可以更为多样。围绕不同的主线设计，西方史学史研究可以拓展的方向会大大增加。

　　从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到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凯利的《多面的历史》，西方史学史作品通常以史学家、史学作品、史学流派为主线。在其中，史学史家进行叙述时，除了时间线索是任何一部作品都难以超脱的确定要素之外，研究者还会考虑作家、作品、流派的空间分布或者某种史学思潮的流布（它们往往影响的时空范围大，而暂时像是忽略了空间要素），将其加以搭配，依附在时间线索之上。例如，在古希腊史学、古罗马史学（含犹太史学）之后，中世纪史学便适当忽略了空间要素而更侧重反映作为整体的基督教史观、史著、史法的发展历程；近代以后则偏重一方面按区域描述意、英、法、德、美等民族国家史学，另一方面配以从近代、现代到后现代的史学思潮进行归并叙述。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可以将西方史学不同时期各不相同的时代印记充分体现；不利之处在于其主题实则只是“文化或知识处境中的历史写作”。其中，“历史写作”是一种文化行为，它类同于文学史、哲学史、艺术史等等学科史写作，是文化处境中关乎某个知识类型的写作行为，而这种行为的目的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效应、在人类思想进程中的重大影响，并没有得到特别的凸显，因此，这样呈现的史学史学科，很难形成一种围绕某个单一主题的目的论阐释。

　　通史之通，需有一核心贯穿始终。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一至四编也可视为一通史，作者在其中始终关注“历史”的观念之变化，但与一部史学史不同，它的主题得到了升华，因为他有一个涉及人类思维发展的宏观叙事框架，要描述人类思维是如何在数学、神学、科学的历时线索里步步为营寻求突破，终至作者希冀的历史学时代来临，历史思维掌管人文世界。柯林武德的这部史学史即“历史”的观念史，因“历史”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之普遍性，它也是一部历史思维的普遍史；此外，它与黑格尔的哲学史有着近似的逻辑推演方式，侧重表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若由此再转而聚焦黑格尔和克罗齐，他们也有自己的普遍史诉求，即都曾认为历史可作为一部自由的故事。由此可见，如果历史都是通过史学文本获得表现的，而我们又先行具有了一种对于自由的宏观理解，据此，或可重新审视西方诸多历史文本，写作一部以历时方式展现“自由”这一主题的西方史学史：即凡是能够表现自由观念的史家、史著当可获得史学史家的更多关注而得以编织进入该史学史中。这样的主题和关注意向，能够充当史学通史之线索的还可以有历史叙事方法、修辞与真实之间的张力、史家著史意图与社会情境之间关系、自我与他者、史学之功用、史家之历史想象（如怀特之《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作便有这样一个线索，不过它只能算一部断代史）、历史之因果阐释法等等。或者，我们也可以选择上述某几个主题编织起交叉线索，赋予西方史学史一幅复线构图。

　　其二，史学史作为关乎史学的反思性学科，按照某种主题撰写史学史，其主题的选择本身便应当是史学史家反思的结果，它需要对于史学理论的认识来充当奠基石。

　　我们按照何种中心主题进行材料组织，采取怎样的叙事方式？它与历史学本身的关系如何？史学史家的研究和写作与其他类别的历史研究和写作有何异同？史学史家在撰述断代史学史或史学通史时，如何处置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矛盾，进而给予史家、史著、史学思想的生成一种怎样的解释？类似的问题还有许多，要回答它们，首先要求我们先行询问，至少是同时思考“历史学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历史学的性质又如何”这一类史学理论问题。它们也被称为历史学的元问题。例如，如果我们认为在古希腊时期，写作历史的目的是记录丰功伟绩以留传后世，那么在史学史写作中，我们就会特别关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相关论述，而很难将赫西俄德及其《工作与时令》、《神谱》置于关键位置；如果我们关注历史文本对民俗的表现以及构成认同、区别异族与自我的叙事，在史学史写作中就会特别关注希罗多德《历史》、伏尔泰《风俗论》之类注重社会风情描绘的作品；如果我们关注历史文本中的宏观视野与对于普遍价值的讨论，则在写作中更容易倾向重点讨论和分析波里比阿《历史》、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维柯《新科学》、赫德尔《人类历史哲学要义》这类涉及普遍历史观念的文本。为此，拓展史学史研究，可用史学理论研究来训练史学史家的反思能力，并根据研究者对于人性、对于人类社会的理解来遴选观念，令他们获具不同的眼光，从而把史学史写作推向培育和引导读者之史学思维与历史认识的更广阔空间。

　　史学理论为史学史研究提供理念和眼光，这是它们二者关系的一个维度。另一个维度，就史学理论而言，若是脱离了为其提供经验论证的史学史学科，它无法孤立存在，因为千百年来史家的文本构成了人类历史思维的富集区。在史学史中恰当地处理事实描述与意义阐释所采用的方式，也将相应体现出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结合的方式。如果说人类的历史思维本身有着历史性，这意味着史学理论的发展，亦会促成史学史写作随之而变。正如张广智倡导的“中国眼光”之中，蕴含了一种历史性的眼光，诸民族、诸文化这些已经为人所熟知的概念，若按种属定义的方式分析并类推，我们是否还可以区分现代主义史学史、后现代主义史学史，区分个体性史学史（此种种类繁多，例如某位史家只根据个人性情将自己喜欢的史家及其思想连缀成史，或如法国史学史、意大利史学史，文化史学史、政治史学史，地理史学史、传记史学史等等国别性史学史和专题性史学史）、普遍性史学史（例如一类以主题为据只关注那些描述了人类整体命运的史家、史著；另一类将史学史描述为人类精神的普遍发展史）。

　　史学史研究的分析与综合，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字游戏。它以怎样的方式出现，以怎样的形式被写作，也与作者对学术界现实的理解、对未来的预期相关。前述涉及的各式各样的史学史未必就会在将来一一出现，但它却告诉我们，基于当代的史学理论，若能接受历史表现的多元化思想，史学史研究的未来就充满了丰富的可能性。

　　其三，史学史研究作为从史学实践的具体经验中提炼出理论思想的学科，它还可以通过扩充对于史学实践的理解，为自我的发展寻求更坚实、更有益的滋养。

　　作为职业化的史学实践是18世纪后期欧洲的产物。如果我们将人类历史进程中凡是有志于处理与“过去”相关的各种问题的各个领域，都看成是一种原始的、自发的或自觉的史学实践涉足的范围，那么，所有这些都可以转化成史学思想或历史思想的经验之源。

　　在各个历史时期之中，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体现的历史意识，包括了他们对过去、对死亡、对遗忘、对记忆等等的看法；而在学术领域中，学术学科史如文学史、艺术史、哲学史、法律史的写作，都借助了当时学术界普遍具有的历史意识来进行学科史建构；那么，对上述两个层次的深入研究，便将有助于我们为史学史这个历史思想的聚合点，获取一个基于人类日常生活经验和学术经验的面的支撑；并且，后者将与职业化史学实践一起，构成史学史学科的总体性、历史性情境，这势必有助于我们在一个宏观情境中理解、定位史学史中的关键思想与概念。例如，在我们了解了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初温克尔曼、萨维尼、黑格尔等人的艺术史、法律史和哲学史写作中运用的历史意识之后，在了解了18～19世纪之交博物学、古物收藏与陈列的急剧发展之后，我们更容易理解学术界对于历史意识的领会、普通人对于日常生活加速变化之忧虑并凭借博物寄托怀乡之情。这些均可能与那一时期历史学的职业化过程有着更为深层的关联，如此，我们便可以将兰克对于史学史的关注置于一个更宏阔的学术背景与社会背景中去理解，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当时的历史学家是如何用自己的历史写作实践来响应和满足现实的要求。

　　以近代艺术史、法律史、哲学史的产生和发展作为背景来理解史学史的发展历程，相对会更容易一些，它毕竟可以有文本的确凿证据依循对比。如果要问：“‘我们生活在历史当中’这个命题是自古至今皆有效，还是只是自18世纪以来才逐渐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共识？”这可就生出了难题。现今各类史学史中涉及的文本，在它们各自生成时代的精神世界中到底起到多大的作用？历史自何时起，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财富”？为此，史学史的写作与人类的思想史或精神史研究息息相关。此时，史学史家若在研究中采用思想史研究擅长的情境分析法，或许就会为史学史研究开启一个基于思想史的维度，同时也为思想史研究开启一个通过史学实践来表现的维度。

　　上文，我们谈到西方史学史学科深入拓展可能存在的几个方向，就当前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实力而言，若要使这些方向逐渐转变成现实的研究，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者介入其中。在此，我们也需要重申当前西方史学史学科在汉语文化圈的任务或使命。

　　研习西方史学史，本身可以是一种智力的乐趣，满足我们对不同文化思想之间的差异生出的好奇心和兴趣。它能够丰富我们的见识，帮助我们了解西方世界的历史思维方式，领悟西方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对待过去的态度、构建和借用历史的方式。然而从职业化历史学研究的角度看，西方史学史研究的现实价值，对于汉语学者而言，便是一种通过他者认识自我的效用。这个他者不只是通过民族主义的方式来区分的中国之外的外国，或者通过文化属性区分的东方之外的西方，我们更应将其理解为人类社会中以史学为志业的其他同道。汲他人之长补自我之短，研读西方史学可为不同史学思想的比较与交融创造平台，从而提升我们的研究水平，也可以为其他不同的人文学科提供新的历史思维，助其更替学科历史的叙事方式——尤其当学科史的写作实则类同于对于学科的定义时，学科史叙事方式的转变，或将带来对于该学科性质的不同理解。

　　因为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研究者身份的历史性，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当以译介与研究并重。在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理想读者除了本学科领域之内的同道之外，主要的还指向中国史学研究者，如此才能体现西方史学史研究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即为中国史学研究提供丰富的西方经验与理论资源。鉴于国内史学界在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的学科区分之下，常常有少数中国史家不能正常理解西方史学研究的价值，甚至认为西方史学思想中的理论阐释能力过强，以至令某些历史学初学者受其影响，犯以论带史之忌，进而因噎废食，这未免可惜。事实上，就现实而言，身处汉语文化圈，西方史学史研究主要以汉语写作，并且花费大量精力涉足西方史学经典的译介，这就足以体现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其根本目的在于为中国史学研究添砖加瓦，并促使中国史家开阔眼界、反躬自省。也因为近三十多年来国内的历史学科训练之中，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的专业划分导致彼此跨界难度增大，西方史学史研究者在中国史学方面的欠缺，也造成了西方史学史界在表现和传播西方史学思想的过程中，不能与中国历史研究者的阅读和接受方式有效贯通。这一问题未来同样将成为西方史学史研究需要直接面对并克服的困境。

　　当然，以中国史学为本位进行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毕竟是当前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家之历史性任务；若从全球化文化交往的趋势来看，中西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与针对西方史学的直接批评，将令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家更好地顺应日益形成的学术全球化趋势，这也是中国史学进一步对海外史坛发挥影响、共同融汇成国际史学的途径之一。相对上述任务，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虽已有近百年历史，但成就还十分有限，要更进一步深入拓展，依旧任重而道远。

　　作者陈新，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历史学系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教授。浙江，杭州，310028。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