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与古典世界的共和政治
【核心提示】孟德斯鸠的经历和思想可以揭示出古典传统与近代西方世界的相互作用。孟德斯鸠的成名作《波斯人信札》借几个东方人的通信讨论了古今社会和历史。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他系统地讨论了罗马共和国的兴亡。
按照博尔加的说法，到17世纪中期，古典传统对西方思想发展的创造性贡献已基本告终，虽然18世纪欧洲人仍征引古典作家的言论，但这不过是给其论证披上权威的外衣，令其思想更易为时人接受。事实并非如此，孟德斯鸠的经历和思想可以揭示出古典传统与近代西方世界的相互作用。
纵论罗马兴衰
孟德斯鸠的成名作《波斯人信札》借几个东方人的通信讨论了古今社会和历史。尽管其涉及古典世界的并不多，但仍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看法。如罗马人蓄养奴隶，通过解放奴隶增加公民人口，被孟德斯鸠视为增加国力的一道良策。他认为，希腊人摆脱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后迅速繁荣，在蛮邦之间成为唯一的文明国度。罗马人的共和政治，源于希腊；罗马共和国的垮台，根源则在于自身，“如果罗马公民与被罗马征服的人民之间没有那种不公平的区别，如果外省的总督没有那样大的权力，如果防止暴政的神圣法律一直被遵守，那么罗马共和国的异常扩大，可能成为世界上一件大幸事”。孟德斯鸠明确表达了其对古代共和政治的好感。
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他系统地讨论了罗马共和国的兴亡。用英国学者希埃特的话说，“它将罗马自罗慕路斯时代到突厥人征服的基本年代、事实、个人、制度与作者冷静、自信但不简单化的分析结合起来，揭示了罗马壮大、巩固和灭亡中道德的、社会的、个人的和战略的因素的作用。”对孟德斯鸠而言，罗马的强大源于其良好的风俗和制度。首先，罗马人善于汲取对手的长处。其次，建国初期的国王素质较高，为罗马奠定了制度基础。最后，罗马在废除君主制后，采用了一年一任的选官制度。公民兵制度和土地的平等占有，也使罗马拥有了雄厚的人力和物力。
孟德斯鸠高度赞赏罗马政体内部防止权力滥用的机制。他认为，塞尔维乌斯的森都利亚大会、部落大会、监察官三者的权力均衡，使罗马拥有了良好的政体。
在探讨罗马自由灭亡问题时，孟德斯鸠提到了三个主要原因。首先是贵族通过战争积聚了大量财富，拥有强大力量来抵抗平民争取土地的斗争，并处死了格拉古兄弟等希望重建公民平等的人，罗马丧失了共和政治所需的基本美德——平等。其次是罗马疆土的扩大，士兵和将领失去对共和国的忠诚，共和政治的爱国美德不复存在。最后是随着公民权的扩散，公民队伍失去了同质性，对罗马的忠诚不复强烈。人们参加公民大会不再是为了罗马的利益，而是自己的利益，“共和国的伟大，成了它灾难的唯一根源，并将民众的骚动激化成了内战”。曾经滋养了共和国的自由，如今因为民众的腐败，成为共和国动荡和灭亡的原因之一。
美德丧失致罗马共和国消亡
《论法的精神》旨在讨论国家的法律与政体，并提出分权概念。其主要资料来源有三：一是古典世界，即希腊和罗马，尤其是罗马的法律和制度。二是中世纪传统。三是近代欧洲的法律和政治实践。在这部作品中，众多内容直接涉及古代希腊、罗马的共和与民主制度。
根据支撑政体的道德原则，孟德斯鸠将政体划分为三类，即共和、君主和专制政体，这似乎与古代的政体理论有明显区别。但在论述各政体性质时，他显然受到古代思想家的影响。他对政体的分类及对各类政体特征的分析，犹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共和国而论，孟德斯鸠认为共和国必须具有美德，将美德视为推动共和政治的动力，一旦公民失去美德，共和国将不复存在。其例证为：雅典公民始终保持在两万人左右，但在公元前5世纪时能抗击波斯、发动对西西里的远征。然而，公元前4世纪，当其面临马其顿扩张时，雅典人却对德摩斯提尼要求行动的呼吁无动于衷。又如在罗马，共和国初期的自由和平等，让罗马人创建了大帝国。但到了共和国后期，随着罗马人美德的丧失，当苏拉把自由还给罗马人时，“罗马已经无法接受了，美德在罗马已经所剩无几。在恺撒、提比略、卡里古拉、克劳狄、尼禄、图密善之后，罗马人不但没有觉醒，反而日益沦为奴隶”。
古代共和国之所以随着美德的丧失而灭亡，其重要原因是缺乏分权体制。据孟德斯鸠描述，罗马最初五位国王统治期间，融君主、贵族、平民政体于一身，“政权和谐，既无嫉妒，也无争夺。国王指挥军队，主持祭祀，有权审理民事和刑事诉讼，召集元老院会议，召集人民议事，将某些事项交付人民讨论，与元老院议定其它事项”。但从塞尔维乌斯开始，政权性质发生变化。末代国王希望将三权集于一身，结果被人民推翻。国王被逐后，贵族独占权力，引起平民不满。平民争取到一系列政治和社会权利，最后的体制中，民众享有立法权。但罗马限制民众的立法权，行政权则由执政官和元老院掌管。民众在此问题上表现明智，在与元老院争夺立法权时针锋相对，但对行政权大胆放手。司法权则由元老院、高级官员和罗马平民等多个机构和团体共同享有。“格拉古兄弟剥夺了元老院的司法权后，元老院就无法再与人民抗衡了。他们为了政制自由而伤害了公民自由，可是，公民的自由却随着政制自由的丧失而丧失了。”
孟德斯鸠认为，法律必须适合政体的需要，必须与气候、土壤、地区、居民的性格和宗教情感等结合起来。这一论断似乎高扬了古代共和国的原则。可是，当他把美德作为共和国存在的基本动力和原则时，他已经表明古代的共和国只能存在于古代世界，不足以充当现代世界的模板。因此，尽管他认为共和政体是一种主要的政体类型，并对古代的民主和共和制度多有讨论，但是其真实意图却是强调古代与近代的差别，并希望以此切断二者的联系。用英布鲁里亚的话说，“孟德斯鸠很清楚地意识到，近代的状况是新社会及其经济——奢侈的果实——的结果，奢侈与共和国的平等无法相容，它需要被限定在一个小范围内，以便让节俭和平等成为可能。因此，它是一种现代社会和民族不充分的政治形式：现代国家庞大而且（社会）分层。”孟德斯鸠对古代共和政治的高扬和实际运用中的拒绝，预示了19世纪贡斯当、托克维尔等近代自由主义者的立场。
18世纪古典学术潮流的兴起
尽管如此，孟德斯鸠毕竟将古典民主与共和政治视为其心目中国家的重要参照。孟德斯鸠对古代的重视，除了因为古典世界是现代欧洲文明的主要来源外，可能与18世纪法国的政治、文化背景有关。尽管当时法国从中学到大学教育的主要课程中不乏基督教和近代的内容，但就其基础论，仍是今天所说的古典学。古典语言即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学习，被视为所有课程的基础；阅读的基本内容是以普鲁塔克、李维等人作品为代表的古典文献；法律研究很大程度上被罗马法左右。孟德斯鸠接受过良好教育，其对古典学应有所了解。在其就学于朱伊公学时，他就已撰写过有关罗马历史的笔记。其初期作品，不管主题还是使用资料，无不与古代世界，尤其是与罗马历史密切相关。
当时法国的人文社会环境，也沉浸在古典学术的基本语境中。从百科全书派到卢梭、伏尔泰等，对古代经典都耳熟能详。卢梭在其主要著作中大谈斯巴达和罗马的美德，抨击雅典的奢侈和腐败；罗伯斯庇尔在论证共和国存在的基础时，将之归于古代的美德；法国国民公会的大厅中，摆放的是梭伦、莱库古、布鲁图等人的肖像。
波旁王朝的专制统治及其书报检查制度，使不少法国人多以古代社会为研究对象。然而近代民族国家毕竟与古代小国寡民的城邦共和国存在本质区别。对孟德斯鸠而言，古代是他与近代比较的参照；对法国革命家而言，古代至多是他们心仪的目标，却并非他们真正打算在法国实现的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古代共和国不太可能成为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干扰，只不过是一个需要警惕的对象。贡斯当和托克维尔等对古代的拒绝，在孟德斯鸠那里找到了先驱。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4月3日第43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