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云客乐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联邦德国（原西德以及统一德国）的社会史学派涌现出了许多扬名国际史学界的历史学家，其中被誉为“柏林共和国的历史学家”的海因里希．奥古斯特．云客乐（Heinrich August Winkler）是近些年来特别引入瞩目的一位。

　　云客乐于1938年出生在德国东普鲁士的科尼斯堡（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的一个知识家庭，父母都曾获得历史学博士。1944年8月，在苏联红军的大反攻到来之前，云客乐随母亲（父亲于1939年去世）从科尼斯堡逃亡到德国西南部地区。50年代，云客乐在乌尔姆进人中学学习。1956年，德国历史学家大会在乌尔姆举行，云客乐作为地方报纸的实习记者撰写报道，认识了许多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这次会议对云客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他后来选择历史专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尽管他在上大学时除了历史还选学了政治、法律等专业。在闵斯特大学与海德堡大学各度过一个学期以后，云客乐最终转学到图宾根大学，并在其父的博导汉斯。罗特费尔斯（Hans　Rothfels）的指导下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专题是1861—1866年间德国进步党的历史，探讨了普鲁士自由主义与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关系。[1]受50年代西德主流政治气氛的影响，云客乐在青少年时代也是倾向于保守党派，在中学期间就加入了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但在看到阿登纳在1961年的大选中恶意诽谤社会民主党总理候选人勃兰特之后，云客乐便退出了基普教民主联盟，并于次年加入了社会民主党，从此与它结成了不解之缘，最后成为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史学界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在政治上左倾化的同时，云客乐在史学研究上也逐渐偏离了罗特费尔斯所代表的传统史学。自1964年起，云客乐在柏林自由大学奥托—苏尔—研究所（Otto-Suhr-Institut）担任助教，同时进行教授资格论文的研究与撰写工作。云客乐关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中产阶级的教授论文受到了汉斯。罗森伯格（或译罗森堡，HansRosenberg1904-1988）的批判社会史学的影响。[2]罗森伯格在30年代因犹太血统遭到纳粹政权的迫害而流亡到美国。在流亡期间他就开始反思纳粹上台的深刻历史原因，在历史研究中对普鲁士保守势力与传统作出了激烈的批评，并在研究对象上实现了从国家政治向经济与社会的转移，在方法上也实现了从传统史料分析到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的转移。二战结束后，罗森伯格经常回西德讲学，对批判社会史学派的崛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云客乐正是在罗森伯格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青年社会史学家之一。自60年代中期起，西德各大学出现左倾的大学生运动，云客乐所在的柏林自由大学奥托一苏尔研究所成为极左运动的先锋。在60年代末与70年代初，云客乐曾到哈佛大学访学两次，深切感受到了美国自由与多元的学术氛围与柏林咄咄逼人的政治空气之间的强烈反差。出于对极左运动对考试制度与学术自由的干扰的厌倦，云客乐于1972年接受了来自位于西德西南角的弗莱堡大学的聘请，离开了柏林。此时云客乐也开始参与汉斯一乌里希·韦乐、于尔根。科卡等人筹建批评社会史学派或“历史社会科学”学派的丁作，成为《历史与社会》杂志以及《历史科学批评研究》丛书的编委。在弗莱堡大学，云客乐度过了长达19年的学术生涯，出版了一系列影响巨大的史学专著，奠定了他在德国史学界，特别是在社会史学界的学术地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在80年代出版的三卷本的魏玛共和国丁人以及丁人运动史。[3]这部共约3000页的巨著，不仅是一部魏玛德国的工人与工人运动史，也是一部魏玛共和国的全史，读者几乎可以在此书中看到魏玛共和国14年每天发生的历史。几年后，在此三卷本的基础上，云客乐又出版了一本可以说是缩减版的魏玛共和国史，即《魏玛1918—1933：第一个德意志共和国的历史》。[4]至迟从这两部关于魏玛共和国的著作上，可以看出云客乐与其他批判社会史学派代表人物的一个显著区别。一般的社会史著作，都充满了深奥的理论术语与枯燥的数据，缺乏可读性。社会史学派把分析还是叙述（即讲故事）看成是社会史学派与传统史学的一个主要区别。云客乐则认为，分析也可以通过叙述的方式表达出来，两者并不矛盾。云客乐这么做，为社会史学派赢得了广大的读者群，但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与自信的。因为会有人怀疑，充满理论术语与数据的分析性阐述才更具有技术含量，如果一个学者采用讲故事的方式，那只是出于不会进行分析阐述的一种无奈选择。只要看一看魏玛共和国工人与工人运动史第二卷的第一章，读者就可以确定，这种怀疑至少对于云客乐来说是不合适的。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批判社会史学派来说“经典式”的关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德国工人阶级处境的分析性阐述。云客乐只是把这种技能用在了他认为必要的地方。

　　1986年，西德史学界发生了所谓的“历史学家之争”。为了配合1982年上台的科尔政府的“精神与道德的转折”，扭转社会民主党执政期间开启的历史反思进程，属于保守派的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Nohe）认为，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罪恶，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只是对苏联实施的某种“亚洲式的酷刑”的回应；二战结束已经四十多年了，应该让纳粹历史成为过去。其他保守历史学家也认为，德国人应该结束对纳粹历史的批判性反思，应该像其他国家一样对本国历史感到自豪。对保守势力的反攻，首先奋起反击的是著名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包括云客乐在内的批评社会史学家则先后出场为哈贝马斯助阵。与其他学者不同，在否定诺尔特上述观点的同时，云客乐肯定他在某种意义上提出了有意义的问题，即德国资产阶级支持希特勒确实是与他们对苏联以及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恐惧有一定关系。在重建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云客乐与其它社会史学家的态度是一样的，认为德意志民族国家在其存在的70多年里（1871—1945）已经给本民族、欧洲与世界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已经证明，德意志民族国家与欧洲的和平是不可兼得的，为了欧洲与世界的和平，德意志民族应该放弃民族国家，接受长期分裂的宿命。

　　但是，历史跟批判社会史学派以及云客乐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在他们再次誓言力戒民族国家梦想后不到四年的时候，东德瓦解了，德国再次统一了。国家的统一也带来了德国历史科学的统一，当然是按照西德历史科学的标准。云客乐也于1991年接受了柏林洪堡大学历史系的聘请，回到阔别近20年的柏林。在新的岗位上，云客乐被选举为历史系主任，领导该系的重建与整顿工作。

　　德国的再统一犹如历史的礼物从天而降，使德国人喜出望外。而对于包括云客乐在内的社会史学家来说，这却是一件喜忧参半的事情。他们虽然也为祖国的统一感到欣慰，但德国的再统一也意味着他们关于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政治思想的局部破产。他们预言的欧洲与德国的永久性分裂局面突然消失了；他们曾反复警告，德意志民族国家已经属于历史，不可重建，否则战争的灾难又将降临欧洲。但事实是，德意志民族国家迅速重建了，而欧洲的和平局面却安然无恙。很显然，二战后德国与欧洲的历史车轮仍在不断前进，而社会史学派对德国与欧洲历史的阐述，不管多么具有自我批判精神，都只是在解释1945年的历史结局，并且试图将这一结局固定化、永久化。如何解释1989／90年的历史大变革，如何从1989／90年的角度来重新阐述德国历史，是摆在社会史学派面前的一项新的艰巨任务。2000年，在德国再统一十周年之际，云客乐推出了两卷本的《走向西方的漫长道路》。[5]在这本书中，云客乐把19世纪初至1989／90年的德国历史解释为德国人偏离西方，几经周折最终回归西方的历史。应该说，云客乐在此书中的“西方”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大致指的是民主的民族国家。云客乐认为，在英法等西欧国家，由于民族国家建立得早，其随后的民主化进程也相对顺利。而在19世纪的德国，民主自由与民族国家问题是同时提上议事日程的，试图同时解决民主与民族问题的1848年革命因不堪重负而失败。民族国家的建立只能在20多年后在俾斯麦与普鲁士的领导下得以实现，而民主问题（即议会民主制国家的实现）则迟迟得不到解决。在一战败局下建立的魏玛共和国因凡尔赛和约的重压以及反民主势力的攻击最终在世界经济大危机中崩溃。希特勒上台后挑起的反人类战争最终也造成了俾斯麦建立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破裂。在50年代初期，斯大林为了离间西德与美国的关系，曾经允诺放弃东德，让东西德重新统一，并实行民主选举。但西德总理阿登纳认为斯大林的允诺不可信，即便接受其建议获得统一，也可能会使统一的德国陷入苏联的控制之下，最终失去民主与自由。因此，在自由与统一之间，阿登纳选择了自由，但也就是选择了东西德的继续分裂。而像云客乐这样的左派则认为，德国的分裂是历史对德国人的侵略罪行的惩罚，德国人应该为欧洲的和平秩序做出牺牲，永远放弃国家的统一。直到1989年东德瓦解，德国人建立民主的统一民族国家的梦想才得以最终实现。云客乐在此书中过于重视德国人与西方政治文化的关系。19与20世纪的德国历史不应该仅是德国人偏离西方道路而经过多次曲折最终走向西方的历史，而应该是（至少就20世纪而言）一部在西方道路与“东方道路”（即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之间进行选择与尝试，而最终走向西方的历史。但是，云客乐的著作第一次给德国人系统而通俗地阐述了本民族自19世纪初以来追求民主自由的民族国家的艰难历史，并给了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西方的归属感。对于自己在冷战时期对民族问题的误判，云客乐也勇敢地做出了自我批评。《走向西方的漫长道路》出版后，受到德国史学界与舆论界的高度评价。该书获得艾伯特基金会的“政治图书奖”，云客乐被誉为“柏林共和国”（指再统一后的德国，有别于被称为“波恩共和国”的西德）的历史学家。

　　在《走向西方的漫长道路》出版后，在众多的赞誉声中，也有人指出，云客乐的“西方”概念过于模糊。什么是“西方”？“西方”何以成为“西方”？这些仍然是有待解答的问题。2009年，云客乐为此推出了《西方通史》第一卷（从古代至1914年），2011年又推出了第二卷（1914—1945）。[6]第三卷（1945至今）预期在2014年出版。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对该书作极其有限的介绍。云客乐的《西方通史》有着十分鲜明的特征。以往许多有关西方历史的论著一般都把古希腊罗马看成是西方文化的起源，而云客乐则认为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公元前14世纪古埃及的一神教，摩西又把这种一神教转化为犹太一神教，犹太一神教开启了西方的合理化与文明化的进程。云客乐十分重视宗教理念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他还认为，分权、法制国家与人权的理念只在西方出现，这不是偶然的。在耶稣关于“把皇帝的交给皇帝，把上帝的交给上帝”之类的言语中就隐藏着世俗化与人的解放的思想萌芽。在《西方通史》中，云客乐展示了西方价值观产生、变化与传播的进程，他对西方价值观的普世性也充满信心。但他并没有一味为西方国家唱赞歌。对西方国家对自身价值的肆意践踏（如贩卖奴隶、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等），云客乐进行了毫不掩饰的揭露与批判。对于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负面角色，云客乐更是感到痛心疾首。《西方通史》第二卷的主要内容就是德国参与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云客乐十分遗憾地指出，德国虽然也参与了西方价值观的蕴酿与发展过程（如在启蒙运动中），但如果说西方通史中有着德国扮演主角的章节的话，那就是由德国（在欧洲）挑起的、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因此，云客乐的《西方通史》是一部从德国人的角度书写的、带有反思精神的半部世界历史。不管有多少可争议之处，它还是十分值得我们关注与研究的。

注释：

[1] H.A. Winkler,Preussischer Liberalismus und deutscher Nationalstaat.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Fortschrittspartei1861-1866. Tuebingen 1964.

[2] H.A. Winkler, Mittelstand, Demokrati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politische Entwicklung von Handwerk und Kleinhandel inder Weimarer Republik. Koeln 1972.

[3] H.A. Winkler,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3 Bde. Berin/Bonn 1984ff.

[4] H.A. Winkler, Weimar 1918-1933. Die Geschichte der ersten deutschen Demokratie , Muenehen 1993.

[5] H.A.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isher 2 Bde. Muenchen 2009,2011.

[6] H.A. Winkler, 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2 Bde. Muenchen 2000.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