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度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发展综述
一、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建设与学术动向
2012年第3期《世界历史》介绍了2011年8月由武汉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世界史学科建设暨学术前沿研讨会”。来自全国34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学术刊物和出版单位的近70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会议。与会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者在会上发表了对学科建设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椿年研究员对在新的形势下的世界史学科的建设谈了以下几点看法：其一，要明确世界史学科的任务和目标，摸索出可以保证学科发展的机制。其二，应通过政策引导新的研究领域，扶植和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改善学科方向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其三，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尤其要提高现有研究队伍的素质，包括学术造诣、研究能力、思想学风等。其四，建议建立世界历史学科协调小组，及时了解学科发展的情况，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建立定期联系的制度，下情上达，为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建立良好的大环境。天津师范大学侯建新教授在报告中强调了将质量和人才作为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基础；同时坚持提高和普及相结合的原则，关注世界史学科的社会功效，提高世界史在国民素质教育中的作用。他认为，首先应扩充世界史学术队伍的体量，有条件的高校应设立世界史专业或系，以及世界史研究机构。其次，各高校应利用条件创立研究基地，突出自身的研究特色，全国实行互补。同时，国家应采取政策性鼓励措施，如在课题立项上加大对空白领域的支持，以改善学科发展的不平衡。最后，在目前设立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现代史、地区国别史、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门史和整体史五个二级学科的基础上，各高校可根据自身的学科优势和特色增设其他二级学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赵文洪研究员在题为“将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成思想家的摇篮”的报告中指出，世界史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后，理应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承担更加重要的责任，重中之重便是成为培养思想家的摇篮。今天的社会思想观念日益活跃、丰富和复杂，这迫切需要思想家将符合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理论化、系统化，建设一个既能够凝聚中华民族绝大多数成员，又能赢得全人类向往的崭新的中华文明。在当代中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中，只有世界历史学科可以全方位地承担这一任务。他指出，应从培养世界史学工作者大责任、大气魄、大视野、大严谨四个方面的素质入手，将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成为思想家的摇篮。[1]
2012年6月16—18日，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联合主办、以“古代文明的碰撞、交流与比较”为主题的“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与会学者约200位，分别来自欧美亚澳各大洲国家和地区的著名高校和科研单位，他们中大多是近年来活跃于国际古史学界的著名领军人物。会议共收到论文约120篇，涉及到丝绸之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中外古史比较、古希腊史、罗马史、古埃及史、古代西亚史、东亚史、中亚史以及欧洲中世纪史、拜占庭史、史学史等研究领域。会议论文反映了当前国内外世界古代史研究的一些新趋势、新观点和新方法。此次会议不仅体现了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的整体实力，也加强了各国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拓宽了进一步合作研究的渠道，特别是使中国学者对当前国际世界古代史研究的趋势、特点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2012年8月20—21日，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年会在“冰城”哈尔滨举行，来自全国五十余个科研院所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年会。与会人员围绕“中世纪史研究的前沿问题”、“欧洲的乡村与城市”、“剑桥中世纪史的翻译”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40余篇，内容不仅包括传统的欧洲经济、社会、政治、宗教等领域的前沿问题，更涉及中亚、印度、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中古史课题，它们是2012年度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界丰硕研究成果的一个缩影。
2012年度由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组织的《剑桥古代史》、《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翻译工程多次召开工作会议。该翻译工程集合了国内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界的众多学者，这两部在国际上具有权威性通史性著作翻译完成后，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主办的“血缘关系与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4月在北京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世界历史所、外国文学所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围绕血缘关系与文明起源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北京大学的古典研究中心在本年度举办了多场学术讲座，内容涉及古希腊史、古罗马史等古典学相关领域，邀请的讲座嘉宾都是国外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该讲座对于促进国内古典学教育的发展和提升我国古典学研究整体水平的具有积极意义。
2012年7月22日，为纪念我国著名史学家林志纯先生（笔名日知）而出版的《日知文集》（五卷本）[2]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由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张强教授主持整理的《日知文集》中，收录了林志纯先生1934年至1999年间完成的学术著述。其中不仅包括《世界上古史纲》、《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中西古典学引论》等已经发表的专著，也收录了部分已发表论文及未刊论著，其中尤以有关古代西方史学史及史料学著作最为重要。《日知文集》的出版将推动我国学界进一步关注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中的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制、中西古典学等重大理论问题。
在本年度获得批准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之中，不少世界古代中世纪史领域的专题研究项目榜上有名。其中获准立项、得到资助的“一般项目”包括：王献华的《阿卡德王权对苏美尔多神教的改造研究》、魏凤莲的《宗教礼仪制度与古希腊城邦的构建研究》、李卓的《中日古代社会结构比较研究》、刘晓峰的《中国古代时间体系对东亚地区的影响研究》、周爱萍的《日本古代货币制度变迁与东亚货币文化圈的兴衰研究》、孙泓的《古代中朝移民史研究》、李东辉的《渤海与新罗的历史关系》、朱孝远的《德国宗教改革时期国家与教会关系变迁研究》、王亚平的《宗教改革前后德意志社会结构演变研究》、夏洞奇的《〈忏悔录〉的历史、文本与思想研究》、李隆国的《蛮族王国的兴起与中世纪早期基督教史学》；“青年项目”包括：宋立宏《古代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关系研究》、黄红《贵霜帝国历史研究》、王鹤《罗马军队与罗马化关系研究》。
二、古代西亚史
2012年古代西亚史研究表现出多样化特点，突破了传统的世界古代史研究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局限，从军事史、法律史、文学史、考古学等领域或视角研究西亚古代历史。陈明远、金岷彬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古代西亚史前时代的陶器发展特点，指出世界陶器发展存在两个源头，从西亚到埃及和爱琴海地区，之后又传播到中亚等地是其第二条主要源流，中亚陶器文化的代表是哲通陶器文化和安诺陶器文化。它们都表现出与两河流域等地发生过密切的文化联系的特征。[3]国洪更则从军事历史的角度研究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末期亚述帝国的历史，文章详细阐述了亚述帝国的“拉科苏”（raksu）士兵的来源、组成、职责及其所拥有的特权，指出“拉科苏”是宦官长麾下国王卫队的精锐，享受免赋役的特权。“拉科苏”士兵的出现及其功能的异化与亚述政局的变化密切相关。[4]另外，魏琼和张文安分别从宪政和神话的视阈研究古代两河流域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魏琼以古代两河流域神权、长老会、法律与王权的博弈为视角，探索神权、长老会及法律对王权的制约机制。她认为该机制不仅彰显了古代两河流域政权的民主、共和因素，还通过两河流域的法律文明成果———楔形文字成文法典和大量的习俗惯例，确立了“法律的最高权威”观念，这些因素即是古代两河流域的“宪政因子”，对西方古典宪政思想发源地———古希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5]张文安认为古代两河流域神话不是简单的艺术想象，而是神学集团有意创作服务宗教的，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着宣传宗教观念、神化王权、强化社会礼仪和道德教化的重要文化功能。[6]在《古代两河流域脏卜卜辞中的阿达德神》一文中，马一舟，郭丹彤梳理总结古代两河流域脏卜文献中有关暴雨神阿达德的记载，指出有关该神的记录反映出古代两河流域农业社会对于雨水的重视，同时指出因南北地方差异，阿达德神表现出的不同特性。[7]
三、古代埃及史
本年度，我国学者发表埃及学方面的论文不多。这些论文主要集中在史料解读和历史问题的探讨等方面。王亮和郭丹彤对古代埃及梅藤自传体铭文进行了释读和翻译，并对译文中出现的官职、地名以及古代埃及社会经济状况做了解释，指出该文献是迄今所知年代最为久远的古代埃及自传体铭文，它反映了古代埃及早期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是研究古代埃及早期行政管理体系和社会经济形态的首选文献资料。[8]
李晓东译注了《伊南尼自传铭文》，指出伊南尼是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初期一位重臣，其位于底比斯阿布得-艾尔-库尔纳的陵墓内石碑及墙壁上存有其自传铭文和与之相匹配的绘画，对于研究第十八王朝历史有较高史料价值。[9]郭丹彤探讨了帕勒莫石碑的学术价值，指出帕勒莫石碑是古代埃及已知最早的王室年鉴，其书写年代是古王国时期，刻写在神庙墙壁上，是埃及人祖先崇拜的一项重要内容。作者认为此碑碑文中关于埃及前5个王朝的记述不能作为重建埃及早期历史的史料，它只是揭示了埃及早期王权面貌，即国王的行政职能和宗教职能。[10]李晓东梳理了埃及史前史研究中的材料与问题，指出上埃及、下埃及以及边境地区的遗址挖掘是埃及史前史研究的主要资料。史前史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古埃及文明起源是否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中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过渡的持续性、三角洲早期人类定居问题、城市的出现以及王权与邦国出现等。[11]郭丹彤探讨了古埃及文明的属性。她指出古代埃及人是黑种人还是白种人，以及古代埃及文明是非洲文明还是近东文明，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通过对语言、生理特征和物质文化等方面的考察，可知古代埃及人既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他们当属地中海人种。古代埃及文明也不属于非洲黑人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讲，努比亚文明更能代表黑非洲文明。[12]
王亮、郭丹彤以新王国时期为例，探讨了古代埃及法律特征，指出古代埃及法因独特的古代埃及文化而具有鲜明的特征，并以新王国时期法律最具代表性，从而形成了古代埃及法律的宗教性、公正性、人文性和权利与义务的等量性等特征。古代埃及法源于古代埃及文化，同时也充分展现了古代埃及文化的基本特征。[13]李模论述了古埃及阿玛纳宗教产生的主要原因，指出阿玛纳宗教是埃及第18王朝中后期复杂的政治和宗教斗争的产物，在客观上与这一时期埃及世界性帝国的现实相适应，而非埃及世界性帝国的产物。[14]赵克仁研究了古埃及亡灵崇拜的原因及其文化蕴涵，指出亡灵崇拜是埃及自然崇拜发展的必然结果，反映了埃及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历史。亡灵崇拜还受到埃及人思维模式和尼罗河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15]
四、古代希腊史
在本年度的古希腊史研究中，有关雅典——特别是雅典民主制——的研究仍然是学术界重点关注的问题，学者们从多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
在近年的雅典民主政治研究中，西方学者热衷于“雅典革命”论，即认为雅典民主政治诞生于一场人民革命，但对于这场革命爆发的时间，学者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黄洋认为，这种“雅典革命”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学者用近代西方大革命的模式解释古代雅典历史的结果。而在解读这个问题时，西方学者一直不愿面对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恰是更合适的理论方法。在黄洋看来，雅典民主政治不是轰轰烈烈的革命的产物，而是通过长达一个半世纪的阶级斗争历程确立起来的。雅典下层公民阶级对富有贵族阶级长期不断的积极斗争是雅典民主政治得以建立和维系的根本驱动力。[16]
晏绍祥从危机与重建的角度审视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随着雅典城邦的发展成熟，城邦建立起了一套有效运作的民主政治体系，人民主权是国家的基本原则，公民广泛参与到国家管理之中。到公元前5世纪，雅典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但人民主权的发展使得民主政治与法治之间的紧张关系凸显。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以及富有阶层对民主政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反对，使得民主政治遭遇严重挑战。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雅典民主政治经历了重建的过程。通过实现公民和解、提升法律权威、整顿思想，成功重树了对民主政治的信仰，确保了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政治的稳定。[17]
民主诞生问题一直是雅典民主制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陈莹从雅典城邦一个显赫的贵族家族——阿尔克迈翁家族的角度探讨了雅典民主制形成的动力问题。文章回顾了阿尔克迈翁家族在公元前6世纪的政治发展历程，考量这一家族对雅典民主政治和公民意识形成所发挥的作用。文章将阿尔克迈翁家族的相关斗争视为民主诞生的原动力，而在贵族争夺过程中日益觉醒的公民意识则逐渐具备更大的反作用力，这二者共同促成了民主的诞生。[18]
希腊民主的主体问题在学界也一直存在争议。毕会成等否定了农民民主的可行性，认为古希腊的农民同历史上其他时期的农民一样，既相互隔绝、保守、愚昧，又不能自救，而且处于城市经济不间断的侵蚀之中。把民主与这样的农民联系在一起等于说民主可以代表落后的政治形态。即便特定的历史条件把农民客观上推到了社会的主导地位，比如在古代城邦条件下，土地所有者是城邦的当然公民，也绝不可能按照民主的原则组织政治生活。所谓古希腊的“农民民主”只是乌托邦理念在历史上的投影。[19]
陪审法庭是古典时代雅典城邦重要的司法机构，在雅典民主制度的运作上发挥了巨大作用。根据近些年国外学术界的一个流行观点，这个机构在公元前4世纪发生了一系列变革。这样的观点在国内学术界也产生了回应，张春梅阐述了陪审法庭的变革，指出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陪审法庭享有一定的立法审查权，在民主制中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法律对民主的监督作用也相应增强；设立了公共仲裁人，以灵活而便捷的方式及时化解民间的矛盾纠纷，并相应减少城邦的财政支出；改革了陪审员的选举和投票方式，从技术的层面保证民主制运行程序的公平和公正，有效防止腐败的发生。而这些变革措施都促进了雅典民主制在公元前4世纪的稳步发展。[20]
阴元涛则对雅典公民法庭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梳理，指出雅典的陪审法庭与上诉法庭虽然都可统称为公民法庭，但是由梭伦创立的上诉法庭打破了贵族集团对司法权力的垄断，为司法民主化奠定了基础，是陪审法庭的前身。因此上诉法庭与民主法庭在雅典民主政体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不可混为一谈。[21]
雅典的捐助制包括节日捐献和战船捐献，是古典时代雅典民主政治中一项很有特点也很值得关注的制度。崔丽娜将这项制度与雅典的政治生活相结合进行研究，指出这项制度在民主制建立初期就已出现，并且贯穿雅典民主制始终，对于民主制的运作起到关键性作用。捐献的实质是让富人出钱为城邦服务，最初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和自愿性。但随着雅典经济的不断恶化，城邦逐渐将其变为一项强制性义务。由于对政治回报的预期，富人起初愿意承担捐献；然而随着捐献的强制性越来越突出，富人的不满也在加剧。捐献本身的变化以及富人对捐献态度的转变既是雅典政治生活变动的反映，同时也影响着雅典的政治生活。[22]
除了雅典城邦，斯巴达照例仍然是我国学者本年度的另一个研究重点，且今年学者们的研究均对一些传统观点进行反思。在西方学术史上存在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古代斯巴达是军国主义国家或具有强烈军国主义色彩的国家。这种观点从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开始出现，一直延续至今。祝宏俊在他的文章中重新探讨了这一观点。在他看来，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理论和史料运用上的错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军国主义国家必须综合考虑其制度与政策、内政与外交。依照这些标准，公元前5世纪中期之前，斯巴达并不是军国主义国家，斯巴达的军国主义化开始于公元前5世纪60年代，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30年代。但是，古代斯巴达没有建立起极权主义的国家体制，其军国主义也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军国主义范畴。[23]
徐松岩、夏万芳重点研究了斯巴达公民人数与土地集中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学界的一个流行观点认为，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出现严重的土地集中现象，由此造成公民人数剧减。但作者分析指出，事实上，在整个公元前5世纪，斯巴达公民人数都已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但其份地制度似乎未发生显著变化。而且，造成公元前4世纪斯巴达公民人数继续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非由于土地迅速集中所致。[24]
在近些年的国内古典学界，希腊化时期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希腊化时代多个层面的问题都已开始进入我国学者的视野。希腊化时代是一个多文化大融合的时代，希腊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交流关系理所当然地成为学者们的关注重点。杨巨平通过对Yavanas的考证探讨了希腊文明与印度文明的融合问题。Yavanas指公元以前的印度—希腊人。Yavanas自波斯帝国时期起即为印度人所知。他们在印度的大规模出现是在亚历山大时代。亚历山大之后，一部分希腊人滞留印度，阿育王一度向他们宣扬佛法。公元前2世纪以后，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大举入印，在印度西北部建立了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统治，并在全盛时向恒河流域扩张。由于长期孤悬印度，Yavanas在竭力坚持自己文化传统的同时，出于统治的需要也开始了自身的印度化进程。他们铸造希印双语币，接受印度的神祇，信仰佛法，最终推动了犍陀罗艺术的诞生。Yavanas在印度的消失并非印度人的胜利，而是希印两种文明合二为一的必然结果。Yavanas的历史既是希腊化文明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也是南亚次大陆古代历史的一部分。[25]
除了文明的交流，希腊化时代也形成了一些有特色的制度，希腊地区阿凯亚城邦联盟的政治体制就是其中之一。一直以来，雅典民主都被学术界视为古希腊民主的唯一典型。而被波利比乌斯称为“真正的民主”的阿凯亚城邦联盟的政体却被现代西方学者们贴上了寡头制的标签，从而受到低估和忽视。根据符莹岩的研究，阿凯亚城邦联盟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有别于城邦民主的另一种古希腊民主模式。它遵循民主的原则和理念，具有民主政治的机制和架构，从公民和城邦两个层面提供政治平等和言论自由。因而，希腊化时代成熟时期的阿凯亚城邦联盟政治体制很可能是古代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相结合的典范。[26]
在希腊的宗教文化方面，我国的世界古代史学界在本年度也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出现。海神波塞冬在古希腊的宗教、神话和文献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这种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荷马史诗奠定的。波塞冬在荷马史诗中频繁出现，是其中重要角色之一；但另一方面，荷马史诗并未清晰介绍和归纳波塞冬的基本形象。朱毅璋在他的研究中剖析了荷马史诗中的波塞冬形象，指出荷马史诗中的波塞冬具有两面性，既表现出神性，也有人性的一面，这暗示出波塞冬的原型是一位世俗君主。[27]
李永斌以悲剧《欧墨尼得斯》为考察中心，通过探讨这部悲剧中的血亲复仇主题阐释古希腊的伦理冲突。他在研究中指出，血亲复仇主题不仅反映了古希腊社会转型时期的家庭和城邦伦理冲突，而且反映了人们思想意识中的凡人与神灵伦理冲突，二者实际上又是戏剧背景所处时代社会形态转变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在这个时代，一方面父权制已经建立，需要进一步清除母权制残余；另一方面社会秩序的维护开始从人治走向法治。[28]
在史学史领域，学者们不仅有对古代史学经典的研究，更有对古典学研究本身的梳理与反思。晏绍祥注意到21世纪以来古代史研究本身从政治军事史等大题材向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等主题的转向。而这种主题的变换与研究的转型，既与学者们对史料的认识和对社会科学方法的借鉴有内在联系，也与西方史学注重公民活动的传统相关。因此，对于世界古代史的研究仍需在掌握语言工具的基础上，更多地借鉴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实现从理论、方法到内容的转型，真正深入古代社会的历史中去。[29]
褚新国则探讨了以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为代表的西方史学两大范型，指出在西方史学传统中以修昔底德的范式去评判希罗多德的做法存在重大错误，我们只有从所谓“文化史”、“政治史”这样的范型界定中跳出，才有可能从理论上厘清西方史学史的发展路线，从而将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推进到更高的水平。[30]
白春晓研究了修昔底德在记叙雅典瘟疫时所使用的修辞技艺。在他看来，修昔底德在这段叙事中使用了一种精确写实的修辞手法，目的是向他的读者揭示出带有悲剧性的人类处境。修昔底德写作的文本是供私人阅读与传播的，而非面向公众的作品，这决定了他的叙事方式不属于当时面向公众的修辞风格。[31]
除了对上述几大领域的集中讨论以外，古希腊史其他方面的重要问题也得到了国内学界的关注。解光云探讨了公元前6至4世纪古希腊人明显的“重男轻女”的性别取向问题。在当时的希腊，女性是“间接公民”，被排除在选举、司法和执政等公共权力领域之外。女性公民是不同于男性公民的“他者”。女性被书写为女妖魔和不同类型的雌性动物。女性意味着软弱、疾病和灾难。女性公民受到的教育相对较少。城邦通过早婚早育和性别比例控制女性，相对减少女性人数。[32]
王志超论述了德摩斯梯尼与喀罗尼亚战役的关系问题，指出这场战役的发生与雅典演说家德摩斯梯尼之间有很大关系。德摩斯梯尼拒绝参加近邻同盟针对安菲萨人的特别会议的主张，使得亲马其顿的近邻同盟会议发动了第四次神圣战争，马其顿军队直逼温泉关。在德摩斯梯尼的热情推动下，底比斯与雅典迅速结成同盟，共抗马其顿军队。喀罗尼亚的决战是德摩斯梯尼一系列政策主张得以实现的必然结果。德摩斯梯尼是一位爱国者，但他的政策主张是脱离现实政治的。[33]
陈思伟、徐松岩分析了色诺芬《希腊史》中所谓“大王和约”的实质以及译名的由来。指出所谓“大王和约”并非一则和平条约。首先，该条约不是在对等条件下订立的，而是在波斯击败希腊诸邦后制定的，希腊诸邦并无任何发言权；其次，订立条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避免战争，争取和平，而是以实现波斯夺取领地、征收赋税的利益为目的；最后，条约订立后，并未实现和平，反而使希腊世界更加混乱无序。人们之所以将其译为“大王和约”，一方面是受到色诺芬泛希腊主义历史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近现代古典学者将古典希腊理想化的结果。[34]
在最近几年的国内学界掀起了一股翻译浪潮，许多经典文献和研究专著被引介进来，这对国内的学术研究大有裨益。然而我们也要承认，在一些汉译本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值得商榷乃至错误的译法，这也需要学界及时更正。本年度就有学者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何元国仔细校勘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一书，将希腊文原文与汉译本进行比对，从中摘取出36处重要的误译，并逐一进行了探讨和更正。[35]
五、古代罗马史
本年度国内罗马史研究成果的时间跨度涵盖从王政时代、共和时代、帝国时代到帝国晚期各个历史时期。汪洋的《罗马法上的土地制度：对罗马土地立法及土地归属与利用的历史考察》是一部关于罗马土地制度研究的力作。作者从公法与私法两个层面归纳和整理了涉及土地制度的罗马立法与法律实践，详尽地分析了集体土地、私有土地与公有土地这三种土地归属形态在罗马史中的发展变迁，强调在历史语境下考察“所有权”、“占有”等法律概念与物权类型的诞生。[36]
罗马王政时期和共和前期因史料阙如往往被视为传说时代，向来少有研究者问津，但研究罗马城邦宪制的起源和变迁又不可避免地要追溯到王政时代。罗马王政时代的社会性质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占志铖认为，王政时期是罗马从原始氏族公社向奴隶制国家的过渡过程中城邦制国家形态确立时期。以王、元老院、库里亚民众会议及各种宗教、世俗职官为核心的权力机构一方面延续了原始社会末期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政治传统，另一方面，伴随着王权的强大和市民个体取代血缘团体参与政治，氏族政制不断遭到削弱，逐渐演化为城邦宪制。王政后期，法律和官制的产生标志着罗马城邦制国家正式建立。[37]
共和前期史研究的选题比较传统。梁小平论述了罗马共和时期围绕限制与开放公民权授予而引发的矛盾、冲突与改革，说明罗马国家对外授予公民权的政策具有被动性和妥协性，同时也有其必然性。[38]杨俊明关于共和前期罗马公民“美德”的研究体现了以史为鉴的道德关怀。他把罗马在共和时期的崛起归因于公民道德和社会风尚，征引古罗马作家加图的训诫——奢侈浪费和腐化堕落乃是危及国家的隐患。他在文章中阐述共和前期罗马官员具有崇尚简朴，生活节俭，廉洁奉公的传统美德。罗马官员以身作则，崇尚光荣，清贫节俭的道德风尚有助于维持社会成员间的平等关系，巩固罗马国家的基础，增强罗马社会的凝聚力和团结向上的精神，从而保证了政治的清明和国家的稳定[39]。在另一篇论共和前期罗马公民的农本美德的文章中，杨俊明分析了共和前期经济生产、生活方式与罗马传统美德——崇尚勤劳、勇敢、清贫、简朴的关系；认为这种社会风尚对罗马民族的崛起和海外扩张的胜利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40]
帝国时期是罗马史研究的重点领域。王振霞从吏治腐败这一视角思考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认为帝国晚期确立了君主集权的官僚体制，官僚机构日益膨胀，权力脱离了任何监督，变得腐化和庸劣无能，造成经济腐败、政治腐败、军队腐败和司法腐败恶果，最终成为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重要因素。[41]
被征服的“蛮族”被“罗马化”的问题近年来成为一个热点。“罗马化”实质上是古代民族在接触、交流过程中的一种文化互动与演变现象。
一般认为，文化落差会导致高级文化对低级文化的渗透。因此研究者往往强调作为“蛮族”的高卢人和不列颠的凯尔特人被“先进的”罗马文明同化的一面。不过，罗马民族也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拥有更大文化优势的民族的影响。宫秀华、王佃玉分析了罗马统治下的高卢行省在文化教育、城市生活两个方面表现出的“罗马化”特质；指出虽然罗马政治文化高卢行省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主导和引领地位，但罗马统治者允许高卢地区人民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有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因此高卢原有文明的传递并没有断灭；而罗马则在吸收了诸多文明的影响下成长为具有“世界性”的文明。[42]
王鹤、王河江侧重于分析老兵殖民地在罗马西部行省政治罗马化中的作用。他们根据史料中关于各时期罗马在海外建立老兵殖民地的记载指出，这些殖民地是行省地区支持罗马政权的可靠基石；其城市规划和外观上都采用罗马模式，其政府机构和管理形式也大多采用意大利自治城市的模式；老兵殖民地的建立促进了罗马公民权和罗马法的传播，使帝王崇拜的观念推广到了西部行省。因此，大量老兵殖民地的建立，有利于西部行省政治统治的加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也促进了西部行省政治的罗马化。[43]
邱红梅考察了公元43年—约410年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城市的等级制度和自治制度。她认为罗马在不列颠建立的殖民城市、自治市和部落城市形成三个等级。这种城市等级制度具有开放性和激励机制。不同等级的城市之间的地位是平行的，没有明确的隶属关系。不同等级的罗马不列颠城市的自治水平和权力各不相同：殖民地和自治市以罗马城市自治制度为模式；而部落城市则以罗马城市自治制度为模型，又保留了不列颠自身的许多制度。罗马帝国通过挑选部落贵族作为罗马在不列颠的管理支柱，推行文化认同、宗教互信原则而大力推行部落城市自治。这种城市等级与自治制度的推行，有效地降低了罗马帝国的行政成本，扩大了统治收益，是一种有效的国家治理模式。3世纪时，罗马政府对不列颠采取掠夺性政策，损害了城市贵族和广大公民的权益，自治制度无法维持，导致城市衰落。[44]
伊达拉里亚人是意大利半岛最先进入文明时代的民族。罗马文明崛起之初带有很深的伊达拉里亚文化的印记。伊达拉里亚人对罗马历史发展的影响和贡献一直为史家所关注。黄志强认为公元前7世纪，伊达拉里亚地区已进入文明时代，创造了发达的奴隶制城邦，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和贸易，还是在文化、宗教、思想和政治诸方面都已经非常发达。伊达拉里亚文明对罗马文明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和催化作用，主要表现在罗马国家的产生、罗马城市的建设、“法西斯”的由来、凯旋仪式的举行、残酷血腥的竞技以及宗教发展的奠基6个方面。[45]
希腊文化对罗马社会也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崇拜和模仿是否意味着“希腊化”？陈恒、鲍红信着重考察了罗马文化在模仿希腊文化的过程中，如何成功调适，从而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的。公元前3世纪，希腊文化直接对罗马产生影响。战争巨人”与文化“矮子”的落差，使罗马人以近乎崇拜的心情学习希腊的所有文化，但对希腊文化的消极面也有所回避。公元前188年后，由于推行务实政治，罗马开始以一种冷静的眼光重新审视希腊文化，还将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进行对比，在对比中强化他们对罗马文化的认同。这体现出罗马对希腊文化经历了从模仿到调适的过程。帝国时期出现了罗马和希腊文化的融合趋势，但罗马人在广采博收希腊文化的基础上，配合自己的创造进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化。罗马文化始终是有选择地模仿希腊文化，没有失去其独特性，其原因在于罗马人的务实态度，存异精神和希腊罗马文化的同根同源性。[46]
林中泽对罗马帝国葬式演变的轨迹和特点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认为葬礼风俗的演变不仅受到关于死亡的宗教观念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质基础。公元前8—前5世纪间，土葬和火葬在罗马同时流行；公元前4—2世纪间战争频繁，火葬更为流行。进入公元1世纪，罗马以火葬为主，这是罗马奴隶制繁荣的产物，体现了当时帝国社会的稳定和物质生活条件的重大改善；同时也是希腊灵肉二元论思想影响的结果。从公元2世纪起，土葬重新盛行，这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变更造成的。公元3世纪的社会经济危机造成了较高的死亡率和生活的普遍贫困化，所以大部分人会选择便宜的土葬。3世纪后异教民众当中土葬方式的推行与基督徒的土葬传统不谋而合，这对于基督教在帝国内的传播是一个有利的契机。基督教借助对这一葬式的认同来宣扬它特有的肉体复活论并达到宣教的目的，当这种复活论在异教大众中获得基本渗透之后，土葬独尊的结果就呈现出来了。[47]
近年来，妇女史作为新史学关注的对象之一开始在国内希腊、罗马史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本年度有两篇论文涉及古罗马妇女问题。李英、吴宇虹对里维娅的政治角色进行了探讨。里维娅是罗马帝国朱里亚•克劳迪王朝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的第三个妻子和第二个皇帝提比略的生母。罗马法律不容许女性担任官职，干预政治。然而，帝国时期的皇族女性，尤其是皇帝的妻子往往通过男性亲属间接弄权。李英、吴宇虹分析了奥古斯都与里维娅的政治婚姻和政治伙伴关系；展示里维娅积极在参与宗教事务、外交事务等公共活动中的高超政治智慧和办事能力，以及在子女教育方面的聪明才智；认为里维娅不仅是皇帝的爱侣和尽职的皇家事务主管，还是皇帝最亲密的政治顾问，在皇位继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48]
何越对罗马妇女的遗产继承权利进行考察，从立遗嘱权和遗嘱继承权两个方面分析其演变过程；认为在帝制初期，罗马妇女与男子一样具有完全的立遗嘱资格，这是与其监护权的消失互为联系的；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到哈德良时代，妇女立遗嘱权的机会逐渐扩大，其趋势是从限制严到限制宽的一个发展过程。遗嘱继承权的扩大，使妇女在罗马财产让渡过程中逐渐占有一席之地，从而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49]
古典文献研究方面，蔡丽娟就撒卢斯特的史学与政治倾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后三头”时期残酷的政治环境，迫使撒卢斯特退出了政治生活圈；但作为具有强烈道德倾向的失意元老，他希望通过历史写作挽回作为元老的威信。他对荣誉的重新定义，某种程度上正是希望通过对政治行为的道德化分析，重新确立“美德”在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并把“美德”的丧失看做罗马政治腐败的根源。而凯撒体现的正是传统贵族已经抛弃的罗马传统美德，在对凯撒的赞扬中，撒卢斯特史学也就显示出明确的凯撒派倾向。[50]
熊莹对拉丁铭文史料《审判老皮索》做了介绍和翻译。罗马帝国第二位皇帝提比略之养子日耳曼尼库斯的神秘死亡，及对所谓凶手前叙利亚行省总督老皮索的审判，构成了塔西佗《编年史》二、三卷的叙事中心。塔西佗在写作中运用了影射、暗喻和反讽等手法，致使在谣言和阴谋的裹挟之下，事件的真相变得越加模糊不清。而近年来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出土的一组拉丁铜版铭文《审判老皮索》的元老院法令为重新审视这桩历史悬案提供了线索。《审判老皮索》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保存最完整、存世副本数量最多的元老院法令铭文，不仅为厘清史实提供了可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的一手史料，还为重新评价元首制初期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法令自问世以来，引发了西方古典学界的持续关注，现在已有多种语言的译本出版。熊莹在参考英译本和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上对这份铭文史料进行了全面介绍和译注。[51]
阿米亚努斯•马塞里努斯被称为“最后一位杰出的古典拉丁语史家”，其作品《历史》自发现以来一直是研究晚期罗马帝国的最重要史料。刘衍刚、赵少峰以古典史料为基础，综合近现代学者们的考证分析，在晚期帝国政治军事与宗教大背景下考察这位学者的身世经历与学术活动的关系：考证其家庭出身和三个重要身份——希腊人、战士与贵族；重建其十几年的军事生涯；介绍其历史撰述工作。作者认为，马塞里努斯的一生可以说是4世纪晚期罗马帝国政治军事史与思想史的缩影，通过对其生平的重建，有助于加深对晚期罗马帝国及其历史学家的理解与把握。[52]
李隆国对罗马帝国研究模式的转型进行反思，指出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六卷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经典性地确立了“罗马帝国衰亡”的模式，并主宰了此后学术界达200年之久。20世纪以来，这一模式受到了巨大挑战，以古代晚期研究为主力的“罗马世界转型”范式悄然兴起。他认为这两种不同的解释模式各有庞大的史料支撑，更反映了现实因素影响下的学者思想观念的变化。开创中世纪研究的史家如伯里等人，其自身的学术训练扎根于古典学，因而推崇古典文化，贬低中世纪文化，将罗马帝国衰亡当做一个理所当然的历史事实。伯里之后的一代人开始挑战“罗马帝国衰亡”的范式。林恩•怀特更是提出“罗马世界转型”的口号，标志着新范式的诞生。彼得•布朗开辟了新的专门研究领域——古典晚期，为晚期罗马史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增长空间。在今天多元性的现代化背景下，昔日互不相容的两种交锋理论转化为观察晚期罗马史的两个互补、竞争的模式，实现了交流。现代学者的任务是如何超越“衰亡”与“转型”范式，揭示一个更加全面的晚期罗马世界。[53]
农业技术史方面，范秀琳对古罗马作家的《农业志》、《田园诗》等著作所记载的休耕、轮种、翻耕、套种等土地耕种方式进行了概括和分析，认为罗马人的耕种方式非常适合地中海地区土壤和气候的需要；轮种、套种等土地耕作方式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罗马农业的发展，既节省资源，又能促进土地丰产；同时，掌握一定的播种率也对农业产量的提高大有裨益；还有很多关于土地耕作的问题因缺乏文献史料暂时无法得知，需要利用考古学的成果进一步丰富研究。[54]
六、古代史理论概念的梳理与综合性研究
2012年，我国学者在文明起源、城市起源、印欧语言起源等问题展开研究。易建平详细区分“古代国家”与“早期国家”、“酋邦”与“分层社会”两对概念之间的差别，指出“古代国家”之“古代”，主要是社会史分期上的一个概念。“早期国家”之“早期”，则是“国家”本身的一个发展阶段，它讨论的是人们之间一种特殊政治关系存续的时期。
“酋邦”与“分层社会”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都是等级制社会这点上，它们有相似之处。但是，酋邦的等级是以血缘、辈分、年齿等为基础来划分的，它与经济关系并无必然联系；分层社会的等级或者说分层则是一种基于经济关系的划分，它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平等为基础。[55]
俞金尧和刘健探讨早期历史上的城市起源问题，认为在农业文明时代，城市普遍由统治者的权力所缔造。城市是各种非农业活动的汇聚之地，其中政治及与政治相联系的军事、宗教活动对于城市的兴起最为重要，最早一批脱离农业生产并能够聚集于城市的人，首先就是社会的管理者也是阶级社会中的统治者，统治阶级连同为统治者服务的军队、僧侣等，构成早期城市的主题。城市中的工商业是以政治中心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并主要为统治阶级服务。工商业活动追溯权势而发展，围绕权势的消长而兴衰。到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资本对城市的命运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权力开始屈从于资本。[56]
印欧语系语言学研究在其早期发展阶段，曾经纠缠于人类起源问题，最终导致宗教史观与科学史观的对立。英国殖民者语言与印度被殖民者语言之间存在相似性的发现又将印欧语言研究引向人种学的深渊。刘欣如指出印欧语言发源地研究同时也促进了对生活在广袤的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研究，并且证明游牧民族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这个角度看，印欧语言学研究也存在局限性，因为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以及历朝历代入侵、占领农业地区的民族并非只有印欧民族。该领域学者在研究游牧民族历史时，往往忽视了那些与印欧语言民族没有任何关系的游牧民族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了解印欧语系形成发展的历史，进一步探讨草原游牧社会与农耕帝国在历史上的相互依赖与无止境的冲突。[57]
七、欧洲中世纪史
1、中世纪史学科发展的反思
自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以来，社会各界对世界史学科给予了更多关注，如为推动世界史学术研究，《光明日报》拟创建“世界史专刊”，并于今年7月进行了专家咨询。趁此良机，许多专家对世界史，尤其是中世纪史领域的相关问题发表了意见，内容涉及国内学界长期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如现代化起源、社会转型及重大历史事件等。在回顾了吴于廑先生关于加强15、16世纪世界史研究的期望、并对西方学界关于历史分期的理论进行了评述之后，向荣论述了中世纪及近代早期欧洲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和困难所在，提出在探讨重大理论问题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时，要充分了解西方学界的研究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将中国学者关心的问题同西方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有机地结合起来，有意识地开展一些合作，将吴先生开创的研究推向深入。[58]
刘林海追溯了“中世纪”概念的萌芽、确立及其含义变化，同时指出，“中世纪”等概念在历史学的实践中存在很大弊端，上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界已经对它们进行了广泛的质疑、批判甚至解构。中国史学界也处于反思过程中，但理论和实践上的改变也对中世纪史学科形成冲击和挑战。深入研究唯物史观、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它关系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整体发展，值得我们思考。[59]
2、政治、宪政史
学界对于中世纪晚期及近代早期民族国家形成历程、特征及多样性的研究热情依旧，而且有一些新观点出现。侯树栋评价了英国史学家詹姆斯.C.霍尔特对大宪章的研究。他指出，霍尔特将法律或原则还原为生活，通过对大宪章与欧洲中世纪其他同类文件的对比研究，以及对英王国与欧洲其他王国的对比研究，从实际生活过程解说大宪章的产生和特点。他致力于从生活与逻辑的交汇点阐释大宪章的内容和性质，依据大宪章的内在特点与时代发展的关系说明了大宪章的历史与神话的联系。[60]
张海洋试图证明，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政治模式，其适用性不仅是有限的，也是有条件的。如西班牙固有的历史文化多样性，以宗教为纽带达成的国家统一，以及政治上的早熟，阻碍了其国家形态的发展，并导致了民族国家构建尝试的失败。[61]李丽颖对1707年苏格兰自愿选择与英格兰合并给予高度评价，她说，这次合并为苏格兰带来了单靠自身力量无法企及的高度繁荣，这种选择为民族主义的终极追求问题开辟了一种新的思路。[62]关税是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象征，于民论述了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英国关税性质发生变化的过程，即从一种国王特权税，逐渐演变为处于议会严格控制下的议会间接税。[63]
今年度学界对于俄国史的研究也取得了有分量的成果。周厚琴、曹维安在回顾了近年来俄国学界对古罗斯文明的研究视角后强调，政治的统一与分裂不是评价进步与倒退与否的唯一标准，在中世纪，一个国家政治统一与否，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政治分裂在一定条件下也会造成经济和文化发展。[64]齐嘉、曹维安追溯了“罗斯”称谓的由来，并利用考古学的证据指出东斯拉夫人在古罗斯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奠基作用，他们抓住与拜占庭帝国展开国际商贸活动的机遇，并利用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瓦良格人带来的外部动力建立了古罗斯国家。[65]君主的改革是国家强大的重要途径，车维汉，茆健认为“财政压力假说”对此类变革有一定的解释力，他们以彼得一世的改革为对象进行了经验检验。[66]
刘景华长期专注于城市史研究，他再次强调，中世纪城市的新品质，在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和政治等方面孕育着近代文明的诸多因素，并最终促成了近代西欧文明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近代西欧社会是这些城市文明因素的直接后裔。[67]
政治中的城市长期以来为学界广泛关注。王守贞专门对法国城市图卢兹的自治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指出，12世纪，图卢兹发展出别具一格的城市自治模式，但由于与封建格局格格不入，引起罗马天主教会和北部贵族的不满，最终导致了阿尔比圣战，图卢兹城市自治走向衰落。[68]城堡是西欧中世纪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赵阳对国外史学家在英国中世纪城堡研究中的传统范式与发展趋向进行简要梳理，并对其研究特点进行了总结，希望能引起国内学者对此领域展开研究的学术热情。[69]
城市空间与公共政治逐渐成为近年的热门话题。尚杰从威尼斯城市公共空间的形成历史和现状入手，以广场、街道以及剧院为具体事例，分析贵族政府管理城市公共空间的方式，指出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些手段成功地使威尼斯的城市社会生活不断公共化，城市的公共空间的发展凌驾于私人空间之上。[70]刘华英专门考察了文艺复兴时期城市空间的性别问题。国家权力与社会传统将城市空间作了性别区分，这与两性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相互对应，通过限制女性进入城市公共空间，男性企图主导和控制女性。作者力图证实，与中世纪相比，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71]
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的贵族与政治转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尚杰指出，作为共和国大众生活的重要内容，近代早期威尼斯的狂欢节经历了从传统的宗教节日发展为大众娱乐活动的转型。贵族政府引导和监管，不仅使其避免沦为宗教改革的牺牲品，还进一步强化了狂欢节舒缓社会压力和政治宣传的作用。[72]詹娜则将目光投向法国贵族间的附庸关系，在法国宗教战争和福隆德运动的危机时期，这种关系受到政治势力、宗教信仰、双方政见、个人利益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与挑战，王权乘机渗透其中，为后来中央集权、绝对君主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73]
法律制度是政治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法律究竟是自治于政治权力还是依附于政治权力，对于政治文明的演进起着直接而关键的作用。英国中世纪向近代的政治变革以其渐进式“生发”（指自然出现和发展）模式而著称于世，程汉大认为，英国普通法的自治特征无疑是促成这一模式最根本的因素。[74]中世纪多元政治共同体、政治权力中心和法律体系并存的局面导致了“管辖权竞争”。但随着管辖权的逐步体系化，为现代民族国家和“国际”政治法律格局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李筠从对这个过程考察了Jurisdiction的政治涵义，结果表明，该词的历史积淀充分反映了西方法治主义的诸多重要理念、制度基础和对现代民族国家诞生的重大影响。[75]张殿清认为教会选举是研究中古教会宪政的重要途径，因为在基督教选举中，职位所涉及之人的同意是候选人当选至关重要的条件，这蕴含着民主参与和权力制约的宪政基本原则，为世俗选举提供了有益借鉴。[76]在具体法律研究方面，郭峰考察了英格兰森林法变迁的历程，诺曼征服后，威廉一世将森林法引入英格兰。此时的森林法完全遵从国王意愿而成为王室私法，由于国王与其臣民在森林法问题上矛盾愈益突出，最终森林法由私法转变为公法。[77]毛欣欣和李强根据朱尔斯•尼克尔的拜占庭《市政官法》希腊文校勘本，并结合弗雷什菲尔德的《市政官法》英译本进行译注，希望能向学界提供更符合原文的、完整的中文译本。[78]在法律执行及其影响方面，英国的巡回审判制度是重要的研究对象。陈太宝认为，尽管巡回审判制度的发展造成王室司法权随之不断扩展，但在当时多元司法体系和教俗二元政治结构的大环境下，王权无法完全延伸至地方。因此，中世纪王权尚未发展为专制统治。[79]李云飞则考察了中世纪英格兰巡回法庭的具体运作机制，它不仅造成王权的加强，也导致地方自治的孕育，而巡回法庭的衰落的根本原因则在于职能多重扩张导致的恶性循环。[80]
3、经济史与社会史
英国如何崛起，如何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答案无疑是多样的。刘景华以东盎格利亚的转型为样本进行考察，他认为，作为传统农业区，东盎格利亚根据自身资源、传统和优势不断探寻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方向，走了一条“传统农业→原工业化→商品化农业”的曲折道路，最终找到了较为适当的经济定位。[81]
商业化问题是有重要理论价值的课题，长期为国内学界所重视。本年度对于该课题的研究更加细化，价格、工资等微观问题得到集中讨论。中世纪英国价格和工资变迁的动因，一直存在“新人口论”和“货币论”的争论，崔洪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顾，这将有助于史学界加深对中世纪英国经济社会史的研究。[82]王超华对黑死病前后的工资变化及其影响进行了研究。他认为，14世纪中后期，英国人口减少，工资水平大大提高，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如妇女的劳动机会增加，工资增加，大有男女同工同酬之势。只是由于妇女的依附性地位和传统观念对妇女劳动的歧视，才使性别工资差异并没有因人口的减少而消失。工资上涨对农业生产造成很大影响，最为显著的是领主自营地经济的变迁。因为工资劳动者很早就在领主自营地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如庄仆是自营地上的全职工资劳动者，他们长期从事一些专门工作，与惯例佃农和临时雇工一道满足了领主不同方面的需求。随着14世纪初之后工资的上涨，最终造成自营地农业生产无利可图，领主逐渐退出生产领域，传统的庄仆也就从历史上消失了。[83]工资上涨伴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下降，畜牧业生产也受到影响。如母牛曾是中世纪英国农业生产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牲畜，因收益较高而受到欢迎。但到15世纪初，受到瘟疫影响，需求减少，价格下降，母牛饲养走向衰退。[84]公正价格和工资是教会的一贯主张，高利贷则被禁止，托马斯•阿奎那则表示，高利贷并非不可接受。刘招静认为，这种主张是受到同时期西欧经济社会现实的影响的结果。[85]
在欧洲封建社会晚期，所有地区的农民都在某种程度上被卷入商品经济中，与市场的联系不断加强，俄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由于俄封建因素的限制，这一时期农民与市场联系的程度还非常有限。[86]
关于市场经济和国内外贸易的关系，宁凡以尼德兰集市为例指出，在中世纪欧洲商业复兴的背景下，城市的政策是促进集市繁荣并向交易所转变的重要原因。同时，国内工业也是国际贸易繁荣的支撑，近代早期以意大利为中心的地中海贸易区的衰落、以英荷为中心的北海—波罗的海贸易区的崛起就是最好的例证。[87]
沈琦专强调了交通对贸易的促进作用。14世纪时英格兰已形成以伦敦为轴心的道路网。道路网的维护是在“王之和平”的法律框架下进行的，体现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王权的监督引导、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发挥主体作用的维护方式适应了中世纪英格兰商品经济虽有发展但还毕竟有限的现实，也保证了中世纪英格兰道路通行维持在一个较好的水平。[88]杜宪兵认为，13世纪中期至14世纪中期以欧亚大陆为主要辐射范围的贸易网络的维系靠的是畅通的陆路和海路交通线、先进的贸易制度、贸易离散社群（指当时的一种从事跨区域、跨文化贸易的商人团体）的商业实践、科学技术的革新与传播以及各中心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89]
日常生活史方面，侯建新考察了中世纪晚期至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民的饮食革命，他认为，英国的工业化和社会转型并非牺牲农民利益，恰是源于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农民个人原始积累，并伴随着农民及大众消费水平的攀升。[90]
徐善伟对中世纪欧洲大学生的总花费及各项主要费用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作了大致的估算，他认为，膳宿费、获得学位所支出的各项费用和听课费占了大学生花费的绝大部分。而且，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专业、不同阶层的大学生的花费亦有差别。大学通常本着贫富有别的原则收费，从而使贫富学生获得相对等同的教育机会，但总的来看，在中世纪欧洲大学的绝大部分大学生仍然是占人口极少数的富有阶层的子弟。[91]我国学界对中世纪医疗史的研究也较为关注。刘榕榕和董晓佳考察了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瘟疫”的特征和影响。她们认为，该瘟疫具有季节性、选择性、高感染率与高死亡率的特征，瘟疫的不断复发不仅导致帝国人口在短期内急剧下降、城市衰落以及经济衰退，同时也削弱了帝国军力，并对其战略格局造成了不利影响。[92]
对于“瘟疫何以肆虐”的问题，李化成和沈琦提出了“医疗环境史”的概念，以黑死病为个案，围绕瘟疫本身进行环境分析。他们指出，在14世纪英国的聚落环境中，传染源普遍存在，鼠、蚤、人紧密共存，便于瘟疫的传播；交通运输的便利，利于瘟疫的跨聚落和跨地区流传；落后的医疗防治水平不能阻止瘟疫的肆虐，甚至会因不合理的举措而适得其反地造成瘟疫的进一步传播。同时，上述病发、流传和应对环境还存在地区性的差异，从而导致各地瘟疫的肆虐程度有所不同。[93]
4、教会史
在公元1000—1500年间，天主教欧洲见证了多次信仰危机，它们的性质、规模、影响以及重要性各不相同。在此期间，“信仰”伴随着“危机”；但大多数危机是地方性或区域性的，持续时间也不长，天主教对整个西欧中世纪的掌控并未因此受到严重的威胁。[94]龙秀清认为，托马斯主义对拯救教会当局起了重要作用。托马斯主义是一个调和理性与信仰的综合体系，当信仰尚能涵盖理性的张力时，这个体系就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代世界科学理性主义大肆张扬的时代，信仰已被压缩到私人的范围，它已经很难涵盖理性提出的问题。因而，托马斯主义也就走到了尽头。[95]
中世纪教会发生很大变化，对于这种变化原因的研究见仁见智。王亚静指出，12世纪教士阶层及其职业结构发生新变化的原因是西欧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经济活动凸显个体性增强了信仰的个体性化发展。[96]罗春梅、欧光耀指出东西方教会分裂的原因在于二者矛盾不可调和，英诺森三世强硬要求拜占廷人和拜占廷教会服从罗马教会，而拉丁人对君士坦丁堡的洗劫、对拜占廷领土的征服和殖民统治引起拜占廷人的仇恨，这就使所有统一教会所作的努力都归于无效。[97]龙秀清、李锦荣认为，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对社会各界造成巨大伤害，它沉重打击了修道院的经济基础和宗教权威，使之丧失了许多传统的社会功能，这加速了英格兰修道院及修道制度的没落，从而为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奠定了基础。[98]
本年度学界对宗教改革的研究依然有新成果面世。宗教改革运动与德国近代国家产生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表现为通过削弱罗马教会的权力而强化世俗政府。通过分析路德与诸侯领地政府、路德与农民战争的关系，朱孝远诠释了宗教改革运动的革命性和保守性，阐明转型时期德国市民运动的特点和性质。[99]周施廷研究指出，在宣传策略上，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利用图像和口述布道，推动了与教会斗争的纵深发展，因此，只有结合视觉材料、口述史料和文字材料，才有可能对路德改教的性质及政治作用做出客观的评价。[100]面对挑战，天主教会是如何回应的，效果如何？曾祥敏从胡斯与兹贝涅克的恩怨、地方和罗马教廷等多种力量合谋指控胡斯和康斯坦茨公会议定罪异端等三个阶段详细勾勒了胡斯被控“异端”的过程，而胡斯的被控“异端”个案比较典型地反映出了中世纪晚期基督教会与“异端”之间的张力。[101]
对16世纪中叶的特兰特会议的研究可以提供答案。按照当时的境况，饱受诟病的教宗制度及其流弊理应成为特兰特会议着力解决的问题之一，但会议并未做出实质性的反应。陈文海指出其中的原因是，特兰特会议之后，以教宗为首的罗马教廷垄断了对会议文件进行解释的特权，会议颁布的那些制约性规定便不再提及。[102]
5、思想文化史
本年度中世纪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中世纪欧洲哲学的逻辑学转向的研究。翟志宏认为，中世纪欧洲的逻辑学是长期以来理性与信仰之间张力关系的结果。作为一种认知工具，逻辑被中世纪经院哲学用来探究神学思想，在此过程中，它获得了成为一种理论的合理性，并最终促成了逻辑学研究的理论转向。[103]
在大学里，逻辑学逐渐成为基础必修课程，这促进了演绎推理和唯名论的兴盛、归纳推理的兴起，而演绎和归纳并重的思维方式为近代科学的发展做了准备。[104]段智德指出，在讨论和阐释西方中世纪哲学时，不能不特别关注中世纪阿拉伯哲学，不仅因为中世纪阿拉伯哲学明显地具有西方属性，而且还因为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对作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拉丁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105]
其次是对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相关问题研究。朱孝远指出，文艺复兴是欧洲由衰及兴的一个转折点，人文主义者在危难之时担负起拯救欧洲的使命。探讨欧洲文艺复兴对于建设文化强国、深入思考文化如何推动社会进步，无疑具有借鉴意义。他提出，我们应当投入到当前文化强国的工作中去，很好地把握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为我们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腾飞贡献力量。[106]
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女画家安古索拉的一幅画作为图像证史的论证分析提供了切入点。黄鹤指出，该画作在西方艺术史中失语的过程不仅反映了女艺术家群体与整个社会中女性群体逼仄的生存境况，还揭示了历史中不容忽视的性别身份问题。[107]基督教会以其超越性的宗教理想和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不懈地推动了“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和“12世纪文艺复兴”，培育了西欧大学和学术思想的幼嫩根苗，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文艺风格，从而为后来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08]对于人文主义的研究，国内学者本年度的成果是关于研究理路的梳理。刘贵华指出西方学界关于都铎时期英国人文主义的研究有三大新趋势：研究视角从著名人文主义者拓展到其他人文主义者；研究重点从学术领域向其他领域延伸；研究方法强调整体性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并重，人文主义研究呈现多样化；[109]在追溯了犹太人文主义运动的构建过程之后，卢镇指出，由于学者们对犹太人文主义或犹太文艺复兴的解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犹太人文主义运动兴起的背景、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哲学以及犹太人文主义运动与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的比较等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110]
对于中世纪叙事模式、艺术创造和史学积淀也有学者涉及。王云龙指出，穆斯林和拜占庭人采取其特有的“萨底”（suttee）叙事和“复仇”叙事对罗斯的形象进行了建构，由此形成了“恶罗斯”叙事。它是西方世界“厌俄”情结的发生学文本，其实质是西方阐释政治学的话语型构与合法性言说。[111]高志民、吕净植对拜占庭世俗音乐的顽强生命力表示惊叹，尽管它受到了教会及其基督教作家的严厉打击和尖刻的批评，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音乐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衍生下来，在音乐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留下了光彩夺目的印记。[112]对于史学对时代的记忆，赵立行考察了在查理曼帝国由统一到分裂的变化过程中，历史著作通过各种体裁记述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和变幻不定的社会现实。它们不但记载了历史，也反映了加洛林时代的史学编纂趋向及其价值。[113]
八、日本古代中世纪史
2012年度的中国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关注了史学史、古代王权、古代天皇制、律令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古代日本的国际关系与中日关系、近世（江户时代）的武士与对外关系等问题。
2012年10月，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联合主办了“日本古代史研究的现在与未来”国际学术讨论会。会上中方学者发表了多篇论文，如韩昇的《井真成墓志再考》、李卓的《律令时代日本的婚姻形态》、刘晓峰的《循环观念的展开—以<贞观仪式>践祚大尝祭的国栖和隼人为中心》、王维坤的《中日古代都城比较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徐建新的《好太王碑发现史和早期拓本制作史的新史料》、王凯的《日本古代大陆移民与万叶古歌》。
在史学史研究方面，宋成有总结回顾了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指出古代中国人以强调“华夷之别”为观察视角，采用整体式、实证式的基本方法研究日本。至近代的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学人抛弃了“华夷”观念，研究日本的理论五色杂陈，研究方法因人而异。1949年以后，台海两岸学者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各有特色，从相互隔离而逐渐相互接近。大陆学者构成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主力。在研究理论和方法多样化的演进中，唯物史观和实证研究成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114]
韩昇探讨了日本古代的修史的背景与特点。他认为日本古代修史是在强化中央权力，以及为政权树立合法性和正统性的要求下应运而生的。从履中王到推古王，几度修史均告挫折，直至天武王“壬申之乱”后，为粉饰其政权的合法性而把修史作为国家事业来抓，终于在八世纪前叶修成《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天武朝以来的修史事业，一方面是编纂朝廷的标准史书，另一方面则是删改氏族拥有的历史记载。其修史的蓝本及其史学思想，深受汉唐史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史风格，以传附纪，而有别于中国正史的体例。《日本书纪》虽然有许多不成熟之处，却成为日本后来修史的范式。[115]
王仲殊对日本出土的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的相关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再次强调了他长年来主张的“中国工匠制作”说。他指出，据《三国志•魏书》记载，魏明帝死于景初三年，少帝继位后，仍称当年为景初三年，但次年则改称正始元年。“景初四年”的年号实际上并不存在。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盘龙镜为东渡的中国工匠在日本制作，因不能及时得知中国魏朝皇帝改年号之事，所以在铜镜的铭文中使用了“景初四年”的年号。[116]
王凯从文字、文学角度研究了古代东亚的大陆移民与日本古代王权的关系，认为来自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大陆移民为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贡献了文字、文学等文明要素，推动古代王权走向成熟。文字和文学是联系大陆移民与日本古代王权的纽带，而掌握文字工具的大陆移民又是联系大陆、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的重要载体。[117]
另外，王军有认为古代日本的大化改新是一次社会变革，其后的日本社会具有明显的封建制特点，再次强调“大化改新封建说”。[118]胡稹、洪晨晖对古代日本国号“大和”的意义进行了考证和分析。[119]
武寅论述了日本天皇制的起源于特征，认为日本天皇制起源于日本古代社会，在经历了种种变迁之后，逐渐形成了三大基本要素。一是皇统谱所代表的皇位继承制度，它保证了皇位传承的家族唯一性；二是等级身份秩序，它保证了天皇的至高无上性；三是神化，它保证了天皇的绝对性。由这三大要素造就的天皇，成为日本政治文化的类图腾，天皇制也因之而成为日本政治制度的典型标志。[120]
今年度有部分论文围绕律令制国家与社会展开研究。李卓关注了日本古代的贵族问题。认为日本自古就有贵族传统，从古代豪族到律令贵族，再到幕府军事贵族，尽管体制不同，功能不同，但实行贵族统治是相同的。以藤原氏为代表的律令贵族的成长瓦解了皇权与文官官僚联合治理的中央集权制度，也最终让位于幕府军事贵族。贵族开创了“家”制度，对日本历史影响深远。贵族的贡献在于他们通过学问与教养形成一种文化底蕴，始终保持着令武家羡慕的文化优势，在文化传承上的意义要大于其执掌政权的意义。另外，她还关注了古代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过程，认为日本历史上最辉煌的吸收中华制度（以吸收唐代制度文明为中心）的时期是极其短暂的，它在创造了奈良时代的繁荣以后，从平安时代开始趋于衰落并渐次结束了。中日两国在社会结构与社会矛盾方面的差异实际上早就表现出来了，并因此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121]章林论述了古代天皇制下的皇亲赐姓问题。他指出，古代日本的皇亲原本没有“姓”，随着古代国家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出现了皇亲赐姓的现象。皇亲赐姓的实质是通过调整以天皇为顶点的身份制度来维护和加强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统治体制。另外他还研究了古代平城京的市场，认为以东、西市为中心形成的全国性的流通体系，促进了都城与周边地区的交流，强化了律令制国家对全国的统治。[122]崔晓以古代日本汉诗为切入点，论述了古代日本仿照中国建立的贡举制度。指出日本古代贡举制施行时间与所受到的重视程度远不及中国，但同样有着独特的内容与发展历程。该制度的若干特点，在当时日本人所作有关贡举制度的汉诗及其他文献中均有所反映。古代日本贡举制度与中国科举制渐行渐远之原因，与两国实施贡举制度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有关。[123]
葛继勇研究并评价了唐代赴日高僧鉴真的弟子法进。认为法进在推动天台教学思想在日本的流播上功不可没。法进赴日前居住的扬州白塔寺很可能早就存在天台教学思想的传播，当时律宗高僧律、天台二宗兼学，鉴真、法进也不例外。法进在日不仅讲诵天台经籍，而且还利用自己携带至日的天台经典协助校勘已流传的天台佛经文本，参与佛经校勘事业。[124]
8世纪末——12世纪的平安时代是古代日本人在吸收中国古代文化基础上创建有自身特点的民族文化（国风文化）的时期，在日本古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王海燕的专著《日本平安时代的社会与信仰》以年中行事为切入点，论述日本平安时代的政治、社会和信仰，并探讨平安文化中的中国因素。该书论及的主要内容有平安时代的贵族政治、平安京的社会生活、古代日本的灾异人士、佛教的传播、平安时代的神道。[125]
另外，田玉娥、刘舜强通过对日本古代钱币“和同开珎”的研究，探讨了渤海国与日本的经济往来。认为渤海国在与日本进行交聘和商业往来的过程中，开辟了三条由中国东北至日本的重要交通线—日本道。[126]
关于日本中世纪史的研究，近年来一直鲜有成果发表。王金林探讨了日本战国大名的治国之策，认为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的日本战国时代也是其历史上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较有成就的时期。战国大名们为了领国的安稳和繁荣，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重农、发展手工业、促进商业流通、整顿土地、实施法治，并在组织上推行“家臣制”等，推进了时代的发展。[127]
王明兵评价了德川幕府初期对明朝和朝鲜的外交策略，认为日本“海禁令”发布（1633年）以前30年间，江户幕府与明朝的直接外交虽然未有明显的进展，但通过与朝鲜的积极接触，最终实现了与朝鲜的关系正常化。[128]
权宇论述了江户时代“锁国”体制下的华夷观与西洋观的变迁。在日本推行锁国政策期间，东亚三国地域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并未断绝。随着社会内部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传入，日本人开始批判和反思自己的文化，以自己所拥有的风土意识重新界定“华夷”观念及对外关系，不断调整“中国化”模式和民族传统心态，最终实现了吸收西方文明的思想变迁。[129]
朱海燕考察和评价了处于“锁国”状态下的日本“漂流民”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认为日本的“漂流民”扩展了日本对“世界”范畴的认识，扩大、充实、纠正了日本人原有的地理知识，更为“锁国”下的日本管窥海外及调整“世界”认知提供了情报信息，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的世界意识的形成进程，为日本在“世界”认知方面由“中国＝世界”向“中国＜世界”观念的转换提供了实践性论证支撑。[130]
范金民考察了16至19世纪前期的中国对日丝、绸贸易由盛转衰的过程。认为中日生丝贸易衰落的原因，实不能单从输出的中国一方去找，而还应从输入一方的日本去找，其根本原因则在于随着日本蚕丝生产兴起和丝织生产的发展日方对华丝、绸需求的减少。输日华丝的由盛转衰，实质上反映了中日丝绸生产特别是生丝生产能力的前后变化，反映了日本随着生丝生产的发展逐渐减低了对华丝的依赖程度。[131]16世纪40年代，欧洲人首次到达日本，他们在日本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传教和经商活动。张兰星梳理了17世纪初的英日贸易及其失败原因，认为17世纪初的英日贸易虽然短暂，这是东西方两大岛国的首次接触，因此具有特殊意义。他还分析了西方的在日耶稣会的教产来源及商贸活动，认为在日耶稣会一直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于是传教士们又冒险参与日欧之间的商贸活动，其所获利润用以补充传教经费。[132]
在近世日本思想史研究方面，张赫分析了江户时代学者赖山阳的“封建之势”的思想。赖山阳的“封建之势”理论的“势”属于历史哲学范畴，兼具连续性和更替性特点，“制势之术”是以“天道”为出发点的具体政治策略。该理论的隐性因素是“势”的历史命运，赖山阳通过“尊王贱霸”的政治主张间接为“势”的衰落结局作出了判断。这对幕末志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33]
九、朝鲜古代史
2012年7月9-10日，朝鲜史研究会与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在复旦大学联合召开了中国朝鲜史研究会2012年学术年会暨第九届会员大会，共收到论文71篇。分为古代史、近现代史、当代史三个小组进行学术讨论。古代史组讨论的主题包括：朝鲜半岛古代国家古朝鲜、驾洛国及百济的历史，唐、新罗、日本三国的对外贸易制度的比较研究，高丽与元朝的通婚外交等。2012年11月6-9日中国第十三届韩国学国际研讨会在中国广州市举行，本次韩国学国际会议由中山大学韩国研究所主办，有来自中国、韩国、日本等地150余名学者出席会议，提交会议论文128篇，研讨会分三个分会场对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展开了讨论。
关于朝鲜半岛的早期文化，吴大洋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讨论了汉江干流区域的支石墓，分析了这一区域支石墓的分布特点，并探讨了这一地区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等级化。对汉江干流区域公元前10-前8世纪时期的支石墓提出以下几点认识：一是以密集程度和规模划分的密集群、小群和数量组别，反映了当时分层的社会组织结构；二是不同级别的墓域是由血缘亲疏关系所决定的，各数量组代表了社会组织最基本单位的家庭或家族墓地，而各密集群表示拥有独立领域的部落墓地，整个汉江干流区域支石墓的分布格局，显示各密集群之间的相互联系或已出现更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三是密集群中存在的高规格支石墓及特殊隧葬品，意味着这一时期社会组织内部成员等级化现象已很突出。[134]
邰鑫成对朝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弓山遗址（位于朝鲜平安南道温泉郡弓山里）的房址、工具、动物遗存进行了考察，认为弓山文化已有初步的农业，进而得出结论，弓山文化是一种以渔猎采集为主，农耕为辅的混合式的生业方式。[135]
刘子敏通过对百济的族称、国号、建国者及王族的姓氏的考证，认为百济民族或国家起源于高句丽或夫余是百济人的伪托。百济是马韩领域的北部土生土长的民族，其建国（部落形成）与夫余人或高句丽人并无瓜葛。百济王族的姓氏“徐”或“扶徐”是百济王族有意抬高自己的身份，以便同高句丽在地位上平起平坐，并不表明百济人源于夫余。[136]孙泓通过对史料的梳理，考证了新罗的起源，并考证了新罗与三韩、古朝鲜、乐浪的关系，认为最初形成的新罗民族，是以韩人为主体，吸收了多批中国移民融合而成，提出新罗的民族起源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源的。[137]苗威对“辰韩六部”与新罗的早期历史进行了探析，认为“新罗六部”始称“辰韩六部”，是在辰韩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组合，是新罗历史的早期阶段；新罗诸建国神话传说是在公元3世纪随着六部的逐渐形成而产生的；新罗的“十七官等”产生于4世纪末5世纪初。[138]赵俊杰、王新英以汉人集团的兴衰为主线，利用考古资料和文献史料，探讨了乐浪郡、带方郡灭亡后一个世纪中，西北朝鲜地区汉、高句丽、百济、倭等各民族集团的动向和社会变化与势力的兴衰，认为乐浪、带方的覆亡是当时汉人领导集团在高句丽的进攻下主动放弃故土投奔前燕的结果。作者还认为高句丽活动中心南移，使高句丽文化与西北朝鲜的汉文化相互碰撞、交织、融合，成为社会变革的主旋律。[139]
姜清波认为百度百科中对“福”和“扶余”这两个唐代中国境内的百济国人姓氏的源流介绍存在很多纰漏，他通过考证认为，其中“福”氏由“福富顺”氏简化而来的观点没有历史依据，“百济堂”是百济人后裔堂号的观点也属虚构。[140]舒健以蒙古人印侯为例对怯怜口与高丽政局关系进行探讨，认为以印侯、张舜龙等为代表“怯怜口”作为入丽元朝公主最为信任的近臣，被委以重任，成为高丽统治阶层的一部分，为双方的交流沟通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同时他们也成为了元朝在高丽的代表，维护元朝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客观上加强了元朝对朝鲜半岛的控制。[141]
郝树声通过对敦煌、居延、西域出土汉简和朝鲜半岛出土汉简中的《论语》等儒家文献的分析，认为其填补了在思想文化上对巩固边疆、维系人心、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和统一的价值观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方面的空白，弥足珍贵。[142]金震海对新罗时期国语诗歌《处容歌》进行研究，认为其并不是历史事实的展现，而是一种原始宗教意识的产物。通过对它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了解古代朝鲜半岛人民的生活理念和民俗信仰。[143]拜根兴系统论证了新罗末期高丽朝初期出现的金石碑刻及其反映的历史事实，认为新罗末期高丽朝初期出现的金石碑刻，不仅是韩国金石碑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韩国历史编撰中不可或缺的史料来源。[144]
金禹彤研究了高丽礼制的建立背景及过程，认为高丽礼制建设在古代朝鲜半岛礼制史上具有开创意义，高丽礼制对唐宋五礼体系的“效法性”和“变异性”是朝鲜半岛文化儒家化、政治礼治化进程的真实表征，对朝鲜半岛治国思想、社会文化的发展与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145]
赵智滨考证了唐朝在百济故地初设的行政建置，认为唐朝在百济故地初设的37州是由唐朝占领的百济原37郡改建而来。并考证出唐朝在百济故地初设的37州中的23州的位置。[146]
丁廷发以在统一新罗末期萌芽，高丽时期发展起来的自然山水式园林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相关遗存文献和现存的平壤城的高句丽安鹤宫、统一新罗时期庆州的雁鸭池、高丽时期的一些寺刹园林和朝鲜时期的宫苑及住宅园林，解析了古代朝鲜半岛统一新罗时代、高丽时期、朝鲜时期的造园特征，认为朝鲜半岛的古代园林特征从整体上看体现为“无技巧”的自然、山水式园林。[147]赵维平以朝鲜历史上所出现的乐器为切入点展开历史调查，探索，力图探明历史上朝鲜音乐与中国的关系及其变迁的脉络，认为其显然受到中国音乐的深刻的影响。大量的中国乐器至今仍然传承于现代韩国。这种对外来文化接受、消化、逐渐地方化、本土化的过程揭示出朝鲜一千多年来的音乐历史发展轨迹，也反映出文化接受层对来自中国的外来文化的一种接受方式、态度与能力。[148]周元对《高丽史》中相关的天文纪录进行了考察，将现代天文与古代观测进行了联系认证。在考察了RAqr（指位于宝瓶座的一颗变星）与高丽1073年、1074年两次客星观测记录之间的关系后，认为不能完全否定两次观测记录的真实存在性，以及第一次1073年客星与RAq历史爆发相关的可能性；认为1074年的客星记录所能对应的天体很可能是一次火流星或彗星记录。[149]
黄修志讨论了高丽使臣的“小中华馆”与朝鲜“小中华”意识的起源的关系，认为其诞生在宋丽外交中，是后来朝鲜王朝反复强调的“小中华”意识的思想起点。[150]郑永振、霍嫣然对高丽中期中央官学的变迁进行了考察，并将其与宋朝的官学进行比较，认为高丽的中央官学是其教育机构的主要形式之一。在吸收宋代官学有益成分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机构设置、教学内容、奖励制度等方面为后世官学教育提供了一个蓝本。[151]
《三国史记》是朝鲜古代的重要史籍。苗威对《三国史记》作者金富轼的历史观进行了探讨，认为《三国史记》中的“事大观”、“神话观”、“渤海观”以及以新罗为中心的“正统观”等四个方面，不仅集中体现了金富轼重要的史学思想，也是学界评价《三国史记》史学价值的焦点。[152]
张芳从朝鲜史书《三国史记》卷二十《婴阳王本纪》中出现的两个关键词“新集”、“留纪”入手，结合《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长寿王迁都之前的史料，认为《留纪》和《新集》是高句丽的两部古史，是与高句丽史有关的原始资料。[153]
十、古代中亚史、东南亚古代中世纪史
赵永伦考察了7、8世纪中亚的宗教和文化变动过程。7世纪中叶，中亚地区多种宗教和平并存，8世纪初，伊斯兰教传入中亚，但并未在中亚取得胜利。此后随阿拉伯人的征服而来的阿拉伯文化也未在中亚产生重要影响。但在共同抵抗阿拉伯人的过程中，突厥文化开始与中亚本地文化融合，开启了中亚早期的突厥化进程。[154]
本年度中国学者在东南亚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中取得可喜进展。[155]《东南亚古代史》是一部全面系统地阐述从远古至19世纪初叶东南亚历史发展的地区史，既有对地区历史发展的综合性整体论述，又有对各主要国家和重要事件的具体分析与专题研讨；既有古代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的历史论述，又有对古代东南亚国家的各民族宗教文化的阐述。作者从东南亚自身历史的视角出发，对东南亚的史前文化及其特色、稻作文化与社会基本结构、早期国家的形成和演进、中央集权国家的兴起与特征、宗教与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和本土化，以及中国、印度与古代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安南后黎朝(1428—1788)是越南封建社会由繁荣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这时期的黎朝社会崇尚和仿行中国文物制度，也实行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取士制度和学校教育。同时，黎朝向中国明清派出了大批使臣，北使一般以儒学修养深厚、科举中格的士人充任，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成为黎朝士人向上流动的有效渠道。[156]于向东考察了越南阮朝的“外洋公务”问题，他指出，西航仅沿近海岸进行，对航路的判断多参照主导海上贸易的华人的亚太海洋知识体系；对东南亚、南亚各文化区域和西方殖民者的认知以个人感受和推测为主。西航虽有官方垄断海外贸易、打探东南亚和南亚形势、演习海军、锻炼官员等多重目的，也是阮朝文武官员衔命“出使”、开始接触域外“蛮夷”、开眼看世界的具体表现，但缺乏对英法等西方殖民者入侵的深刻认知与具体应对措施，遂于19世纪中后期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157]牛军凯对目前关于潘陀浪王宫档案的中文本进行了补编，该档案是保存于法国巴黎亚洲学会图书馆的占婆地区的档案，涉及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末的人身依附制度、土地买卖、民间借贷、官方军事调动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是研究晚期占婆史的重要资料。[158]
沈燕清关注了泰国暹罗曼谷王朝的鸦片政策，认为暹罗曼谷王朝在鸦片问题上施行的是一种比较矛盾的政策。这种政策一方面试图限制乃至消除国内的鸦片吸食习惯，同时又力图从鸦片销售中汲取税收。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迄今为止毒品问题在泰国仍难以根除的原因所在。[159]
注释：
[1]熊芳芳《世界史学科建设暨学术前沿研讨会综述》，《世界历史》2012年3期。
[2]林志纯著，张强整理：《日知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
[3]陈明远、金岷彬：《西亚的陶器时代》，《社会科学论坛》2012/7。
[4]国洪更：《亚述帝国的“拉科苏”士兵探析》，《世界历史》2012年第1期。
[5]魏琼：《宪政起源考——以古代两河流域神权、长老会、法律与王权的博弈为视角》，《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4期。
[6]张文安：《古代两河流域神话的文化功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7]马一舟，郭丹彤：《古代两河流域脏卜卜辞中的阿达德神》，《历史教学》2012年第14期。
[8]王亮、郭丹彤：《梅藤自传体铭文译注》，《古代文明》2012年第1期。
[9]李晓东：《〈伊南尼自传铭文〉译注》，《古代文明》2012年第3期。
[10]郭丹彤：《帕勒莫石碑及其学术价值》，《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1期。
[11]李晓东：《埃及史前史与原史研究中的材料与问题》，《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2]郭丹彤：《古代埃及文明归属问题探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13]王亮、郭丹彤：《试论古代埃及的法律——以新王国时期为例》，《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6期。
[14]李模：《试论古代埃及阿玛纳宗教产生的主要原因》，《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2期。
[15]赵克仁：《古埃及亡灵崇拜的原因及其文化蕴涵》，《西亚非洲》2012年第5期。
[16]黄洋：《“雅典革命”论与古典雅典政制的建构》，《历史研究》2012年第5期。
[17]晏绍祥：《雅典民主政治的危机与民主信仰的重建》，《史学集刊》2012年第1期。
[18]陈莹：《与民众结盟——阿尔克迈翁家族与雅典民主的诞生》，《世界历史》2012年第1期。
[19]毕会成、朱海、王媛：《农民民主的可行性研究：以古希腊为例》，《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20]张春梅：《从陪审法庭的变革看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制的发展》，《大连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21]阴元涛：《试论雅典公民法庭的发展与演变》，《世界历史》2012年第2期。
[22]崔丽娜：《古典时代雅典的捐献与政治》，《世界历史》2012年第3期。
[23]祝宏俊：《斯巴达“军国主义化”反思》，《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
[24]徐松岩、夏万芳：《斯巴达公民人数与土地集中的关系探析》，《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25]杨巨平：《希腊化还是印度化——“Yavanas”考》，《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
[26]符莹岩：《浅析希腊化时期阿凯亚城邦联盟的政治体制》，《世界历史》2011年第6期。
[27]朱毅璋：《论荷马史诗中的波塞冬形象》，《古代文明》2012年第4期。
[28]李永斌：《从血亲复仇看古希腊伦理冲突——以<欧墨尼德斯>为中心的考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29]晏绍祥：《古典历史的基础：从国之大事到普通百姓的生活》，《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
[30]褚新国：《西方古典史学的身位与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深进——以古希腊所谓“文化史”、“政治史”范型分野为中心》，《史学月刊》2012年第10期。
[31]白春晓：《苦难与真相：修昔底德“雅典瘟疫叙事”的修辞技艺》，《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
[32]解光云：《论古希腊人“重男轻女”的性别取向》，《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33]王志超：《试论德摩斯梯尼与喀罗尼亚战役的关系》，《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34]陈思伟、徐松岩：《和约还是敕令——对色诺芬〈希腊史〉中所谓“大王和约”实质与译名的几点思考》，《古代文明》2012年第1期。
[35]何元国：《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汉译举误》，《安徽史学》2011年第6期。
[36]汪洋：《罗马法上的土地制度：对罗马土地立法及土地归属与利用的历史考察》，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
[37]占志铖《王政时期罗马城邦宪制初探》《学理论》2012年第6期。
[38]梁小平：《试论罗马共和国时期公民权对外授予的被动性》，《学理论》2011年第10期。
[39]杨俊明：《论共和前期罗马官员的传统美德》，《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40]杨俊明：《论共和前期古罗马公民农本传统美德》，《求索》2012年第4期。
[41]王振霞：《晚期罗马帝国的集权体制和吏治腐败》，《齐鲁学刊》2012年第3期。
[42]宫秀华、王佃玉：《略论高卢行省城市发展的“罗马化”特质》，《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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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世界史研究网，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