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野下的全球问题
——读《人类学与当今人类问题》

　　当今世界面临着一些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球性问题，其中包括资源枯竭、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全球变暖、能源成本上升、贫穷和冲突，等等，这些问题又与当前的生产和消费是否可以持续增长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直接威胁着人类的幸福和未来发展。

　　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在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的学科，自然把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作为自己的重要责任。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约翰．博德利的著作《人类学与当今人类问题》（周云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这些问题。

　　博德利认为，当今人类问题是由人类社会商业化的复杂性与规模所引起的。近代以来，整个世界越来越受到商业化的驱动，这种商业化过程始终是以资本积累为主要目标，它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一个全球规模的社会。大体上，到18世纪末期，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规模的社会文化体系出现了。当时，一小撮欧洲精英创造出了以增长为基础的政治经济，成功地塑造了文化和制度的基础，并开始跨越地域，力图控制整个世界。到1800年，全球有组织的商业社会开始占据世界。到现在，整个世界都已被编织进了一个单一的商业网络之中。

　　商业社会包含整个世界，是一个以巨大而复杂的市场为基础的社会，它由商业和政治精英共同组成相对较小的网络来进行管理，产生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无休止地扩展市场交易成为一种新的集中社会权力的文化手段，少数人的财富、收入源源不断地增长，其个人在商业和政治上的权力也随之增强。这就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增长本身给予领导者权力，并产生更大的权力，使其凌驾于大多数人之上。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一旦成为少数人攫取权力的手段。它就背离了人类的发展目标，少数人甚至把思想、制度、技术等都整合到经济增长的机制中。全球组织的商业体系要求生产与消费的持续扩张，为了应对利润的减少或枯竭，还要转到新的完全不同的资源和领域中，这就加速了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所以，博德利认为，当今社会面临许多紧迫的问题如全球变暖、资源匮乏、生态严化、贫困和冲突，是全球商业文明基本文化模式中所固有的。

　　这样，“基本文化模式”成了博德利思考相关问题的基础。他根据重要的文化差异，区分了三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世界：部落、帝国和商业世界。其中，部落世界由小规模社会组成，其领导人实际上是民众的公仆。古代的帝国世界由酋邦、王国和帝国组成，首领、国王和皇帝统治着奴隶和臣民。而商业社会则是以巨大而复杂的全球市场为基础的社会，由相对少的一部分人在控制和主导，比如跨国公司和跨国资产阶级，而大多数政府则在为大规模的商业企业提供安全保障。这些文化世界的社会规模和文化复杂性依次增加，社会权力也越来越集中。

　　从社会和环境是否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博德利认为，小规模的部落社会是唯一成功地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而人类社会商业化所导致的复杂性和巨大规模，则造成了当今的人类问题。博德利在书中表达了人类多元文化的立场，批判了征服小规模的部落社会而在“一夜之间”变成“文化霸主”的全球化商业文化，因为人类很不幸地成了自身社会“进步”的受害者。

　　基于这种文化模式的分析，博德利似乎找到了解决当今人类问题的思路和方法，那就是，使现今的这种社会组织的规模发生变化，即通过区域市场和生态体系发展地方社区，限制那些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精英分子的影响力，减少引起不可持续增长的文化刺激，让每个人都参与到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中，重新组织和创造一个民主的社会，重新分配社会权力。

　　人类学的文化规模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化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把生产的目的放在突出的位置来认识。部落社会的社会权力分散，生产和消费都是以生存为基础，“教化”造就家庭内的幸福生活。在这里，经济增长本身并非人类的目标，所以，也就很少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文化刺激。但在全球商业化社会里，部落世界所定义的文化秩序被完全颠倒了，资本积累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目标，经济增长被看成是人类福祉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之下，消费主义成为主流的文化价值，增加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成了生活的意义。于是，商业优先性与人类福祉混为一谈，使人际关系与社会价值向经济俯首称臣。仅仅经历了两个世纪的时间，商业化过程就将全球带到了灾难的边缘，这样一种经济增长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这的确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博德利的研究中另一个有启发意义的地方是在分析中引入了时间因素，使我们对一些事情的评判有了新的尺度。比如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评价。过去，人们对于工业社会成功地再生产及其摧毁、取代“较低级、较低效率”的社会与文化能力往往给予很高的评价。就其发展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快速增长而言，工业资本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种认识忽视了时间因素。博德利指出，超过规模极限的增长，即使有那么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接踵而来的就是压力、衰落和崩溃。接近规模极限时达到的文化稳定性迫使人们适应极其紧张的状态，一旦突破极限，新一轮的增长周期将会延续适应问题。所以。将发展当作进步的观点忽视了发展的周期性和波浪形特征，是过度地强调了临时用来克服增长的物理极限的技术所发挥的作用。另外，博德利还提醒世人，商业社会对环境的影响是一种更加微妙的危机，它完全有引发大灾难的潜能。一旦导致危机的因素启动，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被人们觉察到潜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被人们广泛认识并采取补救措施以前还需更长的时间，比如关于使用DDT（杀虫剂）的危害的认识和最终禁止使用DDT，时间上的间隔长达二三十年。由于对事物的评价引入了时间因素，一些眼前看来代表了“进步”的事物，从“长时段”来看，很有可能是引发潜在的危机或危害的开始。

　　人类学擅长文化分析，为观察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思路。不过，博德利所探讨的这些全球问题，基本上是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并加剧的问题，文化的解释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和深刻地理解这些问题，但并不能取代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解释。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像资源枯竭、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全球变暖、贫穷和冲突等影响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经济以积累为主要目的，在竞争中不断地扩大生产，从而具有不加节制地消耗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趋势。关于这一点，生态马克思主义已经做出了很好的解释。资本主义时代主流的思想、态度、价值观念等被人们当成文化的内容，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产生，并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经济以积累为目标，具有不顾一切地冲破地域限制、谋求利润的愿望。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体系，世界性的特征自16世纪产生以来即已存在。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随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扩张而更加明显。如今，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化时代，资本已经渗透到了整个世界。所以，世界性是资本主义经济必然要呈现出来的一个特征。博德利所探讨的全球商业文明这一基本的文化模式，也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产物。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把这个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规模巨大的文化模式，看成是引起全球问题的基本原因。

　　至于如何解决这些全球性的问题，如何使生产和消费可以持续发展，归根到底，与我们是否能够驾驭现今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关。当然，这也一定与我们头脑中存在的发展经济到底是为了什么的理念有关。

　　作者俞金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邮编：100006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