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经济大分流：历史比较分析”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 100084
18世纪在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西欧成功突破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与东亚等地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分流”，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也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于西欧？西欧有什么样独特的内生优势？西方为何兴起、东方为何停滞？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对于这一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一直有着极大的兴趣。近三十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将东亚的经济发展置于一个较长时段的历史考察之中，对东西方经济史的比较研究日益深入。2000年前后，《Journal of Asia Studies》出版讨论专栏，彭慕兰、王国斌、李中清、李伯重、黄宗智等的论著与辩论相继展开，引发了影响国际学坛多学科的大讨论。十多年来，围绕“大分流”问题展开的激烈的学术辩论，在许多方面厘清了历史的真相和经济发展的本质，使人们得以更深刻地把握中西经济发展的大势。2012年8月29日至30日，“中西经济大分流：历史比较分析”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舜德楼举行。来自海内外的1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带来了近十余年来的新成果，检阅了世界经济史比较研究的最新学术进展。
比较研究是“大分流”讨论的起点和新视角的源泉。上世纪90年代学界对中国小农经济为什么不能向现代经济转化的问题的研究，即开始注重比较研究的方法。此后的探讨不仅围绕于东西方农业发展的比较，也延伸到技术、人口、制度、文化、区域经济、经济总量、产业结构、政府行为等多个比较层面。“大分流”争论的焦点问题是：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最先发生了工业革命？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在19世纪停滞了？这些问题不仅在置于东西方的“大分流”的比较视野时充满张力，在观察西欧和东亚内部各国之间发生的“小分流”时也同样发人深思。
密歇根大学校长Daniel Little教授以“What about Involution，evolution and revolution？”（中国农业：内卷、进化还是革命？）为题，对近20年来学术界对于“大分流”的讨论做了一个全面的回顾，并着重阐述了中西农业比较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发展方向。黄宗智等认为明清时期中国面临着马尔萨斯危机和农业边际生产力下降。方行、李伯重、Thomas Rawski、Loren Brandt、彭慕兰、王国斌、李中清等学者分别从农业生产、人口、生活水平等不同角度批判驳斥了这种观点，认为在18世纪，中国的劳动生产力、人口增长率、生活水平与欧洲处于一个大体相当的水平。在制度方面，中国的制度对于商业是比较友好的。在生态环境方面，他评论了伊懋可（Mark Elvin）关于生态制约的研究。作为总结，他对“大分流”讨论的价值做出了评价，认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大分流”的讨论是有意义的：1.这场大讨论确定了东西方分流的时间是在现代化早期，而不是其他更早的时候或更晚的时候；2.对于中西方比较的时间概念、空间单位等都做了新的界定；3. 通过比较的方法，重新认识了中西经济史，对以往一些流行的观点做出了澄清和辨正。Little教授主张要用最新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经济史做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于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也将对西方历史的研究发生重要的影响。他还提出对历史的偶然性、路径依赖、文明发展的历史多样性等的理解对于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认为中国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所不可取代的。
“为什么是英国？”英国工业革命成因之谜吸引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兴趣。牛津大学Robert Allen教授以“Economic Incentives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经济刺激和工业革命的发明）为题，从技术创新的经济动因的角度回答了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发生的问题。他认为，工资高昂、煤价低廉刺激了机器工业技术的发明和改进，从而导致工业革命最初在英国发生。15世纪以后，由于黑死病的流行，英国人口锐减，工资水平大幅提高，在客观上产生了节省劳动耗费的需要。与此同时，英国的煤炭蕴藏丰富，易于开采，导致能源价格低廉，使用机器的成本不高。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就导致了劳动对资本的相对价格较高，人们有更强的经济激励去发明和使用节省劳动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如蒸汽机等。而在工资较低、煤炭资源不丰富的国家如法国，节省劳动的技术就不可能一经发明就立即得到采用。工业革命的最初成果——蒸汽机原来是高耗能的，在能源价格较高的国家使用起来并不经济。可是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蒸汽机不断改进，提高了效率，使得在其它国家采用蒸汽机也变得可行，于是工业革命才开始在19世纪中期以后扩散到世界各国。这种经济因素就支配着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技术发展阶段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也就形成了“大分流”的历史现象。
Allen教授所描绘的英国兴起的历史动因，其核心是人口的减少间接而戏剧性地导致了工业革命。很多学者曾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自发走上工业革命的道路，是因为明清时期中国人口过度膨胀所导致的“马尔萨斯陷阱”。然而，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教授以“Do Facts Matter？——The Scholarship of Discovery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重视数据：学术发现和大分流研究）为题，回顾了中国人口史研究，指出明清时期的中国并没有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他的研究结论建立在他创建的中国长期人口数据库的基础上。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他建立了黑龙江双城人口、辽东旗人人口、内务府户口、满清皇族人口等数据库，并向学术界免费开放，对人口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基础性贡献。他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史实是解释的基础，弄清史实是历史研究的前提。新的材料，新的数据库，新的发现在社会科学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对这些新发现的分析、解释，能够带来对事物的新认识。在中西经济“大分流”的比较研究中，人口问题是一个重点。李中清教授利用他对于中国人口数据的坚实研究，推翻了传统观点，揭示了中国人口控制的微观机制，为“大分流”的讨论奠定了重要的事实基础。
著名经济史学家D.C.诺斯将有效率的制度和组织视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东西方经济“大分流”的讨论中，制度解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斯坦福大学青木昌彦教授以“Institutions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比较视野下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制度）为题，在中日比较的视野下探讨了东亚经济发展“小分流”的制度成因。长期以来，世界经济史比较研究总是将东亚和西方作为比较的对象，而青木昌彦教授通过研究指出，同样是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体，在东亚地区内部的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实际上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区别。青木教授从农业税收和土地合约的执行入手，来比较中日农业制度体系的差异。他认为中国金字塔式的官僚机构对农村的控制力不强，合约的执行依靠的民间或半官方的中介机构，例如宗族、商团、租栈、官督商办等组织或体制。此外，儒家意识形态、社会关系的声誉机制也帮助了合约的执行。在日本，幕府对大名、大名对地方有很强的控制，是一种网格状的统治结构，官方与民间相互包络，形成了广泛的控制和联系；民间则通过一种会员制度（membership system）来促进合约的执行。中日两国在合约执行方面不同的制度遗产在19世纪对中日两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因为地方中间势力的强大，就影响到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经济的形成，使中国向现代经济制度的转变经历了长期的过程。毛泽东时代对意识形态的强调，可能与靠儒家文化促进合约执行的历史有关。权贵资本主义与中国历史上的官商结合的制度传统也有很深的渊源。同样由于历史遗产的作用，日本向现代政府制度的转化速度快于中国，会员制度也加快了日本的公司制度转型。青木昌彦教授的制度分析包括了国家角色、税收制度、国家与社会经济团体的关系、文化背景等。他认为这些历史遗留的制度因素延缓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转型。
清华大学龙登高教授以“Continuous Reinforcement of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Centered on Land Property: the Land Transaction System in Pre-Modern China”（强化以地权为轴心的资源配置：近世中国的土地交易体系）为题，展示了从汉代到1957年公社化运动前夕中国传统土地交易制度的演变和多样性及其历史意义。他分析了历史上各个地区留存下来的地权交易契约中显示出来的产权观念，解释了胎借、典、押、抵、活卖、绝卖、回赎、找价、租佃、押租制、田底权、田面权等中国特有的土地交易形式和产权形式。中国传统土地制度中的交易合约一般是在民间习惯的制约下自我执行的，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稳定性，直到20世纪50年代不断升级的革命运动中才被强制性地改变。从宋代到清代，随着土地交易形式和产权形式的多样化，土地日益成为传统农业社会的一种金融工具，小农家庭可以利用各种土地交易形式获得资金以帮助维持农业和其家庭的再生产。他指出，传统农业社会是以土地为轴心配置资源和运行市场的，而现代经济是以资本为轴心的。如果以土地为轴心配置资源的方式越来越得到强化的话，那么它向现代经济的转化的障碍就可能越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经济制度在当时就是落后的、没有活力的，事实恰恰相反，在当时的约束条件下，传统经济制度是具有活力的，推动着经济不断发展，尽管没有向现代经济发展，没有向其异质因素——资本——转化。制度变迁往往发生在那些急需变革、而变革成本又较低的边缘地区，而那些政治经济较为稳定的国家，因原有制度的有效性，变迁的动力不强。这或许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像西欧那样自发地走上现代化道路。
一种经济制度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组织与之配合，就无法在一个经济体中有效地建立起来。社会组织不仅是制度运行的背景，也会型塑制度的变迁过程。剑桥大学Joseph McDermott教授以“What Weber,Freedman,and Pomeranz Did Not Know about the Ancestral Hall”（韦伯、弗里德曼和彭慕兰不曾了解的宗祠）为题，讨论了徽州地区的宗祠和族谱，着重分析了中国传统宗族组织的金融功能，并比较了中日不同的金融组织形式对近代金融制度转型的影响。在明清时代，由于政府有意压制佛教寺院的社会势力，农村社会的宗祠显著增多，成为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生活的新中心。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务农休闲，教育医疗，多种功能系于一身。除此之外，宗祠还有一种为过去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所未曾注意到的经济功能，即向地方社会提供小额信贷的金融功能。通过提供不同等级的地位待遇，宗祠向不同财富水平的成员收取数额不等的公银以最大限度地筹集资金。借助强化宗族认同，宗祠增强了宗族成员之间的诚信水平，并对他们的生产、生活和经商活动给予信贷支持。此外，宗祠还对非本族成员发放贷款，从而成为中国农村重要的民间草根金融机构，证明“以钱生钱”的资本主义法则在普通的中国农民中也能自发地产生。然而，宗祠金融的资本规模比同时代中国城镇的典当、钱庄等专业金融机构的资本规模小得多，提供的服务种类和范围也要小得多。比起欧洲近代前期城市金融业者的专业化程度和经营水平，中国必定远远落后。但是一个更适当的比较对象其实是中国的近邻日本。江户幕府允许寺院发挥金融功能，尽管它削弱了寺院其他方面的社会功能。在幕府的支持下，寺院金融的回款率上升、违约诉讼减少，进而使寺院成为一个更为安全的存款机构和相对独立的营利性的银行，贷款利率因而得以降低，大大有利于城乡居民从事商业活动。明治维新时期，经过20年的磨合，江户寺院金融的制度遗产被现代世俗银行所继承，为日本的工业化奠定了金融基础。由于中国宗祠的金融运营功能不及日本寺院，近代以前的中国民间借贷利率差不多是日本的两倍。但这两种制度的优劣不能仅仅从现代人的角度来评判，因为当时的徽州商人也曾因相对于政府的自治地位而受益，并取得过极大的经济成功。中日两国民间金融的制度遗产的历史差异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东亚国家之间的“小分流”。
诺斯将文化归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也是解释东西方“大分流”的重要维度。美国乔治梅森大学Jack Goldstone教授以“Cultural Foundation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Europe vs.Asia”（亚洲与欧洲技术更新的文化根基）为题，探讨了东西经济大分流的文化制约因素。他根据“加州学派”的研究成果指出，在1500年前后，在气候、贸易、制造业、生活水平、人口、科学、宗教、税收、国际关系等诸多方面，东亚地区至少是不逊于欧洲的表现的。然而在1500到1800年间，中国和欧洲都发生了一些经济和政治上的危机。大部分政府是以保守的方式来应对危机，只有西欧走上了不同的路径，并出现了近代技术和科学知识，于是引起了东西方经济的“大分流”。Goldstone教授指出了对大分流的经济解释的局限性，转而强调工业革命得以发生的科学文化基础。他认为没有对知识传播和自由创造的宽容态度，近代科学的发展就是不可能的；而没有对创业活动的积极支持，技术知识的广泛应用也是不可想象的。政治、经济、认知、文化等因素都是决定工业革命最终发生的偶然性因素，其中，地理大发现、阿拉伯世界科学知识的传入等都对欧洲人新的价值观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欧洲和东亚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欧洲的科学和信仰的关系更为紧密，当科学的进步会在信仰上带来很大的变化时，信仰体系也会相应改变；反之，如果像中国传统思想那样，信仰体系有充分的弹性去调整，不容易被改变，那么工业革命也不会发生。
在东西方比较研究中，区域经济的比较是一个热门的实证领域。由于经济区域是比国家更好的比较单位，而且因目标更加集中，研究更加深入，在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等经济指标的估计上能够得出更具体可靠的结果。荷兰莱顿大学包乐史（Leonard Blussé）教授以“Rhine and Yangzi, a Great Divergence？ The Lower Yangziand Rhine Basin Compared:1350-1850”（莱茵和长江大分流？——长江下游和莱茵河流域的比较（1350—1850年））为题，比较了莱茵河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城市集群在19世纪中期以前的发展。他指出莱茵河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城市的相似之处有以下几点：1.从13世纪开始，在这两条河流流域都形成了富有经济活力的城市群，将当地经济与全球经济紧密联系起来，分别成为了中国和欧洲经济发展的引擎；2.这两条河流两岸在许多经济领域都存在着相似的行为，如纺织生产的传统、挖掘运河的工程等，因此莱茵河下游的荷兰人被称为“欧洲的中国人”；3.长江中下游的中心城市如武汉，和莱茵河中游的德国城市具有同样的区域经济地位。包乐史教授认为，在经济史研究中除了要研究最重要的中心海港城市之外，还要研究另外一些海港城市，它们能够将外海和内陆腹地有效地连接起来。要城镇和腹地的关系，就要研究城镇如何从周边农村获得商品的供给，如何向农村施加其影响。这种区域经济模式与施坚雅提出的中心地层级理论非常相似。与19世纪英国伦敦“一城独大”的现象不同的是，莱茵河流域与长江中下游地区都是以城市集群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征。尽管英国最先发生了工业革命，但上述两个区域在19和20世纪后期快速的经济发展与它们早期的城市经济发展是分不开的。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历史遗产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香港科技大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教授李伯重则主张历史遗产促进、而不是阻碍了中国长江三角洲现代经济的发展。他以“Why does the Theory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Matter？——Taking the Case Study o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Yangzi Delta”（为何大分流学说如此重要？——基于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史研究）为题，从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的角度比较了19世纪早期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荷兰的经济发展。他在最近出版的《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中运用19世纪江苏松江府（今上海附近）的资料，分析了1823-1829年间华亭-娄县地区的GDP。如果将长江三角洲作为单个经济体来计算的话，它今天已经是世界第9大经济体，比韩国、意大利、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经济总量都大。但是仅仅在30年前它还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地区。这种历史性剧变的根源，还要到历史中去寻找。李伯重教授将这项研究的结果和荷兰学者Jan Luiten van Zanden对19世纪早期荷兰经济的研究结果比较，发现1820年代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和荷兰经济一样，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经济，而是一个以工商业为主的经济，为后来的经济起飞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经济发展的比较是建立在经济总量数据估计的基础研究工作之上的。德国Muenster大学Martin Uebele教授以“German Long Growth Since 1500 in the Context of the Great Divergence”（在大分流背景下德国1500年以来的长期增长）为题，通过估计1500至19世纪中期德国的GDP，考察了大分流背景下德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他根据当时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估计真实工资，根据当时的报道估计农村的雇佣结构，并以经济学关于消费、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假设建构了数学模型，最后得出1800-1850年间的年增长率大约为0.7%。
政府行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主题。韩国岭南大学车明洙教授以“State Famine Relief as a Cause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Evidence from a Vassal State of China“（大分流原因之一的政府饥荒救济：来自中国藩属的证据）为题，在中国与朝鲜的比较视野中研究了两国的灾荒赈济和赋税蠲免制度，通过数据分析得到了预期之外的结果。表面上来看，国家赈济似乎是好事，但是车教授用有关的数据资料进行回归分析，认为从长远来看会产生非预期的结果，即阻碍农业经济的长期增长。他从三点来解释数据分析所反映的结论：1.国家赈济会减少家庭的储蓄；2.会降低农民发展手工业的动机，不利于农村的工业化；3.会减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车明洙教授认为，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扮演过多的角色或许是阻碍中朝两国走向现代化的原因之一。
研讨会后举行了“社会经济史译丛”新书发布会，Robert Allen教授、包乐史教授、Jack Goldstone教授分别介绍了他们的著作《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看得见的城市》、《为什么是欧洲？》的主要内容，著作中译本的译者介绍了著作的学术意义和翻译情况。Peter Nolan教授的《中国的崛起与俄罗斯的衰落》一书的译者也向读者进行了推介。该丛书由龙登高教授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次“大分流”国际研讨会由龙登高与白重恩教授等联合发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主办，国际经济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清华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协办。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清华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李伯重教授致开幕辞。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四川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与来自美国、英国、荷兰、德国、日本、韩国等地的海外学者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