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英国历史学家里格比对唯物史观的解读

　　《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1]是由西方专业历史学家从评估一种历史研究指导理论的视角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所做的评说。[2]作者斯蒂芬．亨利。里格比（Stephen Henry Rig．by），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艺术、历史与文化学院历史学教授。他的主攻领域是英国中世纪史，是一位具有一定国际声誉的知名学者。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等领域他也有很深的研究，尤其对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做了相当深入的探索，在该领域出版的著作包括《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和《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历史、辩证法和革命》（Engels and the Formation of Marxism：History，Dialectics and Revolution，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还发表了诸如《论历史解释中的因果关系》等理论文章。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书是1987年由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出版，十一年后由同一出版社再版，说明该书的学术价值并未随着岁月的远去而消退。[3]

一

　　里格比教授在本书再版序言中指出：“我分析的出发点是认为在下述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分歧：一方是由诸如科恩、肖和麦克默特里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界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是由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解释过去时实际运用的那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诸如我所敬佩的罗德尼。希尔顿和罗伯特．布伦纳”。（第16页）他归纳了上述两种研究在观点上的差别：“首先，哲学家强调社会的阶级关系（或生产关系）是由它的生产力（用通俗的话说，是由它的技术和社会生产率水平）决定的；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却强调阶级关系在决定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和速度上所具有的重要性。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倾向于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总体性的、具有普适性的人类历史哲学，它以生产力的增长为前提；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却倾向于强调特定社会所走的不同历史道路，以及阶级斗争在决定选择何种道路中的作用。再次，哲学家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给我们一种主张历史是进步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却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启发我们提出假设并形成概念的灵感源泉。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用表述‘统一性’的术语，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对一揽子问题的答案；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却用表述‘特殊陸’的术语，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启发人们提出问题的灵感源泉”。（第16页）应该说，里格比教授较为准确地概括了由学科分野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研究路径的特点，而且这两种不同研究路径也就成为里格比教授全书论述的一根主线。他论证的目的就是要证明历史学家所做的理解更具合理性，更适合指导历史研究的需要。相应地，该书的逻辑体系也即：首先较为详尽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主张的“持生产力决定论的马克思”，然后逐条对生产力决定论的解释做出反驳，并展示出历史学家所主张的“持生产关系决定论的马克思”，最后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概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做出重新诠释。可以说，里格比教授的研究涵盖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全部内容，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存在和意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综观全书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里格比教授对唯物史观的几乎所有基本概念和原理都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做了阐释，对其是非得失做了评说。尽管其中许多评说我们并不认同，但由于它们都是作者经年累月地在浩瀚无边、纷繁交错的历史万象中苦心寻求其内在机理和因果链条的潜心之论；即使他对疑似谬说的种种批判本身又留下了重重迷雾，但那也不是肤浅的闲言碎语，其中也往往含有深厚的义理底蕴，驱使人们鼓起勇气去拨开那些迷雾，求索真谛所在。

二

　　首先，里格比教授认为，唯物史观的价值在于它能促进历史学家更深刻地洞悉历史的真相和奥秘。他说：“不管社会理论处于什么样的发展状态，但绝大多数历史编纂仍然处于一种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上。尤其是，尽管绝大多数最能引发人们兴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都是关注前工业社会的，但恰恰是在历史编纂的这个领域，强调社会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制约性的马克思主义却并未产生什么影响。对马克思多样的、甚至矛盾的论断进行辨析，会使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概念和对解释形式的认识更为深刻，这将体现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中。站在马克思的肩膀上，我们也许能够脱颖而出。马克思的深刻洞察力使我们能够看得更清和更远”。（第357页）作为一位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专业历史学家，里格比教授对唯物史观的学术启示价值如此看重，其中的缘由值得我们认真探究。

　　观察当前中国史学界的研究现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只是一种形式用语，各种西方史学思潮和方法论正在取而代之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理论，即现时所谓的史学研究指导理论的多元化。诸如现代化史观、后现代史观、全球史观、文明史观，乃至多元论史观都可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理论，这可谓典型的“围城效应”。我们以社会主义立国的一些史学研究者在努力摆脱唯物史观的指导，而西方一些史学研究者却想进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城池，从中汲取有营养的成分。这种怪现象足以引起我们做出深刻反思。

　　其二，本书展示出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研究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开放性。就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演化观察，大体已经历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的学术界，大都将它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致力于解读和贯彻应用，很少涉足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一时期学术界逐渐将马克思的理论视为能够加以研究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理论的著作的译介起到了促进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徐崇温研究员任主编、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伴随改革开放的推进，中西方学术交流愈加深入，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认识也愈加深入，他们激烈的内部争论给了我国学者以很多的启示，加之批判马克思理论的西方思潮大量传人；促使我们开始正视对马克思理论进行研究的课题，反思我们已有的解读能不能“经得住”攻击和挑战，能不能解释新涌现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世纪之交现实世界的重大转型也对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解释的新问题。苏东剧变、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的较量中取得暂时的胜利、以及中国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三大课题迫切需要以马克思的理论做出科学的解释。因此，在新世纪来临之际，学者们提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口号，提出要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正本清源和与时俱进”的研究，提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马克思理论的解释体系。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复杂性和开放性逐渐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在史学界也大体经历了同样的过程，不过囿于学科特点，这种认识上的变化要来得迟一些。改革开放以前，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理论，很少有学者对它提出质疑，对它做研究、探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理论研究热潮促使史学工作者开始对过去那种对唯物史观的解释提出一些疑问。以后，随着90年代的理论研究低潮、以及大量西方史学思潮的引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开始在一些理论探讨上“失语”，它的学术指导地位逐渐被边缘化。可以说，史学界目前仅有少数学者还在坚持对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进行研究，以使其获得“与时俱进”的发展。里格比教授的这本书从历史学的视角、结合历史研究实践撰写的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论争的解析应该引起史学界、尤其是史学理论界的关注，对我们史学界关于唯物史观理论的研究起到推进作用。

　　其三，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理论体系进行“正本清源和与时俱进”的研究，可说是不能有须臾耽搁的大事。但这种研究又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而是有一定的门槛要迈人。首先是要对经典作家的著作、特别是一些重要的著作比较熟悉。我们的某些研究者自己不读经典著作，只是一味地转引别人引用的经典论述，往往发生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在这方面，西方的一些学者对马恩原著的熟悉程度要远远高于我们。像科恩、麦克莱兰、乃至本书的作者里格比，他们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对马恩著作的熟悉程度确有令我们汗颜之处。二是应该基本掌握唯物史观研究的学术发展史和目前的研究现状，以确定自己的研究起点，也才能让人明了你的研究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并明示你研究的合理性和创新性所在。不要轻视唯物史观研究的门槛。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正式创立唯物史观以来，已历经160多年，大体经历四代人的研究，所涉及的基本问题大都有名家的研究成果。第一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他们对唯物史观的阐发就是经历了准备、提出和完善的过程。马克思晚年放下代表作《资本论》后两卷的整理工作，专注于对俄国和印度等地农村公社的研究，就是要在更广的范围内验证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恩格斯晚年有关唯物史观的几封通信也是告诫人们在理解唯物史观上要有科学的态度，并对将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倾向予以批评，强调在历史进程中起作用的诸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性。第二代是第二国际时期的诸理论家，考茨基、梅林、伯恩施坦、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是其中的代表，他们都有论述唯物史观的专门著作或文章。第三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诸学者，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哈贝马斯、阿尔都塞等人是其中的代表。尽管他们更多关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性研究，但都提出了他们自己对唯物史观全面的或部分的解释。以后，第四代是西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科恩、埃尔斯特、威廉姆。肖等是其代表。唯物史观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研究对象，作为学派创立标志的代表作、科恩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对唯物史观进行了全面阐释，威廉姆．肖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也试图全面研究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可见，我们要对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进行全面或部分地研究，就有必要首先了解一下这几代人在相关研究上的观点，他们各自的进展和问题。这是非常必要的前提性的工作。否则的话，很难不会出现简单、重复性的研究。对于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解析研究，既需要对前人研究的成果做出辨析，更需要结合新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做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解析。否则，很难说你的研究有什么创新意义。

　　其四，里格比教授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在方法论上值得借鉴。像对唯物史观的检验问题，一些学者往往就某些个别观点断言唯物史观已经过时，但里格比教授却提出：“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真正检验并不是检验他有关各种历史社会的零散论述是否准确，而是检验他提供的方法和一般概念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我们实现对过去社会的理解”。（第259页）比如里格比教授强调马克思研究的目的是揭示历史表象下蕴含的因果关系，“历史研究是对因果关系的研究，在解释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时，我们不可能仅仅接受那个时代对它自己的看法。至少在这种假设中，马克思的历史方法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第354页）再比如里格比教授非常强调经验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他援引了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第181页）可以说，这抓住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经验研究的精神实质，“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4]里格比教授对中世纪欧洲历史的研究也使他很容易对一些理论观点做出反驳，像他非常不赞同将人口变化作为对社会变迁的解释，认为其缺陷很明显地表现在16世纪英格兰、法国的朗格多克和波兰所走的不同经济发展道路上。“在朗格多克，正如马尔萨斯所预见的，人口增长导致对土地需求的不断增长、地租的不断上涨、土地占有权的碎化、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收入的不断减少，最终由于人口增长超出资源的承载力而导致人口危机。但是，在英格兰，人口增长并未导致农场规模的不断变小和生产率的不断下降。恰恰相反，对食物需求的不断增加导致产出的不断增长，这是通过更有效的农业生产来实现的，它以较大规模的生产单位为基础。在波兰，16世纪是人口不断增长的时期。土地对劳动力的比率赋予地主以相对于农民而言的优势，地主不断增加对农民的控制，强迫他们接受更高的地租和更多的劳役。换句话说，人口的不断增长分别对朗格多克由自由农民耕作的较小规模的农场、英格兰的较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农业企业，以及波兰由农奴从事生产，做出了解释”。（第199—200页）可见从因果链条的追溯上将人口作为社会变迁的解释是非终极性的。

　　另外，里格比教授也提出了一些唯物史观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像马克思强调生产力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那么，生产力发展到什么程度才会引发生产关系的变革、例如导致社会主义的产生呢？里格比教授指出：“想必是，如果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将资本主义推翻了，那么这就是生产力已得到充分发展的标志。问题是，我们只能在革命发生后才知道这一点。在此之前，理论并不能对行动提供任何指导。马克思本人从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第67页）的确，这是对唯物史观的研究过去尚未关注，但要保持它的解释力必须给出合理解释的问题。

三

　　里格比教授是出于在浩瀚无边、纷繁交错的历史万象中寻求其内在机理和因果链条的实际需要，而进入到历史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研究领域的。因此，他对唯物史观的学术启示意义的探索，总是有意无意地以是否适应他自己的实证历史研究的需要为依归的。这使他的理论思辨多有实证根底支撑而不流于虚玄，但同时也难免使他的理论探索视野受到他自己的实证历史研究领域的局限。这是我们在评估他的研究结论的是非得失时需要注意的。

　　里格比教授的这本著作介绍了两种对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一种是以科恩为代表的传统解释模式，这种解释模式以“生产力在整个历史解释中居于首要地位”为核心命题，建构起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另一种是里格比教授在本书中提出的替代性解释模式，这种替代性解释模式以“生产关系在整个历史解释中居于首要地位”为核心命题，建构起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并且，认为后一种解释模式对指导历史研究最有价值。我们认为，这两种解释模式都有着各自的问题。里格比教授分7个小题介绍了“生产力首要性”解释模式的立论基础，并分别给予了批驳。我们则是同意“生产力首要性”解释模式的基本观点的，像：“生产力——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构成因果解释链条的三个层次，其中生产力是终极的原因，生产关系的变化需要从生产力的变化中寻求解释；同意这种解释模式在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上所做的更为细致的分析，像在生产关系概念中区分出“物质的”和“社会的”两种不同层面。但我们却不能同意这种解释模式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和基本性质的界定，比如虽然指出“生产力”最好界定为“生产能力”，但最终仍然沿用生产力的“要素”解释。再比如，将唯物史观界定为一种功能解释、而不是因果解释。正是由于这种解释模式存在缺陷，因此，科恩为唯物史观做辩护的态度最后也出现动摇，“近来我开始怀疑这本书[指《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所辩护的理论是否正确。我现在并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错误的，但对如何知道它是否正确却没有把握”。[5]

　　对于里格比教授提出的替代性解释模式，我们是从基本观点上就对其持有异议。说“生产关系在历史解释中居于首要地位”，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生产关系是又由什么决定的，生产关系又是如何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绝非历史演进的因果链条的终极一环。生产关系本身是有着复杂的内部构成的，其构成要素本身也不是平等并列的，而是存在着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与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因而产生了所有制”。[6]可见，笼统地说“生产关系在历史解释中具有首要性”，这个命题是很难成立的。如果仔细加以辨析，我们将会看到，里格比教授的替代性解释模式存在着下述一些问题。

　　首先是作者立论的出发点值得商榷。里格比教授明确表示，他所关注的不是哪种对马克思的理解最正确，而是哪种理解对指导历史研究最有用。他甚至认为将马克思解读为“生产力决定论者”或“生产关系决定论者”都可以找到文本支持，因而也都是合理的。所以问哪种解读“最符合马克思的原意”是没有意义的。（第17页）按照教授的这种认识，岂不可以任意地从唯物史观中各取所需地拿出立论的根据？！对唯物史观做正本清源的研究也就成为多余的课题。诚然，马克思生前没有来得及对他的历史理论进行系统地整理，后人所能阅读到的常常是针对对立的理论、观点所做的论战性的表述。因此，阅读他们的著作一定要弄清每个论断所针对的历史背景和对象，并努力把他们针对不同历史背景和对象所做的论说联系起来做出比较完整、准确的理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明确表述了生产力在历史解释中具有首要地位。他的历史理论的逻辑体系是，人们要生存必须首先解决吃喝住穿问题，即进行生产活动。于是，才有了在生产中的交往，形成生产关系，并形成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政治和法律关系、或曰上层建筑。所以马克思反复强调：“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7]尽管有论者、包括里格比教授拿出通过上层建筑改变生产关系的事例来反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命题。[8]但马克思其实早已论及：“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达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9]也就是说，没有生产力的实质性发展，要想实现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是不可能的。所以，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很危险的，最终将会导致“多元化的马克思”，而抹杀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同其他历史理论的区别，抹杀马克思的理论相比其他理论的优越性。

　　其二，在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的界定上存在缺陷。对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做出科学的界定，是对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进行合理阐释的基本前提。但恰恰是在基本概念的界定上，无论是以科恩为代表的“生产力首要性”解释模式、还是里格比教授所主张的“生产关系首要性”解释模式，都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科恩尽管论及，从语义学考察将“生产力”译为“生产能力”更为确切，并且指出“无论一件生产工具还是一定数量的原料，严格说来都不是生产能力”，但他还是保留了生产力的“要素构成说”，认为生产力包括劳动能力和生产资料两大类。[10]里格比教授则全盘接受生产力的要素说，“生产力的性质也许可以在劳动过程的三要素中予以明确地考察”。（第23页）对“生产力”概念的这种界定源于对马克思有关劳动过程三要素论述的误用。[11]但是，一个最普通的常识是，“过程”不是“力”。“力”是能力，是主体自身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积累起来的经验、技巧、诀窍等等；它的衡量标准是劳动生产率。[12]

　　在对“生产关系”的界定上，里格比教授注意到了他之前的学者对“物质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所做的区分，而其中“物质的关系”被解释为劳动的分工关系，他主张将劳动分工归人生产力范畴。但这种将劳动分工关系置于生产力范畴的做法值得商榷。首先，劳动分工是一种关系，不是力；其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为止已知的生产力的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荒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分工，分工的阶段依赖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13]可见，劳动分工关系同生产力不在同一层面，而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里格比教授既将劳动分工归于生产力范畴，又不承认生产力相比生产关系具有解释上的首要性，彻底打破了唯物史观主张的基本因果链条；从而也就为他主张的生产关系决定论开了方便之门。

　　对“上层建筑”的界定，里格比教授同样提出他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无法预先将某些因素归人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范畴，而要看这些因素具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果是发挥经济基础作用，那就归人经济基础范畴；如果是发挥上层建筑作用，就归入上层建筑范畴。这种界定抹杀了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做出区分的可能性，但马克思是明确指出两者的区分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4]可见，经济基础明确是指分工、分配、交换、消费等关系，而上层建筑则是维系现存生产关系的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于是，我们可以历史地观察到，当现存的分配关系、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分丁关系相一致时，上层建筑会通过对这种生产关系的卫护与稳定作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当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发展时，上层建筑作为这种生产关系的卫护者，会通过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诸手段来阻碍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阻滞生产力的发展。

　　从以上介绍不难看出，里格比教授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的界定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其目的则在于支持他所提出的“生产关系决定论”式的解读，并认为这是最适合指导历史研究的。其实这在本质上乃是一种过于强调人的能动性的对唯物史观的“唯意志论式”的解读。其三，我们不难看出，里格比教授所持的是多元论的解释模式。他毫不隐讳地讲：“不管我们明确表述的理论是什么样的，但事实上我们都不可能不是多元论者。正是这一事实，使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所揭示的各种历史真相纳入到正统历史学的轨道中”。（第29页）正是因为他持一种多元论的解释模式，所以他否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关系，认为在许多情况下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发展；否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关系，认为只要发挥了经济基础的作用，上层建筑也能够被纳入经济基础范畴。由此，过去被纳入上层建筑范畴的因素可以被归人经济基础、甚至生产力范畴，就像他所指出的：“技术知识属于思想范畴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分既不等同于在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区分、也不等同于在不同机构之间的区分。两者之间的区分只能依据它们所发挥的作用做出。就作为生产过程组成部分的科学知识而言，它可以被视为生产力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第24页）我们无法想象，在抛弃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所揭示的层次分析方法或因果链条追溯方法之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还残留下什么。

　　最后，里格比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评价更需我们郑重地予以辨析。他在书中写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遗产中，他们的政治学——基于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阶级的观念——目前看来似乎有些一厢情愿；他们的经济学——以劳动价值论为前提——目前已被除少数原教旨主义者外的所有人摒弃；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已经成为一种学术古董。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中，仍然令人感兴趣的就是他们的社会和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也许想改造世界、而不是仅仅以一种新的方法来解释它。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毋宁说是在理解世界上、而不是在改造世界上更为成功。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值得为人们所记忆的是他们的社会科学”。（第15—16页）我们知道，马克思的政治学并不仅仅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国家理论、阶级分析理论等学说都是马克思政治理论的组成部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也并不仅仅是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都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组成部分。而每当资本主义世界发生重大经济危机时，马克思的著作、像《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等等都会畅销。而且作为马克思研究社会科学诸领域的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有价值的，那么以它为指导所从事的研究必定有其合理性。所以，尽管他的政敌和论敌一次次宣称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已经过时，但却一次次地重新被人们所重视和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不是某些学者或学术流派想抹杀就可以断送的。它总是会在后续的研究中得到发展，并在历史演化的长河中得到反复验证。

　　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感谢里格比教授。他的这部书为我们展示了当今学术界围绕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诸命题产生的争论和诸家的观点。即使教授在书中直陈了他对唯物史观某些基本观点的批评，也会从反面给我们以警示，促使我们进一步做出多层次、多侧面的思考。而面对如此众多的理论问题，我们理当以无私无畏的科学的批判精神，通过坦率而真诚的学术争鸣，让唯物史观科学真理的光芒驱散一切误导人们心灵的迷雾，指引大家奋勇直前去建设新世界。

　　作者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副研究员；邮编：100006

注释：

[1]斯蒂芬·亨利·里格比：《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吴英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5月版。文中所引该书仅注页码。

[2]西方学者往往将马克思有关历史所建构的理论体系称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像科恩的代表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我们习惯于将它称为“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

[3]英国著名的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者、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创始人科恩的代表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也只是再版了一次，它初版于1978年、再版于2000年。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9—490页。

[5]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4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6页。

[8] Harry Ratner:”Historical Materialism:a Critical Look at Some of Its Concepts” ,New lnterventions,Vol.10,No.2,2000.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10]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第54—55、73页

[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论及劳动过程时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12]吴英：《对唯物史观几个基本概念的再认识》，《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13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