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具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农具通史》〈绪论〉
一
由宇宙星云凝聚而成的、一个不算太大的自然天体——地球上，经历了太古代、古生代、终生代、近生代，从单细胞的水藻开始，经过亿万年的发展，终于演化出了灵长类动物，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演化出了能够思维、能够使用工具的“万物之灵”的人。从此地球进入了以人类为主体的社会；从此揭开了人类创造文明的新时代。
早期的人类，虽然脱离了动物的范畴，但是维持生存的第一需要仍然是寻找食物。那时候，在地球的许多大陆板块上，到处是高山大川、湖泊森林。山野里长满了花草树木，有许多瓜果根叶可以采来吃；天空有飞禽、草丛有走兽、水里有鱼虾，可以捉来吃。食物来源是多方面的。但是单靠人的两只手去采、去捉，会碰到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譬如，要捉的对象会飞、会跑，或者很凶猛，不易捉住；要采的东西离得太远，可望而不可及。困难迫使人们去思考。虽然当时人们的脑细胞还很不发达，思维能力还很低下，但毕竟有了与动物不同的思维。长期地、大量地、反复地实践、思维，再实践、再思维，使人们终于摸索到了新的本领：拿一根木棒去敲打、或者投出石块去打击被采、捉的对象，对于采捉食物有很大帮助。于是石块、木棒就由不自觉到自觉的成了人类最早的劳动工具。工具的使用，使人类正式脱离了动物的行列，走出了蒙昧的荒原。
然而，大自然的恩赐总是有很大的局限性。在人们集中聚居的地方，自然生长的可食植物很容易被采光。飞禽、走兽、鱼虾也因大量扑捉，死的死了，逃的逃了，食物的资源由丰富变为枯竭。起初对付食物枯竭的办法是人群的集体迁移，然而新居之地又很快出现了上述情况。这样周而复始的搬迁，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新的应变办法，于是创造出了新的本领：他们把吃剩的禽兽不再杀死或丢弃，而是把它们养起来；把吃剩的植物在住地附近种起来。这样人们就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居住环境，从此人们不再经常的搬迁了，这就出现了原始的村落和原始的农业、牧业。于是原本用于采捉食物的工具，如石片、木棒之类，部分的用来挖土、戳穴、播种、收割，开始含有了农具的意义。
人类的历史是从使用工具开始的；农业的历史是从农具作用于农事活动开始的。农业开始之前人类经历了将近二百万年的采集和鱼猎时期，虽然这时的人们已经懂得使用工具，但是这些工具还不能称为农具。自然生态被人们有目的地给予加工才出现了农业，用于对农业加工的工具才是农具。可见从工具到农具，人类的祖先们是经过了将近二百万年的艰苦探索才学会的，农具的得来是何等的不容易。有了农具也就有了农业，农业和农具同时诞生于人类社会，是谁也离不了谁的一对孪生兄弟。
农业和农具的诞生，结束了人类向社会索取，开始了人类向社会贡献的新时代。
随着社会的变迁，农业生产发展了，农具也相应有了进步；农具的进步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工具是社会发展与社会生产的尺度。”（《资本论》）我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历来各行各业都随着农业的发展而发展。而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又以农具的发展水平表现出来。围绕着农具的发明、发展导致了一系列的技术和科学及研究技术和科学部门的产生与发展。可以说整个国计民生都与农具有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范志文先生在《木质工具在原始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农业考古》1989、1）一文中说：“我国从石器时代起即是以农业生产经济为基础的国度，从原始社会制度——奴隶社会制度——封建社会制度，无不与农业发展有着十分密切不可分的联系。农业生产工具促进着生产力的发展，又必然引起经济条件的新变化，经济条件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制度的演变。这就是农业生产及农具的发展对社会制度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
二
中国自古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大国；是世界为数不多的几个农业发源地之一。中国的农业科技有着雄厚的基础；中国的农业文化有着丰实的底蕴。在中华大地上诞生并发展起来的炎黄文化，与古埃及文化、古希腊文化及两河文化、古印度文化、玛雅文化等，都处在相同或相近的发展水平线上，而唯有炎黄文化演进为中华文化而存续至今，从未中断。原因固然很多，最根本的原因则是：炎黄文化一直值根于无烟的、绿色的、体量庞大的、有着丰厚而先进的科技含量的农业文化（包括农具文化）之中；它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为华夏各族人民的大融合提供了共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模式、思想文化选择。中国的农业养活了世界上最庞大的民族群体，创造了举世无双的经济成就，走过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学道路。这就是中华文明的精彩之处、独特之处，也是今天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根基所在。
从本质上讲，农具是人类为了生存和不断改善生存状况的产物，是为改善农业生产面貌的产物，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产物，是农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标志，是人类社会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的一个缩影。所以包括在生产工具中的农具，是一种文化载体和文化现象，是整个古代文明的重要内涵之一。农具既然是人工制造物，在它身上就包含着人类的智慧，人类的技术，成为人类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具的制作、使用、废弃等等，也同样凝聚着人们的一种思想观念，都被打上了人类精神文化的烙印。
农业是百业之源。农业是人类进入农耕时代之后一刻也不能或缺的行业。其他许多行业，都有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暂时或永久的消失，但是农业却不能。农业不但过去要有，现在要有，将来永远也不会没有。而农具是农业的胞兄胞弟，没有农业就没有农具；而没有农具也就没有农业。所以说，人类所走过的历史进程，是踏着农业的脚步开始的；是踏着农业和由农业分化出来的各行各业足迹不断前进的。而农业的发生、发展又是与农具的发生、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研究人类的发展历史，就不能不研究农具发展的历史。
农具的历史是国史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没有农具史的国史是难以想象的。农具的历史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折射出了中华儿女历来所具有的勤劳、勇敢、聪明、智慧，敢于创造、善于革新的伟大品质和优良传统。研究农具史不但可以使这些美德得以继承和发杨光大，还有助于提高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精神；而且还可以使我们从中找到农业机械的科学发展规律；从中找到今天发展农业机械的借鉴，从而促进当代农机事业的发展，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中国农具发展史”，是“中国通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中国农具发展史”的“中国通史”，是一部不完整的通史。数千乃至上万年以来，中国的古老农具，耕耘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为养活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而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成为中国光辉历史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中国灿烂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近百年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与西方交流的频繁，一股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尤其视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具为落后的思潮悄然兴起。他们不了解中国传统业和传统农具在十六、七世纪以前，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历史事实，而对中国农业和农具的过去一概否定。他们不知道西方的现代科技，有许多都是在中国古代科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不知道西方的许多现代农业机械，都是借鉴了中国古代传统农具的结构原理而产生的等等，却盲目的对自己的祖先妄自菲薄。
研究中国农具的历史，就是要还原中国农具发展历史的真面目，让人们正确的对待历史；正确的对待中国传统农具的历史。研究中国农具发展的历史，就是要从历史前进的足迹中，找到我们的经验和不足；找到我们从先进变落后的原因和教训，为今后中国农业机械的发展提供借鉴。研究中国农具发展的历史，就是要为中国通史及相应学科提供更加丰富、准确、真实的、有关农具发展方面的历史资料……。农具发展的历史，是中国通史，乃至科技史、文化史、经济史不可或缺的内容，更是农学史、农业史不可或缺的内容。由于长期以来对农具史的研究十分薄弱，过去中国一直没有一部中国农具史，更不用说这方面的权威性著作。致使在相应学科中，有关农具方面的论述因为无可借鉴而显得十分薄弱无力，即不准确、也不具体，许多内容解说的似是而非。更严重的是，由于没有准确可靠的依据，许多字书、辞书，对许多古代农具不能作出准确详细的解释，甚至出现解释错误的现象。
中国人常常为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自豪。但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这光荣的称号不是哪个人自封的，也不是什么人随便赠送给我们的。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由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千百年来日积月累的创造出来的，它存在于包括农具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的方方面面。但是如果没有人将这些发掘出来、记载下来；没有对中国历史、包括中国农具历史的研究成果，我们就没有理直气壮的说一声“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的根据和资格。把历史的真实再现给世人，这就是历史工作者，包括农具史工作者的历史责任；也是编撰此书的历史责任。
三
编写一部《中国农具史》，在中国可以说还没有可以借鉴的先例，对于我这样一个并不是专业从事农具史研究的人来说，面临的困难更是可想而知。
中国农具发展的历史资料，自古就比较贫乏，中国古文献浩如烟海，而在这浩如烟海的古文献中，有关农具的史料却又寥若晨星，在中国古文献中，几乎见不到专门记述农具的书籍，直到唐代，才由一位诗人陆龟蒙，作为业余爱好写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专讲农具的书《耒耜经》，虽然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但其主要内容，也仅仅只是论说了一种曲辕犁。又经过好几百年，元朝王祯编撰的《王祯农书》才对中国传统农具作了一次比较全面的介绍。然而却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部空前绝后的论述农具的作品。在中国历史上，可以列入农书的作品虽然成百上千，然而真正论及农具者却寥寥无几，就连在这之后的两部大型农书《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中，虽然论说农具占了很大篇幅，却基本上都是《王祯农书?农器图谱》的翻版，没有什么新的创意。清朝末年，在一批时代激进人物探索中国如何摆脱贫穷落后的思潮中，为了在刚刚开办的一些学校中传授农具方面的知识，顾复写了中国第一部教材式的农具专著《农具学》，成为我国学者独立撰写农机著作的开山之作；
1933年世界书局出版的唐志才著《改良农器法》，实际上是在引进欧美农机具的同时，如何提高我国传统农器的省力和高效能力，如何在改良、改革的基础上，独立研制新式农机具作一些试探和设想。但都非史学作品。
建国前后，对农具史的研究，虽然不能说是一片空白，却也是凤毛麟角，直到1963年刘仙洲先生发表了他的专著《中国农业机械发明史》，才算推开了研究中国农具史的这扇大门。然而就是这部专著也还是纲领式的，还缺乏详细的考证与论说。更重要的是继承之势仍是相当的薄弱，各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既没有这方面的机构，也没有这方面的课题，更没有发表农具史著作的园地。中国农科院和几个大专院校虽然相继成立了农史研究室，但也是几经起伏，举步维艰，很少有人力和财力从事农具史的专题研究。另一方面，伴随着建国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物考古工作的相应发展，虽然出土了一批与农具有关的文物，却只是散见于各发掘报告之中，既缺乏系统整理，更缺乏认真分析、对比和研究。改革开放之后，这种状况开始有所好转，以中国农科院农业遗产研究室为代表的几个主要的农史研究机构，得到加强和充实，《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相继创刊，使农具史的研究开始有了自己的阵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型学术刊物《农业考古》的创刊，把农具史的研究推向了百花齐放的时代，对此笔者曾写成《十年回顾》、《考古论今又五年》及《更上一层楼》三篇文章作了综合评述。二十几年来，出版了犁播的《中国农具发展简史》，张春辉的《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补编）》以及章楷的《中国古代农机具》，笔者的《农具史话》和《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还有以《中国农业科技史稿》为代表的一大批农学专著，也都或多或少的讲到了有关农具的内容。尤其是陈文华先生的《中国农业科技史图谱》和《中国农业考古图录》，系统的整理了历年来发掘的农具文物，这些都极大的丰富了农具史研究的资料来源，为编写《中国农具史》创造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但这毕竟还只是一个基础，如何把零散的资料系统整理起来；如何把上万年的农具发展的脉络梳理出来；如何把各种农具、特别是一些有影响的重要农具发展的途经寻找出来；如何把有关农具研究的各种学术观点充分展示出来；如何把各种分歧统一起来；如何把农具技术发展的总体面貌反应出来；如何把农具发展的技术思想提炼出来……这还都是没有先例可循的难题。怎么办？只有知难而进了。
四
本书在编写中，没有严格区分“农具”和“农业机械”这两个词的界限，这是因为在口语中这两个词的界限是很模糊的。从文字学角度分析大概也是如此。
很显然，“农具”就是“农业生产劳动所用工具”的简称。那么什么是“工具”呢？工具的本义，是指的人们从事劳动生产和从事社会活动所使用的有形和无形的东西，它是个广义词，它可以是泛指从事各种生产活动时所使用的、对劳动对象产生作用的器具。古代手工业常用的斧、锯、凿等是工具；古代农业常用的犁、耙、锄等是工具；近代工业常用的车床、刨床、车刀等也是工具；近代农业常用的收割机、圆盘耙也是工具。很显然，收割机、圆盘耙、车床、刨床、斧、锯、犁、耙等也都可以称为机械，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工具”和“机械”界限是非常模糊的。这些工具都是社会上存在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是有形的。但工具还有一个引伸义，即指人们从事意识活动所需要的东西，用以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这些东西可以是具体的、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抽象的，如“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就是指的抽象的东西。“农业生产劳动所用工具”当然不会是抽象的东西，而是具体的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所应用的实物。
“农业生产劳动工具”一词，是由“工具”、“生产劳动”和“农业”三个部分组成。
“劳动生产工具”一词，则将“工具”限定在“生产劳动”这个范畴之内，就不再包括“语言”这类抽象的工具。而“农业劳动生产工具”一词，则又将这种具体的工具限定在从事“农业劳动生产”这个范畴，即只有“农业劳动生产”这个范畴使用的具体工具，才能算是“农业劳动生产工具”。但是，劳动生产工具，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上讲，它应该是人们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用来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具体器物。劳动生产工具是置于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之间的。农业劳动生产工具则是农业劳动者——农民和农业劳动生产对象－－土地或农作物之间，并对土地或农作物进行加工的具体器物。所以诸如锄、镰、犁、耙等都是非常明确的农具，因为使用它从事劳动生产的是农民，劳动生产的对象是农作物或土地。
“农业机械”的含义是什么，这还得从“机械”的含义说起。
“机械”也有具体和抽象双重含义。具体的含义实际上也是指一定的器物。对于“机械”具体是指的什么器物，古今中外从来就没有过一个确切的定义。《辞海》说①机械是“机器、机构等的泛称；②犹言巧诈；③呆板、不灵活。”①就是具体含义，②、③就是抽象含义。有人解释：机械是只能按规定程序运作的工具，即“机械”仍然属于“工具”范畴。对于“农业机械”，刘先洲先生在他的《中国农业机械发明史》中是这样解释的：“在我国历史文献上，对于这一类工具，有时叫做田器，有时叫做农具，有时叫做农器。若就机械的定义说，任何一种工具，无论简单到什么程度，当使用它工作的时候，都是一种机械。所以在本书里，一般都叫它们作农业机械。”按照这段解释，就是说我国古代的传统农具，不论它们的结构多么简单，都可以称之为农业机械。由此也可以得出相反的推论：所有农业机械，不论复杂到什么程度，也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工具，也都可以称之为“农具”。又由于在文献和口语中有一种习惯，多把古代的农业生产工具称为“农具”，而把近代的农业生产工具称为“农业机械”；把有动力机械带动的器物称为农业机械，把用人工或畜力带动的器物称为农具。
基于这些认识，所以本书虽然定名为“农具史”，但在书中的具体论说中，对“农具”和“农业机械”两词不作严格区分，主要根据群众口语的传统习惯，依据上下文内容，习惯用“农具”一词的地方就用“农具”一词；习惯用“农业机械”一词的地方就用“农业机械”一词。比如，人们一般习惯将用人力和畜力作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器物称为“农具”，如如锄、镰、铲、耧等，本书中一般也将与这些器物有关的地方写作“农具”。而将使用动力机作动力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器物称为“农业机械”，如播种机、收割机等，本书中一般也将与这些器物有关的地方写作“农业机械”。
五
中国农具的发展也和中国农业的发展一样，它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它自身的连续性。而且农具的连续性比农业的连续性表现的更显明。既使农艺出现某些重大突破，农具却并不因此随即改变。例如播种工艺从古到今尽管发生了许多变化，播种工具耧车却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农具发展的连续性还表现在，很少受外部条件的干扰，大的政治、军事变故，可以促进或延缓农具发展的进程，却很少打断农具发展的自身程序。历次的改朝换代，差不多都有一个促进农具快速发展的时期，但却都是在上一代基础上的延续，从没有出现过跳跃式的变化。就是在建国后，中国的传统农具虽然屡屡受到国外引进农机的冲击，但当失去外力干扰之后，传统农具仍顽强的回到它自身的发展道路上来，依照它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所以中国传统农具发展的历史，从整体上讲，表现出了中国传统农具的整体发展的历史规律；从具体上讲，更明显的表现出每种或每类农具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所以为了叙述的方便，也为了不使一个农具种类或一个农具事件讲述的过于分散，本书在编写中既注意体现农具整体发展的连续性，反影出中国农具发展的整体面貌；也注意反影出每种或每类农具发展的完整性和规律性。在资料的运用上常常不拘泥于朝代的限制，而是作适当的灵活调整；也不过份机械的受时间限制，而是适当将前后材料灵活运用。所以本书的写作体例，整体上遵循中国农具发展历史的顺序，按农具发展的不同阶段分章，以农具种类和农具事件分节。但基本上仍不违背通史的总体发展顺序。
六
由于原始农具距离我们太遥远，又没有直接的文字和图形资料，因而在研究原始农具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一些不是农具本身的问题，而是后代人的认识问题。由于认识问题的不一致，又常常导致了农具研究本身诸多困难。
正确认识原始农具产生过程，是正确认识原始农具本身的前提。一般来说，农具起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里我们对原始农具产生的一般过程作以设想性的简要描述：
原始农业初期，有一个很长的农业与采集共存的过度时期。这个时期农具是十分简陋的，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在采集时代就存在的工具，只是发明原始农业之后，作业对象发生了变化：用以切割野生植物枝、茎、叶、蔓的刀类切割工具，变成了收割人工种植的作物稻、粟、稷等的茎和穗的收割农具；用以加工野生谷物子粒的工具，变成了加工人工种植的稻、粟粒实的谷物加工农具。此外，这个时代还有一类特殊的农具，那就是刀、斧、锛、凿等。因为这个时代的主要耕作方式是“刀耕火种”或“火燎杖耕”。“刀耕火种”的操作方法是：先用石斧、石锛等将山野里的树木杂草砍掉，待晒干后放火燃烧，然后用尖木棒、尖石块或野兽的尖角戳地作穴，将种子放入穴中，任其自然生长，待成熟后，用刀或镰割下穗头、取回食用。“火燎杖耕”与此大体相同，只是在放火之前并不砍伐树木，待放火燃烧后再对未燃尽的大木进行砍伐。所以这时的刀、斧、锛、凿等则应称为农田开发农具。直到“火耕”农业逐渐过度到“耜耕”农业之后，刀、斧、锛、凿等则退出农具范畴（但并没有消亡，而成为加工农具和其他工具的重要工具，一直沿传下来）。不论“刀耕火种”还是“火燎杖耕”一般都没有施肥、灌溉和田间管理，所以这个时代还没有施肥、灌溉和田间管理农具；甚至也没有耕翻土地的农具。因为这时人群还没有定居，土地常常是收割后就抛弃了，再种还要再刀劈火烧。对所用的工具还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随拣随用、随用随丢的习俗。对工具的形状和性能都不怎么严格要求，所以说这个时代农具的种类并不多，除如上述的斧、锛、凿类土地开发农具之外，尚有用以戳穴播种农具，及收割、脱粒农具。就这样又经过了上千年甚至数千年，人们才在漫长的在实践中开始认识到，土地和农具的再次利用，比再开再造能极大节省气力，而且收成还可能更好些。于是人们也就部分的定居下来，从事相对稳定的农业生产。对所使用的工具也选择比较省力好用的收藏起来，以备重复使用。因此也就对农具是否好用、是否省劲；哪些农具适合于干哪些农活，有目的的作了选择，有目的的作了适当打制和磨制，于是也就有了比较精致的打制和磨制农具；装柄的复合农具渐渐的多了，不仅有木木复合农具，还有木石、木骨、木蚌复合农具等。
由耒和耜结合而成的“耒耜”，以及由“耒”、“耜”和“耒耜”发展演化出来的、用于垦掘土地、疏松土壤的铲、铫、锸等农具，及由斧、锛等演变出来的镢（钁）、锄等挖刨农具，渐渐登上历史舞台，从此历史也就进入了耜耕阶段；社会也进展到了原始农业的后期。
七
综合统计诸原始农业文化遗址所出土的农具，除蚕桑养殖及渔猎畜牧之外，用于农业加工者主要有：刀（铚）、斧、锛、凿、镰、耜、铲、锄、镢（钁）、杵、臼、石磨盘、石磨棒以及耒等。看起来并不算多，似乎也并不复杂。但是要讲清楚这些农具的来龙去脉，却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似乎把它说成是一项庞大工程也不为过分。若干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为此付出了多少辛劳和笔墨，但是至今也没有搞清楚这些农具中许多农具的“芦山真面目”，其难度之大是可以想像的。究其原因：
首先、反应农具真实面貌的主要依据之一，应该是同时代农业的发展状况。而原始农业时代所留下的农业实物资料却十分稀少，更无直接文字资料可供参考，迫使人们不得不借助没有腐朽的那一部分农业生产工具，反过来判断当时农业的面貌。农具的面貌需要依据农业的状况来判断，而农业的发展状况，又得借助农具来研究，这就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连环套；成了清楚了解原始农具真实面貌的一大难题，却又是不能绕开的难题。
其次是，原始农具和原始农业一样，没有直接可查的文字资料。在古籍文献中所记载的古农具，除了名称之外，对其形制几乎没有任何记述。传世和出土的古农具又大都没有铭文。古农具种类虽不多，但形体却相当繁杂，可以说千千万万的古农具中就很难找到两件形体绝对相同的。许多古农具的名称和形象多是在汉代以后才可见到某些文字描述。许多人曾试图从文字发展的角度对农具的形制及功能进行考索，虽不能说是玄妙莫测，也实在是难之又难，往往是考来考去莫衷一是。如此等等，所以研究判别原始农具，除了那些确确实实的考古文物自身之外，其他判别不论准确到什么程度都是相对的。
尽管正确判别原始农具困难重重，但研究工作者们，还是知难而进，努力探索各种研究方法，寻找规律，尽量正确化分好原始农具的类型；尽量对原始农具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尽量为之定出一个比较正确的名子。
八
关于古农具的定名。表面看来，农具的名称只不过是一种器物的代表符号。但对于古农具来说，这个符号所表示的却是反应当时当地自然地理条件、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文化形态的农具。对农具的错误判断也就会造成错误的定名，从而也就导致了对上述诸问题判断一系列错误。例如，如果将耒耜的某种过渡形式过早的定名为犁，其不就把历史的进程搞乱了吗。所以对农具正确定名，绝不能仅仅看作是一个符号的问题。
农具定名涉及的因素很多，是一项细微又艰难的工作，要作到定名比较正确，我们初步认为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不要判定出当时农业水平没有达到的农具来。例如，在“刀耕火种”时代就定名了许多锄、犁等。
二是不要斤斤计较古农具的大小、形状和尺寸。同类型、同品种、也就是干同种农活的农具，外形和尺寸可能相差很大，但却是同类农具。如果因为尺寸或形状稍有变化就定名为另一类农具，那么古农具的种类就太多了。这就是农具的“群体”的概念，即每一类农具基本上都存在一个“群体”。但反之，在一定条件下，又需要掌握那些形体相似的农具的尺寸的量度，尺寸超过一定限度，却又可能成为另一种农具。所以这也是判别确定古农具比较难掌握的一件事。
三是，给农具定名，应尽量使用农具原来的名称，实在无法确定原名者，方可借用后代同类农具的名称，但在必要时应注明它不是古农具的原名，尽量避免为别人的研究工作造成麻烦。民族学资料证明，许多原始农具都是有原名的，原名还往往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但目前所见民族学资料，多只将其名称的译音注了出来，却没有解释其含义，这是一大缺憾，因而使我们难于从民族学的农具名称中寻找规律，从而为古农具定名找到一些借鉴。
四是，新石器时代，特别是早期的农具，在农具发展史上正处在最原始、最幼稚的阶段，它没有细微的分工，农业技术发展水平也还不要求农具有多么细微的分工。所以当时的农具尽管花样繁多，但种类并不多，也没有那末多的名称。现在我们考证那个时代的农具，要用历史的观点，而不能用现代的眼光去分析、去评判。既使是近代（甚至当代），传统农具的名子也并不是形体稍有差别就换一个名称。例如名称叫锨的农具，柄有长有短、头有大有小，平板有凹有平，刃口有直有弧等等，但还是都叫锨；镰刀也是如此。这也是为古农具定名时应十分注意的问题。
五是，对原始农具分类，主要应根据其用途和功能；对原始农具分型，则应根据其形态和结构。而判定原始农具用途的根据，一是根据历史或现实生活存在的、与原始农具形状相同或相近的农具。从而按现实和历史存在的农具判定其用途，并为之定名。二是对现实已不存在，并且在历史上已经查找不到相同或相似的原始农具，如耒、耜等，只能根据考古资料加历史传说，结合民族资料，确定其用途，并为之定名。
对古农具定名的具体方法，黄展岳先生曾有过议论，他就“殷周秦汉”这个时限之内带金属锋刃的农具的定名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并且选择犁、镢、锄、锸、镰的典型出土文物绘图为例，对分类定名方法进行了说明。这个意见虽然还是初步的，但是一个很值得参考的议论。（《古代农具统一定名小议》、《农业考古》1981、1）本书在编写中曾计划将所有出土农具依大体上与上述相似的方法全部重新判定，但是一因人力限制，来不及从事这项工作；二因财力限制，没有能力到各地对出土农具进行全面普查。因此只好留待后人去从事这项工作了。
九
正确判断古文献中有关解释古农具的文字的历史背景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许多古书上都有“神农之世，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之说，于是有人就按照这句话去套历史上的所有耒耜：认定所有的耜都是木斫的；所有的耒都是木揉的。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全面的。古书上的这种记载可能只是制作耒耜的方法之一，而且不是神农时代的制作方法，而是以后某个时期的一种制作方法。实际上早期的耒可以说没有进行“揉”制的；早期的耜多为石制，更用不着“斫”。又如《周书》有这样的话：“神农……破木为耒耜锄耨”。难道能说历史上所有的耒耜锄耨都是“破木”制作的吗？
更准确的说，古书中多处引用的这段话，是源自于《周易?系辞》，原话是这样的：“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也就是说，《系辞》的这个解释，其根据是《周易》的《益卦》。《益卦》是怎样表示的呢？“震下（?）巽上（?）”组合之，其符号为（）。《周易》本身并没有解释《益卦》与农具有什么关系，而是战国至秦汉的易人学者们编撰《系辞》时，根据《益卦》所显示之形象而附会出来的新的含义。对此张波先生有过精辟的论述（略）（张波《〈周易〉农事披拣录》、《古今农业》1988、1、46）由此可见，“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之说，既不是直接来源于《周易》，更不是神农时代农具面貌业的直接写实，而是推断之言、附会之说。这就更加证明，不能用“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之说作为研究原始耒、耜的依据。
不能抠字眼的原因还因为古文字的记载，并非百分之百的准确。因为这些文字所在的文献，许多并非农学专业著作；写作的内容也大都不是作者的目击记实。既便有些是与农业有关的书，作者也多非农学专业人材。许多文字本身已存在推测的成份，再依此为据往上推，就更不能百分之百的相信了。例如上面举的“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之例，如据此上推原始农业初期的耜也是用木料斫出来的，那么原始农业初期人们才刚刚懂得用尖木棒戳穴播种的时候，有什么外部条件能启发人们一下子就想到用一大块木料砍成一个如后代“铲”形的农具呢？现在有人老是抓住这句话不放，认定耜的出现一定是从木材里砍出来的，就未免有点形而上学了。
运用古文献和古文字考证古农具是重要手段之一，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绝不能陷入形而上学的境地。古籍文献中对古农具的注释颇多，但并不都是正确的，甚至常常出现注释矛盾的现象。所以应注意避免机械的抠古书上的字眼。对待古书中有关农具的记载，要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例如在古文献中，农具之间相互注释的现象屡见不鲜，而有的几种农具注来注去却都成了一种农具。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注释古文献的经学大师们对工具的形制和功能并不熟悉，因而两种工具器形相似而混为一物，以今比古，出现钱、铫、耜、插、鈂展转相训，造成工具名实混乱”（陈振中《青铜农具钱》、《农业考古》1987、2）。所以如何运用好这样的资料，是需要认真动一翻脑筋的。
十
前面讲到了为古农具正确定名的一些问题，今后如能照此加以注意，也许对古农具定名会有所规范。难办的是过去已经为之定了一些不准确名称的农具，实在是难以收拾的“旧山河”。
我们知道，从没有文字的时代，部分农具就开始有了自己的名称。其中一些经言传口授而传留到有文字时代，并被人们用文字记录下来。有的则没有传留下来。随着农具的不断发明与发展，农具的名称也就多起来。但古农具的名称大都是约定俗成的，没有人为之专门命名，更没有人为之进行“标准化”和“规范化”，于是随着时空的扩展，农具的同物异名、同名异物，一器多名、多器一名的现象，就像“迷魂阵”一样，一代接一代的传留下来。这种现象在历代字（辞）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在字书中对农具互相注释，你注“我是你”，我住“你是我”，注来注去仍是一本糊涂账的现象屡见不鲜。再加上那些考古发掘的没有原名的农具，它们的名称都是依据发现者的一己之见而定的，有些定的并不准确，但却就此传留下来，正像有人说的那样：“同一种形式的石器有不同的定名；不同形式的石器又往往有同一种定名。其名目之繁多，已经给考古研究和人们认识带来诸多不便……”（陈国庆等《中国东北地区石锄初论》、《农业考古》89、2）更难的是，不论古代字书还是现代字（辞）书，甚至专讲农具的工具书，都很少给各种古农具下过一个确切的定义，这就给古农具研究带来相当的困难。有人说，农具史研究是一本“糊涂账”。此说故然有些夸张，但也不无道理。其实这本“糊涂账”并非是“研究”出来的，而是农具发展的自身和研究中的疏误这两个方面造成的。而且从古到今就一直存在着，直到进入现代农业机械，才真正解决了这个“糊涂账”问题。既然一部分是农具发展的自身造成的，是历史上原本存在的“糊涂账”，是历史存在的客观实在，对于这个部分，没有必要完全把它改变过来，也不可能完全改变过来。一定要把本来就不统一的名称统一起来；把异名的农具统统称一个名子；把由各种尺寸组成的一个群体的耒耜统统统一到《考工记》中由一个尺寸所表述的耒耜，如此等等，实际上也是很难作到的。糊涂的历史还他一个糊涂的面貌，即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正是历史工作者的责任。而对历史的“疏误”则应该尽量纠正过来。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研究中，不要再因为人为的“疏误”而给农具史研究制造新的糊涂，例如，尽量用比较准确的语言文字为古农具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以防止由定义不准再出现本来是一种农具，而判定出多种农具的新的糊涂账来。
十一
“火耕、耜耕、犁耕”的提法比“刀耕、锄耕、犁耕”的提法更确切。
回顾历史，似乎还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将古代农业划分为“刀耕、锄耕、犁耕”三个阶段的提法，倒不如用“火耕、耜耕、犁耕”三个阶段更确切。因为刀耕阶段用于砍伐林木的主要不是刀，而是斧、锛。对于砍伐林木，斧、锛的作用要比刀的作用大得多，单就这一点说，称“刀耕”就显得与事实不付。更何况不论刀、斧、锛都没有对土地发生直接作用，直接作用于土地的是火。所以这个阶段称“火耕”阶段更确切。进入熟荒耕作后，用以掘松土地、为播种作准备工作的主要是耒耜类农具，而不是锄。因为从来都是将锄的功能定义为“除草”工具，而除草属中耕，从来都不被看作农业耕作的主要内容。作为锄的一种特殊形式和特定工作方式，能够从事一定的挖刨工作，可具有一定的耕整功能，但这不是锄的主要功能，也不具有锄的象征意义。正如一提到“镢”人们就会想到“刨土”一样，一提到“锄”人们就会想到“锄草”。所以“锄耕”的提法给人的印象是不确切的。但是不论从火耕到耜耕，还是从耜耕到犁耕，它们之间都不存在一条截然的鸿沟；都存在一个交叉过渡期。所以总体上处于火耕阶段并不排除在某些时空已出现耜耕。同样，在犁耕阶段也不排除在某些时空还存在耜耕。进入犁耕阶段后，犁承担了耕垦土地的主要任务，但也不是犁的一统天下，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仍然存在着耜、锸、铫耕和镢耕。所以原始农具（后代农具也是一样）都存在着普遍性和区域性的问题。
在原始农业的“刀耕火种”中火种的获取，初期阶段仍然可能是从保存的天然火种中获取的，后来渐渐过渡到由人工获取火种。过去一般认为最初人工获取火种的方式是采取所谓“钻木取火”，即古书上常说的“隧人氏钻木取火”。按常理推断，人们最早获得人工火种，不可能是从“钻木”中得到的，而很可能是从打制石器中得到的。因为钻木对于原始人并不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和生活中常用的动作，不论当时的生产和生活，都很少有“钻”或“转”的活动和动作。而打制石器则是石器时代人们非常普遍的活动。当人们打制石器的时候，迸发出火花不会是罕见之事。火花迸发到人们穿着的皮毛或树叶上，或者迸发到已经熄灭的灰烬上，由此而引起燃烧，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而且打石取火要比钻木取火容易得多，所以火的发明和利用的过程中，从开始保存天然火种到获取人工火种，首先应该是从“打制石器”时出现的火种中获取的，“打石取火”应该是获取人工火种的第一方式。其实对于“击石起火”，历史上也有近似神话的传说，如祝融“击石起火”等，按照传说，祝融和隧人氏应该都是同时代人，只是后人只强调了“钻木取火”，而淡忘了“击石起火”。
有关“隧人氏钻木取火”的议论，过去和现代都曾有过，甚至有人作过钻木取火的实验，对于这些这里均不作任何评论，而且我们绝对没有否定“钻木”或“转木”能够得到火的观点。因为“摩擦生热”这己是经过物理学证明了的客观真理，只要达到了一定的条件，石头和空气摩擦都能起火，何况木和木或石和木相互摩擦啊！我们所要强调的是，“隧人氏”时代的客观环境没有让木和木或石和木发生摩擦的实际需要，也没有让木和木或石和木发生摩擦以致达到起火和条件。
十二
中国是世界农业独立起源中心之一，以农立国，而支撑中国农业文明的重要物质条件的各种农具，经过上万年的千锤百炼，经受了自然和社会风风雨雨检验，陪伴着勤劳勇敢的农民，为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农业的奇迹。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代又一代农民消失了，但他们抓握过的农具却传留了下来。
农具在塑造我们民族的精神性格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扶着曲辕犁在空荡荡的田野上深耕，勤快之余，还要怀抱绝大的希望；舂谷、砻米，戽水、灌田……动作是那么的重复单调，却磨练了农民的坚强意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艰苦的工作养成了农民的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品质……所以这个民族缓慢、从容、宽厚、顽强、坚定……
农民对他使用的农具是那么的熟悉，那么的有感情，农民能够在黑暗中找到自己那把柴刀，发现自己的锄头。能够得心应手的使用着他用惯了的农具，把大地修理的像花朵，把丰收奉献给社会。在七百年前的农学家王祯眼里，农具意味着田园风光，意味着和平与富足，所以他称农具为“太平风物”。然而今天农民和农具的感情淡薄了，也不那么亲密了。收割机替代了镰刀，除草剂替代了锄头，脱粒机替代了磟碡，播种机替代了耧车……曾经被农民们当成家庭成员的老黄牛，在如今的农村里己很难见到，不要说城市的孩子不知牛为何物，五六岁以下的农村娃也已经只能从牛奶包装上看到奶牛了……从容宁静的田园、村庄倒是更加宁静了，因为农民们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头衔——农民工。然而这些“工”正是因为前面冠有“农民”两个字，所以还是承担着社会建设中最艰难最困苦劳动。但是我们也发现，他们身上原有的农民的那种纯朴敦厚的情操也被小市民阶层的油滑刁钻污染的失去了几分光彩。当代农村、农家传统农具越来越少了，有几件也被放进了储藏室。许多以农村为主体的旅游景点，像周庄等，传统农具已经放进了博物馆。农具这么快就成了古董！
慨叹之余，我们已被历史推进了保存传统农具、抢救传统农具、研究传统农具；保存传统农具文化、抢救传统农具文化、研究传统农具文化的历史前台。我们再也不能只袖手旁观这美好而又不能不令人感到有几分遗憾的变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