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名演变看中国南海疆域的历史形成

　　南海疆域是在中国人民对南海认识以及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中国历代文献中所记录的南海地名，对我们考察中国南海疆域的历史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础。

　　一、从“涨海”、“珊瑚洲”看唐代之前中国人民对南海的认识和活动范围

　　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汉代，中国人民已经开始了在南海的航行和生产活动。随着航海活动的持续开展，以及造船技术的提高和渔业范围的扩大，中国人民首先发现了南海诸岛，并对南海有了初步认识。

　　东汉杨孚《异物志》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缴外大舟，锢以铁叶，值之多拔。”三国时期万震著《南州异物志》记录了从马来半岛到中国的航程，其载：“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这两条史料的记述十分一致，其中所言“崎头”是我国古人对礁屿和浅滩的称呼；而“涨海”即我国古代对南海最早的称谓；“涨海崎头”指南海诸岛的礁滩。从杨孚和万震的记载表明，至少在东汉时期，我国人民已经初步了解到南海的基本特点。中国早期其他史籍中关于“涨海”的记录频繁出现，可以确定，在古代历史时期以“涨海”泛称南海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和采用。当然，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推论，“涨海”主要是指东沙群岛及西沙群岛局部海域，“珊瑚洲”主要指东沙群岛及其海域。

　　至隋唐两代，“焦石山”和“象石”两地名的出现，表明中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范围已经达到了西沙群岛。《隋书》记载，公元607年，“（常）骏等自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而过东南，泊陵伽钵拔多洲，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其中记载的“焦石山”即礁石，从航程来看确指西沙群岛。唐代杜佑所著《通典》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同样以“焦石山”指称西沙群岛。

　　唐代又以“象石”指称西沙群岛。贾耽《广州通海夷道》载：“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据著名史学家冯承钧先生考证，其所言九洲石位于当今海南省文昌七洲列岛；占不劳山即今越南占婆岛；环王国位于今越南中部。从航程来计算，“象石”即西沙群岛。在后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都有“象石”为西沙群岛的记载。

　　从上述，可以清楚地看到，至晚在汉代，中国人民已经对南海有了初步认识。至晚到隋唐，中国人民的活动范围已经达到东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标志着中国南海疆域范围的雏形已经初现。

　　二、从“石塘”、“长沙”等看宋元明清中国人民对南海的认识以及活动范围

　　宋代以来，中国人民对南海诸岛的认识日渐深入，在南海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从宋代到清代，南海诸岛的地名具有以下特点：

　　1、名称繁多。出现石塘、长沙、千里石塘、万里长沙或万里石塘、千里长沙等等若干名称。据厦门大学林金枝教授统计，“仅宋元明清四代，记述南海诸岛石塘、长沙之类的文献、图籍多达百种，名称叫法二十余种。”

　　2、地名相对集中。基本上采用了石塘和长沙命名各群岛，表明人们对南海诸岛的认识趋向一致。从航线的记载考证，宋代史籍中的长沙多指今西沙群岛，而石塘多指今南沙群岛。同时，出现了专用地名，如用“七洲洋”专指西沙群岛。

　　3、文献图籍记载频率高。表明人们对南海的关注和了解程度大大提高，对南海的认识更加具体、翔实，不仅对南海的水流、风向等有了一定的掌握，而且对南海海底复杂的地理结构也有了认识，大体上区分出南海航行的危险地带，因此有所谓“上怕七洲、下怕昆仑”的航海谚语。

　　在宋代文献中，值得关注的是赵汝适所著《诸蕃志》，其载：“暇日阅《诸蕃图》，有所谓石床、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由于当时南海诸岛中沙、南沙均为航海的险要之地，即“石床、长沙之险，”且在中国界限之内，所以这一记载表明，至宋代人们已认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界限在交洋（即交趾洋，今北部湾）与竺屿（即Pulo Aor，今马来西亚半岛东岸外的海岛）一线，中国南海疆域更加清晰。此外，史料表明，至宋代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经常性活动的区域，而且西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更成为水师巡防的重要海域。

　　元代文献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元代已经开始将南海诸岛区分为四个岛群。从1329年到1345年曾亲赴南海和印度洋一带的汪大渊，在其所著《岛夷志略》中明确记述包括今西沙、中沙、东沙和南沙诸群岛在内的南海。可以说，元代是中国人民在南海活动区域由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向南沙群岛延展的过渡期。到了明清时期，中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范围涵盖了整个南海，南海疆域范围由此也大大延伸。

　　明代关于南海诸岛的史载、图籍大量增多，各类地名林林总总，但总体而言相对集中在石塘、长沙以及由此演化出来的相近的地名，如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等。从现有史料来看，明代最早标绘南海诸岛的地图，当属1402年李荟和权近所作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图中在南海海域分别标绘有“石塘”、“长沙”、“石塘海”等地名，根据我国著名南海史地专家吴凤斌先生的研究，它们分别是今东沙、西沙和中沙、南沙。

　　至清代，中国人民涉历南海的人数日益增多，在南海活动的范围逐步得到稳固；南海四个岛群得到了明确、清晰的区分，南海疆域范围日渐明朗。如成书约在清康熙末年的《海道针经》（乙）《指南正法》针对我国到东南亚国家的航线、航程、地理地势，都有十分详细的记载，还对不同群岛分别命名。再如，曾担任过高雷廉总兵官的陈伦炯撰著的《海国闻见录》不仅详细记录了南海地理形势和部分资源情况，还对南海诸岛四个群岛有了更加详尽而精确的记载，对四个海域进行了清晰划分。

　　值得注意的是，流传于海南民间的《更路簿》（又称《水路簿》）所记载的地名和航线记录了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的作业路线以及渔民对西沙、南沙有关岛、礁、滩、洲的命名情况。它是渔民通过航行实践和渔业生产积累而成的航海指南，深刻地反映了我国渔民经过长期的生产活动后对南海诸岛的认识，充分表明最晚到明代，四个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已经成为中国渔民传统的作业范围。

　　三、从南海诸岛地名的规范看近代以来中国政府管辖疆域范围的确定

　　晚清至近代以来，一方面继承了历代南海范围的传统疆域观，另一方面着力从地名、地图等层面加以规范，从而使南海诸岛的疆域范围最终得以确定。

　　晚清时期开始统一使用“东沙岛”，1909年已统一使用“西沙群岛”。1909年两广总督张人骏命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前往西沙群岛甘泉岛附近海域巡视。不久之后，广东省政府成立了“筹办西沙群岛事务处”，这是目前所见西沙群岛名称的官方表述。

　　1933年6月，民国政府内政部成立“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审定了中国南海各岛礁中英岛名，并公布“关于我国南海诸岛各岛屿中英地名对照表”，这是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第一次“准标准化”命名，首次将南海诸岛明确区分为4个部分：东沙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今中沙群岛）和团沙群岛（亦称珊瑚群岛，今南沙群岛），列出了南海诸岛132个岛礁滩洲的地名。1935年3月，委员会决定绘制政区疆域各图必须画出上述四个群岛。同年4月，委员会出版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图》，这是民国政府公开出版的第一份具有官方性质的南海专项地图，图中较为详细地绘制了南海诸岛，并将南海最南端标绘在大约北纬4°的曾母滩，南海疆域首次得到完整体现。

　　这一时期对南海诸岛标绘的地图，大体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1年至1933年法国入侵我南沙群岛九小岛之前，地图上一般只标绘东沙岛，或只标绘东沙岛和西沙群岛。第二阶段是1933年7月至1935年4月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出版《中国南海各岛屿图》之前，地图上标绘了东沙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九小岛。如1933年12月童世亨著、商务印书馆印刷并发行的《中国形势一览图》等。第三阶段是1935年4月至1948年1月，地图上完整地标绘了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此类地图首推1935年4月由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编印的《水陆地图委员会会刊》附图《中国南海各岛屿图》。

　　同时，标绘有南沙群岛归属中国的范围线，并将曾母暗沙作为中国最南国界线的地图也相继出现。属于此类画法的政区地图或专业地图不少于20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36年北平建设图书馆发行、白眉初著《中华建设新图》第2图《海疆南展后之中国全图》。

　　1947年4月，国民政府内政部致函广东省政府，确定为纪念收复南海诸岛，将西沙群岛武德岛改名为“永兴岛”，将南沙群岛长岛改名为“太平岛”。随后内政部决定:“南海领土范围最南应至曾母滩，此项范围抗战前我国政府机关学校及书局出版物，均以此为准，并曾经内政部呈奉有案，仍照原案不变”。据此，10月在内政部给国民政府主计处呈送有关疆界各项资料的函件中，再次明确我国四至，极南点为北纬4°曾母暗沙。此外，在图中西起北仑河口，南至曾母暗沙，东至台湾东北共标绘11段线，构成了呈“U”型的断续线。1948年2月内政部公布了《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其附图即《南海诸岛位置图》，该图所标示的南海诸岛名称、11条断续线成为规范。

　　新中国成立后，仍然延续了11条断续线的标绘。后于1953年删减了北部湾的两段线，其他各段线的位置也进行了调整，1962年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确认南海断续线为九段，这一画法一直延续至今。

　　四、结语

　　通过对南海地名演变的考察，笔者认为，中国南海疆域的形成并非偶然，它是中国人民发现、认识、命名南海诸岛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中国人民在南海活动范围不断拓展、变化的历史产物。从模糊的区域概念到明确的地理界线，恰恰反映了中国南海疆域历史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符合一般历史规律，而且在疆域发展史上也并非南海独有。

　　与中国人民在南海活动范围逐步发展形成明显对照的是，在汉、唐、宋、元，乃至明、清时期，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海诸岛几乎一无所知，既没有其先民在南海活动的历史依据，也没有其先民发现命名南海诸岛的确凿证据。因此，中国南海疆域范围的逐步形成，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且具有唯一性和连续性。因而，“中国人百千年来的居住、使用这些岛屿”，“对南沙群岛有了某种‘原始性权利’”。

　　从古代历史上的“有疆无界”到南海疆域的底定，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民不仅发现、命名并长期开发经营了南海诸岛，而且历代中国政府行使了管辖，从而确立了中国在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中国在南海的主权、管辖权提出过挑战。即使在1948年标绘“U”形断续线之时，不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此提出异议，而且多数国家在各自地图的标绘上沿用了南海断续线的标示方法，反映出各国对中国在南海主权地位的承认。

　　通过对历代地名的深入研究，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南海疆域形成、发展、演进的历程，可以确定的是，中国拥有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具有确凿的、无可争辩的历史依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