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访“三少民族” 昔日狩猎渔牧人的安居生活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96期4版“独家报道”文章之一。
“这里有莽莽苍苍的大兴安岭千里松涛，婀娜多姿的白桦林中出没着獐狍熊鹿，朵朵白云掩映鹰击长空，千山万壑间飘来潺潺流水……”这个诗一样的地方，便是我国东北“三少民族”聚居地。
“三少民族”是生活在我国东北边陲和三江流域的达斡尔族、鄂伦春族及鄂温克族的统称。
千百年来，除了达斡尔族早在17世纪即接触农耕文明，从事农牧渔猎多种经营的生产生活方式外，狩猎、放排、渔牧一直是鄂伦春族及鄂温克族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直到上世纪40年代，他们中的不少人还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三少民族”在社会形态、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狩猎变为农耕，从游宿山林变为固定住宅，从原始社会跃入社会主义社会。
初夏，本报记者走进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草原，寻访“三少民族”。
达斡尔族：最早垦荒者化身“大豆产业大军”
达斡尔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扎兰屯市、阿荣旗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区、梅里斯区、富拉尔基区、龙江县、富裕县、嫩江县、爱辉县，少数居住在新疆塔城县。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达斡尔族人口数为132394。达斡尔族在历史上出过不少名人，如达斡尔族民族民主革命先驱郭道甫、达斡尔族抗日英烈凌升等。
作为“三少民族”中较早接受农耕文明的民族，达斡尔人的农耕史已有300余年。如今，在达斡尔人生活的广袤黑土地上，他们种植的大豆产量排名全国县级第一。昔日的垦荒者已经变成了今日的“大豆产业大军”。
黑土地上的“曲棍球之乡”
“采访达斡尔族，你可以去莫旗，那里很有代表性。”临行前，一位专家向记者推荐。
莫旗是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简称。1958年8月，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5月11日，当记者身着夏装，经过20多个小时的颠簸来到莫旗政府所在地尼尔基镇时发现，这里还是冰天雪地。
莫旗达斡尔学会副理事长乐志德老人热情地接待了记者。乐志德说，“达斡尔”在汉语里的意思即“开拓者”、“耕耘者”。过去达斡尔常被译为“打虎儿”、“达胡尔”、“达虎里”、“达呼尔”等。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本民族意愿，统一定名为“达斡尔”。现代DNA技术证明，达斡尔族是契丹后裔。
乐志德说，达斡尔族是祖国东北边疆最早的拓荒者。17世纪，从黑龙江北部南迁后的达斡尔族人开始开垦嫩江流域的土地，此时的达斡尔族生产方式是使用四牛牵引的木架铁铧犁，即“达木嘎”耕地，种植燕麦、大麦、荞麦、稷子、谷子、黑豆、黄烟。
达斡尔还是一个英雄的民族。17世纪中叶，沙俄殖民者入侵黑龙江流域时，达斡尔族人民进行了顽强抵抗，受到清朝政府的赞赏。上世纪70年代，在全国引起轰动的歌剧《傲蕾一兰》讲述的便是达斡尔人英勇抗击沙俄侵略者的故事。
乐志德说，达斡尔族所在地区享有“曲棍球之乡”的美誉，其传统的曲棍球运动使得这里成为国家队主力来源之一。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首次参加奥运会的中国男曲以4∶3战胜南非队。翻开18名队员名单，你会惊讶地发现，其中竟有7名来自莫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闻讯到莫旗采访，写下《中国曲棍球之乡》一文。
传统习俗渐远 民族融合明显
“我今天是以达斡尔族女婿的身份招待你的！”莫旗宣传部副部长冯静波听说记者到访，特意设宴招待。冯静波是汉人，他的妻子是达斡尔族人。
“以前，达斡尔人与汉人通婚，可没有这么简单。汉人要娶达斡尔姑娘，如果不懂达斡尔族语言，在丈母娘家会受到冷遇。”冯静波说，“现在好了，通婚已被两个民族的人所接受。”冯静波说着，让服务员端上了达斡尔人特别爱吃的柳蒿芽和饭豆。
冯静波告诉记者，现在几乎所有的达斡尔人都说汉语、穿汉服、学汉人种地，吃的、住的几乎与汉族人一模一样。骑马、打猎、捕鱼这些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已渐行渐远。只有在节庆时候，达斡尔人才会穿上民族服装。由于民族融合，特别是生产生活的需要，达斡尔人居住区的不少汉族干部也会说达斡尔语。
达斡尔族“活化石”——艺人鄂铁柱
在腾克镇附近的达斡尔民俗村，记者见到了年逾五旬的达斡尔族民间艺人鄂铁柱。他能歌善舞，传承着达斡尔族的文化遗产，被当地人誉为达斡尔族的“活化石”。
鄂铁柱的新家位于民俗村的最东端。这里的房屋全部按照传统的达斡尔民居样式，采用现代材料建成。所有的房舍，被木桩为经、柳条为纬的篱笆合围起来。
走进鄂铁柱的家，木质地板干净得让记者不好意思落脚。进入厢房，南北西三面都是炕。鄂铁柱说，在达斡尔族，这种三面相连的三铺大炕俗称“蔓子炕”，是达斡尔人冬季不可缺少的取暖设施。因为前几天突降大雪，虽然已时值5月，他家里的炕还烧着，坐在上面格外暖和。使用卫星天线的电视机正在播放电视剧《幸福来敲门》。
问及现在与过去的变化，鄂铁柱指着身上政府给他定做的民族服装说：“以前有钱人才穿这样的衣服。”鄂铁柱还兴致勃勃地展示了他的手机上网功能。他说：“现在可好了，我们也能跟上时代了。”
陪同采访的腾克镇宣传委员庄宏伟告诉记者，鄂铁柱一直从事民俗文化资料收集工作。他6岁便登台演唱达斡尔歌曲，并获诸多奖项。
“我平时最大的爱好便是收集达斡尔族的历史、文化资料，喜欢唱达斡尔民族歌曲，将老一辈人口中相传的民间故事唱给大家听。”鄂铁柱说着，站在屋子中央，用达斡尔语声情并茂地为记者唱起民歌——《达热拿勒》，这是一种长调，是达斡尔人以前上山推大轱辘车、打柴、放排时唱的。
鄂伦春族：不再狩猎的“猎民”
鄂伦春人是中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鄂伦春族共有8196人，现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省西部大小兴安岭一带。成立于1951年10月1日的鄂伦春自治旗，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旗，也是鄂伦春族最大的聚居区。
历史上，鄂伦春族从事猎业和渔业。1996年，国家在鄂伦春全旗实施“禁猎”。一部分猎民主动转向狩猎以外的农业、养殖等产业，生活逐渐富裕起来，涌现出了一些有上千亩土地的农场主和种粮大户，这部分鄂伦春猎民可谓是生产方式变革的先驱和榜样。
“斜仁柱”已成美好记忆
记者从尼尔基镇乘汽车沿G111国道继续向北，朝着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行进。
到达阿里河镇已是下午。刚下车，晴朗的天空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一会儿工夫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下来，路上行人纷纷躲闪。记者冒雨找到了鄂伦春自治旗鄂伦春民族研究会的关红英、孟代英两位女士。
关红英说，“鄂伦春”是民族自称，意为“山岭上的人”。“如果说达斡尔族走到山底开始农业，鄂温克人在半山腰半农半猎，那么我们鄂伦春人就是在山顶，是单纯的狩猎文化。”
“以前没下山时，鄂伦春人还处于‘乌力楞’阶段。‘乌力楞’是鄂伦春语。一个‘乌力楞’就是一个父系家族，由几个或几十个‘斜仁柱’组成。”“斜仁柱”俗称“撮罗子”。斜仁柱上冬天覆盖的是狍子皮，夏天覆盖桦树皮。这样，夏天可防雨，冬天能御寒。
见记者好奇，关红英将记者带到了镇子西边的一个独家小院。她指着一个奇特的小房子说：“这就是斜仁柱。”
记者看到，房子是用数根手腕粗细、5米多长的桦木杆交叉搭建的较为简陋的圆锥形房屋。关红英说，这种房屋是勤劳智慧的鄂伦春人在长期游猎生活中创造出来的。
“斜仁柱”的搭建十分简单，先用几根顶端带枝杈、能相互咬合的木杆支成一个斜度为60度的圆锥形架子，然后将其他木杆均匀地搭在这几根主架之间，使之形成一个伞状的骨架，上面再覆盖上狍皮或桦树皮。
此时，记者见两棵树中间吊着一个小屋子。关红英说，和这种房屋相适应的是鄂伦春族的另一种传统建筑“奥伦”。“奥伦”其实是建在树上的仓库。它利用自然生长的树木悬空而建，在那里储藏暂时不用的衣物、用品、食物等。
如今，“斜仁柱”本来的作用不复存在。“斜仁柱”作为鄂伦春人昔日渔猎生活的见证，成了永久的记忆。
“猎民” 转向其他产业
采访完“斜仁柱”之后，记者提出要找一些年长的鄂伦春人采访。“你找猎民啊！”关红英说着，将记者带到镇子西南的一个小院落。
还未进院，只见两只狼狗狂吼着冲了过来。记者惊恐躲闪之时，一位眉目慈祥的老妇急忙迎了出来，用鄂伦春语呵斥了狼狗两声。经关红英介绍，这位老妇就是猎民，名叫满古梅，56岁，是个地地道道的鄂伦春人。
“早就不打猎了！”听到大家还叫她猎民，快人快语的满古梅笑得合不拢嘴。“我没有地。二儿子家有四百亩地，租给别人种，一年收入两三万块钱。自己种能得更多钱，比打猎强很多。”满古梅说。
满古梅告诉记者，她6岁之前的生活，是在山林中度过的。那时候，全家人住在桦树搭建的“斜仁柱”里。父亲巴布山的任务就是打猎。父亲打猎时，会骑着马、带着猎狗、背着猎枪出去，短的时候当天就能回来，而冬天打鹿的时候一走就是十天半月。
下山之后，满古梅再也没去过曾经生活的那片山林。而从狩猎时代延续下来的篝火晚会、集体舞“赞达仁”，如今也会在节日时举行。
猎民的工艺品进了世博会
1996年，为保护野生动物，国家推行“禁猎”政策。满古梅一家也由狩猎转向种植和手工艺制作。
满古梅现在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制作鄂伦春族的传统手工艺品。凭着跟老一辈人学的好手艺，她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狍皮文化”和“桦树皮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2011年1月，她在北京参加了全国“百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迎春展示活动”，她制作的传统手工艺品还进了世博会。
鄂温克族：山林中放养驯鹿的人群
鄂温克是民族自称，意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鄂温克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鄂温克族自治旗、陈巴尔虎旗、阿荣旗、根河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及黑龙江省讷河等地。据统计，鄂温克族人口数为30505人。
1958年鄂温克自治旗成立以来，农牧业、工业、旅游业、矿业、能源重化工业齐发展，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历史上鄂温克人异地而居，相较于从事农业和牧业的鄂温克族人，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鄂温克人从事猎业和驯鹿牧业，因而更具特色。
“使鹿族群”住上“别墅”
距离鄂温克族自治旗北部400余公里的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生活着一支别具特色的鄂温克人，至今还保存着古老的使鹿生活，被称为“山林中放养驯鹿的人群”。
5月14日，记者乘火车从阿里河镇来到了距离根河市4公里处的敖鲁古雅族乡。记者看到，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政府所在地与鄂温克人的定居地就连在一起，且建筑风格一致，均为统一格局的木制别墅式的猎民定居房。区域内还建有一所敖鲁古雅鄂温克驯鹿文化博物馆。
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党委书记兼乡长卜伶生告诉记者：“这里居住着62户鄂温克族‘猎民’ 共243人。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曾经搬迁过三次。”
使鹿鄂温克猎民于1957年在奇乾建乡定居，1965年迁居满归，1973年在满归北部建立了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在国家西部大开发和十万人口以下少小民族一次性脱贫政策的指引下，这个乡的鄂温克族百姓于2003年搬迁到根河市区附近新址，也就是现在的居住地。
卜伶生说，这些新房全部供猎民们免费居住，现在除了用电、液化气费需要猎民自己出钱，用水、采暖均是免费。政府还为猎民提供全额医保，孩子们上学有补助，谁家出了大学生也由政府提供学费和补助。
寻找“最后的猎人”
使鹿鄂温克人的生活与驯鹿分不开。
曲曲折折的羊肠小道伸向白桦林深处，记者在卜伶生的带领下走进了白桦林。林子的尽头是一个硕大的用木栅栏围就的鹿圈，里面数十头驯鹿有的在抬头张望，有的在低头吃食苔藓，驯鹿头上长出的树杈般的鹿茸煞是好看。
一位叫阿荣布的鄂温克族老猎民告诉记者，“现在是猎民们最忙的时候，家里的主要劳力都在山上，锯鹿茸，接鹿羔。”
让阿荣布担心的是，驯鹿越来越少，而年轻人也因放牧驯鹿收入低、又辛苦，不再“子承父业”。“我家只有大儿子跟我一起在山上放养驯鹿，其他孩子都脱离了传统的使鹿生活。”他担心，不久的将来，敖鲁古雅乡的“使鹿部落”会逐渐消失。
现在的整个敖鲁古雅，一个部落就是一个猎民点。说是猎民点，其实没有一个猎人。2003年搬迁至目前的新址后，使鹿部落的鄂温克人响应政府号召，彻底放弃了猎枪，结束了打猎的日子。
因为不习惯山下的生活，阿荣布一年四季除了平时下山买点东西外，其余时间都在山上度过。如今，政府为了方便猎民的生活，每20天就用皮卡车上山送一次米面粮油等生活用品。在山上，政府还为猎民们免费提供帐篷，电灯照明，并为每个帐篷安装有线电视。
阿荣布说，放养驯鹿是一门技术活，要知道鹿什么时候生产，能及时找到它们，以免驯鹿难产或者羔崽夭折。一般自己的驯鹿自己都认得出来，而要把鹿群全部找回来得个把月。
卜伶生告诉记者，驯鹿作为使鹿文化的载体和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的象征，得到了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还获得了2013年第五届国际驯鹿养殖者代表大会的主办权。
新猎民投身旅游业
为了帮助猎民们脱贫致富，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政府提出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产业的发展战略。他们聘请了芬兰贝尔集团对敖鲁古雅整体发展进行了规划，相继开工建设了敖鲁古雅民族风情园、敖鲁古雅部落、民族博物馆等旅游产业项目，先后举办了瑟宾节和四届“使鹿部落文化节”等系列节庆活动，启动了猎民家庭游等项目。
记者在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的旅游产品商店里，见到了正在看店的77岁鄂温克老人杜德宏。店铺里摆满了根雕、鹿茸、鹿鞭、桦树皮等手工艺品。
这家旅游产品商店是杜德宏的小儿子杜林开的。杜林告诉记者，他不会也不愿意养驯鹿，因此一直没有工作。乡政府扶持发展旅游业之后，他投资开了这个商店，但由于这里的旅游业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游客少且季节性强，因此收入不高，一年下来只有几千元。不过，杜林并没有放弃，他与朋友一起在根河上游投资了一个漂流项目，准备今年夏季到来时开业。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