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少民族”文化变迁与发展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96期5版“独家报道”文章之一。

　　桦皮文化、怒日格勒、赞达仁……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三少民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但随着社会形态、生产生活方式的逐渐转变，“三少民族”与各自的传统民风民俗也渐行渐远。

　　如何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已成为“三少民族”研究者和社会学家们共同关心的话题。

　　“三少民族”文化呈条块状特征

　　一定的文化形式总是与创造文化的自然环境紧密相连。我国东北地处北温带，大小兴安岭丰富的森林资源、三江流域丰沛的水域环境、呼伦贝尔辽阔的草原，共同构成了“三少民族”丰富多彩的生活环境。

　　经过千百年的蜕化演变，我国东北地区的文化沿着水域、森林和草原呈现出形色各异但又互相牵连的不同文化带。有研究指出，东北地区东部为满汉农耕文化区，西部则呈现出蒙古游牧文化特色。而在农耕与游牧区之间，沿着嫩江、大兴安岭有一个渔猎文化带，这条文化带包括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这四个民族均有相当成分的狩猎、捕鱼、采集经济，有丰富的兽皮文化和桦皮文化，浓郁的氏族残余，并保持了原生态的萨满教信仰。

　　分布在嫩江中游两岸的全体达斡尔族和部分鄂温克族属粗放农耕亚文化区，狩猎捕鱼占从属地位。过定居生活，基本以家庭为单位，住满族式的双斜面草泥房；分布在大兴安岭中、北段及小兴安岭地区的全体鄂伦春人和部分鄂温克族属狩猎亚文化带，是典型的渔猎文化区。

　　有学者指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三个民族的风俗文化多有相似或相同之处，比如鄂温克语与鄂伦春语有70%是一致的，鄂温克的“努日格纽舞”与达斡尔族的“罕伯舞”相同，三个民族都有桦皮文化、狩猎文化。

　　从目前保存相对较好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鄂温克族来看，他们这种狩猎兼牧鹿亚文化区恰分布在大兴安岭西北，其文化特征为饲养和放牧驯鹿。由此形成丰富的驯鹿文化，是驯鹿文化和狩猎文化的有机结合。而分布在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属大河捕鱼文化区，以捕鱼为主，狩猎次之，半定居。

　　目前，对“三少民族”文化的研究和开发比较零碎，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挖掘整理规范。古老的“三少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反思现行的价值观和现代工业行为，促进和谐发展有重要意义。

　　变迁发展中的“三少民族”文化

　　伴随着20世纪50年代“三少民族”自治旗的相继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三少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鄂伦春族的桦树皮制作技艺、兽皮制作技艺、篝火节、传统说唱艺术摩苏昆，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鄂伦春族民歌“赞达仁”被列入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撮罗子、民族服饰、萨满舞等十多项传统技艺也分两批被列入黑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鄂伦春自治旗境内的拓跋鲜卑遗址嘎仙洞早已被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每年6月18日是鄂伦春族的“篝火节”，这是纪念鄂伦春民族敬火用火游猎历史的传统节日。2007年，鄂伦春自治旗被证实为第四纪冰川遗迹地区，其历史保护价值再引关注。

　　民族发展和文化保护似乎有些冲突。在当代全球化浪潮中，各民族传统文化都面临与外来文化融合、碰撞、整合与重构的问题。

　　我们需正确看待文化的变迁。300多年来，“三少民族”至少受到过蒙古族、汉族、满族、俄罗斯等多种文化的影响。至今，该地区还有同时会说俄语、满语、汉语及本民族语的人。研究发现，不同时期的“三少民族”人名混合着俄罗斯名、日本名等，这些都是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表现。

　　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学民俗学学院教授何群认为，民族文化转型受自然条件、人口结构、文化、人文环境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和限制。全球性现代化过程中，一些人口较少的民族迅速被同化甚至走向衰亡与文化转型有必然联系。

　　总结学者们的研究来看，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文化变迁和濒危有三个层面的原因：首先，民族间交往的影响。比如蒙古族、满族对“三少民族”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大量汉族移民涌入，汉族人口数量远超当地民族人口，对该地区的文化变迁起着主要作用。其次，大众传媒和国家政策法规的影响。最后是海外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美国文化的影响。

　　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大众传播等多媒体技术在少数民族的普及对“三少民族”的文化影响已相当深刻，曾经的边缘民族正快步融入现代化。在“三少民族”聚居区，年轻人的装束新潮时髦，商店里商品琳琅满目，与内地县市的繁华不相上下。

　　在发展中实现文化传承

　　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指出：“纵观现代化全球大势，各民族传统文化的转型是难以避免的。”对一个民族文化的最终检验，就是看这种文化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朝克认为：“我国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只有与当今发达社会的先进文化紧密相连、相互作用，才会获得新的生命力。”

　　千百年来人类的发展历史表明，文化作为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在演变中始终呈现向适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地区转移的趋势，并不断与移入地文化相互融合。

　　社会文化及观念的变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的发展。“三少民族”，尤其是鄂伦春族及鄂温克族中，与外界接触较少的猎民面对现代化带来的变化和冲击，显得无奈而被动。而民族政治精英、知识阶层则对本民族生存发展怀有深切的关注。在现代化与民族传统文化问题上，“三少民族”内部目前有三种倾向：一是积极适应现代化；二是一定程度的排斥并存在消极悲观的心情；三是随遇而安。

　　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与所处的自然资源和社会环境条件密切相连。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改变了固有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引发了少数民族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适调问题。

　　在世界其他一些地区，土著民族也在充分利用现代化来增强自己的文化力量。

　　文化转型不大可能急转弯。从狩猎文化转型到农业或工业文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善于发挥原有文化的特长去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关于提高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理论，即不同民族要求在世界文化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它所代表的方案，就是现代性的本土化——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多元化的世界里确定自己的位置。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