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非洲史学的复兴
[提要]非洲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殖民入侵和殖民统治给非洲传统史学造成严重的冲击。20世纪中叶非洲国家独立后，非洲涌现出一批本土史学家，他们要求清除史学研究领域的殖民主义影响，建立了民族主义历史学派，如伊巴丹学派和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等，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历史著作，标志着非洲史学的复兴。
[关键词] 20世纪 非洲史学 伊巴丹学派 达累斯萨拉姆学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反映在历史研究领域，欧洲中心论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西方的学者所抛弃，全球史观应运而生。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认为，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
就史学研究而言，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对西方史学和中国史学的研究，还应该将研究的视野拓展到第三世界，其中包括对非洲史学的研究。事实上，学术界，尤其是中国学术界对非洲史学缺乏研究，对非洲史学的发展过程和史学流派知之甚少，这不仅不利于全面把握全球史学发展的全貌，而且与当前中非关系大发展的背景不相符合。本文主要就20世纪非洲史学进行某些探索，试图丰富对全球史学的认识。
一
非洲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人类进化最初是在非洲大陆完成的。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古人类遗骸“露西”被认为是人类的老祖母。尼罗河流域的古代文明是古代世界四大文明之一。加纳、马里和桑海是西非地区出现过的大帝国，南部非洲的大津巴布韦是古代班图人在南迁的过程中创造的灿烂文明。
但在欧洲学术界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非洲黑人没有历史、没有文明，只有黑暗和停滞。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把非洲分成三部分，一是“非洲本土”，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二是“欧洲的非洲”，即地中海沿岸；三是“亚洲的非洲”，即指尼罗河流域，特别是埃及。他认为，非洲本土“不是一个历史的大陆，它既没有显示出变化，也没有显示出发展”。他断言，非洲黑人“处在野蛮的、未开化的状态之中”。
继黑格尔之后，一些欧洲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认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发现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含米特人带来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仍然有西方学者否认非洲历史的存在。1963年牛津大学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休。特雷沃尔一罗珀说：“可能在将来会有非洲历史可以讲授，但目前还没有，只有在非洲的欧洲人的历史。其余是一团漆黑……而黑暗不是历史的题材。”
事实上，非洲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非洲传统史学也是相当久远的，“非洲历史的撰写和一般历史的撰写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
古代地中海的史学家和中世纪伊斯兰文明的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有相当部分涉及非洲的历史。如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他的不朽名著《历史》中保存了部分古埃及的历史；成书于公元一世纪的《红海巡航记》保存丁东非阿克苏姆王国的早期历史。一些阿拉伯学者，如马苏第（约950年）、白克里（1029—1094年）、伊德里西（1154年）、亚库特（约1200年）、阿布一菲达（1273—1331年）、欧麦里（1301—1349年）、伊本。巴图塔（1304—1369年）和哈桑．伊本。穆罕默德一武扎恩等人的著作记载了公元9世纪至15世纪左右的非洲历史，特别是西部和中部苏丹的历史。
非洲本土学者为早期非洲历史的流传同样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古埃及，由于象形文字的复杂性，文字的书写和运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经过长期专门的训练，那些具有写字能力的人被称为“书吏”，他们根据职务，具体可分为公文书吏、书信书吏、军队书吏、国王书吏和“圣书”书吏等。通过书吏的劳动，流传至今的“金字塔铭文”、传记、赞颂诗等保留着古埃及丰富的历史信息。如拉美西斯二世的《卡叠什战场铭文》，实际上是一篇长叙事诗，也有人视之为古埃及的第一首史诗。
由于非洲多数地方文字出现比较迟，大量的历史资料以口述史的方式在说书人口中代代相传。凯塔．松迪亚塔（1210—1255年），是13世纪马里帝国的创立者，是曼丁哥族属下的凯塔部落人，他东征西讨，建立了马里帝国，1235年被拥戴为国王。1240年松迪亚塔灭加纳，使马里成为继加纳之后的西非大国。传诵他事迹的长篇史诗《松迪亚塔》，就是一部著名的15述史，是今天的人们了解这一段历史的重要史料。
在非洲的史学家中，甚至有人对历史哲学进行了探索，伊本．哈勒敦（1332—1406年）就是这样的学者。他生于北非突尼斯，著《柏柏尔史》，他认为史料的运用必须经过批判和比较的过程。17世纪西非重要的伊斯兰文化中心——廷巴克图的史学家编写的《苏丹史》和《法塔史》，不仅记述了桑海帝国及其被摩洛哥人征服和统治的历史，而且还试图评论这一地区的早期历史，主要是古代加纳帝国和马里帝国的历史中的重大事件。19世纪用豪萨文和斯瓦希里文撰写非洲历史，如《卡诺编年史》、《基尔瓦编年史》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早期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出现了非洲人自己写的历史，如卡尔．克里斯琴·赖因多夫的《黄金海岸和阿散蒂史》（1895年）和塞缪尔。约翰逊的《约鲁巴人历史》（1897年完成，1921年出版）。J．D．费奇认为，“这确实是两部很严肃的历史著作”。
可见，非洲不仅历史悠久，而且非洲史学同样十分悠久。然而，长期的殖民统治对非洲史学是极大的摧残，殖民统治者否定非洲的本土历史，殖民史学笔下的非洲历史是一部殖民征服的历史，这符合殖民统治的需要。
二
从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非洲国家纷纷独立、非洲民族的复兴，非洲历史进入蓬勃发展的时代，涌现出一批非洲本土历史学家，他们的历史著作相继问世以及非洲史学流派的形成，这些都标志着非洲史学的复兴。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非洲人和非裔美国人就开始反对欧洲中心论者所炮制的非洲过去没有历史的观点”。
美国著名黑人学者W．E．杜波伊斯在倡导泛非主义、主张种族平等的同时，为非洲黑人拥有悠久的历史而辩护，他认为古埃及历史是非洲历史的一部分，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的花岗岩雕像，其头部“具有黑种人的特征”。“非洲民族主义之父”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1832—1912年）不遗余力地鼓舞非洲人的自信心。布莱登的童年是在西印度群岛度过的，1851年他来到当时已经独立的利比里亚，在《尼格罗人报》和《拉各斯星期记录报》等多家西非知识分子办的报刊杂志上撰文，探讨非洲古代文明、伊斯兰教的影响、非洲的教育事业和黑人独立的前途等社会问题，为西非民族独立运动在舆论上作了重要的准备工作。布莱登提出了以“非洲个性”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思想。他倾向于将黑人看作一个整体，提出共同命运说，主张世界各地的黑人联合起来。布莱登特别注重恢复和培养非洲人的自尊和自信。他指出，“我们必须对黑人充满信心”，只有这样才能“培养黑人的自豪感”；种族之间的不同并不意味着体质特征和智力道德上有高下之分，各个种族有自己的特点。
布莱登和杜波伊斯等早期的非洲裔民族主义者试图把西方的民主平等思想与非洲传统结合起来，树立非洲人的自信心，对于非洲民族主义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提出的“非洲个性”和泛非主义对非洲影响重大，包括非洲的独立和非洲的联合与统一。
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非洲独立运动，为非洲史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非洲国家独立之后，对历史研究的需求增加，从国家层面而言需要重写本国的历史，增强国民对国家的凝聚力，对民众而言需要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加强集体记忆。这一时期，非洲大学的纷纷建立，为非洲史学的发展准备了组织上的条件。
殖民时代非洲大学寥寥无几。1948年英国在尼日利亚建立的伊巴丹大学是西非地区最早的大学。在英属东非，仅有一所大学，即东非大学，分设达累斯萨拉姆学院、肯尼亚皇家学院、乌干达马凯累累学院。英国在苏丹的喀土穆大学建于1947年，从属于伦敦大学。独立后的一二十年时间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学发展到80所左右，每个国家至少有一所大学，有的国家大学更多一些。尼日利亚在20世纪60年代建立了尼日利亚大学（1960年）、拉各斯大学（1962年）、艾哈曼德大学（1962年）、伊费大学（1962年）；20世纪70年代以后建立的大学有乔斯大学、贝宁大学、卡拉巴尔大学、索科托大学、迈杜古里大学、伊洛林大学等。肯尼亚有内罗毕大学、莫伊大学、肯雅塔大学和埃克顿大学等。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是非洲大学发展的“黄金时代”。
二次大战后，非洲大学的建立和史学研究机构的设立促进了非洲历史学的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达喀尔大学、金沙萨大学、伊巴丹大学和内罗毕大学先后设立了非洲研究所，一些非洲综合性大学相继设立历史系，开设非洲史课程。与此同时，非洲研究的学术团体纷纷建立，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尼日利亚和加纳率先成立了史学会。1972年，12个非洲国家在达喀尔成立了非洲史协会，1977年该协会的成员国发展到22个国家。这些团体创办了《尼日利亚历史杂志》、《加纳历史学会学报》、《西非考古杂志》、《非洲的过去》、《全非历史杂志》和《埃塞俄比亚》杂志等。
非洲国家独立后，在高等教育发展的背景下，非洲本土历史学家群体开始形成。尼日利亚的戴克（K．O．Dike）、阿贾伊（J.F.Ade Ajayi）、塞内加尔的姆博（A．M．Mbow）、巴里（B．Barry）、迪奥普（C．A。Diop）、上沃尔特（今布基纳法索）的基一泽博（J．Ki-Zerbo）、加纳的博亨（A．Adu Boahen）、阿尔欣（K.Arhin）、尼日尔的拉雅（D．Laya）、科特迪瓦的翁吉（C．Wondji）、马里的昂帕泰．巴（A．Hampate Ba）、埃及的莫纳（H．Mones）、苏丹的哈桑（Y．F．Hasan）、肯尼亚的奥戈特（B．A．Ogot）、坦桑尼亚的卡尼基（M．H．Kaniki）、喀麦隆的姆文（P．E．Mveng）、博茨瓦纳的恩康科（L.D.Ngcongco）、津巴布韦的比拉（H．K．Bhila）等人都是非洲知名的史学家。这标志着以本土学者为主的非洲史学队伍业已形成。
第一批非洲本土史学家尽管主要毕业于西方国家的大学，从那里获得博士学位，如尼日利亚的戴克、加纳的博亨、肯尼亚的奥戈特都毕业于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但他们作为非洲历史学家，都希望将现代历史研究方法与非洲史学传统结合起来，他们强调“非洲史理应是非洲各族人民自己的历史，唯有他们本身的活动，而不是入侵者的活动，才应当成为非洲史研究的重点。”
因此，非洲本土史学家希望用非洲的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撰写历史。的确，他们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在国际史学界占有一席之地。
首先，非洲本土史学家与国际史学家通力合作，重新建构非洲历史，完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八卷本《非洲通史》的撰写。因为，非洲遭受过长期的殖民统治，殖民主义史学宣扬“非洲没有历史”和“非洲文明外来说”。非洲国家独立后，迫切需要消除殖民主义对非洲史学的不利影响，正如《非洲通史》第一卷主编J．基一泽博所言：“与整个人类历史一样，非洲历史实际上也是一部觉醒的历史。非洲历史需要重写，因为长期以来，它时常被‘环境势力’即被无知和私利所埋没、伪造、歪曲和篡改。几百年来，非洲一直遭受残酷压迫，一代又一代的旅行家、奴隶贩子、探险家、传教士、殖民统治者和形形色色的学者无一例外地把非洲说成是到处贫穷、野蛮成性、很不可靠和混乱不堪。这种形象一直被无休止地突出推断，说现在和未来都理应如此。”
《非洲通史》编写委员会由39名委员组成，其中2／3是非洲人，1／3是其他洲的人，肯尼亚历史学家B．A．奥戈特任该委员会主席。各分卷的主编绝大多数是非洲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八卷本《非洲通史》，表明非洲本土史学家在非洲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部多卷本的宏大著作中体现第一代非洲史学家的研究方法和对非洲历史的理解。这部著作的主要特点有：（1）古埃及历史是非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2）对殖民前的非洲历史以很大的篇幅进行论述；（3）重视非洲口述史资料；（4）重视非洲的能动性和对殖民统治的反抗。这些特点与殖民史学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其次，非洲本土史学家结合非洲的史学传统，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撰写了一系列的本国、本民族的历史。他们从非洲的角度来看待非洲历史，大书殖民入侵前的非洲历史以及使用口述史料、考古材料等。如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关于加纳历史有三本“权威”之作：《黄金海岸和阿散蒂史》、《黄金海岸史》、《加纳简史》。这三部加纳史的作者分别是克莱里奇、伍德和费奇，前两人是英国在加纳的殖民官员，费奇是英国著名非洲史专家，他们的著作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从外部看加纳历史，把加纳历史更多地写成是殖民者在加纳活动的历史，对于加纳各族人民的历史不甚了解，着墨不多。加纳本土著名历史学家阿杜。博亨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主张从内部看加纳历史，把加纳历史的本来面貌展现给读者，为此，他撰写了《加纳：19世纪和20世纪的进步与变化》、《雅?阿散特娃和阿散蒂一英国战争1900—1901年》和《阿散蒂王与整个国家的历史》等著作，用非洲学者的观点来还原加纳的历史和阿散蒂的历史。阿杜·博亨因其在历史研究方面的贡献，尤其是对加纳历史研究的卓越成就，被誉为“非洲史的教父之一” 。
肯尼亚著名历史学家奥戈特出版多部关于东非历史的著作，如《南部卢奥族历史》、《东非：过去和现在》、《东非简史》，奥戈特大量运用口述史资料研究肯尼亚和卢奥族的历史。尼日利亚学者托因。法洛拉的《尼日利亚史》充分肯定该国的悠久历史，认为“尼日利亚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古文明的遗迹已经在一些地方被发现，包括西南的伊莱—伊费，东部的伊格博—乌克乌和中部的诺克”。作者梳理了尼日利亚现代历史进程，并对该国的未来发展提出自己的设想，“迄今为止，国家有待解决的问题包括：能否继续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而存在、对人权的保护、《宪法》维护、结束军人干政，以及通过改善经济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
第三，在专题史方面，非洲史学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殖民主义在非洲先后存在了500多年，既给非洲带来血腥的奴隶贸易和殖民侵略，又给非洲带来殖民制度和近代的基础设施。非洲史学家无法回避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阿贾伊认为，殖民主义是非洲历史的一段插曲。坦桑尼亚大学教授罗德尼在《欧洲这样使非洲不发达》一书中回顾了，15—20世纪上半叶欧非关系，认为殖民主义是造成今天非洲落后的主要原因。阿杜。博亨是著名的殖民史专家，著《非洲殖民主义透视》；《殖民统治下的非洲》）；《不列颠、撒哈拉与西苏丹》，主编《非洲通史》第七卷，对殖民主义有深入的研究。
阿杜—博亨从长时段看待非洲历史中存在过的殖民主义，认为：“殖民主义在非洲绝大部分地区的存在还不足100年，即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就一个种族和整个大陆的历史而言，的确这只是一瞬间的事。”
关于殖民主义统治对非洲的影响，阿杜—博亨没为简单地予以肯定和否定，而是全面地予以评价。博亨在充分肯定殖民主义对非洲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同时，又指出其在非洲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在政治范畴，博亨认为殖民主义对非洲的积极影响有：（1）殖民主义在非洲得到巩固之后，比以前更大程度地建立了持久的和平与稳定；（2）形成了现代独立的非洲国家在地理上的政治形状；（3）殖民体系向非洲绝大多数地区引进了新的司法制度与新的官僚政治或称文官制度；（4）不仅产生了一种新型的非洲民族主义，而且产生了泛非主义。如果说殖民主义有什么积极影响的话，那么消极面肯定更大。（1）殖民过程中人为地划界割裂了早已存在的部族群体、国家和王国，使得非洲国家的面积大小各不相同，自然资源和经济潜力也不均等；（2）造成当地原有的政府管理体制受到削弱；（3）造成非洲人对政府财产漫不经心的心理状态；（4）造成非洲主权和独立的散失。在经济范畴，博亨认为殖民主义的积极影响有：（1）提供了公路、铁路、电讯、电话，有时甚至是机场等基础设施；（2）对初级产品的影响，使得非洲采矿业蓬勃发展，经济作物的种植得以推广；（3）土地商品化，使之成为真正的财产；（4）引进了货币经济。消极影响有：（1）殖民主义提供的基础设施不充足也不实用；（2）不仅工业化被忽视，而且传统手工业也几乎被摧残殆尽；（3）没有使殖民地农业经济多样化；（4）土地商品化导致一些肆无忌惮的家族头人非法出售村社共有土地。在社会范畴，博亨认为殖民主义在非洲有些地方加速发展了新的社会结构，出现了城市精英阶层和城市无产阶级，但也造成非洲人地位的普遍低下。总之，博亨认为，殖民主义“在非洲人民多样、丰富多彩的经历中，仅仅是一个插曲和一个阶段；其存在时间在非洲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超过80年。但是从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甚至社会方面来看，它仍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插曲。它是在非洲过去及今后的发展之间一座明显的分水岭。”
三
非洲史学发展有自己的特点，既受国外史学发展，尤其是西方史学发展的影响，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欧美国家留学回来，对于西方史学流派是熟悉的，对诸如政治史学、社会史学、文化史学、心理史学、城市史学、宗教史学、家庭史学、计量史学和比较史学等都予以一定的关注，但是非洲史学的发展还应该充分考虑非洲近代以来遭受殖民统治的历史，独立后，非洲国家迫切需要建立民族史学，消除殖民史学的影响。所以，20世纪非洲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是“民族主义学派” ，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学派和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
1．伊巴丹学派
伊巴丹学派是20世纪非洲著名的史学流派，由尼日利亚历史学家肯尼思·翁伍卡·戴克（Kenneth Onwuka Dike，1917—1983年）在伊巴丹大学所建立。戴克毕业于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是第一个担任历史系主任的非洲人。戴克曾任伊巴丹大学历史系教授和副校长，参与尼日利亚国家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和非洲研究院的筹建，并创办《尼日利亚历史学会杂志》，担任过尼日是利亚史学会会长和国际非洲学家大会主席。他的代表作《1830—1885年尼日尔三角洲的贸易和政治》，使用了大量的口述材料和文字记载。他的贡献在于口述传统从此不再被单纯地视为民谣，而被承认为历史研究的合法史料。从1965年开始，由戴克教授主持的“伊巴丹历史系列”丛书开始出版。在“导言”中，戴克教授批判了将文字档案等同于历史的欧洲史学传统，批判了将非洲史写成在非洲的欧洲人的历史的殖民史学传统，明确地提出要继承古代及19世纪以来的非洲史学传统，将口头传说和多学科方法引入非洲史学。该系列丛书有的论及基督教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如阿贾伊和阿杨德拉的经典著作被收入这一系列。有的是对非洲近代王国的兴起及对西方殖民入侵的抵抗，如奥梅尔一库柏（Omer-Cooper）的《祖鲁的后果》、拉斯特（M．Last）的《索科托哈里发王国》和奥罗伦蒂梅亨（Oloruntimehin）的《塞古的图库洛尔帝国》等。有的是关于殖民主义入侵后非洲社会的演变，如伊凯姆（Ikimke）的《尼日尔三角洲的竞争》、阿德勒耶（Adeleye）的《尼日利亚北部的权力和外交，1804—1906年》、阿肯托耶（Akintoye）的《约鲁巴兰的革命与权力政治，1840—1893年》和阿坦达（Atanda）的《新奧约帝国》。
伊巴丹学派的代表人物除了创立者戴克之外，还有阿贾伊（J．F．A．Ajayi）、比奥巴库（S．O．Biobaku）、阿勒戈（F．J．Alogoa）、阿尼恩（J．C．Anene）等人，他们的代表作分别是《西非一千年》、《埃各巴和他们的邻居：1542—1872年》、《尼日尔三角洲的历史》、《南部尼日利亚的转型：1884—1906年》等。“从非洲观点观察非洲”，是以戴克为首的“伊巴丹学派”的座右铭，这也就是说要还非洲历史的本来面貌，改变殖民史家从外部看非洲历史的不正确做法。因此，该学派重视口述史在非洲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运用口述史的资料挖掘非洲悠久的历史，增强非洲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伊巴丹学派的形成标志着非洲史学已趋成熟。
2．达累斯萨拉姆学派
达累斯萨拉姆学派也是非洲民族主义学派，这一学派的学者主要是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历史系的教师。该学派的核心人物是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历史系首任主任T．O．兰吉尔教授（T．O．Ranger），主要代表人物还有I．N．基玛博、A．J．泰姆、约翰?艾里弗、A．D．罗伯茨和W．罗德尼等人。他们的代表作有：《坦桑尼亚历史中非洲主动性的发现》、《帕雷族政治史》、《坦桑尼亚史》、《德国统治下的坦噶尼喀》、《1900年之前的坦桑尼亚》和《欧洲这样使非洲不发达》等。
该学派共同关心五种课题：恢复被殖民主义者歪曲的前殖民地非洲的历史；殖民统治时期的初始抵抗；救世主运动和非洲独立教会史；新的受教育者的形成与发展；民族主义运动的根源等。
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民族主义倾向超过了伊巴丹学派，如表现在对殖民主义的态度上，前者基本否定了殖民主义对非洲有什么积极的影响，而是认为殖民主义是造成今天非洲落后的最主要原因，这与独立后坦桑尼亚在尼雷尔的领导下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无关系。
3．南非自由主义学派
就史学流派而言，自由主义史学是南非历史研究中的主要学派之一。从20世纪20年代形成到70年代一直独占鳌头，成为南非史学主流，其代表人物为麦克米伦和德．基维特。作为政治思潮，自由主义在南非的具体主张为反对用种族、肤色或信仰对人加以区分，宣扬成年人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合法权利。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南非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以蒂尔和科里为首的殖民者学派。蒂尔是加拿大移民，撰写《南非史》。在殖民者史学里，南非的历史只是“两个同源的民族”——英国人和阿非里卡人的历史，他们对黑人和有色人种根本不屑一顾。
自由主义史学正是在批判殖民主义史学的过程中逐渐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麦克米伦等史学家一反殖民者史学只认欧洲人存在的传统，堂而皇之地将黑人和有色人种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麦克米伦是南非自由主义学派的创始人，他出生于苏格兰，5岁时随父母移居南非，在罗德斯奖学金的资助下，在牛津大学攻读了三年历史。回到南非后，他先是主持罗德斯大学学院新成立的历史经济系的工作，教授欧洲史和经济学。1917年起麦克米伦开始研究南非社会问题，经过大量的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麦克米伦发表了系列讲座《南非的农民问题及其历史发展》。他同情黑人的处境，认为只有将更多的土地分给非洲人，改善保留地的耕作方法，非洲人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以维持更多的人口。这样，流人城市的黑人必定减少，从而减轻对城市里白人就业机会的竞争。
德·维特是麦克米伦的学生，是南非自由主义史学家的重要代表。他1902年出生于荷兰，1903年随父母到南非，在麦克米伦的指导下完成了硕士论文，后在伦敦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英国殖民政策和南非诸共和国（1848—1872年）》，认为南非史的主题是一个新社会的成长，在这个社会里，白人和黑人相互依存，被紧密地维系在一起。南非自由主义史学家还有马瑞斯，著有《开普有色人种》；沃克著有《南非的边疆传统》和《大迁徙》等。
南非的自由主义史学与以伊巴丹学派和达累斯萨拉姆学派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学派都是20世纪非洲的主要史学流派，他们的研究成果丰富了人们对非洲历史的认识。但是，两者也是有明显区别的。首先，产生的时间不同。伊巴丹学派和达累斯萨拉姆学派产生于20世纪50至60年代，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相吻合，南非自由主义学派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其次，人员构成不同。南非自由主义学派的史学家大多是欧美移民，而以伊巴丹学派和达累斯萨拉姆学派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学派的史学家主要是非洲本土人士；第三，指导思想不同。伊巴丹学派和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指导思想主要是民族主义，南非自由主义的指导思想是自由主义，后者并没有“从非洲观点观察非洲”，最多是予以黑人和有色人种的历史一定的关注。
总之，20世纪是非洲史学蓬勃发展的时代，以伊巴丹学派和达累斯萨拉姆学派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学派，他们的研究，发掘了非洲在殖民统治之前悠久的历史，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有利于独立后非洲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此同时，非洲历史学家在方法论上也是有贡献的，在非洲史学家的努力和示范下，口述史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文献之一，纠正了自黑格尔以来西方学者对口述史的无意忽略和有意贬低。非洲史学是第三世界史学的一部分，在全球史学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非洲第一代本土史学家都毕业于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后来的非洲史学家也是大多数在西方国家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他们作为职业史学家，容易走精英化的道路，为普通民众服务不够，如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学派被批评为“脱离群众”。此外，非洲20世纪史学发展存在不平衡性，一般而言，英语非洲国家的史学发展水平高于法语非洲国家和葡语非洲国家。总的看来，非洲史学的发展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世界水平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非洲史学的发展潜力依然很大。
作者张忠祥，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教授；邮编：200234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