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第一次股市风潮

　　19世纪80年代初，在上海发生了近代中国第一次股市风潮，其成因及影响发人深省。

　　一、上海股市渐趋火热

　　晚清上海股票买卖源于中国商人对洋行股票的认购。1872年（同治十一年）轮船招商局创立，成为第一家发行股票的中国企业。四年后，开平煤矿也向社会募股。继之，上海机器织布局、平泉铜矿、荆门煤铁矿等企业陆续创立，均在上海等通商口岸募集资本，其股票也在市面交易，上海华股市场逐渐形成。1882年（光绪八年）6月9日，招商局面额100两的股票，市场价已上涨为247.5两，至10月12日更升至267两。开平煤矿自1881年出煤后，股票市价增长也很快。至1882年6月9日，原价100两的股票市价已涨为240两。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股票价格的不断上涨，带动了民众购买华股的积极性，各怀立地致富之心，斥资购股，趋之若鹜，凡是公司股票，莫不奇货可居。

　　二、股市带动创业

　　股市火热为洋务民用企业的融资带来了便利。成立较早的企业不仅募足了股本，而且不失时机地进行扩股。轮船招商局1872年创办之时所定招股百万两的计划，至1882年圆满完成。这年10月，该局召开股东代表会议，决定扩资100万两。开平煤矿至1882年3月在上海等地也已募集了百万资本。上海机器织布局原拟集股40万两，分作4000股，因附股者太多，公司只好加收1000股。但未过多久，扩招额度亦已超过，而希望认股者犹大有人在，该局不得不登报声明停止募股。

　　上海股市在1882年的兴旺，让中国企业时来运转。一时间上海“公司”林立，各类矿局尤多，包括鹤峰铜矿、施宜铜矿、承德三山银矿、顺德铜矿、徐州利国驿煤铁矿、长乐铜矿、金州煤矿、池州煤矿、荆门煤铁矿和峄县煤矿等。矿业股票也深受股民追捧，如三山银矿创办人李文耀于是年11月至上海物色帮办矿务人选，本无招股计划，没想到抵沪后，股民蜂拥而来，定欲附股。李文耀只得“勉强从众”，暂收创办银20万两。顺德铜矿尚处于勘察阶段，总经理宋吉堂路经上海时，见商界购股之风大兴，遂禀请李鸿章批准，开始集股。

　　因股票供不应求，各企业在上海所设股票发行点门庭若市，兴盛一时。时人回忆：当时募股者在上海租赁房屋，高竖门牌，大书“某某矿务局”字样，房屋规模宏敞，门前则轿马联翩，室内则宾朋满座，“堂上一呼，阶下百诺，意气之盛，可谓壮哉”。（《论致富首在开矿》，《申报》1892年9月23日）不过，公司表面的宏大气象同其经营成效并无联系。报界披露，这些门面华丽的矿局在何处开矿，多“事无征兆”（《中西公司异同说》，《申报》1883年12月25日）；所谓业务“不过买得山地几亩……无非为掩耳盗铃之计”（《论致富首在开矿》）。但购股者专心买卖股票，对此并不关注。

　　三、风险渐至

　　买卖股票的即得利润，使上海股市吸引了大量社会资金。一时间，上海市面但有些头脸者，均成公司股东；小商小贩亦不惜东挪西借，争购股票，以图厚利。由于股市积聚了大量流通资金，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上海银根渐紧。1882年底各钱庄提前结账，贷款“炒”股者受到催逼，不得不售股还款，于是各股无不跌价。1883年初，上海金嘉记丝栈倒闭，牵连20余家商号，钱庄受累不轻，纷纷收缩营业。加之受法军侵占越南河内、直窥云南而清政府和战不定的影响，商民投资信心不足，胆小者将现银陆续收回。结果上海市面股票价格长跌不止。至1883年底，各股票中价格最高的仅为60余两，最低的只有10余两。进入1884年，受中法马尾海战的影响，上海市面更坏。因股价大落而引发的纠纷也大量涌现，上海县署和英、法租界公堂案牍山积。社会上谣诼纷传，市面股票有卖无买，持续落价。至年底，金州煤矿股价徘徊于50两左右，轮船招商局维持在40两附近（仅为最高价的15%），开平煤矿大致为30两，鹤峰铜矿、仁和保险公司、平泉铜矿等企业股价仅为20两左右，池州煤矿和三山银矿股票只有几两，而长乐铜矿、荆门煤铁矿、徐州利国驿煤铁矿等股票则早已从市场上消失。至此，一度日兴月盛的上海股市冷落至极点。

　　四、企业受损

　　上海股市骤然落低，直接影响到洋务民用企业的经营运作。如上海机器织布局在所收35.3万两股本中，有14.3万两借给人炒股，股市崩溃之后，股民破产,资金难以回笼，加上其他方面的损失，资金链骤然断裂,企业筹建不得不停顿。该局面额百两的股票，市价折减为十余两，“不但有股诸人不胜恨恨，即局外旁观者亦未尝不深为之扼腕也”（《书本报机器织布局各股份人公启后》，《申报》1888年4月19日）。作为该局创办人之一的经元善觉得“愧对同胞”，从此退出实业界。徐州利国驿煤铁矿招股之时，认股之数已远远溢出原定总额，该矿创办人感到开办资金确有把握，与其把钱收集过来闲置，还得担负股息，不如随用随收，较为合算，所以决定先收三分之一的股本，以作开采准备。后来该矿需资日多，正欲催收股款以冀接济时，不料市面日非，从前的认股者为时势所累，转输维艰，使该矿一下子陷入山穷水尽的境地。

　　五、民心大失

　　这次上海股市风潮直接影响了民众对公司制度和股票市场的信任和信心。“人皆视集股为畏途”（《论商务以公司为善》，《申报》1891年8月13日），言及公司、股票，竟“有谈虎色变之势”（《股份转机说》，《申报》1884年12月12日）。对投资心态的打击，尤以矿务股票为甚。

　　商民对于公司、股份的恐惧、厌恶心态，对洋务民用企业此后的募股集资产生了很大不利影响。时人称：商民因有前车之鉴，难免因噎而废食，乃致“公司”二字，“为人所厌闻”（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公司股份之法遂不复行”（《述沪上商务之获利者》，《申报》1889年10月9日）。凡有企业招股，商民担心“以公司为虚名，以股份为骗术”（《商务论略》，《申报》1890年1月1日），乃至有巨款厚资者也发誓不买股票。矿务企业的募股更为困难，商民“一言及集股开矿，几同于惊弓之鸟”（《股份转机说》）。此后较长时间清政府民用工矿企业的创办基本上处于波谷阶段，这同上海股市风潮对民众经济能力的重创和投资心态的打击不无关系。

　　六、走向理性

　　经历股市风潮的冲击，民用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得以暴露。不少人对这类企业的机制与管理深入反思，认为公司制度洋人行之有利无弊，中国行之有弊无利；中国方面学习西方办公司，“但学其形似，而不求夫神似”（《书织布局章程后》，《申报》1887年7月30日），只是在公司制度上对西方公司东施效颦。所以，不是公司制度有害，而是创办公司者不善于办理。这些针砭有助于促动这些企业的逐步变革，也激发了商民对较为完善的公司经营机制的探索。

　　这场股市风潮之后，民众的投资理念也受到时人检讨：不少商民抱着暴富之念投资股票，导致股市骤然变动，无端而涨价，无端而跌价，纷纷攘攘，莫可究诘，使股市的脆弱性不断加大，抗风险能力越来越低。这种形同赌博的投资心态，不利于建立良性的股票市场。所以，加强公司制度建设，在发育股票市场机制的同时，更应注意培育股民的健康投资理念。

　　从晚清第一次股市风潮不难看出，股票市场是一把双刃剑：运行得当则有利于资本融通，有裨创业；运行失当，则损伤民众投资信心，既不利于金融市场，更有害于企业经营。但如何使股市运作令各方面都满意，既是一个历史难题，也是一个世界难题。

文章来源：《清史参考》2013年第2期，中华文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