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绍兴企业排污近20年无人管 形成多个癌症村
新民周刊第731期封面
水祸中华
想打“水祸”的，一不小心打成了“水货”。
但中国的水，也真是太“水”了——报载国内80%以上的城市地下水都遭到严重污染，这要在以前，又要激愤得几个陈天华蹈海了？
但我们似乎安之若素。因为至少不会当场死人。更有不少人，据说是官员和公知还引经据典地大言：这是工业化的必由之路，欧美、日本等国都走过这样的道路……
言外之意，要发展，必污染，如同要做女人，必先怎么样怎么样一样。
这种说法，不是无知就是诡辩，而且以居心叵测的诡辩居多，欧美的工业化，的确付出过污染的代价，问题是人家是前无古人的探路者，没有借鉴的先例，你现在明知前面有屎有雷，干嘛还一脚踩上去？
这龌龊的“一脚”，不仅仅左邻右舍唾骂；这龌龊的“一脚”，不仅仅子孙后代唾骂，事实上，“现世报”来得实在太快，那成串成摞的癌症村和肿瘤医院万头攒动的队伍，已经无声地宣判：你这一脚就是民族的罪人！
有那么严重吗？中国还会继续美丽吗？敬请诸位看官莅临本期激情封面。
水与癌
杨江
今年2月至3月，《新民周刊》记者沿着钱塘江一路驱车踏访萧山南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萧山临江工业园区、绍兴滨海工业园，及其周边村庄居民。记者亲眼目睹了这条中国经济最为发达地区所依傍的江河犹如一条被污染企业吞噬的巨龙，浑身溃疡、苟延残喘，而那些原本美丽的鱼米之乡更在这些园区的“践踏”下成了人们避之不及的“癌症村”，“生态难民”已成当地最棘手的社会问题。
浙江绍兴，一座历史上因水闻名的城市，悠久的水文化最早可追溯至河姆渡时期，然而当地人曾引以为豪的“酱缸”、“酒缸”、“染缸”，如今却变成了让当地人不堪重负的“毒缸”。
全国关于“癌症村”的传闻近年来不绝于耳，更有媒体制作出了中国“癌症村”地图，在地方政府遮遮掩掩不肯“认领”的同时，环保部日前印发的《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终于承认，近年来，我国一些河流、湖泊、近海水域及野生动物和人体中已检测出多种化学物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造成多起急性水、大气突发环境事件，多个地方出现饮用水危机，个别地区甚至出现“癌症村”等严重的健康和社会问题。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共有164个纺织工业集群，拥有超过5万家纺织工厂，主要集中于东部、东南部沿海地区。绍兴市绍兴县便是其中之一，这里的纺织企业9000余家，印染产能约占全国30%，因而也被誉为“建在布匹上的城市”。
然而，这个GDP功劳簿上的大功臣却变成了水乡恶变的罪魁祸首，在规划面积100平方公里的绍兴滨海工业区及周边已经有多个“癌症村”出现。
不是绍兴一座城在呻吟，同样沦为生态难民的还有毗邻的杭州市萧山临江工业园区及周边的村民，在那里同样集聚纺织及其相关的化工企业。
这两个工业园区位于因潮水闻名的钱塘江畔。化工污水经过巨大的排污管进入钱塘江，而后顺流入海通过杭州湾汇入东海。
江河曾经孕育了人类璀璨的文明，如今则见证着现代工业文明的罪孽，这条中国经济最为发达地区的江河犹如一条被污染企业吞噬的巨龙，浑身溃疡、苟延残喘。
谁说没有原罪？谁还敢说没有原罪！浙东地区的人民正在为过去30多年发展中的污染埋单。
这里的发展模式仍在被其他地区复制，随着产业的转型与转移，一部分污染企业正在或者已经被当作香饽饽引入中部、西部等欠发达地区。
如果执迷不悟，悲剧终将一并被复制。
祸起开发区
从山清水秀令人羡煞的小乡村沦为姑娘们谈嫁色变的“癌症村”，杭州市萧山区坞里村用了不到20年。
现龄45岁的坞里村村民韦东英见证了这个过程。20多年前，广西柳州姑娘韦东英向往坞里村的清秀与富足，经小姐妹介绍嫁给了年长她13岁的坞里村村民邵关通。邵关通是一个靠在钱塘江捕鱼为生的渔夫，彼时的钱塘江水清澈见底，韦东英向《新民周刊》回忆说，那时邵关通出船时都不用带饮用水，渴了直接从江里舀起水就可以喝。
那是一段至今仍令这对夫妇神往的日子。每逢3月，江里的海鳗苗多得舀起一碗江水就可以捕获几十尾。海鳗苗被誉为水中的软黄金，畅销日韩等国，年轻时的老邵因此被韦东英视作“小老板”，“海鳗苗出口时论尾卖，捕捞时因为多，论斤卖。”邵关通追忆。
这样的场景早已不见。3月6日这天，邵关通与其他渔夫驾船在钱塘江捕捞了两个多小时，6条船总共收获了不过20多尾鳗鱼苗，虽说每尾可以卖到30元，但总收入仍相当微薄。而且，江上作业与危险相伴，一名船夫捕鱼时不慎落入江中不幸殒命，老邵只得与渔夫们一起捞尸体。
韦东英谈起20年间的变化怨声载道，直呼：“这个社会是怎么了？地球要被祸害完蛋了。”
坞里村共有村民1000多人，随着城市化的扩建，逐渐与附近的赭山街道混居，根据官方的资料，位于坞里村的南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于1992年10月，1994年被批准为省级开发区。可以说，坞里村的梦魇就此开始，工业园区陆续入驻了至少20多家化工企业，涵盖印染、制药等化工领域。不过，最初，村民们并未察觉不妥，尽管耕地因为工业园区的建设“说征用就征用了”，韦东英们还是指望着园区的建设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点实惠。
“那时候化工厂是直接排污的，五颜六色的污水直接排入内河、钱塘江。”韦东英说，村民们最初以为这些厂离他们的住宅区还有一点距离，不会有什么危害，直至后来发现污水被排入了耕地，水稻地挖开，地里渗出的水都是五颜六色的，村民们担心这样种出的水稻有毒，但工厂的回答却是“没事”。
除了污水，化工厂还肆无忌惮排放废气，这些废气有时候像臭鱼味、有时像樟脑丸的味道，更多的时候因为多家一起排放，混在一起说不出来是什么气味。“熏得我们胸闷，夏天关着门窗都挡不住。”韦东英还抱怨，因为废气中夹杂酸雾，家中的金属器皿迅速被腐蚀。
1996年，南阳工业园建成4年后，坞里村的村民们便因为不堪忍受环境污染的折磨开始集体上访了。“化工厂越建越多，规划中与村民居住区相隔的绿化带没有建，厂直接开到了家隔壁，一米的间隔都没有了。”韦东英指着屋子西侧的一家化工厂说。
当地政府曾组织坞里村民进行血检并对坞里村的地下水进行检测，韦东英也曾被要求参加抽了血，然而这两份报告至今未能公布，有村民曾将井水送至外地检测，但检测报告，当地环保部门要求不能公布，理由是“否则天下就要大乱了”。
一边是检测报告秘而不宣，一边是村民们要求化工厂搬迁，当地政府与村民们谈判后答应给坞里村引入自来水，而此前坞里村民一直喝的是井水。
“地下水被污染，不能吃！”成了村民们的共识，近20年来，坞里村民一直持续不断地反映问题，要求或者将化工厂搬迁，或者将村民搬迁。因为迟迟不见“说法”，不少村民陆续放弃了上访，韦东英夫妇却坚持了下来，2004年左右，他们开始带头奔走相告，成为民间环保斗士，并在2005年被评为“浙江平民英雄”。
与污染企业作斗争，对这对夫妻而言是艰难而又孤助无缘的，在发现污染企业偷排后，他们致电萧山区环保局，但环保局的人姗姗来迟，等他们赶到现场，企业已经得到消息停止排污了。为了抓到证据，韦东英用废弃的饮料瓶装上偷排的污水，但环保工作人员说这不能成为证据，无奈之下，韦东英又拍照取证，但环保局认为照片不能说明问题。
“当时我们举报，环保局还曾埋怨，说企业排污都交了钱的，你举报干什么呢？！”韦东英不解。
持续的抗争终究还是有了一些成效，不过所谓的成效在韦东英看来却是一个莫大的嘲讽，因为污染不是减轻了，而是变得更隐蔽了。
当地政府曾许诺三年内搬迁化工厂、解决村民的生存问题，“他们说让这些厂再生产三年，我就问了，污染好比杀人，假如杀人犯跟公安局说等三年，让他再杀三年人抓他归案，公安局能同意吗？这是同一个道理！”邵关通有些愤懑。
如今三个三年快过去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离居民区远的化工厂搬了几家，但近的却没有搬，这是什么道理？而且化工厂还在批建。”韦东英曾举报新建的一家“彩瑞化工”，但环保局对她的回复按照韦东英的口述是：“这个名字是难听，我们建议改名杭州彩瑞。”
“污染的问题，难道改一个厂名就可以解决了？”韦东英不能接受，对环保局扮演的角色很失望。
这对夫妻每天坚持巡查村旁的内河与钱塘江，在江畔有一个南阳污水收集中心，按照官方的说法，园区所有的工业污水都将通过管网进入污水收集中心而后进行污水集中处理。
不过，韦东英夫妇发现污水收集中心的机器几乎不运转，“你看，都生锈了”，她领着记者站在防洪堤上俯瞰污水收集中心。
3月8日上午10点，韦东英发现沿塘河上的赭山湾闸又开始放闸泄水了，黑乌乌的内河水直奔钱塘江。
“隔几天就放一次，潮水来了就把污水排进钱塘江，再从另一头把江水引入内河冲兑。”
记者看到，即便冲兑后的沿塘河水也是一片乌黑。
死亡名单
韦东英对萧山区钱塘江各段的排污口了如指掌，她怀疑工厂仍有暗管偷排，因为在厂区工作的外地打工者不止一次规劝她：“大姐，你们别告了，越告越糟糕，他们现在都在厂里打暗井，污水通过暗井排走。”遗憾的是，韦东英找不到证据，因为工厂她是绝对进不去的，她告诉《新民周刊》，化工厂排气排水多在后半夜，且有人在江堤上守着，“他们拿着对讲机，看到我来了，就用对讲机通风报信：韦东英来了，你们快关阀。”
这对民间环保夫妇对《新民周刊》反映的问题得到了诸多村民的印证。不过坞里村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已经不是污染了，这个问题已经现实存在了近20年。韦东英悲哀地控诉：“老百姓有几个20年可以等？”从化工厂出现，坞里村的癌症病例就开始逐日增加，时至今日这个小乡村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癌症村”。
韦东英家中保存着一份她在2004年至2005年间记录的村里癌症患者与死亡名单，从1992年至2005年，坞里村有近60人患癌症去世，年纪多在四五十岁，最年轻者20多岁，记者翻看这份沉重的死亡名单，发现村民们所患的癌症多是肺癌、胃癌、肝癌。
2005年后的癌症病例韦东英没有做统计，因为她和村民们逐渐灰心了，“村民们后来不再配合调查，问我，调查了又有什么用，我没法回答人家。”但是韦东英告诉记者，最近几年，每年都有七八个人因为癌症去世，“这里难道不是癌症村？”
韦东英后来还曾做过一份《环境污染基本调查表》，记者摘录了几则——
案例一：1962年出生的赭山街道村民冯志光在表格中写道，自己患有肝癌，妻子患有子宫肌瘤，曾看见企业直接排污，“现在盖住放，夜里九点以后气味浓，门窗打不开。”“井水不能用，以前水产品质量好，现在买回来有气味，不好吃。”
他抱怨说“(污染的问题)和街道说过，没有用。”“给我一点钱看病。”在期望一栏，他写下了“想环境(好起来)，下一代不要患癌。”2009年6月12日，冯志光填写了这份表格，不到半年后，他不治身亡。
案例二：坞里村民王江平，2008年6月在调查表中自述：“本人感觉感觉身体不适，附近人得癌多。”此后不久，在检查中，王江平被发现患有肺癌，痛苦挣扎4年后凄惨离世，卒年54岁。
在这厚厚的近60份表格中，村民们对家乡的环境问题以及环保部门、街道、村委的渎职抱怨连连。
51岁的村民曹建妙质问：“为什么坞里癌症患者多，叫领导答复到底为什么！”而41岁的村民冯东海则直言不讳，不愿意读一些关于水污染的问题和法律维权的专业书籍，因为“老百姓靠政府为民办实事才有用，读书没有用”。
韦东英谈起这些案例唏嘘不已，忍不住抹泪，“老百姓心疼环境有什么用？老百姓的痛苦有谁能放在心上？”
坞里村最让人心酸的癌症家庭是一户丁姓人家，50多岁的父亲与30多岁的儿子前两年陆续患癌去世，如今留下老妇独守空房。
村民们多怀念当初的青山绿水，那时候河里鱼虾成群，然而现在捕获的鱼吃起来有一股怪味，韦东英说丈夫不久前捕获一条野生鲫鱼，卖给人家，结果买家上门抱怨烧鱼的过程中满屋子都是怪香味，有点像樟脑丸的味道，没敢吃，扔了。
除了癌症高发，坞里村民的血液病也比较普遍，33岁的村民陈奇原本是一个外科大夫，如今却因为严重的免疫系统疾病在家养病。陈奇脱去衣服，浑身的红疙瘩让人不寒而栗，他说这是免疫体统破坏后的病症，严重时呼吸困难，走路都艰难，因为瘙痒难忍，常抓得皮开肉绽。他去萧山当地医院治疗，医生直接问他住在哪里，当听说是坞里村后，医生断言与污染有关，他又去上海华山医院治疗，医生告诉他只有远离污染才能痊愈。8年来，陈奇因为病患痛苦不堪，工作也丢了，他怀疑病是家边上的冯氏彩钢板厂导致的，这家工厂距离陈家不过十多米，生产工序中需要在铁板上喷漆，而漆中含有甲苯，学医出身的陈奇深知苯类对血液系统的危害。
但他却没有办法去索赔，因为家附近的各类化工企业多达20多家，究竟是哪家在排放有毒有害物质，他也无法说清。“污染是众人皆知的，但与癌症与疾病具体有什么关联，我们没有证据，政府也没给我们一个说法。”
陈奇想过搬离坞里村，他曾去海南休息过一段时间，身体明显好转，但回来后又复发。“没有那个实力搬离。”
“我们这里就是癌症村，我家边上死掉的就十几个。”他看着身边年轻人一个个离开，很为自己的前景忧虑。
韦东英的一户邻居在萧山环保局工作，根据韦东英的说法，这家人几乎从不让孩子住村里，周末偶尔回来一次也很快回城。
除了水，坞里村的土也被致癌物污染，村民们因此不敢吃本地种的菜，这更增加了生活成本。
“化工厂来了，我们的地被征用，没有得到一点好处，反倒赔了性命。”多个村民反映。
更多可怕事实
对于“癌症村”的说法，离坞里村稍远一些的红山村被公认为癌症村中的“头魁”，尽管官方至今同样不承认“癌症村”的说法。
红山村的癌症病发率比坞里村还高，原因在村民们看来很有警示意义——因为该村距离化工区比较远，上世纪90年代，坞里村民为污染问题抗争时，红山村的村民们觉得环境污染并不会影响到自己，因此照旧吃井水，用内河的水浇灌稻谷、蔬菜，收获的庄稼自家食用。直至2008年前后，红山村才通上自来水，但为时已晚，“当时没有意识到，现在进入癌症高发期了。”邵关通苦笑，“幸亏我们坞里村闹得早，否则癌症还要比现在严重。”
《新民周刊》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在萧山临江工业园区及周边的党湾镇等地同样存在多个类似坞里村、红山村这样的“癌症村”。根据环保部门的要求，园区的工业污水集中至萧山临江污水处理厂，这个污水处理厂还一并处理周边11个乡镇的生活污水。
通过巨大的污水管道，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污水排入钱塘江，但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对该排污口的水样抽检发现其含有多类有毒有害物质，包括氯代苯胺、全氟辛酸、氯代硝基苯、氯苯等致癌甚至生殖侵害残留物质。
因为怕本地人闹事，工厂并不招用本地人。印染厂的不少外地工人租住在坞里村及周边村落，村民们时常看到这些外地工人浑身红色、绿色，染料是什么颜色，人就是什么颜色，连眼睑都是五颜六色的。
有印染工人告诉《新民周刊》，这些颜色几个月都洗不掉，咳出来的痰都是带色的，洗澡后，换上白衬衫，一出汗，领子都是红色。
村民们最可怕的传闻便是印染厂的污染会导致不孕不育，因此工厂怕承担风险，也不愿招收年轻女工。
邵关通常去“二十二工段”的这个排污口，他并不懂得专业的化学知识，但直观的感受足以让他对环境忧心忡忡，他眼前的污水有时候是红的，有时候是绿的，异味浓烈，“难道这就是无害化处理后的污水？”
一组数据或许可以说明环境污染对整个地区的危害，南阳镇2012年征兵工作，270名应征青年，最终只有17名体检过关。坞里村去了17名应征青年，结果只有邵关通的儿子一人合格。
21岁的儿子如今远在他乡，邵关通、韦东英夫妇决定坚持抗争下去，虽然生命受到威胁，家中玻璃也被人接连砸破两次。
韦东英说她想不通，这种断子绝孙的事情为何得不到制止，“难道除了污染环境，就找不到赚钱的方式？难道中国的发展非要延续外国的老路？”
因为污染的问题，坞里村的村民们与村干部产生隔阂，并指控村干部们被化工厂一点点蝇头小利就收买了。
邵关通期望将村民们整体搬迁，因为化工厂已经事实存在了，搬到哪里就会污染哪里，“地球哪里有那么多地方好让他们污染？”
另一个“癌症村”
离开萧山，驱车往东不过半小时路程便进入绍兴市，杭甬高速公路绍兴出口下来就是三江村，这是绍兴地区坊间“知名度”颇高的“癌症村”，当然，地方政府不认可这个说法。三江村几乎是坞里村的翻版，同样因为印染等化工企业的包围，水、土壤、空气被污染，年轻人们“逃离”，外地工人与本地老人留守。
66岁的乡村医生林张木退休后坚持在村里的小诊所义诊，因为接触的癌症病患多了，他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遇到一些可疑病例直接建议患者家属送去大医院做肿瘤检查。
这个5000多人的村子据他所知至少已经有80多人患癌去世，“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村民们都说这里是癌症村。”
在这位乡村医生看来，癌症高发肯定是不正常的，罪魁祸首就是附近的化工厂。三江村的村民也盼望着搬迁，但因为拆迁成本高，这项工程进展异常缓慢。
在三江村往北数公里便进入绍兴滨海工业园区，这个园区是浙江省最大的工业园区之一，已经初步形成了纺织制造、石油化工、聚酯纤维、生物医药、包装材料和农产品深加工的产业集群，其中印染年总产能达到50亿米，占全国十分之一。
公路沿途尽是印染及相关的企业。联发化工厂等企业沿着一条内河排列，河道外侧就是海湾。记者面前的这条内河臭气熏天，而联发化工厂与内河相隔的围墙外正有两个工人安装摄像探头。
见到记者拍照，工人很警惕，当地环保人士——90后青年徐磬石认为在围墙外安装探头针对性很明显。
车子顺着防洪堤一路开，每过一个化工厂便是一种气味，附近新三江闸附近的两个渔民告诉记者，风一大，各家工厂的气味混合在一起，能将人熏晕。
6月7日这天，66岁的渔民高明亮从凌晨2点开始在新三江闸外的海湾捕鱼，直至下午2点记者到访，才捕获十几斤鱼，而早年，一个小时就可以捕获一百多斤。高明亮告诉记者，新三江闸隔几天就打开一次，联发化工旁边的内河的臭水排入海湾，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黑龙轰隆隆扎进海湾。
“鱼死的死，逃的逃，捕到的鱼有种奇怪的味道，像是柴油味。”高明亮坦言，这鱼他们不敢吃，只能卖给不知情的人，“一个人只能卖一次，上了一回当，下次就不会再买。”
顺着滨海大道继续往工业园区深处，印染企业更多，最具代表性的新二村被浑厚的化工味包围，但村民们已经习以为常，闻不出来了。新二村周边的内河已经悉数被工业污水污染，成为村民们眼中的毒水，“一沾手就会发疹子”。
2012年5月8日，因为滨海工业园区一家印染厂管道爆裂，新二村一条三四百米长的河流瞬间被染成红色的“血河”，两天后才褪色。
如今居住在新二村的主要是外地来的工人，村民郭大爷透露，新二村同样被视为“癌症村”，地表水被污染，地下水同样不能饮用，村民们守着水却愁水吃。
郭大爷与其他村民一样将房子出租给来自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来的工人，一名正在洗鱼腥草的女工告诉记者，她今年快50岁，在附近一家印染厂做工，刚到这里，早她到来的老乡就告诫她不能饮用井水，河水更是碰不得。
工人们如今都从工厂里提自来水回来洗菜、烧饭，在这片水乡，水成了贵重的物品，郭大爷家有一口水井，虽然只能用来洗衣服，但也供不应求，郭大爷在井旁写了一个告示：“不住我家，不准用水。”
滨海工业园区各家企业的污水同样通过管网汇入当地的污水处理厂——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
按照日处理能力，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以处理印染废水为主的综合性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到110万吨，雨水、污水管线据资料显示高达290公里。
在这家污水处理公司不远处是一家名为绍兴环兴的污泥处理公司，巨大的烟囱正在冒烟。
徐磬石2010年组建了绍兴当地的一支民间环保组织，他告诉《新民周刊》，因为污染问题，当地曾多次发生村民与企业的冲突。
在小徐看来，水与空气的污染是可以目睹的，但另一个隐患却容易被忽视——土壤。按照污水处理要求，每个企业的污水必须先在厂内进行初期处理，而后再进入管网，沉淀物中积攒了巨量污染物。
环兴污泥处理公司这样的企业便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在绍兴地区也确实存在企业偷倒污泥的情况。
“这种污泥对土壤的破坏性极大，所倒之处寸草不生。”小徐透露。
共同的宿命？
滨海大道东北方向的尽头便是杭州湾，3月7日这天，虽有雾霾，但仍可依稀看见杭州湾大桥。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处理后排放出来的污水便从这里排入杭州湾钱塘江内，附近一家工厂的工人告诉记者，排污时，污水通过管道喷出，在江面形成巨大的涡流，而污水的颜色则是五颜六色的。
水务部门看到记者摄像很警惕地询问。在这个排污口，绿色和平组织的抽样同样检测出了包括氯代苯胺、全氟化合物等致癌物质，甚至还有邻苯二甲酸二丁酯，此类污染物质具有生殖毒性，常被应用于包括纺织品在内的多种工业生产。
记者注意到，针对绿色和平组织的检测报告，萧山与绍兴县环保部门均曾予以否认，萧山区环保局副局长朱海斌、绍兴市环保局副局长胡剑都表示，“工业园区排放的污水都经过污水厂处理，符合国家标准。”朱海斌表示，工业污水即使经过了处理还是污水，不可能达到自然水那样的清澈。根据国家标准，只要该污水经过自然水的80倍稀释能够达到无色就是正常的。报告中提到的芳香胺、硝基苯、二氯乙烷、氯苯等有毒有害物质，朱海斌表示“国标”里面没有要求，目前国内环保部门的技术和设备水平也无法检测。
在滨海工业园区内的万丰化工厂附近，两名来自四川绵阳的万丰化工女工正在河道旁种菜，河道便与新二村那条曾被染成“血河”的内河相连。因为被污染，这条河如今被筑坝隔断，新二村的村民早已废弃河道两边的农田不再耕种，但两名四川女工不以为然。她们告诉记者，“化工厂与印染厂相比，很难说哪个毒性更大，为了生活，没那么多能力去讲条件。”女工的工资每月不足两千元，工厂每个月给她们发防毒口罩，但戴不戴就靠个人自觉，至于体检，“目前还没享受过”。
来自绿色和平组织的调研显示，绍兴滨海工业园区与萧山临江工业园区的印染企业不乏一些国际服装品牌如Zara、Levi’s等的供应商。
纺织名城向世界输出潮流的同时却将污流留在了本地，地方官员摘取了GDP的果实，民众却在为生态危机埋单。
环保部《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显示，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形势十分严峻。我国现有生产使用记录的化学物质4 万多种，其中3000余种已列入当前《危险化学品名录》，目前，我国化学品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环境污染和风险隐患突出，发达国家已淘汰或限制的部分有毒有害化学品在我国仍有规模化生产和使用，存在部分高环境风险的化学品生产能力向我国进行转移和集中的现象。
指望国际服装品牌督促供货商控制污染物的使用排放，在现阶段无异于痴人说梦般的一厢情愿，何况对服装而言，有毒有害物的服装残留以及洗涤过程中对消费地的二次污染问题也同样严峻，不久前发生的上海“毒校服”事件，有毒残留的布匹就来自绍兴地区。
2010年，绍兴县印染超过170亿米的布料，并且生产了超过1.3亿件的服装，纺织业作为绍兴最大的支柱产业，占据当地工业经济总量的58.5%。然而，笼罩在癌症阴霾下的村民们对这些数字乐不起来，因为付出的环境代价实在太大，恐怕几代人都无法偿还。
绍兴滨海工业区的排污口再往东，绍兴上虞市的道墟镇亦有不少村民向记者反映，他们那里也有“癌症村”。化工企业开到哪里，“癌症村”似乎便会出现在哪里。
上虞往东，宁波市慈溪地区，随着杭州湾大桥的建成贯通，工业园区逐渐扩大，并已形成专门的印染区。来自那里的民声反馈是，因为污染物的排放，海产品产量削减，口感变差，老百姓们正在担心步入上游的后尘。
污水最终奔流入海，在有毒有害污染物中生长的海产品最终被端上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餐桌，甚至更远。
毫无疑问，环境污染的危害绝不可能局限局部地区。同处一片雾霾天下，如果不控制污染物的使用、排放，癌症或将成为我们这代人，甚至几代人共同的归属。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200万人，因癌症死亡人数为140万，我国居民每死亡5人中，即有1人死于癌症，在全国不少大城市，恶性肿瘤已经超越心脑血管疾病，成为第一死亡原因。
“如果我们就把这样一个环境留给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子孙以后祭拜我们的时候也不会感激我们，他们只会问，祖先们啊，你们到底在干些什么啊。”
韦东英的这番话与喷涌的污水共同击打着我们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