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对中国古代史注的误断
【内容摘要】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其《中国史学史》一书中对中国古代史注提出了许多见解，但是许多认识如史注在目录著作中的地位、刘知几的史注观、史注与史评的关系、史书自注的肇始及史书他注的终结等问题与史注发展的实际不一致，很有必要予以澄清。
【关键词】内藤湖南；史注；误断
【作者简介】刘治立（1965—），男，河南洛阳人，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甘肃庆阳745000）。
【原文出处】《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120～123
【基金项目】教育部2012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770033）；陇东学院科研项目（XYSK1007）。
内藤湖南是第一个在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的日本学者，早在1914年—1915年就在日本京都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1914年至1925年内藤湖南曾经三次在京都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史》即根据授课内容整理而成，并于1949年由弘文堂出版。在内藤湖南庞大的著作群中，《中国史学史》被称做是“名著中的名著”，对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具有开启之功。该书对中国史学发展的轨迹、各个时期的重要史学成就等做了全面的分析，对于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史注，也给予了很多的讨论，如第七章“《史记》《汉书》以后史书的发展”中有“史注的发展”分目，第八章“六朝末唐代出现的史学变化”中有“史书的注及其变迁”分目，第九章“宋代史学的进展”的“《资治通鉴》”分目中有“《通鉴》的注释书”小目，在其他部分也多次谈及史注。遗憾的是，他对中国古代史注所做的论断在许多地方与实际不符。
一、关于史注在目录著作中的地位
内藤湖南认为，“史注的写作，在两汉六朝时期也兴盛了起来。这在《隋书·经籍志》中几乎完全未予注意”[1]124。《隋书·经籍志》中说：“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三国志》及范哗《后汉》，虽有音注，既近世之作，并读之可知。梁时，明《汉书》有刘显、韦棱，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可见《隋书·经籍志》并不是没有注意到史注，而是对史注家及其注释成就有着特别的关注和论述。史注历来被视做史书的附翼之作，因此将史注附在原作之后，如《史记》之后排列的是宋南中郎外兵参军裴驷注《史记》八十卷、宋中散大夫徐野民撰《史记音义》十二卷、梁轻车录事参军邹诞生撰《史记音》三卷等。因此，《隋书·经籍志》不仅注意到了史注，分析了史注的发展状况，而且给予史注著作很重要的位置。对于这一点，内藤湖南在该书的另一处承认，“在《隋书·经籍志》中，注都是附于本书的，不认为注应该单独归入另一个部类”[1]125。这种办法一直为传统文献目录学著作所采用，历代官私目录皆如此编次，《四库全书总目》也是这样处理的。
二、关于刘知几的《史通·补注》
内藤湖南引用《史通·补注》的资料来说明唐朝以前史注发展的状况：
《史通》的《补注篇》中已经有所注意，到了后世宋人高似孙《史略》中才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史通》中也说，在史注类中当时大体可以分两个种类，其中一类是以非常华丽的辞藻描绘本文，仅仅对事物加以概括，并对末尾之处予以细致记述的方法。作为例子列举出的有今日尚可见到的《三辅决录》、《华阳国志》。但是这些虽说是注，可又是分纲目写作的，而不是那种对古书的注释。真正注的写法，就像徐广《史记音义》那类如同经书音义的著述，作为这类著作举出的例子可见于高似孙《史略》。此外还出现了第三类注的方法，《史通》没有注意此类注。裴松之《三国志》的注就属于这一类，还有刘昭《续汉书》注、刘孝标《世说》注也属于此类，主要目的在于汇集本文未载事例以广异闻，并补本书的缺文。这种注在六朝时期非常兴盛，郦道元《水经注》就是这类注中最大型者。……《史通》中还盛赞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能够在自己的著述中把本文与注释分别写出的做法，这与上述《华阳国志》多少还有些不同。《华阳国志》以本文华丽为目的的，而《洛阳伽蓝记》却是以本文简洁为目的的。总之，二者大体上还是一致的。[1]124-125
内藤湖南的这段论述，有几点与《史通·补注》的本义有出入。
首先，《史通》将史注分成三类即训解式史注、补阙式史注、史书自注，而不是内藤湖南所说的两类，其分类的内容和方法也不同于内藤湖南所言。刘知几不是没有注意到裴松之《三国志注》、刘昭《续汉书注》和刘孝标《世说新语注》，而是对这些史注有着专门的论述，称裴松之、刘昭、刘孝标的史书注释者为“好事之子”，《史通·补注》明确表示对这类史注的形式和作用的怀疑：“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若裴松之《三国志》，陆澄、刘昭《两汉书》，刘彤《晋纪》，刘孝标《世说》之类是也。”刘知几认为补阙式史注“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皆采摘成注，标为异说，有昏耳目，难为披览”，“复留情于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张舜徽指出：“其实此书（指《世说新语》）得孝标为之注，足以羽翼后汉、魏、晋诸史。乃乙部之支流，佚籍之渊薮，知几斥之为劳而无功，失之远矣”[2]63。张舜徽这种批评说明刘知几对裴、刘史注的判断是不公正的，但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刘知几注意到了此类注，且予以大肆挞伐。
其次，内藤湖南认为，刘知几称赞杨炫之“能够在自己的著述中把本文与注释分别写出的做法”。而事实上，刘知几对以杨炫之《洛阳伽蓝记》为代表的史书自注持否定的态度，“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梏，列为子注。若萧大圜《淮海乱离志》，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之类是也”。刘知几不欣赏为史书做自注的办法，他认为自注“琐杂”、“鄙碎”，如同“鸡肋”，“若萧、羊之琐杂，王、宋之鄙碎，言殊拣金，事比鸡肋，异体同病，焉可胜言。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记录无限，规检不存，难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载之楷则”。在刘知几看来，自注“不能成一家之格言，千载之楷则”，对史书自注持鄙弃的态度，根本谈不上对杨炫之做法的称赞。
三、关于史注与史评的关系
内藤湖南对史注中的史学批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一时代，由于刘知几《史通》的问世，出现了历史评论的兴盛，做注也不再是以往那种单纯依据前人之说，而是能够发表各种对所注释书籍本身的意见了”，司马贞《史记索隐》认为《史记》有《五帝本纪》而无《三皇本纪》，《秦本纪》所载乃即帝位之前的内容，宜做《秦系家》，《陈涉世家》应以列传为宜等，“他（指司马贞）的评论中虽说有可取也有不可取之处，但无论如何可以看出做史注多少有了史学批评精神的倾向”[1]144。
在史注中开展史学评论，不是始于唐朝司马贞，而是南朝宋裴松之。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自称，“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他认为“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辞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况复不胜而徒长虚妄”[3]《陈泰传》注。裴松之对撰史中“轻弄翰墨，妄生异端”，以至“诬罔视听，疑误后生”的行为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认为这种历史撰述者“实史籍之罪人，达学之所不取者也”[3]《袁绍传》注。裴松之说：“臣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类传的传主应当具有可比性，因此对于陈寿将品德或功业上没有可比性的人合传很不满意，“魏氏如诩之俦，其比幸多，诩不编程、郭之篇，而与二荀并列；失其类矣。且攸、诩之为人，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今苟、贾之评，共同一称，尤失区别之宜也”[3]《荀彧荀攸贾诩传》注。对于这样的史学批评，逯耀东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些评论文字“开创了中国史学批评的先河”[4]252。裴松之认为陈寿将苟或和贾诩放在同卷“尤失区别之宜”，明人郭孔延《史通评释》指出“苟或将贾诩同编，寿之失也”。这一点在刘知几那里也得到了共鸣，刘知几《史通·编次》指斥“荀彧将贾诩同编”为“舛谬”。张振骊在注释此篇时认为，刘知几此论受到裴注的启发，“松之盖以贾诩风骨，未可与或、攸类附也，知几谓其不应同编，盖本此”[5]130，“知几此论或失之偏，然不能谓其不当”[5]123。杨翼骧认为，“裴松之是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第一个有成就的史学家”，虽然在他以前也有班彪、班固父子对司马迁《史记》的批评，但那些批评还是比较简单的，“而裴松之不仅根据事实指出了《三国志》记载不妥、评论不当之处，还对当时有一定声誉的史学家习凿齿、孙盛等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对于开展史学批评，活跃史学研究，都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6]172。裴松之早于刘知几数百年，不可能受到《史通》的影响，相反，《史通》中的史学批评受到裴注的影响。对于史书不实的弊端，刘知几深恶痛绝，斥之为曲笔，在《史通·曲笔》中以愤激的言辞责备历史撰述中舞词弄札、饰非文过，“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和“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的恶劣行径，认为“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根据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并不是在《史通》的影响下史注中出现了评论，而是史注中的史学批评出现在先，影响了刘知几的《史通》。逯耀东指出，裴松之以前也有史学批评，但不具体，裴注对魏晋时代的史学提出了总结性的评论，堪称刘知几史学批评的先导，“裴注不仅开创中国史注的新体例，同时也成为中国史学批评的创始者。对以后的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的史评，及唐代刘知几的《史通》都发生先导性的作用”[4]252。内藤湖南的说法忽略了史注对史评的先导作用，不符合中国史学发展的事实。
四、关于史书自注的开创
内藤湖南说，颜师古“认为他所在的时代人注史书，为了显示渊博而多引杂谈攻击原著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注并不是为了展示古人错误的体例，要在务求忠实原著”[1]145。颜师古《汉书叙例》的原话是：“近代注史，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至有诋诃言辞，掎摭利病，显前修之纰僻，骋己识之优长，乃效矛盾之仇雠，殊乖粉泽之光润。今之注解，翼赞旧书，一遵轨辙，闭绝歧路。”可见他所批评的是近代（汉魏六朝）而不是他所在的时代，接下来所列举的23家注全为汉魏六朝时期的史注家和注本，并无唐朝注家。
内藤湖南对《汉书》自注给予特别的关注，“对古书加注释虽然早在汉代已经盛行，但是史书的注最早见于《汉书》，《汉书》编纂的当时，书中对那些非编纂者本人而不得而知的情况加了注释”[1]385。这里说的“非编纂者本人而不得而知的情况加了注释”，指的是《汉书》自注，“在《汉书》中就已经有了自注”[1]125。《汉书》中有许多自注文字，但在中国史学史上最早为史做自注的是司马迁而不是班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注》认识到“太史叙例之作，其自注之权舆乎”，史书做自注乃史学之“良法”，班固不是这种“良法”的开创者，而是继承和发展司马迁的做法。《汉书》中采用自注对史书体例发展的影响很大，但从时间上看，毕竟还是晚于《史记》自注，《文史通义·史篇别录例议》指出，“史家自注之例，或谓始于班氏诸志，其实史迁诸表已有子注矣”。
内藤湖南对章怀太子《后汉书注》也做了评断，认为：“《后汉书》的注仅有对范晔《后汉书》的本纪和列传的注，而没有对志类的注。今本《后汉书》的志类注取晋人司马彪《续汉书》的志补上的，有梁朝刘昭的注，而章怀太子没有写这一部分的注。”[1]146范晔原计划写志，但未竞而被诛，志类只能付之阙如。章怀太子只是给《后汉书》做注，其注释班子无法为根本不曾出现过的范氏志书做注。
五、关于史注的终结
内藤湖南认为中国古代史注在两汉六朝兴盛起来，宋人高似孙高度重视史注，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他提出的中国古代史注终于唐朝，则与事实不符，内藤湖南说：“为史书做注的情况基本上仅限于唐代。后来在宋代虽说也有《五代史》注，但已经不再有唐代那种优秀的注了，而且也没有做注的必要了。宋以后的学者，与做注相比更重视古书校正、史事订误。对《汉书》也出现了既非纯粹注释，亦非纯粹评论的注释，大体是侧重于评论了。忠实原著做注的情况，盖终于唐代。”[1]146按照内藤湖南的观点，宋代以后再也没有唐朝时期诸如颜师古那样的史注家和史注名作。而事实上在此后的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史注名作依然不断涌现，如元初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内藤湖南本人也承认胡三省注“在历代史书的注中是最著名的，虽说吸取了史氏的《释文》，但那只是一部分的内容。就整体而言这是很优秀的注释”，“一般认为若要读《通鉴》，就不可能不读胡三省的注”[1]164。既然说唐朝时期史注已经终结，不再出现优秀的史注，而此处则认为胡三省注“在历代史书的注中是最著名的”，那么这些论断无疑是相互抵牾的。
不仅宋元时期仍有史注，清代更是中国古代史注继魏晋南北朝之后出现的第二个发展高潮，史注著作丛生，名家辈出，金毓黻说：“清代儒者食汉学昌明之赐，取群经一一为之改撰新疏，近代说经之语，萃以入录，蔚为巨观。更有余力覃及子史，疏证、补注、集解之书连犿而出，读其一书可备多书之用，此又注释家进步之一征也。”[7]246拙文《清朝时期的史注体式》对清代史注的巨大成就做过初步的概括，兹不赘述。内藤湖南也不否认这种情况，在讨论清代考订旧史的史学时说：“于是，出现了或对古史书作全面的注释，或对其一部分，或者对某一时期的历史给予补充而使之完整的研究。”[1]275他认为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至今仍是很有价值的”[1]275。在分析清代史注时，内藤湖南对彭元瑞、刘凤诰的《五代史注》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是对欧阳修《新五代史》的注释，乃非常浩瀚的著作，虽说大体仿效了以往裴松之《三国志注》的体例，但在翔实方面却远远超出于其上”，其书“做注的笔法亦颇得要领”，“可谓乾隆以后的史学名著，即便与近年王先谦的《汉书补注》相比，也是远超出于其上的”[1]276。《五代史记注》是否有如此高的成就姑且不论，内藤湖南的赞誉，实则是对其所谓史注“仅限于唐代”说法的自我否定。
史注是架起原作与读者之间的桥梁，随着时代的推移和社会观念的变化，人们对于前代的史书需要有新的沟通，也就产生了新的注释要求。史注是为了满足阅读者的需要，只要有读者，只要存在阅读的障碍，就有史注产生的必要性。因此，认为“没有做注的必要”，恐怕难以说得通。
【参考文献】
[1]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张振珮．史通笺注[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6]杨翼骧．学忍堂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2．
[7]金毓黻．中国史学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Naito Konan’s Misjudgement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Note
Liu Zhili
Abstract: Japanese scholars Naito Konan in its “Chinese history” in a hook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noteput forward many views, but many knowledge such as history note in the catalog work position, Liu Zhiji’s historyview, history of note in the history of injection, injection history si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igin and historyof the end of his note issues and history note the actual development inconsistent,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Key words: Naito Konan; History Note; Misjudgement
来源：《历史学》2012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