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变革”还是“唐中叶变革”
近年来论述“唐宋变革”的文章连篇累牍．“唐宋变革论”一时间已成了历史学界的热门话题。其间虽有对此说持异议者．却是寥若晨星．似乎日本人近一百年前的“伟大发现”直至今日才为中国的历史学家所认识。
其实“唐宋变革”一说向来不被我国老一辈历史学家认同。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对唐代中叶社会政治经济方面发生的相对变革．已经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在这一问题上．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侯外庐先生与学贯中西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看法可以说是所见略同。外老《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一文，认为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可以分做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秦汉起（约公元前3世纪中叶）到唐代开元天宝末（约8世纪中叶），后一阶段从安史之乱（约8世纪中叶）到清初（约17世纪70年代）”。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则认为：“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社会政治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两人的文章同年发表，且都刊登在《历史研究》上，侯文载1954年第l期，陈文载1954年第2期。陈文完稿之前．似无机会见到侯文．所以完全有理由认定。唐中叶变革说是两位历史学家同时提出的。
早在侯外庐和陈寅恪两位历史学家提出唐中叶变革说之前，l910年日本人内藤虎次郎（号“湖南”）发表文章认为“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此即所谓“唐宋变革”论。后来，他又进一步说明了他所谓“近世”的“内涵”．认为就经济上的变化而言，“唐宋之交是实物经济的完结期与货币经济开始的转折时期。过去用粮食交纳的地租．也一部分用钱缴纳”（《中国史通论》上）“唐中叶变革”说与“唐宋变革”论对同一段历史原本具有完全不同的看法，然而近年来，中国历史学界谈论“唐宋变革”的文章或是避而不谈中国历史学家的唐中叶变革说，或者干脆认为唐中叶变革说就是唐宋变革论。这不是削陈寅恪之足。以适内藤虎次郎之履吗？
唐中叶变革说决非“唐宋变革”论。陈寅恪先生在上引《论韩愈》一文中还曾经这样说过：“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其地位价值若是重要．而千年以来论退之者似尚未能窥其蕴奥。”对于唐中叶的变革以及这一转旧为新时期的重要人物韩愈的历史地位问题，千年以来无人能“窥其蕴奥”．发明“唐宋变革”论的内藤虎次郎也包括在内。
推崇内藤虎次郎学说者认为．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界才真正了解“唐宋变革”论。长期以来，中国历史学界的确很少有人谈论“唐宋变革”，但这并不说明老一辈历史学家不了解内藤虎次郎其人及其学说。1924年1月30曰王国维致书内藤虎次郎，曾感谢他“历次惠赠书籍”．说明王国维早已读过他的著作。陈寅恪先生早年在清华与王国维共事．两人成为忘年交。王自沉于昆明湖后，陈先生曾有《王观堂先生挽词》，述及王国维与日本学者的关系。陈先生的受业弟子蒋天枢教授1953年当面聆听作者对这首挽词的解释后，详注于句下，此即《寒柳堂集》所附这篇挽词的小字注解。因此．该注可以视为陈先生的自注。挽词中有“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句。注云：“日人藤田丰八、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内藤别号湖南。罗先生昔年在上海设东文翻译社，延藤田丰八讲授曰文。先生从之受学．故此句三人中列藤田第一．不仅音韵关系。至于内藤虎列第三，则以虎字为韵脚之故。其实此三人中内藤虎之学最优也。”（《寒柳堂集附寅恪先生诗存》）陈寅恪先生在罗振玉主办的东文翻译社从藤田丰八学习过日文，13～16岁期间还曾东渡留学。他不仅懂日文．而且对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有深入了解．故能够对三位知名学者的学问做出评论。王国维死于l927年．上距内藤虎次郎发表“唐宋变革”论已十多年。陈先生在挽词中提及内藤虎次郎，并认为其学最优。但“最优”者，只是就日人之间相互比较而论。或许这一评论中也包含了对“唐宋变革”论的评价。但是后来的事实．却是包括陈先生在内的中国学者长期对“唐宋变革”论保持沉默。所以如此，完全是因为经过长期探索之后，他们已经形成了关于唐宋历史的更精确、更完备的论点，即唐中叶变革说。
唐中叶变革说与唐宋变革论的区别．不仅在于认定发生变革的时期不同．更重要的是几十年来。前者一直被我国史学工作者用来从本质上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而后者所主张的宋代“近世”说．则是将宋以后的历史与欧洲近代史强为比附．这在我们看来．不过是与真实的中国历史毫不沾边的天方夜谭。试想如果我国早在宋代就结束了实物经济并且进入货币经济的“近世”，岂不是早就既富且强了．还能容得日本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跑到中国土地上到处杀人放火，中国历史上还会有“马关条约”、“九–／＼事变”和“南京大屠杀”吗？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内藤虎次郎的宋代“近世”说，近年确实对我国的宋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一些学者不仅在宋代发现了货币地租和资本主义萌芽．甚至还煞费苦心地在宋代史料中搜寻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中诸多新事物的影子。有的研究“唐宋变革”的论著．竟然发现宋代已经有了“土地正常贸易”．说宋代“从限制一般性土地买卖到保护土地正常贸易．反映出土地占有方式中法权因素日益减退而经济因素持续增长”。然而土地所有权又何尝不是一种“法权”呢!真不知道在“法权因素日益减退”的土地占有方式下，如何才能保护“土地正常贸易”。其实“土地正常贸易”，在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封建时代，则是根本不存在的。以上种种说法．正是将宋代与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强为比附。邓广铭先生晚年针对宋史学界的类似情况曾说过：“有很多人认为．在宋代．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地租形态中．也已经出现了货币地租。我以为，这一说是不很妥当的。因为，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必须具备一些一定的条件，例如：（1）劳动力的商品化，即劳动者可以自由出卖其劳动力；（2）必须有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厂；（3）三是必须有包买商人的出现：等等。而在宋代，却是并不具备这些条件的。至于货币地租，则一直到解放之前．中国全部境土上还不曾出现过货币地租。更无论于宋代了。在宋代出现的类似货币地租的，全只是一种折租．即仍以实物租为本位，而因某种缘由．临时把实物折合为货币缴纳的。这不能叫货币租。这种种说法既都不能成立，故两宋时期仍然是封建社会。”（《邓广铭全集》第七卷）
在某些人看来．“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这些人以谈论“封建社会”为不入时．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只好四处寻找新理论。“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他们终于在那里找到了一个适合需要的理论。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参证．本来无可厚非．但是．日本人的理论之于某些人．就好像欧几里得的一条几何定理。他们将东洋人的现成结论预设为自己的研究结论（尽管有所修正），然后找材料加以注释和论证，这样．一篇又一篇的大块文章就写出来了。这能推进中的唐宋史研究吗？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