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糖业在中国市场上的开拓及竞争（1903-1937）
【内容提要】1895年日本占领中国产糖重镇台湾，在台湾糖业基础上，日本大力发展本国制糖业，并着力拓展东亚市场。1903年日糖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到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日糖在中国市场上的开拓及竞争活动，既改变了传统的中日糖品贸易格局，即由中国向日本输入糖品及技术的格局转变为由日本向中国输入糖品及技术的局面；也改变了近代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市场上的糖品竞争格局，即由爪哇糖及香港糖两糖统治的格局转变为日糖、香港糖两糖独大的局面。从这些活动中，不难看出，这一时期中外糖品之间的竞争形势，依旧为进口机制洋糖同国内土法制糖之间的竞争，外糖商仍通过商品输出手段来控制中国的糖品销售市场，而并未完全过渡到资本与商品输出手段并用的阶段；同时，日糖在中国市场上的成功是由政府扶植、糖商积极进取及侵略活动等多方因素共同促成的，而国糖三十多年的发展停滞及倒退，虽然是由局势动荡、政府无力、糖商无识及外糖入侵等一系列因素造成的，不过，日糖的成功是这一系列因素中较为关键的一种。因此，可以肯定，对日糖在中国市场上开拓及竞争活动的分析是解读国糖衰退及东亚糖品竞争格局演变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日糖 香港糖 爪哇糖 中国市场 糖品竞争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400715）
前近代，日本从中国输入糖品及制糖技术[①]，而从20世纪初始，情况发生逆转，中国却从日本输入大量糖品及制糖技术。对于前者，无论是日本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均从中日经济文化交流角度予以较多关注[②]；而至于后者，学界却很少留意，仅在论及中国南部糖业衰败原因（外糖侵逼）时，有所涉及[③]。另外，就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糖业史研究状况而言，我们可以从糖业发展史、蔗糖经济与区域社会之间关系、特殊糖业事件及文化用糖等几个方面予以总结。首先，在上世纪90年代前，学界多侧重于糖业发展史及制糖技术的研究。例如，丹尼尔斯（Christian Daniels）按时间先后顺序把1870-1930年间的中国砂糖史分为四个阶段[④]；范毅军对1861-1931年韩梅流域糖业经济的分析，冷东对潮汕地区制糖业进行的长时段考察[⑤]；刘志英对近代四川沱江流域制糖工业的探讨，陈栋梁等对四川内江糖业发展史的梳理，陈初尧等对四川手工制糖业技术状况的剖析[⑥]。其次，90年代后，社会史研究勃兴，受其影响，糖业经济与区域社会的互动关系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例如，台湾辅仁大学陈祥云从农业商品化、糖业经济与城市发展及区域社会之间关系等角度对沱江流域蔗糖业的分析[⑦]；林满红通过对茶、糖及樟脑业的考察来分析近代台湾社会经济的变迁[⑧]。第三，从特殊的历史事件来分析糖业经济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例如，台湾中研院何思眯从食糖专卖角度来分析蔗糖业在抗战及大后方建设中的作用；胡丽美从蔗糖纠纷角度来分析战时社会条件的变化对糖业经济发展的影响[⑨]。最后，近年来，学界开始从文化、习俗用糖方面来探讨糖在文化交流、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例如季羡林提出“糖是文化载体”的观点；周正庆提出糖文化的三层面观点：糖的物质性、共性的民间习惯用糖行为、糖的精神文化理念；玛兹穆德则力图将研究层面推向中国古代社会基层，论述了蔗糖对古代中国人民社会经济生活和生活功能方面的影响和作用[⑩]。
已有研究成果是本文论述展开的前提。这些成果可以使我们从内部及近世糖品贸易及交流等方面来了解中国糖业的发展史，不过，就近代中国糖品市场上的中外竞争及其对中国糖业发展的影响等方面而言，还不是太清晰。而20世纪初以来，世界糖业生产格局发生较大变化，在爪哇、古巴等传统糖品产地糖业大发展的基础上，欧洲甜菜糖崛起及日本糖业快速发展，世界糖品竞争日益激烈，尤其是在东亚市场上，爪哇糖、英属香港糖、日糖三者之间的竞争进入了白热化状态。世界糖业格局的变化及东亚市场上竞争局势的转变，给正面临着生产方式从手工生产到机器生产的近代转型的中国糖业带来了较大影响。因此，要完全弄清楚这些问题，就有必要关注东亚市场上的糖品竞争，尤其是日糖在中国市场上的开拓及竞争。
一、日本以台湾糖业为基础大力发展糖业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侵占中国重要的糖品生产基地台湾，并以台湾糖业为基础，加快本国制糖业的发展。[11]在这一时期，日本整个糖品产量包括日本本岛、台湾、朝鲜及南洋委任统治岛屿[12]等四个地区所产的糖品，朝鲜及南洋委任统治岛屿两地所产糖品数量较少，日本国内糖业主要是北海道的甜菜糖种植及以爪哇糖为原料的精制糖业，台湾糖业是其发展的基础，日本在台湾糖业发展过程中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以此形成了日本近代制糖业[13]。
明治前期，日本糖业仍处于手工阶段，无论是制糖方法，还是耕作方法，均较简拙，蔗糖业仅为一般农家的副业而已[14]。明治中后期，尤其是在占领中国糖业基地台湾后，日本一方面着力改进、扶植本土糖业的发展。“日本糖业在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前，因输入糖之压迫而陷于极度衰退的泥坑，自占领台湾后，才渐渐从压迫下解放出来而开始日本糖业之发展。”[15]明治39年（1906年），日本政府在冲绳县中头郡西原村大字我谢设立糖业改良事务局，并在大岛郡名濑村大字金久设立大岛办事处，在农商务省内设立东京办事处。该事务局主要负责糖业调查及试验、糖业知识讲习、土壤与肥料的分析及鉴定、糖业补助及品评会等相关事项。局内有局长1人、事务官2人、专业技师4人、专业技术员10人、专职书记6人。局长由冲绳县县长来担任，接受农商务大臣指挥及监督，掌管局中一切事宜；事务官在鹿儿岛县事务官及冲绳县事务官中分别抽调1人来充任[16]。从糖业事务局职员的选任情况来看，县知事、县事务官亲自充当糖务局管理之职位，足见明治政府对糖业发展的重视。[17]
另一方面，自1901年始,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采纳了新渡户稻造的台湾糖业改进意见，确定促进台湾糖业发展的基本方针[18]；随后，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奖励台湾糖业发展的政策，如1902年的“台湾糖业奖励规则”[19]；1903年的“台湾糖业奖励规则施行细则”（共十三条）；1905年的“台湾制糖场取缔（取消及禁止）规定”及“台湾蔗苗取缔规则”（共九条）；1924年的“台湾甘蔗中间苗圃设置规则”（共十二条）等[20]。这些措施在更新蔗苗、改良蔗种；设置试验研究机关、改良栽培方法、防除病虫害；奖励补助蔗苗之灌溉排水工事、改善原料蔗糖收获方法；建立新式糖厂、改良制糖方法等方面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扶植下，日本本部及台湾糖业均呈迅猛发展趋势，糖品产量也急剧增加。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度全日本的糖产仅450万担左右，而在昭和年代则增加至1,500万担，昭和六年（1931年）创历史新高达1,925万担，仅20年就增加四倍以上。而在这统计当中，台湾所产糖品占九成，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度产量达300万担，到昭和七（1932年）年达1,600万担，创造新的糖产记录[21]。
二、日糖在中国市场上的开拓及竞争
（一）从日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03-1914）
日本精糖[22]在中国市场上的开拓起于日俄战争。在日俄战争胜利的冲击下，日本糖业勃兴，结果生产过剩，被迫开始向外寻求市场[23]。例如，1906年（明治39年）一举向中国市场输入糖品70余万担，其中，精糖约占四成，给独占中国精糖市场的香港糖以较大的冲击。不过，第二年（1907年），日糖因香港糖的反击而严重受挫，输入中国市场的数量仅为13万担。经过这一打击，日本糖商明白一举击败在中国市场上根深蒂固的香港糖是不可能的，为了寻求突破，1908年（明治41年），大日本、横滨、神户的三家精糖公司缔结了以生产限制、运销协作为主的企业合同，与香港糖进行“近身肉搏”。这一策略颇见成效，1908年（明治41年）输入中国市场的糖品达18万担；1909年（明治42年）36万担，其中精糖约占16%；1910年（明治43年）输入中国市场的糖品一跃达60万担，其中精糖约占31%；1911年（明治44年）约为80万担，精糖约占37%；1912年（大正1年）约为84万担，精糖约占43%；1913年（大正2年），市场上出现了未曾有过的需求，日本糖输入中国市场达160万担，精糖约占54%；1914年（大正3年）输入糖品达也130万担。[24]
实际上，在日糖进入中国市场之前的几年里（1895-1905年），香港糖已取代爪哇糖的地位而统治着中国糖品市场上的外糖销售。在天津市场[25]，老牌外糖经办商主要是英属香港之太古、怡和两洋行，且在1905年前垄断了天津市场上整个外糖交易[26]；1905年后，日本糖商开始进入该市场；1908年前后，该市场有六家日本糖商，分别是三井（代理日糖及台湾制糖公司的产品）、大仓（代理日糖、新高及帝国制糖公司的产品）、安部（日糖、盐水、新高及帝国）、增田（明治）、茂记（日糖及盐水港）、复和裕（日糖）[27]。在汉口市场[28]上，在1902-1905年间英国太古及怡和两洋行垄断整个外糖销售活动[29]；1905年以后，日本糖商在该市场上迅速地拓展其产品销路，并成为英国太古及怡和两洋行的强劲竞争对手；1905年，日本三井洋行开始在汉口经销东京精制糖公司及大阪制糖公司的糖品；1906年3月，日本棉花股份公司汉口分公司日信洋行开始买卖大阪制糖公司的糖品；5月，大阪半田商会汉口分会东兴洋行开始购销大阪大里制糖公司的产品[30]；
虽然，日糖以其低廉的价格及精美的品质逐渐侵占太古及怡和的市场份额，并导致其1906年在汉口有7万担滞销，在上海有10万担滞销[31]，但是太古及怡和资本雄厚，且经验丰富，并未因此而一蹶不振。另外，与香港糖相比，这一时期的日糖也以下几点不足：在运输方面，往往在从上海到汉口的转运过程中渗漏较多；在重量方面，日糖一担重135斤，太古则150斤，在厘金总局征税及民船收费时多有不便；在糖质方面，日糖不能久放，久则变色，且糖中有辛辣的味道；一到梅雨季节则变色，而太古糖品则不会。[32]
同时，就1906-1910年的情况来看，汉口市场每年输入外糖数量为20-25万担，其中，大部分精糖来自香港及日本，尽管无法得知具体数字，但是可以大略估计香港糖占六成，日本糖占4成。其中，香港糖的20%，日本糖的10%，是由中国商人直接从上海买进的，其他则是由外商直接输入的。另外，香港太古、怡和两洋行均有自己的精糖工厂、运输汽船（蒸汽机船）、仓库等设备，这些优势是日本糖商无法与之抗衡的[33]。
因此，总的来看，在这一时期，中国糖品市场上的实权仍有由香港糖掌握。1909年中国输入精糖总额为217.6万担，其中，从香港输入的数量为171万担，从日本输入的数量为35.5万担，香港糖约为日本糖的五倍；1910年精糖输入总额181.6万担，比上年减少了36万担，其中，从香港输入的数量115.7万担，比上年约少了55万担，从日本输入的数量为56.4万担，比上年增加20万担；1911年精糖输入总额为201.6万担，比上年增加了20万担，其中，从香港输入的数量为123.2万担，比上年约增加了8万担，从日本输入的数量为73.7万担，比上年增加了17万担[34]。从以上数据来看，日本精糖输入中国市场的数量逐年增加，但这并不表示香港精糖受到重大打击，日本糖品输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中国市场对精糖需求激增，而香港糖输入中国市场的数量并未减少，此时，香港糖在中国市场上仍有统治能力。
但是，日糖在上海市场上的发展较为迅猛，颇值得注意。在上海市场上，日本糖商有三井（代理大日本、南满、盐水及台湾等精糖制造公司的糖品）、铃木（大日本、南满、盐水及东洋）、汤浅（大日本）、复和裕（大日本）、久原（台湾）、增田（明治）、安部（帝国及盐水港）及大仓（新高）等八家。其中，从历史关系看，在上海市场上，大日本精糖公司制品的交易数量最多，一般而言，与其他产品相比，该公司 牌制品的销量占据总销量的60%，而1919年其销量竟占到80%[35]。另外，从1906-1913年两糖在上海市场的输入趋势来看，日糖已渐占据优势。明治39年（1906年）日本精糖首次进入上海市场，随后两年受到较大挫折，42年（1909年）卷土重来，在该年的上海市场上，香港糖占80%，日本糖占15%；43年（1910年），香港糖约占70%，日本糖约占30%；44年（1911年），日本糖与香港糖平分秋色；大正元年（1912年），香港糖仅占43%，日本糖则达54%；1913年（大正2年），日本糖输入上海市场的数量为81.9余万担，香港糖输入量约23万担，即日本糖占77%，香港糖仅占22%[36]。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糖业竞争（1914-1918）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受战乱的影响，欧洲甜菜糖输出断绝，甘蔗糖供给困难，世界糖价飞涨。欧战中的6个交战国，其甜菜糖产量占欧洲产糖总额的87%，占全世界产糖总额的38%。同时，数百万的壮丁从农田中被迫走上战场以及战争对农业的破坏，致使糖品产额骤减、价格暴涨[37]。
不过，战争却给日糖创造了独霸中国市场乃至东亚市场的绝佳机遇。一方面，战乱导致海上运输困难，运费高昂，香港精糖制造业原料糖供给困难，而日本海军接管南洋海上警备任务，使其原料糖运输获得极大便利；另一方面，英国政府从战争大局出发，发布香港制糖对外输出禁止令[38]，这无疑是让其从多年培育的中国市场上全面撤退[39]。因此，日本众多媒体声称欧战是台湾糖业，乃至整个日本糖业快速发展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40]。日本糖业乘着欧战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着力发展国内糖业，拓展之前仰给欧洲糖品的中国市场。[41]
在中国东北市场上，俄国因忙于战争而无暇顾及该地的甜菜制糖，日本则大力发展满洲（东三省）甜菜制糖业，这成为其在东亚市场进行开拓活动的又一重要举措。满洲具备甜菜生长所要求的气温、雨量、雨期、天气及土壤等自然条件，颇适合发展甜菜糖业。日本输入中国中部的糖品，同香港糖品一样，所用原料均来自爪哇，因此，廉价而又丰富的甜菜培育，无疑将使日本糖业摆脱因对单一制糖原料过分依赖而受制于人的局面，并扩大其在东亚糖品市场上的竞争力。[42]
在上海市场上，一战期间整个糖品市场的形势则发生逆转，日糖占据上海市场上糖品销售额的八成，而香港糖则仅占两成。在1918年，上海市场上外糖输入总量为147.7万担，而日糖除了冰糖及角糖（方块糖）外，几乎达其半数，其中，尤其是精糖，竟占到精糖总输入额的80%。[43]并且，日本冰糖输出也有了突破，一战前，日本向中国市场输入冰糖受挫，一战爆发后，比利时及德国冰糖输入断绝，日本冰糖借机输入上海市场。[44]
在天津市场上，输入的日本糖种类有精糖、双目（白糖的一种）、冰糖、角糖及粉糖（红糖的一种）五种。据海关统计，1910年该市场输入各种糖品的总额为673,267担，价值3 710,946海关两，其中日糖为46 047担，价值246 731海关两，约占总额的1/15；1911年输入总额为843 332担，价值4 497 092海关两，其中日糖为52 975担，价值280 540海关两，约占总额的1/16[45]。而一战期间，日本在天津市场上攫取很大市场份额。1916年，天津市场输入外糖总量为746 816担，其中日本糖数量为159 298.97担，约占该年外糖输入总额的21%；1917年，外糖输入总额为763 311担，其中日糖数量为190 224.77担，约占总外糖输入总额的25%；1918年，外糖输入总额为927 390担，其中日糖数量为195 948.91担，约外糖输入总额的22%。另外，在该市场上，日糖输入的主要糖品是精糖，此种日糖糖品在该市场精糖输入量中占据较大比重，如1918年，在整个天津市场上，外国精糖的输入总量为50万担，而其中日本精糖就有20万担之多。[46]
另外，日本糖业在日本国内市场上也较强势的，他们在政府的保护政策下，竭力阻止廉价外糖输入日本本土，同时，糖业界采取限制糖品供应的办法，迫使一般国民消费高价糖品，以维持日本国内糖市，对此，日本媒体不断暴露其专横、贪婪的嘴脸。[47]
总之，在欧战期间，日糖的市场开拓活动大获成功。日本各糖社不仅大力拓展了东亚的糖品市场，而且也均获厚利，如台湾制糖公司获利600万日元、明治、盐水港、东洋各获利300万日元[48]。
（三）从一战结束到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1919-1929）
一战结束后，世界糖价暴涨，一方面因为俄罗斯、德国、奥地利等国的甜菜制糖业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古巴、印度、爪哇等甘蔗糖品供给不足；另一方面，战后各国先后撤销砂糖消费限制政策，世界砂糖需求激增。[49]糖价暴涨再次使日本制糖公司及糖商大获丰厚利润，据统计，1919年日本糖商共获利达1.2亿日元。[50]
战后日本糖业界的成功，既与政友会内阁（1918年9月成立）藏相高桥是清推行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有关，该政策维持了日本战时经济在战后的持续发展[51]；又与日本糖商对战后国际糖品市场形势的准确判断有关，日本糖商有感战后糖品不足，糖价上涨，而大量买进廉价爪哇糖品。1920年日本糖商买进了爪哇四分之三的糖品，一共45万吨，价格是一担35盾，而转手将买进糖品的四分之三以一担45盾的价格卖于欧洲各国、美国等国，余下的四分之一又每担60盾的价格卖与上述各国，这样一担的平均利益为13.5盾到13.7盾，折合起来，一吨可获利220日元，45万吨共获利0.99亿日元。[52]糖商中的三井、铃木、增田、阿部等大糖商均获得数百万日元的巨额利润，盐水港制糖公司买回爪哇糖8 000余万担，每担盈利6日元，共获利约500万日元。[53]
不过，世界糖品市场的乐观局面所持续时间并不长。1920年10月份起，世界糖价急剧下跌，尤其是支配世界砂糖价格的古巴及爪哇两糖，糖价跌幅巨大。1920年5月，古巴糖价达到顶点价位22弗50仙，同年10月则落至8弗33仙；爪哇白双糖1920年5月份价格为74盾，而后渐落至27盾25仙。分析其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世界糖品供应日渐充盈，战后不久，以德国甜菜糖为主的欧洲糖业逐渐恢复并发展起来，满足欧洲各国糖品需要；印度糖业也快速发展起来；爪哇、古巴等甘蔗糖品产地进一步扩大生产。[54]另一方面，世界糖品需求疲软，战时的创伤在较短时间内难以复原，战后各国均出现了通货贬值现象，国民的购买力下降。糖价骤落，糖商破产，引起了世界糖业界的恐慌[55]。
在这种情况下，日糖在中国市场上的开拓活动也受到较大影响。面对欧洲糖业恢复发展、印度糖业崛起、爪哇糖业大举进攻东亚市场的局势，台湾糖业却因自然条件的不利（土质、水利及暴风雨的侵害）、大米收益大于蔗作、糖品生产成本高等方面的压力，[56]而渐入悲观的境遇[57]。另外，1919年中国爆发的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战后横在日本糖界面前的有糖业官营、水饴课税实施、消费税提高、中国关税修改等一系列重大问题[58]，均给日本糖业带来较大影响，导致日糖在中国市场上滞销。
在不利的局面下，日本糖业界一方面试图借助糖业统一来走出困境，主张统制台湾及本土的制糖公司，形成糖业托拉斯，以应对糖价低落及糖品市场上的激烈竞争。[59]同时，糖业连合会在1920年7月22日达成全国糖价调节协议中提出40万担的收买案，即1920年度各会社的分配额分别为台湾精糖18.8万担、450万日元；盐水港5.4万担、226万日元；东洋5.8万担、243万日元、明治5万担、267万日元；帝国0.45万担、187万日元；大日本2.6万担、109万日元；新高2.5万担、105万日元；台南0.8万担、35.2万日元；林本源1万担、44.8万日元；新兴0.9万担、36.5万日元；台东0.2万担、9.3万日元；新竹0.08万担、7.9万日元。[60]
另一方面，日本糖业界也试图在中国建立精制糖厂来降低生产成本。日本本土的精糖工场多利用爪哇糖做原料，这不仅要支付高额的加工及运输费用，同时输入中国的糖品还要缴纳5%的关税及2.5%的内地税，同香港糖相比劣势较为明显。因此，日本积极谋求在中国设立精糖工场，降低生产成本，而利于同香港糖对抗。[61]在这一竞争意识指导下，明治制糖公司在上海设立明华糖厂，日糖公司在扬子江畔选定砂糖工地，在济南设立日支合弁制糖公司。不过，因为厘金等问题，日糖公司对工厂建设犹豫不决，明华糖厂也出乎意料的不顺利，甚至趋于倒闭。[62]
1926年春，世界糖业再次不振，各主要糖品生产国积极对本国糖业进行干预。1927年，古巴总统发布糖品限产令，规定1926-1927年度糖品限产数量为450万吨。[63]同年，古巴及德国、捷克、荷兰等国糖业代表在巴黎召开国际砂糖会议，意在维持砂糖价格、限制砂糖生产、承认古巴限产政策，并于会后发表组织成立国际砂糖委员会的声明。[64]
在国际砂糖实际需要不旺、行情低落的情况下，日糖对中国输出情况也极不乐观。就上海市场而言，在爪哇库存糖的压迫（日糖库存8万俵、爪哇糖库存35万俵，1俵=60公斤）、公卖处对日本货物定以高价、长江沿线局势不安宁而导致砂糖向内地运输困难等因素的影响下，日糖在上海市场上的销售颇为不振。[65]并且，反日委员会[66]中的糖业者逐日向政府施加压力，并以调查租界内糖商仓库为名，派员暗查日本糖，对可疑仓库实施封仓。这一危机不仅致使上海市场的日糖销售情况极为不佳，同时也波及到爪哇糖、马尼拉糖及香港糖等糖品的销售，上海市场上糖品交易一度被中断，因此，破产者、休业者比比皆是，上海糖业界出现了未有的危机局面。[67]
在危机的情势下，日本糖业联合会为避免各精糖公社盲目进行销售战，而提议建立糖品销售托拉斯组织，加盟者不仅有精糖公司，而且还有代理店，如明治商店（明治精糖）、三井物产（台湾精糖）、铃木商店（盐水港、东洋各精糖）、安部幸商店（帝国精糖）等[68]。
另外，在这一时期，日糖与香港糖在销售策略及手段上的竞争也颇为激烈。日糖商抓住中国人的消费及投机银元汇兑的心理，以契约形式结成日元支付及期货买卖等交易方式，继续实行倾销政策，努力拓展市场，在行情、运销方面，渐次凌驾香港糖之上。例如，1927年，在中国内乱及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下，日糖销售不旺，输出路线受阻，输出中国数量仅265万担，而该年香港输入中国市场的糖品只有24万担，仅为日糖的10%。这对于奉行现货仓库交易制度的香港糖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因为有投机银元外汇兴趣的中国糖商，倾向于抛弃香港糖而选择日本糖。不过，香港太古、怡和两洋行并未放弃反击，而是积极地调整营销策略，同日糖商进行对抗。两洋行在旧有运销策略的基础上决定也实行外币支付及期货交易制度；同时，并改善工厂设备，降低生产成本，利用自己在船运方面的优势，争夺已失的市场份额[69]。
（四）从世界经济大危机到中日全面战争爆发（1930-1937）
1929年世界主要资本国家爆发经济危机，1930年危机逐渐向次发达国家及地区蔓延。在经济危机的阴影下，美国实行了砂糖保护政策，限制砂糖进口，给古巴及整个世界糖业带来巨大影响，这次糖业界危机程度远在1920-1921年那次之上。就世界糖品消费而言，美国是最大的消费国，也是最富裕的顾客，其次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因此，美国实施保护政策，对世界糖业产生了非常大的打击。[70]另外，英国1930年上半期砂糖统计显示，其消费减少7.2万担，输入减少17.1万吨。[71]
在糖品消费不旺的影响下，主要产糖地的糖品均出现积压或过剩。1930年古巴及欧洲积压糖品达128万吨[72]，台湾过剩砂糖达180万担[73]。另外，日本1931年估计过剩砂糖达190万担，预计1932年将过剩糖品达400万担[74]。
在消费不旺、生产过剩的情况下，1930年12月9日，世界主要产糖国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砂糖会议，提议今后五年欧洲各产糖国输出数量，如荷兰32万吨、捷克59万吨、德国20万吨、匈牙利8.7万吨、比利时3.1万吨，合计122.9万吨，但是由于德国要求过大比例而导致会议无限期散会。[75]国际砂糖会议受挫，给世界糖业界带来动荡，糖价因之而骤落。例如，1928年日糖全年高达12日元，而今年（1930年）则不到4日元，日本各制糖公司均遇到较大困境，于是采取整理节约活动：如紧缩人员、物资及营业诸方面杂费的开支；从技术方面提高出糖率，以求降低生产成本。不过，整理活动的效果并不理想，因为节省的生产成本无法抵消糖价的急剧下跌。[76]
此时，苏联糖品也开始向印度及中国市场倾销，这对日糖在东亚市场上的销售地位构成了一大威胁[77]。苏联糖品以低价进入东亚市场，其每百斤糖品的售价为18日元15钱，比日本台湾产白糖的18日元25钱，便宜了10钱，这不仅威胁到日糖在中国市场上的地位，而且也在东亚市场上引起了新一轮销售战[78]。
1931年1月19日，世界主要产糖国又巴黎召开的国际砂糖会议，在会议上，爪哇委员就日本产糖限制问题就近会见了日本驻法芳泽大使，要求日本参加国际砂糖协定，爪哇提案日糖对中国输出进行限制。日本则不承认自己是砂糖输出国，拒绝参加国际砂糖会议，其理由是日本输入爪哇粗糖，制成精糖后再输出中国。[79]而实际上，日本向中国输出的糖品年均最低达300万担，最高达500万担。[80]
1931年9月，日本强占中国东北。受事变影响，日本输出中国的糖品锐减，九月仅25万担，十月则只有7.5万担，十一月更减至4.5-4.6万担，十二月、次年一月输出额进一步锐减。受输出形势恶化影响，日糖大阪工厂关闭。[81]1932年，自天津发生抵制日货运动以来，日货销售日渐呆滞。据大阪市产业部统计，向来日本糖占天津输入外糖的60%，其他外国品是荷兰糖、爪哇糖、吕宋糖及香港糖，华商借助抵制日货运动压低糖价，努力拓展商路，结果日糖受到较大影响。[82]
不过，日本占领满洲，建立满洲国，与满洲国进行经济提携，满洲的广阔市场无疑是台糖摆脱困境的出路[83]。台湾、明治、盐水港等制糖公司努力在该地开拓新商路，上年因事变而封闭的大阪工场重新开张，并发挥全部生产能力。[84]满洲地区，年输入砂糖135万担，价值1000万日元。其中，主要来自日本（占输入糖品总数的35%），其他是中国国产红糖、香港糖、爪哇糖。[85]
综上所述，在1903-1937年间，日糖在中国市场上拓植活动是成功的。在中国市场上，日糖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在充分利用国际局势的同时，也成功渡过了几次危机，并在与老牌糖品销售者（英属香港糖商及爪哇糖商）的角逐中取得胜利，成为中国糖品市场上乃至东亚糖品市场上的一个重要竞争者。这既改变了传统的中日糖品贸易格局，即由中国向日本输入糖品及技术的格局转变为由日本向中国输入糖品及技术的局面；也改变了近代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市场上的糖品竞争格局，即由爪哇糖及香港糖两糖统治的格局转变为日糖、香港糖两糖独大的局面。同时，可以肯定，这些转变对近代中国糖业的发展演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三、外糖拓植与中国糖业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与中国产品展开了全面的市场争夺，可以说自此以后整个中国手工行业均面临着来自日本同行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下，中国各业均出现危机，如丝织业出口受阻、面粉业遭排挤、土布业销售不旺等等情况。[86]“茶也、丝也、棉也、矿也，并吾国其他之大种实业，受外商之压迫，无一不颓落、不滞钝，将来且无不危险，吾固已言之矣。然以彼各项每岁多少总尚有若干之输出可以稍作抵制，有现成之基础可以立图改良。未有如糖业有入无出，安受浸灌者，百道横流，万派冲激，而曾无拳石束蒿之具，足以稍资捍卫，此坐毙之势也”。[87]与其他手工行业相比，糖业所面临的情况更差。在日糖大力开拓中国市场的情况下，中国糖业承受着巨大的冲击，出现了严重的糖业危机。
（一）中国糖品市场上的竞争日益激烈。据统计，1895年前从爪哇输入中国的糖品占外糖总输入量的80%[88]。之后，一直到1905年为止，英属香港糖品独霸着上海、天津、汉口等市场上的外糖销售。日俄战争后，日本机制糖业快速发展，逐渐打破了香港糖统治中国糖品市场局面。日糖以其低廉价格及优良品质在间岛、天津、汉口及汕头等港口市场上博得一致的好评；一战期间，由日本输入中国的糖品数量年均到达100万担以上，约占输入外糖总额的四分之一[89]。战后，香港糖卷土重来，在中国糖品市场上形成了两强相争的局面。的争重来的好评，在第在1918-1920年间，中国进口的精糖主要来自香港及日本，且二者不相上下。但是，“太古公司规模最大，有自备之船只以为运货之用，且于内地各埠广设支店，自置堆栈，肆行销售……以地理及其他关系立于有利之地位。”[90]相对于太古、怡和洋行而言，日本糖商虽为后起者，但他们奋起而与其角逐。例如，“大日本制糖、明治制糖及台湾制糖三公司，常相互联合，组成一种‘加迭尔’大行商略，纵遇损失亦不惜贬本求售，其损失则求价于日本内地” [91]。在积极的竞争策略指导下，“日糖颇能蚕食香港糖之贩路，除福州以南各埠外，日糖之势力已渐与香港糖并驾齐驱。”[92]
（二）中国糖品的市场份额被严重挤兑。爪哇、英国及日本三国糖商之间的争斗，加剧了中国糖品市场竞争局势，致使国糖的市场占有份额急剧下降。例如，1922年左右，中国糖品年度消费额大概为1,200-1,300万担，其中500-600万担是中国糖品，600-700万担则是外国糖品[93]；另就1922年中国四大糖品市场外糖供给的消费量来看，上海207.3万担、汉口88万担、天津80万担、大连30万担，其中香港糖占三分之二，日本糖占三分之一[94]。在这一时期，外糖不仅畅销于中国沿海贸易繁盛的港口码头，如上海，天津，芝罘（烟台）等港，而且也深入腹地及东北地区进行糖品销售，如湖南长沙[95]，湖北汉口，东北的奉天[96]、哈尔滨、新民及延边[97]等地方。更甚者，其竟在重要的糖业经济区畅销，如广东的汕头，福建的厦门，江西的九江及四川的重庆均有大量的外糖銷售记录。在外糖的一再打压下，国糖不仅其产量日渐减少，而且其长距离贸易额度逐渐萎缩，大多糖品均在本省内部消耗，无法与外糖相竞争。如川省桔糖，其主要输出地为两湖地区，并以汉口为其集散中心，1910年前后“川糖的销路大部分为外国糖所侵夺，今在汉口其量不过2-3万桶。”[98]又如厦门，“糖则以漳（州）所产之白糖、红糖，在光绪年畅销于天津、牛庄，间亦有运销新加坡等处，迨后，洋糖起而角逐，遂日萎缩，今则本市反有洋糖进口矣”[99]。
（三）中国糖业的资本积累及扩大再生产受到严重伤害。在一些区域性的糖业研究成果中，学者们对中国糖业落后原因中外糖侵逼因素均有一定的论述，在这里，我们仅以近代广东省著名产糖地潮汕地区为例，对市场的萎缩（国外市场尽失，国内仅维持部分产地市场份额）直接伤害到中国糖业的资本积累及扩大再生产的问题加以简要说明。近代以来，汕糖以运销内地、出口国外而著名[100]，但是，从1858年汕头开埠到1938年广州沦陷这一时间段内的砂糖销售情况来看，外糖侵逼带来伤害是惨重的。如果以1867年的672 855担（赤糖356 023担，白糖316 652担）为基准，之后，汕糖的出口大致呈增长趋势；红糖在1899年达到最高峰，白糖在1884年达到顶点，此后出口（包括运销内地和出口国外两部分）逐渐减少，到1926年，赤糖出口跌至基准年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白糖竟低至仅有基准年的4.92%。[101]市场的萎缩给业糖者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首先是糖商亏本破产，“旧日之糖，销路日微，销数日绌，糖商折阅，无可挽回”[102]；其次糖房纷纷倒闭“近日洋糖大兴，邑（东莞）糖房大半倒闭”[103]；最后是蔗农改种他物，“糖业不足恃，蔗农不得已改种他物，以弥其缺”[104]。糖商、糖户及蔗农交相受困，国糖生产及销售的整个环节均受到严重伤害，引起了较为严重的糖业危机。另外，自1931年中国“关税自主”后，日糖走私日益猖獗，也严重威胁到中国糖业的生存。1933年日本有组织向中国走私的砂糖数量达20万吨，而在账面上，该年爪哇、古巴输入中国糖品数量仅19万吨。[105]1936年中国海关统计，进口之糖仅合188.5万公担（不及1929年的五分之一），其中由日本输入者为56万公担，仅占三分之一，而据调查，1936年由大连输入华北的私糖实达89万余公担，中国因此项而损失国币达2千万元，并且其由台湾运入华南的私糖尚不在内。[106]
（四）中国境内机制糖业发展严重滞后。当我们审视这段时间内中国境内机制糖业的发展情况时，有两个特征较为突出：洋商投资的机制糖厂不仅屈指可数，且经营状况不良；国内建立机制糖厂的努力相继受挫。
一方面，外商在中国内地建立第一家制糖公司，可以追溯到1880年英商怡和洋行在汕头建立的机器制糖厂，它自福建、广东、台湾大量搜购蔗糖原料或粗糖进行再加工，向中国市场供给土法不能制造的白糖，开办不久因受当地抵制而搬迁到香港。[107]1909年俄国人在哈尔滨阿什河地方设立阿什河糖厂，以甜菜制糖，后遭日方抵制而衰落。1920年德国人控制的溥益实业公司在山东济南设立甜菜制糖厂，经营数年，成绩甚佳，但自1926年以后，日渐不振，宣告停业。[108]日本先后在上海设立明华制糖会社、在满洲成立南满砂糖株式会社，实行机器制糖，但是，明华糖厂因厘金等问题而出乎意料的不顺利，南满砂糖会社则因难以获得甜菜种植地而在经营上受阻[109]。这屈指可数的几个机制糖厂，既未形成规模生产，也未达到进口替代而改变中国外糖的进口格局，中国市场上大部分的糖品依旧是从国外进口而来。
另一方面，国内机制糖厂的设立情况极不乐观。在一些重要的产糖省份（如四川、广东），地方政府的努力相继受挫。清末，四川官府委派官员赴产糖中枢县份，设立精糖公司，以各糖户每年出糖额摊派股本，当时收入内江股本20余万元，并委派邓澍辉等4人，赴日考查新法制糖，预备回国后正式成立公司，后因鼎革（辛亥革命）而罢。1918年，省署委伍所南、廖亨九赴日购机，当买回大批制糖机，运到宜昌，但返川者仅最小三轮榨蔗机一部，试验未成功。1930年，蓝玉田在内江设立开源精糖厂，以离心机制糖，后因成本高，无利润而停办。1933年，21军政务处长甘典夔亦计划改良糖业，随与捷克糖商合组精糖厂，资本定为250万元，糖户可以甘蔗及生产品作资金入股，后因匪患而停办。1936年，建源公司陈陶声会同建设厅罗诗言倡言成立精糖厂，后因糖业公会反对而罢。[110]又如广东政府计划于1932-1934年间在广东地区开设6个机制糖厂，合计总榨蔗能力为5 250吨，最后，仅建成3个小厂。[111]
从这一时期国内机制糖厂的设立情况来看，外资建立的机制糖厂并未形成规模，政府出资建设机制糖厂的努力也相继失败。因此，可以认为，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市场上，中外糖品之间的竞争形势依旧是进口机制洋糖同国内土法（手工）制糖之间的竞争。外糖商通过商品输出手段控制中国绝大部分的糖品市场，而并未完全过渡到资本与商品输出手段并用的阶段。国糖碍于政府无力、时局不济等因素而并未突破自身的技术限制，仍依靠传统手工制糖技术同机制外糖抗衡。
综上所述，日糖在中国市场上的成功开拓以及外糖之间的激烈竞争，给近代中国糖业的发展演变带来了较大的不利影响。这些不利影响制约了中国糖业的发展，使其在近代转型中出现了30多年的停滞抑或衰退时期。中国糖业已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转型[112]，但是，糖业生产力的巨变（从手工制糖到机器制糖的转换）及生产方式的近代化（股份制工厂或企业的出现）则一直推迟到20世纪40年代[113]。
四、余论
面对“外糖进、国糖退”的局面，无论是政府还是糖业界，均采取了一定的抗争措施，但是碍于时局动荡及国力不济，政府的这些努力不仅是零敲碎打的，同时也带有投机取巧的成分，例如借古巴糖业势力来对抗日本糖业的侵逼[114]，而从未认真地去解决中国糖业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如蔗农贫困致使的甘蔗含糖分偏低、制糖方法因循守旧而导致的糖质不佳、捐税苛刻而带来的成本增加等问题。这就与日本政府大力扶植本国糖业发展、积极开拓亚洲糖品市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外，就糖业界本身而言，面对日糖商的大举抢占中国市场份额的开拓活动，中国糖业界却依旧是一盘散沙的局面，既未组织起强大的攻守行业联盟，提出针对性的反击措施，同日糖商进行抗争；也并未积极着手从事糖业技术革新，组建新式机制糖厂，从技术手段上弥补自身的不足，以期保住国糖市场份额。此一阶段的中国糖业界保守、迟钝的态度，与日糖商积极向外开拓的开放、敏锐性格，形成了较大的反差，颇值得深思。
具体而言，日本糖商和其丝商、茶商等其他商人一样[115]，积极关注外部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营销策略。在中国乃至东亚糖品市场上，相对于爪哇糖及英属香港糖而言，日糖起步较晚，然而，它却在较短时间内占据重要地位，并改变中国乃至东亚糖品市场上的竞争格局。日糖成功的背后，既有日本政府对糖业发展的扶植因素，也归功于日本糖业界不断向外拓展的进取精神。20世纪初，欧洲甜菜糖业兴起，日本随行仿植，在北海道、朝鲜、中国东北开发甜菜制糖，力图摆脱对单一原料糖的依赖。一战期间，欧洲各主要甜菜制糖国均忙于战争，无暇顾及东亚及中国市场，日糖商则趁机大举开拓中国及东亚糖品市场。战后欧洲甜菜制糖恢复，世界糖价经历了先涨后落的过程，日糖商积极整顿糖业，借助糖业统一、制糖托拉斯来应对糖业危机。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糖业再次出现了较大危机，日糖商借助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机遇而大力拓展满洲市场。因此，在探讨中国糖业衰败之外糖侵逼原因时，如果我们仅从外糖输入数量角度来分析，势必仅能获得一个较为“生硬”的计量结果，而如果能从经济人活动视角去考察，势必将得到一些动态的，较具人性化的理解。同时，从日糖在中国市场上开拓及竞争角度切入中国糖业发展演变问题，具体分析外糖在中国市场上的开拓及中外糖品之间的竞争活动，又可以从外部视角来丰富近代中国糖业发展演变的历史图景，并加深我们对该问题的认识。
另外，手工行业的近代转型问题，也即国民经济的工业化问题或近代化问题，是任何一个从手工业史研究或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均无法回避的问题，它历久而弥新，因为它本身透着对历史及现实的强烈关怀。手工制糖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处在转型过程中，然而，之后，日本同行及其他外糖的竞争下，中国糖业的市场份额被侵夺，自身发展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使本应经历着更深层次转型的中国糖业，出现了发展停滞现象；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糖业并未形成手工制糖与机器制糖并存的局面，这虽然是手工业发展不平衡的常态，但却值得我们在研究近代糖业史及手工业史时特别加以留意。
注释：
* 本文得到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与边疆地区青年项目 “抗战时期大后方糖业统制研究” （批准号12XJC770010）资助。感谢编辑部的老师们及匿名审稿专家给予的中肯建议，这对本文的完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然文责自负。
[①] 1880年，在大阪举行棉糖竞赛会上，明治政府追赏了已故的植蔗、制糖创始者直川智。直川智在庆长年间（1596-1615年）去琉球途中遭遇台风漂流到福建，随后在闽滞留一年，学得黑糖（红糖）制造技术，并将其传入日本，自此开启了前近代日本引进中国制糖技术的快速发展时代。宽文二年（1662），政府派使节到福州学习白糖、冰糖制造技术。延享年间（1744-47年），政府派人购回《天工开物》，并从中国府志及县志收集制糖资料，另外，还从来长崎的中国商人李大衡、游龙顺那里学习制糖法。宝历年间（1751-63年），又从在长崎的清人学习白糖制造法。社団法人糖業協会：《近代日本糖業史》上巻，勁草書房，1997年，第10-15頁。明治初期，日本在砂糖业中的使用三辊立式压蔗器、品字形唐人竈、讃岐式分蜜法，与近代中国砂糖制造技术相比有传承也有改进，但是二者的差距并不大。植村正治：《日本製糖技術史1700－1900》,清文堂，1998年。岡部史：《日本の砂糖のふるさと—中国·福建省》，《季刊糖業資報》第182期，2009年第7-12頁。
[②] 社団法人糖業協会：《近代日本糖業史》上巻，勁草書房，1997年版。植村正治：《日本製糖技術史1700－1900》,清文堂，1998年版。落合 功：《近世における砂糖貿易の展開と砂糖国産化》，《修道商学》，第42卷，第1号，2001年3月。鬼頭 宏：《日本における甘味社会の成立-前近代の砂糖供給》，《上智経済論集》，2006年。松浦 章：《江戸時代唐船による砂糖と国内消費の展開》，《東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第3号，2010年3月。（荷）陈绍刚：《十七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糖业及对外蔗糖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范毅军：《广东韩梅流域的糖业经济（1861-193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辑刊》第12期，1983年8月。季羡林：《糖史》上下冊，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周正庆：《中国糖业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研究——16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③] 如范毅军认为韩梅地区的糖业于清末民初递嬗之际，呈陷落疲态，到抗战前夕更濒于瓦解境地，参见氏著：《广东韩梅流域的糖业经济》，《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2期，1983年8月，第127-161页。胡刚认为20世纪初闽南蔗糖业呈现出出口糖品数量锐减、手工制糖技术滞后，机器制糖发展缓慢等明显的衰退现象，参见氏著：《20世纪初闽南蔗糖业的衰落及其原因探析》，《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2期，第95-103页。冷东认为广东潮汕地区砂糖业衰落的原因有三：种植及制造技术的落后、落后的生产关系及洋糖的打击。参见氏著：《潮汕地区的制糖业》，《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第74-80页。张兆金认为赣南糖业在洋糖的冲击下，自身劣势全部暴露，如糖品质量低劣、制糖技术落后，因此，不仅失去外部市场，而且本地市场也遭到洋糖蚕食。参见氏著：《清末民国时期洋糖冲击与赣南糖业应对措施分析》，《南昌高专学报》，2010年第3期，第15-17页。
[④] 出口增加（1870-1893年）、由纯出口国转为纯输入国（1893-1895年）、外国机制糖的持续增加（1900-1930年）及机制糖与手工糖并存的双重国内砂糖市场（1900-1930年）。丹尼尔斯（Christian Daniels）：《中国砂糖の国際的位置 : 清末における在来砂糖市場について》，《社會經濟史學》50（4），1985年1月20日，第411-444, 532-530頁。
[⑤] 范毅军：《广东韩梅流域的糖业经济》，《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2期，1983年8月，第127-161页。冷东：《潮汕地区的制糖业》，《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第74-80页。
[⑥] 刘志英：《论近代沱江流域的制糖工业》四川大学未刊硕士论文，1992年。陈栋梁、李明生：《内江糖业史》，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陈初尧、袁幼菊：《四川土法制糖工艺》，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58年版。
[⑦] 陈祥云：《近代四川商品农业的经营：以甘蔗市场为例》，《辅仁历史学报》第9期，1998年6月；《蔗糖经济与城市发展：以四川内江为中心的研究（1860-1949）》，《国史馆学术集刊》（台湾），第2期，2002年12月；《蔗糖经济与地域社会：四川糖帮的研究1929-1949》，《辅仁历史学报》（台湾），第21期2008年12月。
[⑧] 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版。
[⑨] 何思瞇：《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1941-1945》，台湾：国史馆印行1997年版。胡丽美：《抗战以来四川内江的蔗糖纠纷》四川师范大学未刊硕士论文，2006年。
[⑩] 季羡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周正庆：《中国糖业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研究——十六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Sucheta Mazumder, 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 Peasants,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Market.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 Asia Center,1998.
[11] 习五一认为在1895-1931年间，台湾、日本、大陆之间的食糖贸易，是以日本为主导的三角贸易，即由台湾供应原料，日本本土将其制成精糖，销往中国大陆，参见氏著：《1895-1931年台湾食糖贸易研究——台湾、日本、大陆三角贸易考察》，（《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一文。这一观点强调了日本以台湾糖业为基础、以中国大陆为市场发展本国糖业的经营理念，不过，这一三角贸易仅是这一时期日本糖业对外贸易体系中的一个部分，而完整的贸易体系还应包括日本在台湾投资设厂的资本输出及进口爪哇廉价原料糖在本土改制精糖两个部分的内容。
[12] 南洋是明、清时期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概念，包括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也包括中南半岛沿海、马来半岛等地。日本南洋委任统治岛屿是指1919日本依据国联盟约第22条受委统治之太平洋各岛。
[13] 《近代日本糖業史》上巻（社団法人糖業協会，勁草書房，1997年版），《日本製糖技術史1700－1900》（植村正治，清文堂，1998年版），《台糖90年通史》（台糖株式会社，株式会社日経事業出版社，1990年版）等著作对台湾糖业的发展历史及制糖技术均有介绍，本文仅大略地描述日本对台湾糖业的扶持情况及日本糖业以此为基础的发展。
[14] 木村増太郎：《日本の糖業》，台湾日日新報社発行1911年版，第404頁。
[15] 白涛：《日本之糖业》，《商业月报》，1936年第16卷，第1号，1936.1.31，第1页。
[16] 木村増太郎：《日本の糖業》，第405頁。
[17] 另外，日本政府也在鼓励甜菜种植、试种芦粟、组织成立棉糖共进会、移植清国蔗种等方面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参见社団法人糖業協会：《近代日本糖業史》上巻（勁草書房，1997年版）一书。
[18] 卢守耕：《台湾之糖业及其研究》，《台湾之糖》（台湾银行金融研究室编），台湾新生报股份有限公司1949年版，第2页。
[19] 一补助开垦费兼免诸税；二供给爪哇之蔗苗；三供给农民之改良农具；四派技师指示栽培法；五补助栽培甘蔗之肥料；六蔗园灌溉及排水费糖务局担任之；七供给低利之资金；八补助机器代价之一部分；九谋交通上之便利；十减轻运输之运费；十一对于经营原料糖者无论盈亏给奖励金；十二设立技术讲习所；十三设植蔗奖赏农民法条例。马席珍：《关于糖业之调查》，《中国与南洋》第1期，“调查”，第3页，1918年3月。
[20] 参见1945年7月由中国制糖技术学会刊行的《制糖》第1期，第83-99页。
[21] 白涛：《日本之糖业》，《商业月报》，第1页。
[22] 糖（又称为砂糖）的品类较多，从原料成分上来看，可分为甜菜糖和蔗糖；从品质上而言，可分为白糖、红糖（又称赤糖、黄糖）、冰糖、桔糖。以蔗糖为例，对各种糖类的生成加以简要说明，甘蔗压榨后出蔗汁，蔗汁经过熬煮而成糖清（红糖），手工作坊是把糖清上漏，上压塘泥，经过月余而成白糖（漏钵上层）、桔糖（漏钵下层）及糖蜜（又称漏水，是从漏钵中渗出的水）；机器制糖厂则在几分钟内直接把糖清转化为白糖，这种白糖也称为机制白糖，也即精糖，是白糖中品质、精度最高的一种；冰糖则是把白糖经过再次溶化、熬煮而成的。
[23] 习五一认为1916-1931年为日制精糖倾销大陆的发展时期，从《1895-1931年台湾食糖贸易研究》一文的论述来看，其主要依据是1916-1917年台糖大丰收，1916年日本输入中国市场的糖品数量为139.9万担，不过从本文的分析来看，1913年、1914年、1915年三年的数字与1916年不差上下，因此，我们对这一分法持有异议。
[24] 《支那における内外糖の角逐（上·中·下）》，《満州日日新聞》1915年11月12日，神户大学新聞記事文庫，製糖業（03-071）。该组数字与東亞同文会：《中国省别全誌》一卷，“広東”（南天書局，1988年版第881頁）所载日糖在1913-1915年输入中国的数量分别为1 569 391担、1 345 485担、1 000 796担，相差无几，这些数字较为可信。本文引用的日文报纸均来自神户大学新闻记事文库，以下引文均不再赘述。
[25] 自古，北部中国所需砂糖皆由福建、广东及台湾三地供应，天津港为其集散市场；近代以来，外国商品贸易兴盛，爪哇精制原糖及香港糖进入中国北部市场。在天津港的外糖经办商主要为英国的太古及怡和，日本的三井及大仓。1905年前，外糖市场为太古及怡和所垄断。
[26]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中国経済全書》，第8輯，東亞同文会1908年版，第460頁。
[27] 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支那の糖業》，海外調查第11號，盛文社1922年版，第123頁。
[28] 汉口是继上海、天津之外的又一个重要的糖品集散地，它不仅是外糖销往中国腹地的转口市场，而且也近代中国重要产糖地四川的桔糖外销两湖地区的集散市场。
[29]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中国経済全書》，第8輯，第489-490頁。
[30] 《漢口輸入日本砂糖ト外國砂糖商況》，《通商彙纂》，第50号商業，1906年7月23日第5頁。《領事報告資料》マイクロMF12859-45-35。
[31] 《漢口輸入日本砂糖ト外國砂糖商況》，第5頁。
[32] 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支那の糖業》，海外調查第11號，盛文社1922年版，第180頁。
[33] 《支那の砂糖競争（上·下）》，《時事新報》，1913.2.27-1913.2.28，（01-105）。
[34] 《支那の砂糖競争（上·下）》，《時事新報》。另据《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49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93页。）第二节货物花色专款，第一款通商各关洋货迳运进口除转运出洋外花色总数，“杂货类”记载1909年进口赤糖（红糖）1 896 708担、白糖1 175 917担、车白糖（精糖）2 172 498担、冰糖233 046担、甘蔗99 617担。所记载的车白糖（精糖）数量与《時事新報》所载1909年中国输入精糖总额为217.6万担相差3千多担，属于误差范围之内，因此，可以认为该报所载可信。
[35] 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支那の糖業》，海外調查第11號，盛文社1922年版，第126頁。
[36] 《支那における内外糖の角逐（上·中·下）》，《満州日日新聞》，1915.11.12-1915.11.14，（03-071）。
[37] 《[欧洲]戦乱と糖価》，《大阪朝日新聞》，1914.9.11，（02-116）。
[38] 在中国市场上，与日本糖商竞争的香港糖商太古、怡和两洋行，因战争食粮禁运政策，一时间供给中国市场的糖品很少，而日本糖业界则全部活动起来。《欧州戦乱と世界糖業（一·十一）》，《大阪朝日新聞》，1915.7.23-1915.8.5，（03-053）。
[39] 《[世界]砂糖需給変遷（一·二）》，《東京朝日新聞》，1916.4.3-1916.4.4，（04-006）。
[40] 《[欧洲]戦乱と砂糖：台湾糖業の一大福音》，《台湾日日新報》，1914.8.20，（02-111）。
[41] 《時局と製糖業（上·下） ：日本製糖社長 藤山雷太氏談》，《福岡日日新聞》，1914.11.29-1914.12.5，（03-003）。
[42] 《南満甜菜糖業（一·七）》，《台湾日日新報》，1916.11.21-1916.12.1，（04-038）。
[43] 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支那の糖業》，海外調查第11號，盛文社1922年版，第130頁。
[44] 《氷砂糖輸出有望》，《大阪朝日新聞》，1914.10.19，（02-121）
[45] 《天津ニ於ケル砂糖需給狀況》，《通商彙纂》，第26号商業，1912年11月5日第1頁。《領事報告資料》マイクロMF12887-73-63。
[46] 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支那の糖業》，海外調查第11號，盛文社1922年版，第124頁。
[47] 《糖業者の専横》，《報知新聞》，1917.9.29，（04-093）。
[48] 《製糖利益如何》，《台湾日日新報》，1916.2.24，（03-091）。
[49] 《糖価の暴騰》，《国民新聞》，1919.7.10，（06-070）。
[50] 《邦商の砂糖大転売》，《神戸新聞》，1920.5.23，（07-062）。
[51] 社団法人糖業協会：《近代日本糖業史》下巻，第99页。
[52] 《邦商の砂糖大転売》，《神戸新聞》，。
[53] 《糖界の全盛時代》，《台湾日日新報》，1919.7.16，（06-083）。
[54] 《悲観された台湾製糖業の欠点（上·下）》，《時事新報》，1923.4.24-1923.4.29，（09-153）。
[55] 篁処生：《糖価の将来悲観（上·下）：世界的供給過剰》，《台湾日日新報》，1921.3.19-1921.3.20，（08-007）。
[56] 《悲観された台湾製糖業の欠点（上·下），《時事新報》。
[57] 《糖業統一論（一·三）》，《台湾日日新報》，1921.3.25-1921.3.28，（08-013）
[58] 《糖界現下の諸問題（一·十）》，《大阪朝日新聞》，1918.1.25-1918.2.5，（05-002）。
[59] 《糖業統一論（一·三）》，《台湾日日新報》。
[60] 《砂糖解決》，《大阪朝日新聞》，1920.7.24，（07-081）。
[61] 《世界的砂糖の需給と我国の糖業政策（一·十）》，《大阪時事新報》，1922.7.21-1922.8.2，（09-010）。
[62] 《本邦糖業と消費地支那》，《時事新報》，1924.9.2（大正13），（11-001）。《近代上海日资工业史》（第二章各业发展状况）中简要地介绍了明华糖厂在上海建厂的始末。1921年安田董事来上海筹措建厂；1923年因关东大地震而停顿；1924年1月重新开工，工厂资本360万日元，职工110人，生产能力为每天150吨；1928年因抵制日货运动而停产；1929年恢复生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部停产；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一直处于停产状态。参见许金生：《近代上海日资工业史1884-1937》，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116页。
[63] 《玖瑪大統領発布の砂糖限産令全文：四百五十万噸以上の生産禁止》，《国民新聞》，1927.1.9，（11-168）。
[64] 《限産目的の国際砂糖会議》，《大阪朝日新聞》，1927.11.16，（11-266）
[65] 《砂糖の対支取引不活発》，《中外商業新報》，1927.12.18，（11-282）。
[66] 1928年5月，日本为了阻止南京国民政府的“二期北伐”，出兵山东，并制造了“济南惨案”；5日以后，上海学生等不断举行集会、示威、宣传；7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召集总商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妇女协会等21个团体代表举行会议，决定建立上海各界反对日军暴行委员会（一般称反日会）；9日，以市民代表大会推荐的形式，成立了由各界代表23人组成的反日会执行委员会，下设5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作为执行机构；常务委员会设立秘书处、财务委员会和设计委员会，秘书处内设立宣传委员会、经济绝交委员会、国货提倡委员会及外交后援会。
[67] 《上海砂糖市場の危機》，《台湾日日新報》，1928.7.31，（12-052）。
[68] 《販路争奪防止の砂糖トラスト計画》，《大阪朝日新聞》，1926.9.26，（11-150）。
[69] 《支那市場に香港糖飛躍計画：日本糖との競争が激しかろう》，《中外商業新報》，1928.3.1，（12-017）。
[70] 《ジャバ糖の窮状：米国保護政策の打撃》，《神戸新聞》，1930.8.29，（12-131）。
[71] 《英国に於ける上半期の砂糖統計》，《台湾日日新報》，1930.8.28，（12-137）。
[72] 《砂糖の世界的減産協定》，《時事新報》，1930.7.12，（12-125）。
[73] 《過剰糖百八十万担の処分と植付制限案》，《台湾日日新報》，1930.9.16，（12-138）。
[74] 《義務輸出で過剰糖を処分》，《大阪朝日新聞》，1931.6.14，（13-042）。
[75] 《国際砂糖減産協定遂に不成立》，《大阪時事新報》，1930.12.18，（12-162）。
[76] 《世界的暴落に追付かぬ糖業整理》，《中外商業新報》，1930.12.17-1930.12.18，（12-161）。
[77] 《ロシア砂糖が東洋市場を攪乱》，《中外商業新報》，1931.2.4，（12-166）。
[78] 《東洋市場へ露国糖の進出：内地著換算十八円十五銭何れは日本白糖へも脅威》，《台湾日日新報》，1931.1.23（昭和6），（12-176）。
[79] 《輸出国でない不参加が適当だ》，《神戸又新日報》，1933.7.16，（14-035）。
[80] 《国際砂糖協定に日本を引込む》，《大阪朝日新聞》，1931.1.20，（12-174）。另据《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10册（第337-347页），1931年贸易总册，“进口货物类编” 记载，该年中国从日本、台湾、朝鲜进口糖类的数量分别为红糖3 846担、164 037担、8担；白糖173 103担、3 911担、19 093担；精糖2 385 095担、43 346担、243 148担；白方糖（块糖）11 882担、11担；冰糖26 502担、445担；未列名糖193担、195担、422担；糖浆3 074担、126 096担。台湾及朝鲜为日本的殖民地，从该两地输出的糖品应算入日本输出糖品总数之中，一共是3 204 407担。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局严重影响了日本糖品输出，故可以把该年看作此一阶段的最低值。该数据与《大阪朝日新聞》所载数据相匹配，因此，可以认为该报所刊数据符合实际情况。
[81] 《日糖の大阪工場は近く閉鎖か》，《大阪毎日新聞》，1932.1.31，（13-100）。
[82] 《天津の日本糖脅威》，《神戸新聞》，1932.1.24，（13-099）。
[83] 石川生：《輝く将来を有つ台湾の糖業：満洲国とも密接な関係》，《国民新聞》，1932.3.29，（13-130）。
[84] 《本年中に二百万ピコル：引き続き旺盛を極む砂糖の対満輸出》，《大阪毎日新聞》，1932.3.15，（13-124）。
[85] 《製糖業と醸造業》，《大阪朝日新聞》，1932.4.15，（13-134）。
[86] 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近代面粉工业》，中华书局1987年版；林刚：《1927-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17-33页。
[87] 《袁文钦关于振兴全国糖业意见书》，《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3辑，“北洋政府工商政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272页。
[88] 東亞同文会：《中国省别全誌》一卷，“広東”，南天書局1988年版，第879頁。
[89] 《間島、天津、漢口、汕頭ニ於ケル砂糖》，《通商彙纂》，第38号商業，1910年5月6日，第10頁。《領事報告資料》マイクロMF12875-61-51。
[90] 张研、孙燕京：《民国史料丛刊》（654，经济·商贸），《今世中国贸易通志》（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
[91] “盖日本糖业受关税之保护，在其国内之地位极为安全，可以自由伸缩，挹彼注此，以资补救，不但此也，政府奖励输出，又有戾税制度，足以减轻其成本，而香港糖则专以我国为唯一之顾客，毫无其他保障，不能行‘加迭尔’之策。”张研、孙燕京：《民国史料丛刊》（654，经济·商贸），《今世中国贸易通志》（二），第194页。
[92] 张研、孙燕京：《民国史料丛刊》（654，经济·商贸），《今世中国贸易通志》（二），，第194页。
[93] 《支那の砂糖と日本（上·中·下）》，《東京朝日新聞》，1921.5.18-1921.5.20，（08-039）。另据《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92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113页），1922年进口之洋货计值关平银净数一节，载该年进口糖品净数分别为：赤糖（红糖）1,790,256担、白糖1,693,340担、车白糖（精糖）3,898,474担、冰糖282,739担、甘蔗171,100担，一共是7,835,909担。《東京朝日新聞》刊载1922年中国糖品年度外糖消费额大概为600-700万担，鉴于该报用了“大概”二字，因此，可以认为这与实际情况是基本相符的。
[94] 《世界的砂糖の需給と我国の糖業政策（一·十）》，《大阪時事新報》，1922.7.21-1922.8.2，（09-010）。
[95] 日本大里糖及大阪精糖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且市况良好。《長沙ニ於ケル綿絲砂糖最近商況》，《通商彙纂》，第9号商業，1908年1月6日第21頁。《領事報告資料》マイクロMF12865-51-41。
[96] 《奉天及遼陽ニ於ケル砂糖》，《通商彙纂》，第35号商業，1910年5月2日第25頁。《領事報告資料》マイクロMF12874-60-50。
[97] 新民：新民县之名源于清初（后金）的新民屯，1902年升为新民府，1993年6月14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新民县，设立新民市（县级）。
[98] 《間島、天津、漢口、汕頭ニ於ケル砂糖》，《通商彙纂》，第38号商業，1910年5月6日第10頁。
[99] 民国《厦门市志》，卷17，实业志，厦门市修志局纂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89页。
[100] 汕糖的国内市场以北方牛庄、天津、芝罘和长江流域之上海、镇江和汉口为主，国外市场开埠初期以日本最为重要，其后逐渐开拓英国和美国的市场，从1870年起，香港又成为进口汕头糖最多的地区。二十世纪初在外国糖占领中国市场前，汕头糖类的出口量一直高居中国各通商口岸出口量的首位。范毅军：《广东韩梅流域的糖业经济（1861-1931）》。
[101] 范毅军：《广东韩梅流域的糖业经济（1861-1931）》。
[102] 陈炽：《续国富策》，卷一，《种蔗制糖说》，第32页。
[103] 陈伯陶等：宣统《东莞县志》，卷一五，第13页。
[104] 《光绪三十一年汕头口华洋贸易情形略论》，《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78页。
[105] 《支那が各国から砂糖密輸入》，《中外商業新報》，1934.5.19，（14-148）。
[106] 《中国糖产协会告日本糖业界》，《国货月刊》第3卷第11期，1937.5.15日，第75页。
[107]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年，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80-81页。
[108] 杨寿标：《四川蔗糖产销调查》，第一章，中国农民银行经济研究处印行，1940年版，第3页。
[109] 《南満制糖近状》，《満州日日新闻》，1919.9.5，（06-120）。
[110] 四川省甘蔗试验场：《四川省甘蔗试验场1937年度工作报告》，第一章四川蔗糖业概述，1938年8月版，第43-46页。
[111] 徐建明：《中国糖业概况及建设计划（1944年3月）》，重庆市档案馆，第27页。
[112] 如甘蔗种植区向蔗糖经济区的转变、手工工场性质的制糖组织普遍存在、在手工制糖业中形成了以雇佣关系为主的生产关系等等情况的出现。参见赵国壮：《从日本调查资料所见清末民初中国砂糖业——以<中国省别全志>及<领事报告资料>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
[113] 1940年左右，在政府扶植下，在四川沱江流域成立了一批采用机器与人工相结合的半机械化制糖厂，其中最重要有华农糖厂、中国联合炼糖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华原糖厂等。
[114] 1931年，中国政府拟成立巴中合资的中华国际砂糖公司，首先在上海设立精糖工厂，并渐次在汉口、广东、天津、奉天等地设立工场，计划独占中国市场。《キューバ糖の支那進出具体化》，中外商業新報 1931.6.3（昭和6），（13-037）。
[115] 日本丝商到20世纪初已经开展蚕丝的直接出口业务，最后终于把外国商行从本国该业务中排挤出去；中国丝商跟他们的日本对手不同，仍然保持着外国商行和缫丝厂及内地供应者之间的中介人的地位；尽管这一地位使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大发其财，但是归根结底，这使他们跟他们的日本竞争者相比，处于极不利的地位，而日商直接推销商品的技术使他们对国外不断变化的爱好风尚极为敏感。参见Lillian M. Li. China`s Silk Trade: Traditional Industry In The Modern World. Harvard University,1981.（美）李细珠著，徐秀丽译：《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