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大清河南系的变迁研究
——兼谈与白洋淀湖群的演变关系
【内容提要】海河水系以“清”为名的大清河其实只是相对于位居其南、其北著名浊流滹沱河与永定河而言的“清”河。历史时期，随着上游水土流失的日益加剧，大清河南系各河含沙量不断增高，干流段决徙逐渐频繁。本文利用历史文献，对先秦以来在自然与人类活动共同影响下的大清河南系的变迁进行了探讨，揭示和总结了两千余年来水系格局变动的基本过程及主要特点。大清河南系又是白洋淀湖群地表径流补给最大的水源，上述研究结论还将是理解和分析这一著名湖群演变不可忽视的重要基础。
【关 键 词】历史时期；大清河南系；水系变迁；白洋淀湖群；河湖关系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明代以来海河水系变迁与河、湖关系及其人文驱动因素的研究”（40801073）；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行政干预背景下的水资源配置及其社会影响——以海河流域为中心的实证探索”（WE1023001）。
【作者简介】石超艺（1976—），女，湖南涟源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访问学者，博士。主要从事水资源与水环境方面的研究。
大清河属海河水系五大支流之一，位于永定河系以南、子牙河系以北，由于处在著名浊流永定河与滹沱河之间，河水相对较清，故日“清河”。[1]其实大清河的“清”只是相对于永定河与滹沱河而言的，事实上，现京广铁路线以西的支流多为沙质河床，纵坡较陡，河道宽浅多沙，加上南北浊流永定河与滹沱河经常干涉，再叠加人类活动的频繁影响，历史上，大清河干流及其上游的诸多支流常有变动，而河道的变迁又对中下游著名的白洋淀一文安洼湖淀群的演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因此改变了整个海河流域的水环境。然而，对于大清河水系变迁这一研究主题，迄今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有老一辈名家学者，如谭其骧[2]、张修桂[3]、邹逸麟[4]等，对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华北大平原湖沼的变迁做过一些框架性的研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成果还有待深究和细化。
本文利用我国古代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研究这一主题，所涉资料范围包括正史、方志、一统志、舆地图、档案、实录、丛书与文集等。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和判断分析后发现，有关这一主题的史料明代以前相对稀少而简单，明代以后则相对丰富和具体。当然这也是我国史料的一般存世特点，而且同时发现，大清河南系的格局与河道变迁的特征也是在明代初年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元末明初则是一个过渡时期，因此文章以明代为界，分为前后两大时段进行阐述。同时，由于史载缺详，为便于把握河流的演变特征，并有利于揭示流域内河湖间的相互关系，本文还先对水系变迁的流路按其方位做了大致的界定。
一、大清河上游支流界分
“大清河者，总集七十二清河之委，而汇入两淀者也”[5]。当然，这里的“七十二”并非实数，而是指清河由众多支流组成。从今天的水系组成来看，大清河由发源于恒山南麓、太行山东麓的河流呈辐聚扇形汇集而成（图1），支流繁多，且大都源短流急，河长在10公里以上的就有99条。人们为便于认识，将其界分为不同的分支，但因水系格局常有变动，不同历史时期界分的结果并不相同。
光绪《畿辅通志》把大清河自南而北分为白沟河、长流河、依城河与猪龙河四支：
“若龙泉、琉璃、胡良等河，即《水经》之圣水，合拒马河，即涞水，又合北、中二易水，为北支，总其委者，曰白沟河。若雹河，即南易水，合毖浑等水，为别支，总其委者，曰长流河。若唐河，即《水经》之滱水，合恒、雹、徐、蒲等河，为中支，总其委者，曰依城河。若沙河，即古添水，合滋河，即《水经·汾水篇》之资承水，是为南支，总其委者，曰猪龙河。”[6]
以上四支，除白沟河与潴（猪）龙河外，长流河与依城河的河名已很少或不再使用。
今人按河流汇集情况，将大清河分为南、北、中三系或南、北两系。三系的分法将白沟河与南拒马河及其上游归为北系；潴龙河及其上游归为南系；南、北二系之间的唐河、漕河、萍河、瀑河、府河、清水河、孝义河等以白洋淀为归宿的短小河流为中系。近年来，人们又按河流的汇流地简分为南、北两系，将汇入东淀的支流归为北系，汇入西淀的支流归为南系（以雄县张青口为界，以东为东淀，以西为西淀），这种划法其实也就是将原来的大清河中系统统归于南系。
本研究也将历史时期的大清河分为南、北、中三系，但与当代的三分法显著不同的是：唐河被划入南系，而非中系。因为本文研究的时问范畴包括先秦以来的历史时期，因此对水系的界分也应放眼历史长河，以尊重史实为标准。历史时期，唐河长期属于南系（具体论证，详见下文），清嘉庆年间方从定县北徙入望都、清苑进入中系，且唐河源远流长，有些史书上甚至将其视为大清河的正源，因此厘清唐河的所属非常重要。因此，本研究将白沟河与南拒马河及其上游归为北系；将唐河及其以南的沙河、磁河、潴龙河等河流归为南系；界于南、北二系之间的其余各河归人中系。
本文专门对历史时期大清河南系的变迁进行研究。之所以把研究范围框定在南系，不仅是因为它在大清河全系中所占流域面积最大，更因为它在历史时期变动频繁，又是白洋淀湖群最大的地表水源，而河流的徙离与汇人对以地表径流补给为主要水源的湖淀群的演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大清河南系的河名梳理与流路界分
1．河名的梳理
了解河流名称的变化是把握河道变迁的首要前提。历史时期，组成大清河南系的唐、沙、磁、潴龙等各大河流名称变化多端，弄清楚名称的变化过程，是研究水系变迁的重要基础。因此，很有必要先对古河名的变动详细做一番梳理。笔者将相关史料抄列成表，然后进行一一考订，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时期的河名进行判断，基本情况如下（限于篇幅，具体史料不一一列出）。
唐河古称滱水，《山海经》即见滱水之名[7]，《周礼》则称其为沤夷之水[8]，因流迳唐县，又称唐河。元明以前以称滱水为常，元明以后唐河与滱水互相通称，但较少用滱水之名。清末逐渐视滱水为古河，至于当代，滱水之名已经不用。沙河古称泒水或泒河（或派河、派水，写法不一，应为笔误）。泒水称沙河至迟不晚于唐代[9]，元明以后，更以称沙河或沙水为常，这应该是河流含沙量不断增长之故。清代以后，基本上就只用沙河或大沙河之名了。磁河也称滋河，有些文献中，磁、滋常常混用。磁河处于大清河南系最南端，常常南涉滹沱河而脱离大清河水系。
元代以后，唐（滱）、沙、磁三河以合流为常，因滱水（唐河）水量最大，故被视为正源，下游干流段常称滱水。明代以后，随着太行山区植被不断被破坏，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河道也越来越不稳定，决徙相当频繁，人们根据河道改徙或流经的地点，或所袭夺河流的名称，予以重新命名或更名，因此河名在不同时期很不一致，加之同一时期不同河段称法也有不同，致使河名极为混乱，分别有滱水、滱河、唐河、高河、高阳河、潴龙河、沙河、磁河、杨村河、布里河、马家河、洋河等不下十余种。
2．流路界定
唐、沙、磁河流域面积宽广，历史上，随着水土流失的日益严重，夏秋雨水季节，三河汇流，决口改道逐渐频繁起来。尤其是明清时期，迁徙无常，摇摆莫定，留下了广泛的泛滥空间，今古洋河、小白河、孝义河等都是河流迁徙改道后留下的印迹。正如胡渭所言“今舆地言之浑源、灵丘、广昌、曲阳、唐县、定州、庆都、祁州、博野、蠡县、高阳、安州、新安、任丘、文安诸州县界中皆古漉水所行也”[10]。但受地形的控制，河流总是朝北或是朝东北方向流动。
由于史载缺详，无法对历次河道变迁进行准确的定位，为便于研究，本文在对相关史载进行考证的基础上，按河道变迁的特点，以河流是否流向白洋淀湖淀群方向为依据，将其界分为北路与东北路两条大致的路径：以由蠡县、高阳入安州、新安，经白洋淀湖群方向，再东流人海的路径，归为北路；以经蠡县、肃宁、河间入任邱、文安，再东行人海的路径，归为东北路（图2）。这样的流路界分，有利于分析和总结河流的演变规律，并有利于揭示河流与其下游湖泊湿地的对应关系。
三、明代以前大清河南系的变迁过程
1.先秦至东汉：脱离古黄河后行东北流
关于滱水与滋河的记载，最早可见于先秦史料《山海经》：“又北三百里目高是之山，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摩沱，其木多樱，其草多条，滱水出焉，东流注于河”[11]。滱水既东流入河（即《山经》河），其南部的周围其余河道，包括泒水（即沙河）、滋水（即磁河）、虖沱（即滹沱河）在内，注于古黄河很容易就可想见。
战国中期以后，《山经》河断流，黄河下游全归《汉志》河人海，海河水系开始形成，大清河水系就是其中之一。滱水与泒水等也脱离了古黄河，各依《山经》河所播九河之一，分别流至文安后才合流人海。[12]当时、泒水汇集了众多水流，还因此成为海河水系的干流河名。《水经·沽河篇》有明确记载：“清、淇、漳、洹、滱、易、涞、濡、沽、滹沱，同归于海。故《经》日派河尾也”[13]。直到东汉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为北征三郡乌丸，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虏渠[14]，这一河段就是今天南运河青县至天津段[15]。平虏渠开通后，清河汇集今南运河水系、滏阳河水系、滹沱河水系在天津与沽河汇合，成为水量最大的河流，泒河的干流地位才被清河所取代。
2．《水经注》时期至宋代初年：滱水主行东北路由文安入易水
对于滱水的记载，东汉以后，最详细的莫过于《水经注》。但今本《水经注》第11卷里记漉水却在“易水篇”与“滱水篇”中，前后出现了明显的矛盾。
据“易水篇”的记载，滱水行北路，在今安新县城东注入易水，原文如下：
“易水迳范阳县故城北（范阳故城在今易县东南六十五里）……又东迳容城县故城南（在今容城县西北）…易水又东，埿水注之。水上承二陂于容城县东南，谓之大埿淀、小埿淀，其水南流注易水，谓之埿洞口。水侧有浑埿城（今安新县城），易水迳其南，东合滱水…”。
然而在同一卷的“滱水篇”中却记滱水行东北路，经今任丘县陵城镇东北注入易水，原文如此：
“滱水…东北经蠡吾县故城南（今博野县西南）…又东北迳博陵县故城南（今河北蠡县南）…又东北迳候世县故城南，又东北迳陵阳亭东（候世县故城与陵阳亭皆无可考证）…又东北迳依城北（今安新县安州镇），世谓之依城河…又东北迳阿陵县故城东（今任丘县东北陵城镇）…东北至长城（今文安县界）注于易水者也”。[16]
清人杨守敬《水经注疏》认为漉水人易处应当依照“易水”篇里的记载，即当时应在今新安县城南注入易水，但给出的理由却很单薄，在“易水篇”中杨守敬《水经注疏》文：
“《滱水》篇，浣水东北迳河（应为‘阿’字）陵后，始入易水，在今任邱县东北。此（指易水篇）云易水合滱水，在迳浑埿城之后，易京（在今雄县西北）之前，则在今任邱县西北，不合，当以此篇为是”。[17]
今人一般认同杨氏观点，据笔者查阅，现代文献中描述公元六世纪前后滱水流路的文献基本上皆从北路（图3①）。但笔者认为，滱水入易处应遵循《水经注》“滱水”篇所载，而非“易水”篇，即滱水当时应行东北路（图3②），在任丘县陵城镇东北燕代古长城处注入易水：理由如下：
首先从基本常识上讲，“滱水篇”既然专门记漉水，所述的情况自然比在其余篇章中更为具体和准确，后世史料，如《禹贡锥指》《五礼通考》等记《水经注》时期的漉水沿引的也是“滱水”篇而非“易水”篇中的记载。当然，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其次，从笔者能查阅到的距公元六世纪最近的相关记载来看，唐代开元年间曾筑唐河堤， “在肃宁县南二十里，开元中（713—741年）刺史姜师筑，自蠡县东至韩邨（今肃宁东南二十里有韩村，疑即此）张王口，迥曲五十里，口岸共十八处”[18]，可见唐代唐河（即滱水）在此处东行，而非北流。再者，清人胡渭《禹贡锥指》中认为，直到宋代初年滱水流路仍以《水经注》时期流路为常，宋咸平中（998—1003年）为限辽兵兴塘泺才发生变化，云：“自咸平中何承矩兴塘泺以限契丹戎马之足，于是始引水归北，而文安之渎遂空。”[19]也就是说，宋咸平以前，原滱水流路不行北路，而应该行东北路。此外，现代已有文献所认为的流路（图3①），从自然地势来看，也显然不如东北流向顺畅。综合以上几点理由，笔者判断，《水经注》时代滱水应行东北路，在文安县境内入易水（图3②）。
但笔者同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易水篇”里的记载有误，成书于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的《太平寰宇记》里记任丘县西有滱水故渎[20]，又记“南易水在（容城）县南流入瀛州高阳县界与滱水合流”[21]，因此极有可能当时有漶水的一条古道或是支流行北路由今安新县境内注入易水。对于杨守敬之所以会误以为滱水流路应遵“易水篇”，笔者也在这里大胆的猜测，这大概是因为《水经注》“滱水篇”的记载也的确存在问题：“又东北迳候世县故城南，又东北迳陵阳亭东…又东北迳依城北，世谓之依城河…”此段话放在这里，的确令人费解。利用自然地理的基本知识就知道，河流既然从蠡县南东北流经安新县安州镇北，就不可能再“东北流”经任丘县陵城镇（而只可能是“东南流”），更不可能东南流经故阿陵县故城东后，又折而东北注于易水。因此笔者认为今本《水经注》“漉水篇”里的记载可能存在讹误，或是错简亦未可知。
综合上述，《水经注》记载的滱水流路应能代表整个汉唐时期的基本情况。
至于沙河与滋河，因史载少缺，难以考证。但既然漉水行东北路，沙河与滋河绝不可能往北流汇入今白洋淀地区。《水经注》原有“、狐水”和“滋水”篇，可惜已经亡佚，无可考证。清人赵一清补注《滋水》，谓自《山海经》至《水经注》时代滋水皆南入滹沱河。[22]
3．北宋：经人工引导北流入塘泺带
宋咸平（998—1003年）中，为兴塘泺、限辽兵，“凡并边诸河，若滹沱、葫芦、永济等河，皆汇于塘”[23]。滱水、泒水和滋水概莫能外，全部改流，北人塘泺带。滹沱河也因此改为北流，加入了大清河水系，直到金代大安（1209—1211年）年间，才重又南徙脱离了大清河水系。[24]
塘泺带在起初着实在抵御辽骑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北宋末年，塘泺带逐渐淤高，宋室南渡后，对界河的重视慢慢淡化，塘泺带逐渐解体，滱水也从北流退出，正如《禹贡锥指》所载：“其后滱水仍自蠡县改流，经肃宁、河间、雄县、任丘以至文安，而不复北行”[25]。
关于沙、磁二河，史料记载太过简略，无法细究。如成书于南宋间的《舆地纪胜》只称沙河在祁州西南十里，东人易水；磁河则在州西南二十里，东流人海；滹沱河则在祁州危渡口[26]，但此时深州束鹿南三十里也有滹沱河[27]。综合这些史料记载，此时沙、磁河应早已脱离滹沱而北人大清河系，沙、磁合滱，或许始于北宋人工导水济塘泺，也完全有这可能。
4．宋末至元代：仍以东北流为主
元代滱水通漕运。万历《任丘县志》引《元志》载：“漕河：《元志》在任丘，上流铁灯竿河，自博野东流，即沙、唐、滋、青会为滱水者”[28]，可见元代唐、沙、滋河已经合流，且下游干流称漉水。嘉靖《河间府志》对元漕河的具体流路有详细介绍：“元漕河，《元志》在任丘，上流铁灯竿河，自博野东流至河间府，数支绕城而北，相合东流五十余里至市庄（今任丘南柿庄镇）分为二：一自市庄西北十五里流经任丘县分为二，绕城而北相合，东北流二十里至武盍淀（在任丘县东北三十五里[29]）；一至市庄东北流经东庄桥（今任丘东北东庄店）至武盍淀，二水又合至猫儿湾（即今大清河茅儿湾）与桑乾河合。”[30]乾隆《河间府志》与乾隆《任邱县志》也有类似记载，但称引《元史》而非《元志》。笔者查阅了《元史》与《元一统志》的存世部分，皆未见有记载，大概原文已经亡佚，但以上记载应为信史。
综上，滱水（唐河）与泒河（沙河）自战国中期脱离古黄河以来直到元代的漫长历史年代里，绝大部分时间是行东北路由肃宁、河间、任丘至文安，再东流入海。磁河虽在《水经注》时代以前常南泛滹沱河，但至迟在北宋时期必已东北流入大清河系。
元代以后，唐、沙、磁三河以合流为常，这一点在不少史料中有明确记载。河道的决徙也主要发生在三河合流后的下游干流段，因此下文对明代以后河道变迁的研究也是针对下游干流段进行分析。
四、明代以来南系的变迁过程
元朝定都北京，周边山区林木也因此遭遇了一次横扫，流域水土流失加重，河道决徙随之增多。进入明代后，伴随着水土流失的日渐严重，唐、沙、磁三河合流后的干流段有关决口改道的记载骤增。当然这一方面是缘于地方史志书籍的大幅增加，另一方面也确实是因为河流决徙日益频繁。河流的名称也因此开始变化多端，称法繁多，出现了高河、杨村河、猪（潴）龙河、布里河、马家河等新地名，漉水之名反倒不常用，后来干脆不用，成了古河名。
元代滱水的流路仍以东北流为主，但泛滥决徙开始逐渐变得频繁起来，而且出现逐渐往北路迁移的趋势。明洪武三年（1370年），河流已行北路。但是很快，河流又徙回东北路上。
1．洪武三年（1370年）至正德十二年（1517年）：决徙频繁。但仍以东北流为主
元末明初，河流行北路，经高阳县北流，因过高阳，河称高河。洪武三年（1370年），“高河决（高阳）旧城东（在今高阳县东旧城村），城陷…而高河淤，繇杨村，入河间”[31]。这一次河道决徙造成的破坏很大，迫使高阳县城改迁，从今旧城镇西迁至丰家口（即今县城址）。河流迁徙后改经杨村，高河也因此改称杨村河。此后，河流决口极为频繁。洪武十四年（1381年）杨村河决，“其后七十有余年，河凡二十余决，决辄坏民田庐，令辄促人徙为堤防之，辄复坏”[32]。
明代早期河道决徙虽然频繁，但总体来看，唐、沙、磁河，在今安国市境内三岔口（军诜村附近）合流后，仍然主行东北路。这一时期，相对稳定的河道是自蠡县东、高阳南溢入肃宁境，经河间西关东北行，经北关外至徐家口，再北流抵任丘东庄桥，由阿陵（即今陵城镇）东，达五官淀（即五盍淀，在任丘县东北三十五里）入海的这条流路[33]。
但河流决口频繁，也常转徙入北路，所以天顺五年（1461年）所撰《大明一统志》称唐、沙、磁三河合流后从安州注入易水，称滱水则在任丘县治西，下流合易水[34]。弘治时期也有三河达安州的记载[35]。这些均表明，东北路已越来越不稳定，转向北路的趋势已逐渐明显。
2．正德十二年（1518年）至嘉靖十二年（1533年）：行北路
正德十二年，河流发生重大改徙，河道变迁后，河名由原来的杨村河变为马家河。[36]天启《高阳县志》载：“马家河…初，迳蠡吾东入河间。正德十二年，蔺家口（疑即今蠡县南蔺岗）北决，遂由玉田、绪口北入邑，经延福潴为淀，又北迳圈头，受今名矣。”[37]
此后，故道淤为良田，嘉靖《河间府志》明确记载：“正德末年，（漉水）地渐淤塞，悉成良田”[38]。而蠡县、高阳等境受唐、沙、磁三大河之洪流，水灾频发，民众苦于水患，强烈要求恢复东北路故道。嘉靖十一年（1532年），巡抚都御史许宗鲁，会同天津道兵备副使葛本，委同真定、保定、河间三府知府，分委三府官员同知，发动三个府同时修溶故道。次年五月完工，将其中四分水导入东北路，六分水则仍导入北路，流域水害有所减少。[39]
3．嘉靖十二年（1533年）至万历年（1573—1619年）间：北、东北流并行，但以北流为主
嘉靖十二年（1533年），东北路故道开溶疏通，此后新流北路与旧流东北路并行，至万历年间，仍为两股分流：“一股向任丘城西抵白洋淀，经高阳、新安、鄚州，过赵北口易易桥，洪波东注；一股经河问西门北流，过半截河，抵东庄桥，由陵城会武溘淀，接易易诸水，合流东注者”[40]。
为了让北路安流，嘉靖十三年（1534年），又将其挖深加阔，以免发生旁溢之患，于是在新河（时称马家河）的两岸建堤三十里，并遥植万柳，号称万柳金堤。[41]但如此一来，北路却逐渐成了主流，旧流则逐渐淤塞，至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东北路已基本堙没。[42]
4．明末清初以来：北流，全水入白洋淀
明末清初以后，东北路淤塞日益严重，乾隆以后基本堙塞，北路则在堤防的控制下，逐渐成为主流。如：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又修南北两堤，南堤自蠡县绪口起，至任丘县界止，计地六十二里，北堤自布里桥（即今安澜桥）路口起，至安州冯村界止，计地四十二里。修堤规模不可谓不大。但唐、沙、磁三水合流后全水北注，北路水患压力很大，加之嘉靖时期疏浚的河道逐渐淤塞，河水容易漫溢，数次坏民田庐，决徙改道事件也有发生。据民国《高阳县志》载，在万历初年至雍正四年的150年左右的时间里，高阳境内发生的决徙事件就有7次，但在堤防的控制下，河道始终限制在北路范围内。[43]
自此以后，河流一直保持在北路，至今无大的变化。清乾隆年间还有人商议开挖东北路故道，以减少北路水患压力，[44]但终究未成。
需要说明的是，正德十二年（1518年）以来，河流名称的变化更加纷繁复杂起来。正德十二年，河道迁徙后，原东北路改称为古唐河，或古洋河，或仍称滱水，部分河段则改称半截河、东庄桥河、镜河等等[45]。而北路则演变为马家河，后又因决徙与袭夺，有过高河、潴龙河、土尾河，以及布里河等许多种不同的称法。[46]
5．嘉庆六年（1801年）：唐河徙离大清河南系
清代嘉庆六年（1801年），暴雨横发，唐河由定州北关改徙东流入清苑境，东北流，入安新县境[47]。这次河道决徙的地点上移至定州，这也是笔者能查阅到的、唐河决徙最靠上游的一次，而且这次事件，使唐河自此脱离自古所属的大清河南系，进人中系，成为大清河中系最大的一条支流。
唐河北徙后，故道起初仍然行水，但在道光六年（1826年）河流又一次北徙，此后安国一带唐河南流故道逐渐淤塞[48]，唐河从此徙离大清河南系。唐河改流后，新道因无堤防约束，并不安流，清苑一带又土性松散，“河流湍急，挟沙带泥，砂其河道，由张登镇、北和庄、北邓村、王盘村、东闾村一带（皆在今清苑县南），迤南廿里上下迁移无定，约十余年一变。”[49]然而尽管如此，唐河未再南流。
20世纪中叶以来，在上游水库拦水、中下游开挖分洪河道以及加筑堤防等一系列水利工程的约束下，唐、沙、磁与潴龙河河道基本稳定了下来，形成了今天的水系格局。但新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上游诸多水库的拦截，加之20世纪80年代以来气候偏干，唐、沙、磁下游河道长年断流，出现大段干河床，甚至全年断流，宽广的河床完全裸露，河道生态严重破坏，河流名存实亡。
五、历史时期大清河南系的变迁总结
通过对大清河南系平原段自先秦以来的演变过程分析，可以归纳出水系的结构演变和河道决徙变迁两大方面的特征：
1．水系结构演变特征
（1）历史时期，唐河（古称漉水）属大清河南系而非中系，历史时期的大清河南系应包括唐河及其以南的沙河、磁河等各大小河流。自战国中期《山经》河断流以来，唐河下游虽然屡有决徙和改道，但都属于大清河的南系范围。且至迟自元代始，唐河就与沙河、磁河长期合流，直到清代嘉庆六年（1801年）徙离，由望都、清苑一线东流注入白洋淀，形成唐、沙分流的局面，唐河才从此脱离南系，进人大清河中系。后来在各种水利工程措施的束缚下，唐、沙分流的水系格局一直保持至今。磁河在历史上虽曾南入滹沱脱离大清河水系，自《山海经》时期至《水经注》时代皆南入滹沱河，但最迟从北宋以来，就以北流汇人大清河南系最为常见。
（2）唐河与沙河都是南系中的大河，但二河的相对主次地位前后经历了显著变化。滱水（即唐河）、泒河（即沙河），自战国中期《山经》河断流以后，皆独自沿黄河九播中的一股，东北流由文安人海，但泒河水量明显比漉水大，在东汉曹操开平虏渠之前，甚至被视为海河水系的干流。唐代以后，泒河开始称沙河，尤其是元明以后，以称沙河为常，应是派河含沙量不断增加的结果。元代以后、唐、沙、磁河长期合流，唐河因水量最大，被视为主流，泒河地位早被唐河取代。
2．河道决徙变迁特征
（1）历史时期大清河南系河流的变迁虽然频繁，但范围主要发生在今蠡县、高阳、肃宁、河问、任丘、文安等地区，河道也可按流路变更的方向分为北路和东北路：由蠡县、高阳入安州、新安入白洋淀方向的路径为北路：经蠡县、肃宁、河间人任丘、文安，汇人大清河干流的路径为东北路。
（2）历史时期，大清河南系行东北路的时间远长于北路。自战国中期黄河南徙以后直至明代正德十二年（1518年），这一漫长的历史时间里，唐河与沙河除在北宋年间被人工改为北流导入塘泺带外，其余时间主要行东北路。元代以后，唐、沙、磁河长期合流。合流后的干流段在明正德十二年（1518年）发生重大改徙，流路出现历史性转变，由原来的东北流路改由北路，自蠡县蔺家圈口，由玉田、绪口人高阳、新安北流入白洋淀。虽然此后河道仍常决徙，但在人工疏浚、筑堤加固等水利工程措施下一下稳定在了北路。
（3）大清河南系河道的稳定性以元末明初为界，前后出现显著变化。南系各河自战国中期脱离古黄河行东北流以来，直到元代末年，河道比较稳定，决徙记载少见。元末明初，河道决徙突然骤增。洪武十四年（1381年）以后的七十余年里，河流决徙次数竞达二十余次，河道极不稳定。这与元代以来定都北京，流域上游植被破坏日益严重有关，当然唐、沙、磁三河的合流、水量巨大，无疑也是下游河段频繁决徙的重要导因。
（4）大清河南系河道相对容易被工程约束。明代嘉靖以后，在堤防的约束下，河道大规模的决徙事件大为减少，尽管河道仍有决徙，但流路改变不大，始终在北路内小范围摇摆，可见工程成效明显。后又经清代的堤防加固与河道疏浚等工程后，河道就一直稳定在了北路。这与紧临大清河南系的滹沱河，这一“不可以人力治”[50]之河的情况截然不同，应与大清河水系相对滹沱河而言含沙量较低、源流较短有关。
（5）大清河南系各大河流的决徙变迁主要发生在蠡县以下的平原段，但在清嘉庆六年（1801年），唐河决徙地点由蠡县以下突然上移至定州境内，并因此改变了千古以来的流路，发生重大的转徙，改人大清河中系。这应是唐、沙、磁三河长期合流，并被堤防长期固定在北路上，河道淤高，下游行洪日渐困难所致，可见物极必反。
此外，这里的河流还很容易随迁徙而变更名称。尤其是元代末年至明代末年，由于河道的频繁决徙，河名频繁变更，出现杨村河、布里河、高河、马家河、潴龙河等多种称法。
总之，大清河南系历史时期并不稳定，而是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变迁，组成南系的河流结构与各大河流走向也经历了多次变动。复原这一历史过程，将对理解大清河水系，乃至整个海河水系起到重要的作用。
六、余论
研究大清河南系变迁的历史过程，可以了解水系本身的演变。但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是，大清河南系是当前“华北之肾“白洋淀湖群最重要的水源，这一研究将有助于理解该区湖泊湿地的消长，并分析河湖间的相互关系。当然，白洋淀乃“天壤之奥区”[51]，至今连白洋淀的成因学界也存在不少争论。白洋淀在北宋兴塘泺时仍只是数十个淀泊中极为平常的一个[52]，其名声鹊起始于明代中叶：明代弘治（1488—1515年）以前，此处长期为牧马之地，“其地可耕”[53]，但在弘治以后突然演变成方圆六十里的大湖。而且，白洋淀湖群由众多大小湖淀组成，其主要湖泊位置历史时期常有变动，且并非简单的扩展与萎缩。这些疑难问题，都有待详细探究和论证。正因为此，首先锁定湖淀最重要的补给来源的大河，对其演变加以深入研究尤显必要。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此做了丰富和充实，虽然受史料研究方法的限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但拙文是为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同行们对这一议题的更多关注。
A Study on Migration of the Southern Branches of the DaqingheRiver in Historical Periods:
And on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Baiyangdian Lake
Shi Chaoyi
（School of Soci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ECUST, Shanghai,200237）
Abstract: The Daqinghe River was in general not as muddy as the Hutuohe River to its south orthe Yongdinghe River to its north. However,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soil losses at the upper rea-ches, the southern branches of the Daqinghe River saw higher and higher sediment concentration andits mainstream frequent migration. An in–depth analysis has been carried out about the water systemevolution as a result of natural factors and human activities, which leads to a clear description of watersystem evolution of the southern branches of the Daqinghe River and a list of the major characteristicsof its migration of river channels. The southern branches of Daqinghe River are the most importantwater source of the Baiyangdian Lak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Haihe River basin. Thus,These findings are considered to be vital to the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Baiyangdian Lake.
Key words: historical periods; southern branches of the Daqinghe River; migration of river channels; the Baiyangdian Lak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vers and lakes.
注释：
[1]光绪《畿辅通志》卷79，《河渠略·水道五》。
[2]谭其骧：《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地理》第4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3]张修桂：《海河流域平原水系演变的历史过程》，《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4]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历史地理》第5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5]光绪《畿辅通志》卷79，《河渠五·水道五》。
[6]光绪《畿辅通志》卷79，《河渠五·水道五》。
[7] 《山海经》卷3，《北山经》。
[8]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11，《滱水》，（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45页。
[9] 《旧唐书》卷120，《列传第七十·郭子仪传》。
[10] 《禹贡锥指》卷2，《冀州》。
[11] 《山海经》卷3，《北山经》。
[12]张修桂著：《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34—341页。
[13]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14，《沽河》，（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14] 《三国志·魏书》，《魏书第一·武帝纪》。
[15]谭其骧：《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地理》第四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16]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11，《滱水》，（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17]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11，《易水》，（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39页。
[18]乾隆《河间府志》卷3，《舆地志》。
[19] 《禹贡锥指》卷2，《冀州》。
[20] 《太平寰宇记》卷66，《河北道十五》。
[21] 《太平寰宇记》卷67，《河北道十六》。
[22]陈桥驿：《水经注校释》卷11，（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9页。
[23] 《宋史》卷95，《河渠志五》。
[24]王建革：《清浊分流：环境变迁与清代大清河下游治水特点》，《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
[25] 《禹贡锥指》卷2，《冀州》。
[26] [宋]王象之撰，李勇先校点：《舆地纪胜》辑补卷第35，《祁州》，（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27] [宋]王象之撰，李勇先校点：《舆地纪胜》辑补卷第34，《深州》，（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28]万历《任丘县志》集1，《地理》。
[29]雍正《畿辅通志》卷22，《川》
[30]嘉靖《河间府志》卷6，《河道志》。
[31]民国《高阳县志》卷1，《地理》。
[32]民国《高阳县志》卷1，《地理》。
[33]乾隆《河问县志》卷1，《河渠》。
[34] 《大明一统志》卷2，《保定府》。
[35]弘治《保定郡志》卷12，《山川》。
[36]嘉靖《河间府志》卷6，《河道志》。
[37]天启《高阳县志》卷1，《舆地》。
[38]嘉靖《河问府志》卷6，《河道志》。
[39]嘉靖《蠡县志》，《封域第一》。
[40]万历《任丘县志》集1，《地理》。
[41]天启《高阳县志》卷1，《舆地》。
[42]民国《高阳县志》卷1，《地理》。
[43]民国《高阳县志》卷1，《地理》。
[44]乾隆《祁州志》卷1，《舆地》。
[45]万历《任丘县志》集1，《地理·山川》；乾隆《河间县志》卷1，《河渠》。
[46]天启《高阳县志》卷1，《舆地》；民国《高阳县志》卷1，《地理·河流》。
[47]光绪《祁州续志》卷1，《舆地志》。
[48]光绪《安国县新志稿》，《河渠录》。
[49]民国《清茹县志》卷1，《地理》。
[50]石超艺：《明以降滹沱河平原段河道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3辑。
[51]顺治《新安县志》卷1，《舆地志》。
[52] 《资治通鉴长编》卷112。
[53]顺治《新安县志》卷1，《舆地志》。
（来源：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200237）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