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貴金屬與外銷瓷：從考古發現看明前期的南海貿易
【内容摘要】20世紀下半葉以來，中國西沙群島海域發現了明初沉船遺留的銅錢、銅錠等金屬製品，湖北粱莊王墓出土與鄭和下西洋有關的銘文金錠，菲律賓等國發現明代的外銷瓷等器物，反映了明前期中國與東南亞貿易的貨幣流通、商品交換、特別是鄭和下西洋的境況，以及沿海地區私商貿易暗流、外銷瓷生產等情形，見證了中國華南地區和東南亞悠久的海洋貿易傳統和密切的文化交流歷史，有較高學術價值。值得深入挖掘與研究。
【关 键 词】明前期；西沙群島沉船；梁莊王墓；鄭和下西洋；中國與東南亞關係
【作者简介】李慶新，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廣東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博士（廣州510610）。
【原文出处】《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185～194
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曾經指出：“在歷史上，華南同菲律賓及通稱為東南亞的地區，關係至為密切。……在文化史上，從各個史前時期和有史時期到漢代以後，華南的的確確是東南亞的一部分。”【1】大自然的造化，季風吹拂下流淌的海水把華南與東南亞連為一體。秦漢以降，從華南到中南半岛、暹羅灣、爪哇海海域越來越密切的海洋貿易、人口遷移和文化交流，逐步構成一個經濟聯繫密切的國際性海洋貿易圈。正如法國學者鄧尼斯·龍巴爾（Denys Lombard）所云：“中國華南地區和環南中國海地區，由於世代的貿易網絡和文化交流而密不可分，構成一個可以和布羅代爾討論的地中海一樣的整體”【2】。
上世紀下半葉以來，中國與東南亞海洋考古發掘與研究不斷有令人驚喜的新發現，有關明朝前期海外貿易，特别是鄭和下西洋的考古遺址、實物資料也有發現，例如在中國西沙群島海域發現的明初沉船遺留下來的銅錢、銅錠等金屬製品，湖北梁莊王墓出土的各類來自海外的珍寶與“永樂十七年西洋等處買到”銘文金錠，菲律賓、越南、泰國等國家發現的明代外銷瓷等器物，反映了那個時代中國與東南亞貿易的貨幣流通、商品交換情況，特別是鄭和下西洋的盛況，還透露了明代朝貢貿易鼎盛時期沿海地區湧動私商貿易暗流，以及受海洋貿易刺激，中國華南、安南、暹羅等國沿海地區出現面向海外的商品性手工業生產情形。這些考古發現，對探討明前期中外關係特別是鄭和下西洋、華南與東南亞經濟關係，仍然有較高學術價值，值得深入挖掘與研究。
一、從西沙群島明初沉船考古看中國錢幣外流、出口商品與南中國海貨幣流通
中國的西沙群島與東沙群島、南沙群島、中沙群島一樣，自古以來就是連結亞洲一太平洋地區和印度洋海域海上交通的要衝之區，各國商民航行其間，遗留下大量海洋活動的歷史遗物與遺跡。
1974年、1975年，廣東省博物館、海南文化局先後在西沙群島進行兩次文物調查，在11個島嶼、沙洲，採集到許多古代遗物，有南朝以來中國陶瓷器2054件，包括各種陶器、釉陶器，各種青釉、龍泉窯青釉、青白釉（影青）、醬黑釉、白釉、藍釉、釉上彩繪、青花瓷器和紫砂器等，產地有江西、浙江、湖南、福建、廣東和廣西。年代最早的是兩件南朝青釉六耳罐殘片和一件青釉小杯，與同時期廣東窯址和墓葬出土器物類似。此外還採集到宋代石硯1件。
在甘泉島，考古工作者發現一處唐宋時期居民遺址，出土一批與廣州皇帝崗晚唐、北宋窯址產品相同的陶瓷器、鐵工具、銅飾物、鳥骨、螺殼、炭粒灰燼等，說明1000多年前，來自中國南漢的民眾已經在西沙群島生活居住。聯繫到在两沙群岛還發現明清以來中國漁民建立的14座古廟（海南漁民稱孤魂廟、石廟、公廟、神廟、土地廟、娘娘廟，主要祭祀兄弟公、觀音、天后、土地公），說明來自東南沿海的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是這片海域的主人。
調查隊在北礁東北角礁盤邊緣對一處估計是古代沉船遺址的海域進行調查，結果值得關注。該遺址是1974年5月海南瓊海縣潭門公社草塘大隊0145號漁船在捕魚作業時發現的。據考察，遗址在海水平潮水下約3米，遺物散落在直徑10餘米礁盤上，有銅錢、銅錠各一堆，其他地方零散分佈；有些銅錢、銅錠膠粘在珊瑚石上，有些則包藏在珊瑚石裡，厚度約40釐米。這次調查共採集到如下遺物：
（一）銅錢。12公斤，另有銅錢和珊瑚石膠結體大小10多塊。銅錢可以辨認文字的有t995枚，計有秦“半兩”、唐“開元通寶”、北宋“太平通寶”、南宋“建炎通寶”、金“正隆元寶”、元“至大通寶”、陳友諒“大義通寶”、朱元璋“大中通寶”、明“洪武通寶”、“永樂通寶”等（見表一）。
（二）銅錠。24塊（69公斤），大多為長方形，底平，表面弧圓。大小不等，大塊重7公斤，小塊重半公斤。
（三）銅鏡。五塊殘件，其中一塊有花紋。
（四）鉛鋅錠.1塊（半公斤）。經化驗，其主要成分為鉛、鋅、錫及銅、鐵，夾雜有乳白色的鈣、鎂等。【3】西沙群岛海域處在中國沿海通向南海的航線上。《鄭和航海圖》描繪寶船經過廣東上、下川山、七洲、烏豬門、獨豬山後，就進入南面的石星石塘、萬生石塘嶼、石塘，就是包括西沙群島一帶的海域。通常秋冬南下的海船利用西北季風，春夏利用東南季風。宋人朱或謂：“船舶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風；來以五月、六月，就南風。”【4】分析認為，北礁發現的遺物應該是一艘從華南沿海南下、航向南海發生海難的沉船遗留下來的。
銅錠、鉛鋅錠在古代沉船遗物中甚為多見。相對而言，由於金屬製品質地比較細密堅硬，在海水浸泡下不容易被腐蝕損壞，也是上佳的壓艙物；另外，金屬原材料或金屬製品可用以製作武器或農具，因而在古代海外貿易中很有市場。1997年，德國海床勘探公司（Seabed Explorations）、印尼老海成公司（P．T．Sulung Segarajaya）联合在印尼首都雅加達以北150公里的印坦油田海域25米深處海底，打撈到一艘10世紀的東南亞籍海船，相信是一艘從南漢國都廣州貿易歸航時沉沒的，船上裝載有大量貨物，其中金屬材料及其製品數量很大，有可能來自婆羅州西南部的銅塊上百個，重2000公斤；來自邦加島或勿里洞島的錫塊，重2000公斤；鉛塊，長方形柱狀，每塊重約20公斤；銀錠，97枚，每枚重約50兩，總共接近5000兩。【5】2007年，舉世瞩目的中國“南海Ⅰ號”、“南海Ⅱ號”（最近更名“南澳Ⅰ號”）沉船也發現為數不少的鐵質凝結物（鐵鍋）和銀錠。【6】
北礁出水銅錢，以明“洪武通寶”、“永樂通寶”最多，應該是同一艘沉船遺留下來的。明初仿元朝幣制，用鈔不用錢，但不久就加以變通，錢鈔兼甩，後來纸幣貶值，支付悉用銀錢。朱元璋未稱帝前，鑄造大中通實。洪武元年，頒布洪武通寶錢制，除京師寶源局外，各省寶泉局亦鑄洪武通寶，分為五等。成祖朝永樂通寶的開鑄，或曰鑄於六年，或曰八年，或曰九年，可能是六年先於京師（南京）開鑄，八年、九年，浙、赣、廣、閩四布政司繼之。永樂錢沒有折二以上大錢，只有小平錢，光背精整，規制劃一。【7】北礁出水的洪武錢、永樂錢，沒有使用過的痕跡，似乎是剛從錢庫中提取的新幣，說明沉船是一艘載有大量財物、前往海外的官船，或許與鄭和下西洋船隊有關。
明代流通的錢幣，不少為舊錢，特別是唐宋錢，明錢只佔小部分。北礁沉船遺址出水從秦至明初多個朝代的各種錢幣，充分體現了這一點。這種情況不獨明代為然。2007年出水的宋代“南海Ⅰ號”沉船，從上世紀80年代始，先後出水多個朝代的錢幣6000多枚，有36種之多，年代最早的為東漢的“貨泉”，其次為隋唐時期的“五銖”錢和“開元通寶”；少部分為五代十國錢幣，如後周“周元通寶”、後唐“唐國通寶”；當然兩宋各朝年號銅錢最多。
在古代東西方貿易交往中，作為價值尺度和交换手段的錢幣很容易“洩漏”到國外，並在相關國家流通起來，成為國際通用的交換媒介。考古發現顯示，貫通東西方的絲綢之路沿途國家和地區，出現過大大小小的使用國際貨幣的流通區。例如4～7世紀，從波斯以東到中國河西走廊，曾經是白銀通貨流通區；7世紀70年代到8世紀40年代，受唐朝銅錢規制影響的河西地區，形成一個同時使用金銀與銅錢的特殊貨幣區。20世紀以來，考古學家在中國境内發現1OOO餘枚外國錢幣，包括在内蒙古、新疆、寧夏、陝西、河南、河北、甘肅、遼寧、青海、浙江等地的北魏、東西魏、北齊、北周、隋、唐墓葬中發現的40餘枚5～8世紀東羅馬（拜占廷）帝國錢幣。地處南海交通要衝的嶺南地區在六朝至隋唐時期雜用金銀。上世紀60一80年代，廣東英德縣浛淮南齊墓、曲江縣南華寺、遂溪縣附城邊灣村南朝窖藏出土一批波斯銀幣，有薩珊王朝卑路斯（Peroz）、耶斯提澤得二世（Yazdegerd Ⅱ）、沙卜爾三世（ShapurⅢ）所鑄的銀幣。這些古錢幣是研究古代東西方交通貿易的珍貴實物，所以日本學者岡崎敬說，從東向西的絲綢之路，也是從西往東的“白銀之路”。【8】
從華南到中南半島、印尼群島、菲律賓群島及其他島國海域構成的南中國海，地處東亞、東南亞對印度洋海上交通之要衝，歷史上就是一個交往頻繁、聯繫密切的海洋貿易圈，其波瀾壯闊的貿易圖景與風情萬種的海洋社會，不遜色於布羅代爾筆下的地中海世界。在這一國際性海洋貿易圈，不少國家和地區使用金銀、海貝巴為貨幣。《宋史》記載，宋代占城“互市無缗錢，止用金銀較量錙銖，或吉貝錦定博易之值。”丹流眉國“貿易以金銀”。三佛齊國“無缗錢，土俗以金銀貿易諸物。”【9】另據赵汝适《諸蕃志》記載，真臘、三佛齊、細蘭等國，番商興販都用金、銀、瓷器等博易。【10】蘇吉丹國“民間貿易，用雜白銀鑿為幣，狀如骰子，上鏤番官印記，六十四隻準貨金一兩，每只博米三十升，或四十升至百升；其他貿易悉用是，名曰‘阇婆金’。”該國盛產胡椒，貨銀二十五兩。可博十包至二十包，每包五十升。當地經常發生海上搶掠，“俘人以為奇貨，每人換金二兩或三兩”，導致番舶不敢前來貿易。【11】淩牙斯加國番商興販用酒、米、荷池缬絹、瓷器等，以貨物準金銀，如酒一燈準銀一兩，準金二錢；米二燈準銀一兩，十燈準金一兩之類。【12】還有國家使用海貝巴為貨幣。諸如此類，在《嶺外代答》等史書也有記載。
南海諸國還有兼用外國錢幣的習慣，古羅馬錢幣、波斯銀幣、中國歷代銅錢，在這些國家的考古遗址中時有發現，其中中國錢幣最多。1994年中國學者姚朔民介紹，印度埃格摩爾、馬德拉斯和泰米納德政府博物館收藏有一批中國古錢，這些古錢出土
地點為印度東南部的泰米什納德邦坦賈武尔地區的窖藏。窖藏共3個：1號窖藏有20枚，2號窖藏有1822枚，3號窖藏有323枚。現存资料分析，1號窖藏宋錢佔該窖藏古錢總數的83％，2號窖藏宋錢佔該窖藏古錢總數的95％，3號窖藏宋錢佔該窖藏古錢總數的93％，3個窖藏還出土了少數漢唐古錢。【13】泰米什纳德邦坦賈武爾地區與斯里蘭卡隔海相望，位於唐宋時期南天竺注輦國境內，說明宋代錢幣不僅在南海諸國使用，在相鄰的印度洋國家也有流通。鄭和下西洋時代，據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等記載，暹羅、爪哇、三佛齊，乃至印度洋的錫蘭，都使用中國銅錢（以宋錢為主）。這樣，中國錢幣在東南亞、印度洋一些國家和地區充當了國際通用貨幣的角色，大行其道，不僅在南海貿易中發揮重要的作用，而且對相關國家貨幣制度、經濟制度產生了深遠影響。【14】如果說連結東西方的海洋航線是一條歷史久速的流淌不息的“海上絲綢之路”、“陶瓷之路”、“茶葉之路”，那麼稱之為“銅錢之路”，也未嘗不可。
西沙沉船考古發現還透露出一個很重要的信息，印證了歷史記載中的一些重要史實，即鄭和下西洋確實動用了國家钜量的人力、物力和資財。《續文獻通考》記載，永樂年間每年派遣內官出使外國，以及西北買馬，動用官錢動輒幾千萬。【15】《明鑑綱目》謂鄭和下西洋“中國前後耗費亦不貲”。【16】“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17】以致於一些朝臣反對成祖的對外政策，譴責鄭和等出使西洋的活動。左庶子鄒緝在《奉天殿災疏》中指出：“朝廷歲令天下有司織錦段鑄銅錢，遣内官裔往外蕃，及西北買馬收貨，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及其一二，耗費中國，糜敝人民，亦莫甚於此也。且錢出外國，自昔有禁，今乃竭天下之所有以與之，此可謂失其宜矣。”【18】如前所述，北礁水下考古發現的銅錢、銀錠，估計是某次下西洋船隊遇難沉沒遗留下來的，反映了永樂年間複雜的社會經濟内容，尤其為鄭和經略西洋以及明初朝貢貿易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實物證據。【19】
二、明梁莊王墓出土“西洋等處買到”銘文金錠見證鄭和下西洋與朝貢貿易寅
200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鐘祥市長灘鎮大洪村二組龍山坡上，發掘了明梁莊王朱瞻垍（1411～1441）墓。該墓距離鐘祥市區25公里，距明顯陵32．5公里。依山而建，有內外塋園，均呈長方形，南北向。地宮分前後二室，以甬道相通；前室和甬道均有随葬品，後室並列安放梁莊王及其繼妃魏氏的棺床。
梁莊王墓曾三次被盜而未遂，墓内随葬品保存完整，共出土各類遺物1403件（套），計人附件達5342件，有金、銀、玉、瓷、陶、銅、鐵、鉛、錫、漆木、骨角器；按其功用，分為三類：實用器、喪葬器和法器。據湖北省博物館館長王紅星等專家介紹，梁莊王墓出土文物有兩點值得注意：
一是出土大量法器，這在以往明代墓葬考古中罕見。藏傳密教西夏時傳人内地，元朝達到鼎盛，明朝初年密教諸派仍為明朝統治集團所重視。梁莊王墓眾多的密教法器随葬品，顯示了明代早期藏傳佛教對宫廷影響很大。
二是大量出土遗物來自海外。粗略計算，所有随葬品使用大量金銀珠寶，其中金16000克，銀13000克，玉14000克，各種寶石700多顆。世界五大名寶中，除鑽石外，其他名實在梁莊王墓都有發現（見表二），而且不乏精品。例如藍寶石中有藍色極優的品種，有金色的品種，有些大粒藍寶石重量近200克拉；金綠石多具貓眼效應，有些紅寶石、藍寶石具有星光效應。
2005年9月30日至2006年1月2日，梁莊王墓出土文物精品在廣東省博物館展出，展品中鑲嵌各種珍寶的文物比比皆是（見表三）。當然，需要指出，這些寶物並不一定全部來自海外。
最值得注意的是，梁莊王墓出土金器中有2件帶銘文金錠，其中一件銘文為：
隨駕銀作局銷鎔捌成色金伍拾兩重
作頭季鼎等
匠人黃關弟
永樂拾肆年捌月 日
另一件銘文為：
永樂十七年四月 日西洋等處買到
八成色金壹錠伍拾兩重
專家認為，第二件金錠可以確信與鄭和下西洋有直接關係。永樂十四年十二月至十七年七月，鄭和率領寶船第五次遠航，抵達占城、彭亨、爪哇、滿刺加、蘇門答臘、南渤利、錫蘭、沙里灣尼、柯枝、古里、忽魯謨斯、溜山、木骨都束、卜剌哇、麻林、刺撒、阿丹等國。梁莊王墓出土的金錠，或許就是使團從西洋各國購買回來的，經過重新熔鑄，後來賞賜給朱瞻垍。
朱瞻垍，明仁宗朱高熾的第九子，郭貴妃所生。永樂二十二年七月，成祖駕崩，仁宗繼位。十月壬子，立長子朱瞻基為皇太子，封子瞻埈為鄭王，瞻墉越王，瞻墡襄王，瞻堈荊王，瞻墺淮王，瞻垲滕王、瞻垍梁王，瞻埏衞王。【20】洪熙元年十月，仁宗崩，朱瞻基繼位。宣德四年，朱瞻垍就藩安陸，即楚國郢邸（今鐘祥市）正統元年，瞻垍上言郢地氣候卑濕，請移内地，未果。六年卒，享年僅三十歲。無子，封除。
朱瞻垍在諸王中屬年幼，應該人緣不錯，可能體弱多病，故得到宣宗及諸王特別關愛。宣德初，“詔鄭、越、襄、荊、淮五王歲給鈔五萬貫，惟梁倍之。”正統元年，在諸王中“最長且賢，眾望頗屬”的襄王瞻墡自長沙徙襄陽，途經安陸，探望瞻垍，流連不忍去。臨別，瞻垍慟曰：“兄弟不復更相見，奈何厂左右皆泣下。【21】
朱瞻垍生活在永樂、宣德及正統間，享受盛世榮華富貴。他去世後的厚葬特別是使用大量來自海外的随葬品，數額之巨（包括鄭和下西洋帶回的金錠），質量之高，為已發掘的明代親王墓之最，反映了永宣時期鄭和下西洋和朝貢貿易的盛況。從另一角度看，鄭和時代明朝統治集團熱烈經營朝貢貿易，換來無數的海外珍異，主要是供给皇室消費，受益者是統治集團内部少數王公貴族，與國計民生並沒有直接的關係，這也是歷代官方對外貿易幾乎都是由掌管“天子私藏”的内府欽差（特別是派遣宦官）壟斷經營的關鍵原因。
三、菲律賓發現中國銷瓷與明代中菲關係、私商貿易、外銷瓷產銷網絡
上世紀50年代，李劍農曾指出：“明初海上之商業關係，已呈變態”。【22】主要體現在統治集團的外交理念與政治取向上，以及由此而來的朝貢貿易體制，朝貢貿易在海禁政策配套“護航”下，極大地抑制了唐宋以來蓬勃發展的民間私商貿易。明前期，只有朝貢貿易是合法的，私商貿易則屬非法，這是討論明代海外貿易首先需要明確的歷史背景。當然，我們也不能不看到，永樂朝由於對外政策改變，中外交往增多，客觀上也為私商向外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條件。正如嘉靖時鄭曉所云：“永樂初西洋之役，雖伸威海表，而華人習知海夷金實之饒，夷人來貢，亦知我海道，奸闌出入，華夷相糾，以故寇盜復起。”【23】所以，明初海禁森嚴的沿海宵際上不時湧動著接濟走私暗流，所謂“閩、廣之民，造船涉海，趨之若騖，或竟買田娶婦，留而不歸者。”【24】洪武年間，滿者伯夷王朝統治下的三佛齊舊港“國人多是廣東、漳泉等處人逃居此地”。【25】後爪哇減三佛齊，然不能盡有其地，“華人流寓者往往起而據之”。【26】廣東人陳祖義，舉家遷居該地，“充為頭目，甚是豪横，凡有經過客人船隻，輒便劫奪財物”【27】，擁有相當大的勢力。南海人梁道明，貿易於舊港，“久而情熟，挈家住居，積有年歲。閩廣軍民棄鄉里為商從之者至數千人，推道明為長”，“雄視一方”。【28】西方學者稱：“很多廣東籍富商住在那裡，其中有些已改信了伊斯蘭教”。【29】到16世紀末，東南亞許多地方都有華人的蹤跡，不少貿易港口出現華人聚居的社區。
明朝民間走私販運到海外的物品，主要有絲綢、茶葉、瓷器，還有土布、糖、冰糖、麝香、大黃、鬼桂子、薑黃、朱砂、樟腦、明礬、銅、水銀、鋅、鐵鍋等。上世紀中葉以來，東南亞考古發現了不少來自中國的器物，尤其是1970年代以後的海洋考古活動，打撈多艘大航海時代前後的東西方沉船，為明代及其後的中國與南海諸國貿易提供了大量實物资料，瓷器是中國外銷商品中遗存數量最多的商品。【30】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菲律賓國家博物館在美國學者羅伯特·B·福克司等人指導下，對西班牙人人侵之前和14世紀末至16世紀初八打雁省等地的考古遺址進行數次大規模的系統挖掘，發現大批與中國一菲律賓貿易有關的遺物。
第一次，1958年5月至1961年6月，地點是八打雁省卡拉塔甘（Calatagon，Batangas）地方，發掘11個埋葬遺址的1300座他加祿）人（Tagalog）墓葬。據福克司介紹，這次考古共發現1135件來自華南、暹蘿、安南的外國外銷陶瓷器，其中八成來自中國。此外還有4枚明初銅錢，1個托盤，2個銷頭，幾個鈴子和彈尖。另據報導，1960～1961年，卡拉塔甘半島至少有20個墓葬遗址被當地勞工挖掘和掠奪，被竊的陶瓷器至少有3000件（包括中國產品）流失到馬尼拉私人收藏家手中。
第二次，1959年，地點在八打雁省聖路易斯區布東（Butong，San Luis）地方，共發掘14～17世紀初的古墓70座，出土中國、暹羅、安南陶瓷器89件。
第三次，1960～1961年，地點在邦板牙省波拉克區的阿森達·拉蒙（Hacicnda Ramon,Parac，Pampanga）地方，共發掘兩處遺址：一是古巴特（Gubat），年代為晚唐到元朝；二是巴盧布克（Balukbuk），年代從宋末到明初。這裡的古墓曾經被盜，完好的中國瓷器不多，但不少其他遺物與陶瓷碎片一起出土，包括宋末到明初的層積貝塚，對瞭解更早時期中菲接觸有幫助。
第四次，1961年，地點在馬林杜奎島皮拉皮爾洞（Pilapil Cavc，Marinduquc Island），發現大批宋元兩代的陶瓷碎片，與當地遗物混在一起。埃文赫利斯達（Evangelista）參加了這次考古發掘，1960年，他曾在馬林杜奎島和班東島（Banton）的其他洞穴進行短期考察，結果有14世紀、15世紀中國、暹羅陶瓷出土。【31】
文獻記載，中國與菲律賓海上交通最早發生在宋代。馬端臨《文獻通考》云：“摩逸國，太平興國七年，載寶貨至廣州海岸。”【32】摩逸即麻逸，今菲律賓民都洛島。當時中菲交往主要取道南海道，即從廣州南下中南半島，繞道占城、渤泥前往菲岛，航行其間的外國商人主要為阿拉伯人。然而20世紀40年代菲律賓考古發現顯示，有幾個遺址出土過晚唐的陶瓷器，說明菲律賓與華南之間，在晚唐便開始有交往。對菲律賓史前考古有很高造詣的拜爾（H．OtieyBever）教授認為，晚唐一些中國陶瓷運抵菲律賓，不管是阿拉伯人還是中國人，其貿易大體上與海岸一帶社區進行，也包括沿著河流，進人海岸附近的內陸聚落進行交易。北宋中期，從福建泉州經澎湖到達菲律賓呂宋岛、民都洛島和巴拉望島的新航線開通。中國商人一般在冬春季節乘東北季風南下，盛夏（5月、6月）在颱風季節來臨前，或秋季颱風季節過後，乘西南季風返回，旅程雖多驚險，但一年可以一次往返。【33】
宋代中菲貿易菲方主要以馬尼拉為中心，來自中國廣州、泉州的商船運來瓷器，然後轉運到群島沿岸其他社區。瓷器在菲律賓人日常生活和祭祀儀式中廣泛使用，瓷器貿易在中菲貿易中佔據支配地位。明朝初年，菲律賓與中國的關係更為密切，呂宋、馮嘉施蘭、古麻拉朗、蘇祿等都與明朝確立朝貢關係。洪武、永樂間，菲島各國10多次派遣使節來華朝貢。永樂十五年（1417），蘇祿東王、西王、東王妻等三位首領率領340人的聯合使團前往明朝，受到明朝隆重接待。蘇祿東王巴都葛巴答剌在歸途中病逝於山東德州，就地厚葬，墓今存。
明代中菲民間交往也有新進展，中國商人到達菲島大部分地區，在馬尼拉、宿務、和樂等貿易中心與菲人進行直接交易。羅伯特·B·福克司說，和樂與蘇祿出產珍珠、貝殼和其他海產，吸引許多商人來此貿易；當地以捕捉鯊魚為主業的巴爪人（Badiaw,亦稱“海上吉普赛人”）同華族中間人的共生關係，有數百年的歷史。【34】
朝貢貿易是明初中菲貿易的主要形態，但從福克司介紹的卡拉塔甘半島等地的數次墓葬考古看，民間貿易似乎更具有實質性意義。在考古記錄中，中國貿易物品種類有限，瓷器佔大多數。顯而易見，菲律賓人需要的商品，是某些特殊的種類，包括布匹、陶瓷、鐵器之類。這些都靠偷偷摸摸而又源源不斷的民間貿易獲得。2007年5月，廣東南澳島漁民在雲澳海域發現明後期沉船“南澳I號”，2010年以來出水瓷器超過萬件，器形有盤、碗、罐、碟、瓶、蓋盅等，花色以青花為主，多為福建漳州窯產品，部分產自江西景德鎮；此外，沉船還發現毓炮及鐵鍋等遺物，顯示追艘船有可能是萬曆年間沿海走私船或海盜船，對研究明後期私商貿易、民窯生產的瓷器產銷體系有特别價值。【35】
明代中國的外銷瓷生產主要集中在內陸的江西以及福建、廣東、浙江等沿海地區，是具有明顯出口導向的產、供、銷一體化的經濟體系。考古學家在研究菲律賓出土的明初陶瓷遗物後發現，一些中國瓷器既不見於中國大陸珍藏，也不見於近東其他地區的遺址或收藏，但在菲律賓到處都有發現，例如被稱為“漏底”的瓷器——一種無腳缘盤碟——就是如此，這種瓷器大概是中國陶家根據菲律賓市場需要而特別製作的。不過這些瓷器比較粗糙厚重，顯然是因為明代專門生產外銷瓷的都是民窯，其產品本來就是普通的民間日用瓷器。據說中國帆船運來某個窯場燒製的大批特種瓷器，其中大多數甚為低劣，很難找到買家，於是，那些帆船只好到處販運，往往一個地區傾銷一種或數種瓷器，在另一個地方則傾銷另外幾種瓷器。【36】
對於明初朝貢貿易活動，學界已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但對民間走私貿易及沿海地區相關生產、經營活動情況，由於文獻記載極度匱乏，歷來不甚清楚。菲律賓考古發現的重要價值，在於為明代民間私商貿易的商品結構、外銷瓷生產等問題，都提供了來自“域外的”很有價值的實證资料和進一步深化研究的線索。
注释：
【1】Chang，Kwang-Chih，Major problems in the culture his-tory ofSoutheast Asia,《“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13期，台北，1962年，第1～23頁。
【2】Nola Cooke and Li Tana，ed．,Water Fronticr Commerccand CAc Chinese in the Lower Mekong Region，1750-1880,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4，p．2．
【3】廣東省博物館、廣東省海南行政區文化局：《廣東省西沙群島第二次文物調查報告》，北京：《文物》，1976年第9期。
【4】朱或撰、李偉國點校：《萍洲可談》，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5】杜希德（Dcnis Twitchett）、思鑒（Janicc Stargardt）：《沉船遺寶：一艘十世紀沉船上的中國銀錠》，《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北京大學㈩版社，2004年，第383～432頁。
【6】李慶新：《“南海Ⅰ號”與海上絲綢之路》，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10年，第87～91頁。
【7】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68～471頁。
【8】參見岡崎敬：《東西交涉考古學序說——絲綢之路與白銀之路》，《東西交涉的考古學》，東京：平凡社，1973年，第8頁；姜伯勤：《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上的伊蘭人：論遂溪的考古新發現》，廣東省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編：《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廣州：廣東省社會科學院，1991年，第21～33頁。
【9】《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外國傳》。
【10】【11】【12】趙汝适原著、楊博文校釋：《諸蕃志》卷上，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19、36、52頁；第60～61頁；第45頁。
【13】姚朔民：《印度發現的中國占錢與中國古代對外貿易》，中國錢幣學會東南亞貨幣研究會编：《瀛海流泉——東南亞貨幣研究》，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147～154頁。
【14】據研究，15世紀鄭和下西洋時代，馬六甲國際貿易流通一種依照南宋銅錢版樣製作的錫幣，有兩種面值：1錢錫幣、2錢錫幣，這種錫錢馬來人或華人都能接受。另外，17世紀、18世紀一些國家按照中國錢制（主要是唐宋錢）鑄造錢幣，這些錢幣進入東南亞市場，對相關國家的貨幣流通產生一定影響。1659～1685年間，日本當局在長崎設立鑄幣廠，模仿中國舊銅錢樣式，專門生產用於出口的銅錢，這種日本銅錢的主要販運者是台灣鄭氏集團。18世紀越南北部（東京）採礦業的發展，以及從日本和中國進口銅及鋅，越南南部（DangTrong，内區）和北部（Dang Ngoai，外區）仿製数額巨大的錢幣，雖然東京的錢幣原料是由華人礦工開採出來的銅，而交趾支那的鑄幣原料是由中國帆船從廣州輸入的鋅與銅合金製造，但不影響它們大量流向國外——大部分流往中國，以至於中一越錢幣流通的方向從以往的中國向越南輸出，反轉為越南向中國輸出——當然還有流向東埔寨、暹羅和南洋群島。因此，在東南亞市場上，除了流通中國歷代新舊銅錢外，還有部分來自別國仿製的“中國銅錢”。參見The Collectionof Malacca Coinages 13th-18th，ByTony Lye Fong Nge（赖鴻義：《十三至十八世紀麻六甲錢幣集》），2005，P.140；李塔娜（LiTana）撰、徐素琴譯：《十八世紀越南鑄幣及其在亞洲的流通》，《海洋史研究》第一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15】王圻：《續文獻通考》卷十一《錢幣考》五。
【16】印鸞章：《明鑑綱目》卷三《遣中官鄭和使西洋》，上海：世界書局，1936年。
【17】嚴從簡著、余思黎點校：《殊域周咨錄》卷八《古里》，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18】鄒緝：《鄒庶子奏疏》卷一，陳子龍、徐孚遠等輯：《明經世文编》卷二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19】本節關於梁莊王墓出土遺物及表格资料，均據廣東省博物館、湖北省博物館聯合承辦的“鄭和時代的瑰寶——梁莊王出土文物精品展”（2005．9．30～2006．1．2）之圖錄文字說明。
【20】張廷玉等：《明史》卷八《仁宗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21】張廷玉等：《明史》卷一百十九《諸王列傳》。
【22】李劍農：《宋元明經濟史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第160～173頁。
【23】鄭曉：《皇明四夷考》卷上《日本》，《吾學编》，四庫禁毁書叢刊本。
【24】徐繼畲：《瀛環志略》卷二《南洋各岛序》。
【25】【27】馬歡著、馮承鉤校注：《瀛涯勝覽校注》“舊港國”條，第16～17頁。
【26】張廷玉等：《明史》卷三百二十四《三佛齊傳》。
【28】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八《爪哇》；張廷玉等：《明史》卷三百二十四《三佛齊傳》。
【29】W．J．卡德（W．J．Cator）：《中國人在荷屬東印度的經濟地位》，廈門：《南洋問題资料譯叢》，1963年第3期。
【30】例如，泰國自1974年以來在暹羅灣海底考古發現遺址25處，其中有9艘是14～19世紀沉船。1990年代以來，越南在中南部海域多次進行沉船勘探與發掘，打撈了5艘沉船，年代從15世紀到18世紀，它們是：廣南省峴港附近的占婆島（Cham Island）沉船（15世紀）、巴地一頭頓省Hon Cau島沉船（1690）、金甌（Ca Mau）省海域沉船（1723～1735）、建江（KienGiang）省海域沉船（15世紀）和平順省藩切（Phan Thiet）沉船（17世紀），都有數額巨大的瓷器遗存。參見黎道剛：《泰國古代史地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268頁；Nguvcn DinhChien，The Ca Mau Shipwreck 1723-1735，HaNoi，2002，PP．14．91．
【31】【34】【36】羅伯特·B·福克司：《從考古記錄看中國對菲律賓的影響》，張清江譯，原載《菲律賓研究》，第16卷第1號，馬尼拉，1967年，收入《東南亞歷史地理譯叢》（南洋學會專刊之四），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學會，1989年，第156～168頁。
【32】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百二十四。太平興國七年，即982年。
【33】金應熙主编：《菲律賓史》，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37頁。
【35】許黎娜：《廣東南澳海域驚現“南海二號”古沉船》，北京：新華社，2006年6月11日；許黎娜：《“南海Ⅱ號”發現毓炮》，廣州：《南方都市報》，2007年8月18日。
来源：《明清史》2012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