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恽代英《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一文的考证及解读
【内容提要】对中共早期著名理论家恽代英的遗著进行全面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本文从四个方面考证出1923年10月30日发表于《申报》的《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一文的作者署名“戴英”为恽代英笔名，并对该文在经济思想史上的价值以及恽代英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作出简要分析。
【关键词】恽代英；工业化；遗著；考证；解读
恽代英（1895-1931）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领导人和理论家之一。其生前遗著据初步统计，共计约300万字，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对恽代英遗著进行全面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有助于更好地传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注洪、任武雄等选编的《恽代英文集》（上、下卷），共收录恽代英著作195篇，约73万字，仅占恽代英全部遗著字数的约四分之一。2006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良明、钟德涛主编的《恽代英年谱》，详尽介绍或摘录了《恽代英文集》等未曾收录的一些恽代英遗著，其中甚至包括部分流失在海外的恽代英著作。[①] 201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良明著《恽代英思想研究》，该书是作者主持的同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5BDJ015）结项成果。书后所附《恽代英著译目录》凡举恽代英著作573篇，涉及“天逸”、“代英”、“子毅”、“子怡”、“尹子怡”、“毅”、“但一”、“遽轩”、“FM”、“但”、“英”、“稚宜”等十余个恽代英笔名，[②] 是目前国内最为齐全的恽代英遗著目录，为下一步编纂《恽代英全集》[③]和学界进一步开展相关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学术资源。然而，诚如长期从事恽代英遗著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的李良明先生自己所言，“本课题的结项，不是恽代英思想和生平研究的终结，而是新的开始” [④]。
作为经济思想史专业的学人，笔者在阅读2006年由中国出版集团出版、程恩富主编的五卷本《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时，发现该著（中国卷）提到恽代英1923年在《申报》发表了《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以下简称《工业化》）一文。经笔者查阅《恽代英文集》、《恽代英年谱》及《恽代英思想研究》所附《恽代英著译目录》，均未列出该文。而且截至目前，国内所有对恽代英生平和思想（包括对恽代英经济思想）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都没有引用甚至没有提到该文。[⑤] 程恩富的著作是其主持的同名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02AJL007)结项成果，其权威性自不待言。可惜该著对《工业化》几乎是一笔带过，而且看来该著（中国卷）作者并未查阅《申报》原文，因为书中参考文献注明是转引自1945年由南平国民出版社出版、周宪文编《新农本主义批判》一书。[⑥]
一、《工业化》原文及其作者考证
通过逐日查阅《申报》，笔者找到了发表于1923年10月30日《申报》“时论”专栏上的《工业化》原文。该文署名“戴英”，共计1511字（不含标点符号），全文如下（标点符号由笔者添加）：
二十五日有董时进先生论中国不宜工业化一文。此问题殊有可研究之价值也。董先生以为当今之世，农国求过于供，工国供过于求。中国处此工国多余之时，不可以工业化。若董先生立论只系为全世界综合的求农国工国之供求平衡，而非为中国人切身利害计较，则此文似不与感贫乏之中国人有何关系。我意董先生之心当不如此。
董先生以为农业为独立稳定之生活，而工业常有生产过剩之危险，故曰农业国可以不需工业国而独立，工业国不能离农业国而存在。我于董先生所述工业国情形，认为信然。但彼所言农业国情形则殊未可信也。
农业国果可以不需工业国而独立乎？人非能餐稻麦，稻麦必须碾磨。碾磨乃工业之事而非农业也。人非能衣棉丝，棉丝必须纺织。纺织亦工业之事而非农业也。闭关之时，中国人以粗拙之工具附丽于农人。家庭以从事碾磨、纺织之事，诚无所仰给于外人。然此只中西未交通之时则然耳。及其既交通也，人有进步的机器、伟大的工厂，其所碾磨、纺织者，成本低、成品良，非我所能与之争竞。而衣食之所需，乃转而大宗须仰给于外国。去年米之输入将近二千万担，价将近八千万两；面粉之输入三百余万担，价一千六百余万两；棉布之输入更价值在二万万两左右。衣食之所需如此其不足以自给，而谓可以不需工业国而可以独立耶？
抑尤有可注意者，今日之事，非徙我不可以独立而已也。米之输入将近二千万担，则是吾国人食米有将近二千万担非中国所产，则是中国所产将近二千万担无人承购。使农人为势所迫，不能不少产将近二千万担之米。使将近二千万担产米之农人，只有失其本业也。准此以推，亦复有产生面粉三百余万担、产生棉布价值二万万两之工人失其本业。就去年海关报告册，入口超过出口将三万万元。则是总共有产生将三万万元之农人、工人，俱为外国工业所压迫而至于失业。亦何怪国内军队、土匪之充斥而尚许农业为独立稳定之生活耶？
董先生以为中国若行工业化，必不能免外资之纠葛。然外资之纠葛，初何必待中国将来之工业化。眼前逼近眉睫之事，实已不胜枚举矣。开平之煤、大冶之铁，此外铁路矿山，已为外人染指者，岂以中国不求工业化遂免于外资之纠葛乎？出口、入口之受外人操纵也；关税、盐税之受外人把持也。中国在先进工业国之下，已成为经济的隶属关系。至今日尚虑工业化之为外人染指，诚不知其何说也。
抑吾不知董先生以为今日之中国尚为农业国乎？抑已为工业国乎？若以为中国今日尚为农业国也，则董先生文中所称农业国之人民质直而好义，喜和平而不可侮，其生活单纯而不干燥，俭朴而饶生趣；农业国之社会安定太平，鲜受经济变迁之影响，无所谓失业亦无所谓罢工，凡此所言是何与吾中国今日之情实全不符合也。
若以为如章行严先生所言，此系农业国而强效工业国之过。不知吾辈今日撤毁吾国有之铁路，捣坏吾国之商船、工厂，以复反于农业，果能遂禁南满之行车、内地外轮之通航，以及海外巨舶之莅止、沪汉各外国工厂之开工乎？果能遂禁洋纱、棉布、米粮、面粉之源源而输入乎？果能遂禁外人之取我铁路、矿山而代为办理乎？
董先生知自中西接触而国人顿感贫弱。惜董先生不甚考国人贫弱之原因也。国人之生路俱为外国工业之所压迫而日趋逼狭，于是流为兵匪。在他一方面，既有赔款，复有外债，使国民所担任之日益增高，而上流、中流之阶级亦日呈中落之倾向。此非吾之工业有以与外国相抗衡，盖惟有万劫而不复。岂尚得谓中国不宜工业化乎？
董先生谓工业国不能离农业国而存在是也，彼恃农业国为之供给原料，为之消售成品，彼非有农业国不可以自存。然惟其如此，彼势必挟其工业之优势，以窥窃农业国之统治权。庶原料之供给、成品之消售，不虞其有变动或为敌国之所攫取。此所以英国再三致意于取得殖民地也。凡为殖民地者，永只得以原料供给其所谓母国而不能自己供给；永只得消售其所谓母国之成品而不得自己制造。结果既以母国之人经济上处处占取优势，而殖民地之土人必至劳苦而不能自给。工业国之不能离农业国而独立，岂农业国之幸也哉？
然则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吾以为殆无疑义。中国如何能与外人竞胜而化为工业国？中国而化为工业国又何以免于生产过剩之患乎？请俟他日另文论之。
通过对《工业化》原文进行仔细的研读和分析，并比对恽代英同时期的其他著作，同时结合自己对恽代英经济思想研究的体会，笔者可以断定该文作者“戴英”就是恽代英，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首先，该文所引数据及其资料来源与1924年1月恽代英在《前锋》上发表的一篇经典论文完全相同，思想逻辑亦可相互印证。作为中共早期著名的理论家之一，恽代英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一直非常关注。恽代英经济思想散见于其多篇著作之中，思想逻辑向来清晰，其内核是如何从国情出发，谋求中国民族经济的振兴，摆脱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压迫。1924年1月5日恽代英写于上海并在《前锋》第3期上发表的《革命政府与关税问题》（以下简称《关税问题》）可谓比较全面地反映其经济思想的经典论文。几乎所有对恽代英经济思想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都会介绍该文。如果将《工业化》与《关税问题》这两篇发表时间仅相差两个多月的文章进行比较，会发现两文所引的一些数据及其资料来源几乎完全相同，思想逻辑亦可相互印证。例如，《工业化》提到了“去年海关报告册”并指出“去年米之输入……价将近八千万两；面粉之输入……价一千六百余万两；棉布之输入更价值在二万万两左右”。这与《关税问题》提到的“就民国十一年海关册报告，我们已经用了外国输入的棉货类共价二万一千八百余万两；米、谷七千九百余万两；杂粮粉一千六百余万两” [⑦]，无论在具体数据上，还是在资料来源（1922年《海关报告册》）上，都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工业化》一文的核心思想是反驳董时进、章士钊（章行严）等人“以农立国”的观点，明确指出“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吾以为殆无疑义”；而《关税问题》一文亦明确指出：“中国除了机器生产化，没有法子抵抗人家，即没有法子免于经济破产的惨祸。居今日还有些人说中国要保存为一个农国，真要怪他太不长眼睛了。”[⑧] 可见两文何其相似。这是笔者认定《工业化》作者就是恽代英的第一条理由。
其次，该文的一些观点在恽代英同时期的多篇著作中均有体现。不仅与《关税问题》在所引数据、资料来源和思想逻辑上可以相互印证，《工业化》当中的一些观点事实上在恽代英同时期的多篇著作中均有体现。例如，在1923年年底，恽代英曾在多篇论文中反复强调：“因外国工业品的输入，逼到失其故业的农人、工人，为他们的生活去当兵当匪” [⑨]；“惟外资压迫，使人民失安居乐业的状态，所以他们有凭借以呼啸其徒党” [⑩]。这些观点与《工业化》一文指出的“国人之生路俱为外国工业之所压迫而日趋逼狭，于是流为兵匪”是完全一致的。再如在1923年年底到1924年年初，恽代英在多篇论文中指出：“庚子赔款，以及利用我们历任卖国的政府，重利盘剥的借与我们九万九千多万元的外债，以使我们负畸重的租税” [11]；“庚子赔款，最为非法的勒索……非法政府的借款，当然应与否认，以减轻国民的负担” [12]。这些观点与《工业化》一文指出的“既有赔款，复有外债，使国民所担任之日益增高”是完全一致的。同时期，恽代英在多篇论文中明确提出：“中国今日必须由小量生产进为大量生产，由手工生产进为机器生产，乃可以免于外国的经济侵略” [13]；“中国要求避免外国的经济侵略，而谋所以自己发达产业” [14]，这些观点与《工业化》一文的核心观点“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是完全一致的。这是笔者认定《工业化》作者就是恽代英的第二条理由。
第三，“戴英”的署名符合恽代英常用其名和字及其谐音做笔名的习惯。对现已发现的恽代英著作署名进行初步统计和分类，可以得到如下结果：以其全名“恽代英”署名的著作最多，共计237篇。[15] 除此之外，其他336篇著作的署名可大致可为以下几类：①以其名“代英”及其谐音为笔名，包括 “代英”231篇、“但一”46篇、“但”2篇、“英”6篇；②以其字“子毅”及其谐音为笔名，包括 “子毅”5篇、“稚宜”9篇、“子怡”3篇、“尹子怡”1篇、“毅”2篇；③其他，包括“FM”18篇、“天逸”1篇、“遽轩”1篇；等等。可见，以 “代英”及其谐音为笔名的情况最常见，约占恽代英以笔名发表的著作总数的85%。特别是，如果将统计的时间段界定在1923年10月和11月，我们会发现恽代英在这两个月期间以笔名发表的17篇著作（不算《工业化》一文）的署名全部是“代英”及其谐音（“代英”8篇、“但一”9篇）。因此，作为1923年10月30日发表的《工业化》一文，其作者“戴英”的署名当属恽代英之名“代英”及其谐音类笔名。但是，与其他以“代英”为谐音的笔名（例如“但一”、 “但”、“英”等）不同之处在于，截至目前的考证，恽代英署名“戴英”的著作仅此一篇；而且《工业化》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发表于《申报》的恽代英著作。这大概也是长期以来，所有对恽代英生平和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没有注意到该文的原因之一。
第四，《新农本主义批判》一书提供的旁证。如前所述，程恩富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中国卷）提到《工业化》时，注明是转引自周宪文编《新农本主义批判》一书。经笔者查阅，该书作为周宪文编的一本论文集，1945年在福建南平由国民出版社出版。在该书第109-111页，以“附录”的形式将《工业化》全文收录，并注明该文原发表于“民国十二年十月三十日申报”，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将《工业化》的作者直接标注为“恽代英”，而没有提到该文的实际署名“戴英”。[16] 换言之，该书作者认定“戴英”即为恽代英笔名。在《新农本主义批判》书后的“跋”中，周宪文提到，该论文集本来“系于民国二十九年年底，在重庆编竣”，由中华书局香港印刷厂排印。“书甫印成，尚未发售，而太平洋战事发生，成书被毁，不及问世。犹幸厂中同仁曾寄余一册，得存此‘孤本’……今承国民出版社诸君子见爱，愿为重刊……”[17] 也就是说，该论文集早在1940年就已编好，1941年就已出版（但尚未发售），因为战乱一直拖到1945年才重刊面世。1940年相距《工业化》一文在《申报》发表不过17年，距恽代英牺牲仅9年。现有的文献无法证明周宪文与恽代英是否相识，也无从得知周宪文何以认定“戴英”即恽代英，但周宪文作为与恽代英同时代的人，[18] 他编的《新农本主义批判》一书完全可以作为文本考证的一个旁证。
二、恽代英《工业化》一文在经济思想史上的价值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知识思想界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取向，围绕究竟应该以“农业立国”还是以“工业立国”的焦点问题，爆发过三次论争高潮。这场大论战实际上是以农为本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发展理论之间的大碰撞。论争的最终结果是工业化道路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
1920年代是论战的开始阶段。从其背景来看，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期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自顾不暇，中国出现了兴办资本主义工业的高潮，成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一战的结束，列强卷土重来，中国经济迅速转向萧条。1920-1921年，大批民族工业企业面临倒闭的危机。此时，在知识思想界有人提出，中国并不需要任何制度性的根本改革，而应退回到“农本社会”。 这其实是以农为本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特定背景下的反弹。这种观点立即遭到了包括恽代英在内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于是形成了20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以农立国”抑或“以工立国”的论争高潮。
1923年8月12日，章士钊在上海《新闻报》发表《业治与农（告中华农学会）》，提出“吾国当确定国是，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 [19]，成为这场论战的开端。同年9月，孙倬章在《东方杂志》第20卷第17号撰文《农业与中国》，反驳章士钊的观点，认为中国不应该偏重于农业，而应该大力发展工业，以免受制于列强的经济控制。[20] 随后，以章士钊、董时进等为代表的“以农立国”派和以恽代英、孙倬章、杨杏佛等为代表的“以工立国”派相继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和道路进行辩论，最终“以工立国”派占据了主流。
恽代英在这场中国经济思想史上著名的论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工业化》一文就是他为反驳1923年10月25日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发表在《申报》上的《论中国不宜工业化》一文而作。这标志着恽代英成为中共党内第一个明确指出中国必须走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家。
恽代英在文中用实证的方法驳斥了董时进、章士钊等人所谓“农业国可以不需工业国而独立”的观点。他指出，在“中西未交通之时”，闭关自守的中国尚可以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但是“及其既交通也”，西方工业国家“有进步的机器、伟大的工厂”，其各类产品成本低、质量好，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已经导致中国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破产。他详细列举1922年中国《海关报告册》中的统计数据后指出：“衣食之所需如此其不足以自给，而谓可以不需工业国而可以独立耶？” 恽代英认为，以工立国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事，中国要想改变沦为西方国家“原料供给地+产品销售地”的被动局面，要想摆脱殖民地的悲惨命运，必须大力发展工业。
早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21] 他们当然不是在赞扬帝国主义对落后国家的侵略，而是在其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说明工业化是一种在本质上超越国家或民族疆界的经济形式，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改变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的传统农业国面貌具有客观必然性。因此，任何落后国家都根本不可能通过尽力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来保护本国的传统农业国地位。恽代英在《工业化》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必须走工业化道路，成为工业化国家，这实际上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做出的科学分析，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在将近90年后的今天，恽代英提出的“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的观点对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现实意义。
实际上，恽代英经济思想的内涵非常丰富。除了在中共党内第一个提出中国必须走工业化道路之外，恽代英还是第一个提出中国应该在经济建设中利用外资的中共理论家。1924年4月27，也就是在《工业化》一文发表半年之后，同样是为了反驳董时进有关“中国不宜以外资开发富源”的观点，恽代英在《民国日报》发表《如何方可利用外资》一文，明确指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欲开发富源，就事实言，终不能不借入外资” [22]。事实证明，恽代英从列宁新经济政策中得到了启示。“以苏俄共产主义精神的租税制度，他们还是不能不利用外资，以助国内产业的发展。中国将来是应当仿效苏俄的。”[23] 但是，中国引进外资并且利用好外资的前提是，“必须先有公忠而强固的国民政府，这种政府，监督一切公私团体，而这种政府与公私团体，又须受国民监督” [24]，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使本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得到充分的保护。恽代英的这些观点不仅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极具理论价值的思想资源，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推进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通过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研究，恽代英还对中国革命胜利后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科学构想。他指出：“产业后进国家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但必须用新经济政策做他们中间一个长的阶梯。”，“共产党……必须酌量的重建资本主义，然而亦必须使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足以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而不致于妨害他才好。”[25] 这表明，早在1920年代，恽代英就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胜利后，必须通过像新经济政策这样的经济手段，“酌量重建资本主义”。也就是说，既要利用市场价格机制和不同层次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又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职能，对国民经济进行科学管理和宏观调控，“使资本主义的发展”（即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不致于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
恽代英特别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但是至少可以说，伟大的列宁，已经亲身给了我们许多好的暗示了” [26]。他实际上已经预见到，像中国这样比俄国更加落后的“产业后进国”，在革命胜利后，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同时借鉴列宁在苏俄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务实地施行类似新经济政策这样的发展战略发展经济，才能更快地提高社会生产力，这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宏伟目标的必由之路。可以说，恽代英经济思想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综上所述，恽代英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早期成果，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思想领域的先进水平。这奠定了恽代英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遗著的收集、整理与研究》（11&ZD07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恽代英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2YJC71003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例如：恽代英：《愚蠢的提问》，《学生杂志》1915年第2卷（英文版），原刊保存于日本信州大学图书馆，参见李良明、钟德涛：《恽代英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3页。
[②] 李良明，：《恽代英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78-509页。
[③] 拟编的《恽代英全集》是以李良明为首席专家的课题组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遗著的收集、整理与研究》（11&ZD079）的子课题之一，预计2014年完成。
[④] 李良明：《恽代英思想研究》，前言第6页。
[⑤] 例如：田子渝、任武雄、李良明，《恽代英传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李良明、钟德涛，《恽代英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李良明，《恽代英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田子渝，《浅析恽代英的经济思想》，《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3期；张荆红，《试论恽代英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形成的历史贡献》，《理论月刊》2006年6期；马德茂，《恽代英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经济理论的探索》，《党的文献》2007年6期；张克敏，《恽代英经济思想刍议》，《党的文献》2007年6期；等等。
[⑥] 程恩富主编，马艳等著，《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中国卷），中国出版集团，2006年，第16页。
[⑦] 恽代英，《革命政府与关税问题》，《前锋》第3期，1924年1月。
[⑧] 恽代英，《革命政府与关税问题》，《前锋》第3期，1924年1月。
[⑨] 代英（恽代英），《基督教与人格救国》，《中国青年》第3期，1923年11月。
[⑩] 恽代英，《少年中国学会苏州大会宣言》，《少年中国》第4卷第8期，1923年12月。
[11] 代英（恽代英），《基督教与人格救国》，《中国青年》第3期，1923年11月。
[12] 但一（恽代英），《评国民党政纲》，《中国青年》第18期，1924年2月。
[13] 代英（恽代英），《读<国家主义的教育>》，《中国青年》第11期，1923年12月。
[14] 代英（恽代英），《中国的“五一”节》，《民国日报》“五一特刊”，1924年5月1日。
[15] 恽代英著作的署名情况由笔者根据《恽代英著译目录》统计分析得出，下同。
[16] 周宪文，《新农本主义批判》，国民出版社，1945年，第109-111页。
[17] 周宪文，《新农本主义批判》，第156页。
[18] 周宪文 (1907—1989)，字质彬，浙江台州人。1935年任国立暨南大学经济学教授兼系主任，继任商学院院长。1941年受暨大委派赴福建建阳筹设分校，任分校校务委员会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台湾省立法商学院院长、台湾大学教授、台大法学院院长、台湾银行金融研究室主任等职，1989年病逝于台湾。
[19] 章士钊，《业治与农（告中华农学会）》，《新闻报》，1923年8月12日。
[20] 孙倬章，《农业与中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7号，1923年9月。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22] 但一（恽代英），《如何方可利用外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评论之评论》第6期，1924年4月27日。
[23] 但一（恽代英），《如何方可利用外资》。
[24] 但一（恽代英），《如何方可利用外资》。
[25] 代英（恽代英），《列宁与新经济政策》，《上海追悼列宁大会特刊》，1924年3月9日。
[26] 代英（恽代英），《列宁与新经济政策》。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4300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