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论”与“再评价”

　　一，中心论问题。批判欧洲中心论而创立一个中国中心论，这是不健康的。柯恩和弗兰克都有这种倾向。不过柯恩主要是要求寻找近代中国变化的内因，弗兰克则明确15～18世纪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这以后让位给欧洲。

　　王家范在批评中说要区分两种中心论，一是“世界（或整体）史观”的中心论，一是世界经济中心论。后者是在海运发达，各国经济进入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以后才形成的。这完全对。弗兰克实际是论经济中心，但也提到丝绸之路以至“五千年”中华，这就弄混了。

　　第一种中心论是指整个文化或文明，亦称一元论，认为世界各种文明是由一个中心传播出来的。西方这种一元论源于基督教，经康德论证，完成于黑格尔。弗兰克建立的近代史学就是这种一元论的。这种历史观不久受到批判。汤因比研究了古今51种文明，各有其兴衰之道，结论是：文明是多元的，而且是等价的，价值相等。最近，如新自由主义大师伊赛亚·柏林提出，各种文化是不可通约的，没有一个共同的衡量标准，当然也没有中心。反对派亨廷顿提出“文化冲突论”，同样没有中心。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世界本来是差异的、多样的，先进和落后都有其存在的价值。

　　中国史学原没有一元论，从太史公论西南夷可见。汉唐是文化“拿来主义”，宋人“民胞物与”的观点更伟大。明以后，西学东渐激发“西学中源说”，西方入侵激发“五千年中华中心”思想，清代史学强调夷夏之防，今天还有。这是应当批判的。

　　二，再评价问题。重点是对清前期经济的再评价。再评价以前，有一种看法认为清代已是封建社会末期，走下坡路，反动腐朽了。国外也有一种看法，认为17世纪世界危机以后，西方走向工业革命，中国走向衰败；黄宗智编一本书叫“欠发展的发展”指此。还有一种看法，把宋代提得很高，而明清都是停滞的社会，如漆侠、麦迪森。80年代末、90年代兴起再评价，为清代经济翻案；这股风很热，人才济济，国内国外，不少一代精英。集中表现在新出的《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三大本，它总结说，清代经济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和财政金融各方面都大大超过前代，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

　　我完全同意该书的论断，不过还另有点个人看法。大家知道，我是认为16和17世纪初，中国经济的发展已引起社会结构的某些改变和经济制度上不可逆的变迁，以及思想上的反传统思潮和以经世致用为号召的启蒙思潮；我把这些称之为现代化因素或萌芽。但这些因素在清人入主中原后全被打断了。有清一代，在经济上或生产力上确有很大的发展，但只是在封建经济范围内的发展。因为在制度上虽也有由一条鞭到摊丁入地、由定额租到永佃制、由短工人身自由到长工人身自由等变迁，但未能引起经济体制的变革，更无望政治体制的变革。尤其在思想上，不但启蒙思潮烟消云散，而且回到经学去了。而这也是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的原因。西方的启蒙运动晚于中国一个世纪，其经济基础也不如中国，但它声势浩大而且有效，终于实现体制改革，建立宪法国家，完成工业革命。因而，我对清前期的再评价是：经济发展，制度落后，思想更保守了。

　　制度尤其思想的发展并不是与经济发展如影之随形。反之，在大变革时代它们乃是经济发展的先导，至于中国17世纪的启蒙思潮为什么无功而退，我以为主要是它缺乏工具理性，空言而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