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究竟如何看待中国？——我国学术界对国外中国学的研究
随着我国的日益发展，国外学者对我国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国外中国学或称海外中国学，概略言之，是指由国外学者参与的、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或研究领域，其范围至为广泛，其渊源可溯自汉学。国外中国学原来侧重于我国古代，后来开始侧重于我国近现代，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实际上逐渐成为国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中国学不断发展的同时，我国学术界也对国外中国学本身进行研究。这一研究可以让我们知道国外学者究竟是如何看待中国的，为我们深入认识我国自身问题提供一个多向度的观察视角。这里以对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考察为重点，谈谈我国学术界对国外中国学的研究进程、成就与不足以及几点建议。
研究进程
我国学术界对国外中国学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进行历史考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以1840年为开端的中国近现代史发展进程中，很早就有国外学者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并且有了国内学者对国外学者研究状况的了解和成果的评析。但真正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状况了解和成果评析，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初始阶段（1949年至1966年）。这一阶段，仅仅对个别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如裨治文、柔克义、马士、丹尼特、赖德烈、费正清等人部分著作进行翻译，对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状况进行零星介绍和评价。比较重要的国外学者论述汇编有《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相关史学信息主要发表在《史学译丛》、《国外史学动态》等刊物上。这些论述汇编和信息报导很不全面，评析则立足于批判，且多以内部参考读物的形式在较小范围流传。
沉寂阶段（1967年至1976年）。“文革”十年期间我国对外联系骤然减少。尽管个别大型图书馆的外文书刊仍可见到，但很少有学者对国外中国学进行评析。
勃兴阶段（1977至1999年）。改革开放后，国外中国学译著开始大量出版。专门的动态译丛和书刊有中国社科院出版的《国外中国研究》（1977年4册）、《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980年至1995年，共27册）等。此时开始有了专门论述国外研究中国的专著出版，如《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侯且岸，1995）、《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张注洪、王晓秋， 1999）等，同时出版了一些工具书。
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这一时期，对国外中国学的关注范围更加扩大，调研内容更加全面，提供信息更加新颖，分析渐趋深入。此时的研究成果综合性的有《国外汉学史》（何寅、许光华，2002）、《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何培忠，2006）等。专题研究则有《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陈君静，2003）、《美国战后中国学》（王建平、曾华，2003）等。这些成果大都或主要涉及中国近现代史内容。应该说，在对国外中国学的状况了解和成果评析方面，中共党史学科的成绩特别突出。
成就与不足
总体而言，我国学术界对国外中国学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述评做了大量工作，已开始由情况介绍、成果评析向注重学术史过渡，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
对研究理论的初步探索。我国一些学者对国外中国学做了学术发展脉络上的梳理，提出国外对我国的研究不仅在研究对象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在研究范式上也发生了巨变。当然，目前对研究理论的探讨还比较滞后，尤其是对渗透于国外中国学各种史学成果中的理论基础如历史哲学、方法论等，还缺乏全面深入的评析。
对研究状况的重点考察。我国一些学者对诸如美国、苏俄、日本还有英、法、德、澳等国中国学的历史渊源、当代状况以及发展全貌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考察。特别对美国、苏俄、日本的中国学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作了分时期、分作者、分专题的比较系统的评析。不过，目前的研究状况考察多集中于政治史方面，政治史中仍以中共党史为主，其他如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方面则涉及较少。在国别和地区方面也不够全面，对于东南亚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区的中国学很少介绍，其实这些国家和地区也是很关心和研究中国问题的。
对研究专题的个案探讨。这类专题探讨，从国外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思想研究的述评到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各个时期研究的述评，以及国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述评等，都能就其研究热点、重点、观点、视角、方法及其局限等方面做出详尽的梳理和评析。不过，目前我们对国外中国学的个案分析也主要是集中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方面，而且从时段来看近代史部分较少见到。至于从社会科学更广阔的视野来获取国外研究信息并进行成果评析，就更显得不够了。
对研究方法的不断引进。我国学术界在进行国外中国学状况了解和成果评析的同时，也注意引进国外学者搜集史料和把握复杂背景等方面的长处，诸如比较史学、数量史学、口述史学的运用，多文化的研究视角和明确的问题意识等研究方法的运用。不过，在引进史学方法方面也存在忽略我国固有史学方法的应用等问题。
几点建议
要更好地开展对国外中国学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状况了解和成果评析，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具备较好的国内中国学研究的基础和学术素养，具有严肃的反思精神，惟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审视国外中国学的历史和现状。当前，尤其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加强理论探讨。对于国外中国学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状况了解和成果评析，实际上属于历史研究或者说是史学史研究的范畴，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为了便于研究，也可就述评史的研究建立相应的理论体系。比如，要明确研究的对象、任务和方法。另外，情报学、文献学、史料学的理论和方法，也是可以吸收的内容。
拓宽状况考察。这有利于我们从广阔的视野观察问题。在纵向上，不能仅限于近现代史而要上溯历史渊源、下及最新发展。过去有的国外学者研究我国以古“观”今，认为新中国成立仅是改朝换代，这当然是错误的；现在有的国外学者是“观”今轻古，不顾及我国历史条件，割断历史，也难以正确认识今天的中国。在横向上不能仅限于政治，还要拓展至经济、文化、社会、教育、军事等方面。在国别上，不但要重点考察美国、苏俄、日本等国的研究，还应考察英、德、法、澳、加、越、北欧、新加坡、南太平洋岛国的研究，非洲、拉美等的研究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扩大个案分析。如前所述，我国学术界近年来对国外中国学的研究已由综合论述发展至个案的专题论述，而且日益增多。这些个案分析多集中于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国史。比如近年发表的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新世纪以来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国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读等，都是很有价值的成果。但涉及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个案分析文章却很少。如果我们能在这些方面不断扩大个案分析，对我们了解国外学者究竟如何看待我国是有好处的。
探索研究方法。不仅应该运用我国传统史学的方法诸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史源学的经验，还应吸收国外史学中的比较史学、数量史学、个案研究以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中的有用方法。随着国外学科分工的细化，我国特别是我国近现代史成为国外多学科的研究对象。因此，应善于采用不同学科的各种新方法，以利于从学术史的角度理解国外中国学内在的发展线索。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来源：《人民日报》2012年12月31日07版，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