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人文学科前沿的社会文化史
——突破瓶颈：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笔谈1）

　　【作者简介】刘志琴（1935—），女，江苏镇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资深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北京100006）；梁景和（1956—），男，山东蓬莱人，历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北京100048）；左玉河（1964—），男，河南新乡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

　　【原文出处】《晋阳学刊》（太原），2012．3．99～110

　　原刊主持人（左玉河）按语：自从1980年代末刘志琴先生提出“社会文化史”概念以来，社会文化史研究取得许多丰硕成果，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目前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缺乏必要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缺乏深入专精的高水平著作（典范之作），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问题。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存在哪些问题？制约社会文化史发展的瓶颈何在？如何深化社会文化史研究？如何创建中国自己的文本解释体系？如何尽快产生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典范之作？2011年9月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与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联合发起召开了“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位学者就上述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这皇选载4位学者有代表性的意见，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进行反省和探讨。

　　中国史学在传统文化中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问，天文地理、文治武功、文采风流、生产经济、物性事理、修身节操，无不罗列其问。如果说古代西方学术以哲学为代表，中国就以史学最辉煌，因为史学在中国是最古老、最神圣、最受尊宠的学问。史官往往是宰相级的人物或最有威望的大学者。古希腊、罗马可以随时随地讨论学问，站在路边讲演，有众人围观，有的干脆就称为“广场哲学”，而在中国论史讲道则要焚香、叩头、行大礼，主讲者端坐上方，聆听者毕恭毕敬，讲坛犹如神坛。

　　如今的中国，辉煌一时的史学已经光辉不在，面临的是被解构，所谓解构是史学的主题、宗旨和功能的全变化，由此相应的是写作者和阅读者的身份也相应地有所改变，其变化波及面之大，来势之迅猛，足以颠覆传统史学，这种解构在中国不是第一次，却是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

　　最早的史书《尚书》，大都为训诰誓命之词，这是史官用来沟通上帝与天子的对话，史与巫不 分，写史的被奉为神人，史书有神谕的性质。尚者，上也，是上帝之书，阅史者主要是天子，只有天子才有资格向臣民宣示，其威权之重，凛然不可冒犯。

　　春秋时期中国出现第一部编年史《春秋》，这是孔子记录的鲁国兴亡史，史书从此从记神事走向记述人事，《史记》、《汉书》都承继这一传统，由于纪传体、本末体的问世，与编年体合称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三大体裁。这三大体裁使古人对事件和人物的记述更为完整和准确。《资治通鉴》阐明史书的价值在于“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一语道破，史书是为帝王提供统治的经验，为一姓王朝服务，史书成为君主、官员、士大夫治国理政的教科书。

　　20世纪初由梁启超揭橥而起的新史学，提出要努力“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倡导史学的内容要从帝王为中心，转向国民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史书中心内容的转移，将平民百姓的生活推向历史的前台，史学得以摆脱君主意志和政治意识的干预，这是中国史学前所未有的大转型。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社会进程的加速运转，这一愿望并未真正付诸实现。建国后确立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强劲的意识形态切人人文学科，史学是一马当先，再次成为政治的附庸。上个世纪在史学界叫得最响的口号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政治又是多变的，1950年代初对苏联持一边倒的政策，中苏关系的研究就要发扬中苏友好，到1960年代一变而为反对修正主义，中苏关系又着重揭露俄国侵华史，为政治报务，实际上是为政策服务。史学本以求真为第一要义，政策免不了有变动，这两者如果不一致，必然使学术扭曲，所以为政策服务成为史学建设中的大患。

　　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文化史、社会史的复兴，史学研究突破既定的框架，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以丰富的题材和多向度的视角，刷新了史学的风貌，史书从枯燥无味的说教，变为生动具体的叙事。史学走向民众，促使史学著作从少数人阅读变为大众读物，这是方向性的大转移。

　　这个大转移，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而逾益突出，早在上个世纪末，人们就预言，新世纪是高扬人文精神的世纪，国内从上个世纪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新世纪的以人为本，这是史学得以转向的大背景。

　　应该说的是，有两种理念为社会文化史提供了理论基础，这就是李泽厚在《历史本体论》中提出，生活是历史本体论的命题，与本人在《礼俗文化再研究》中提出，百姓日用是儒学的经典之教。社会文化史是以生活为中心，对生活方式、大众文化和社会风尚进行统合研究，当前思想史和文化史都向社会生活靠拢，从生活领域中发掘新资源的动向，再次证明社会文化史已跻身人文学科的前沿。

　　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和休闲在内，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人因为要生活才形成社会，有生活才有阶级的划分和社会的构成。生产方式的变化，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表现为生活方式的变化，在社会生产和流通的一系列链条上，生活处于目的性的终端，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目的。说人是社会的本体，无异说生活是社会的本体。所以生活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类永不停息的创造业绩。人的解放离不开生活方式的变革，文明的进化与差异往往表现在吃穿用，以及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怎样吃、怎样穿、怎样用等方方面面表现出种种差别，从而发展自己的智慧，创造出不同特质的文化形态和民族传统。所以以人为本，实际上是以生活为本，这对史学来说，意味着重新回到梁启超提出的，要使国民知道生活的过去和未来。百年来史学发展中的风风雨雨，又回到上个世纪初新史学的起点，可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螺旋式的上升，上升到新台阶。

　　新台阶使研究者更上一层楼。生活有广阔的视野，它涵盖先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及其社会制度等丰富多彩的内容，这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第四个转向：即从神谕为纲、资政为纲、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生活为纲。纲举目张，目随纲移，纲变则全变，这是具有颠覆性的大转向。转向即解构，因为建构传统史学大厦的支柱在变化。历史主体从高高在上的权贵、精英，下到平民百姓，从注视政治、军事、经济大事变，到关注日常生活。不论是对作者抑或读者都是前所未有的大转移。

　　这一大转移形成对史学的解构也是必然的，必然性是在于，史学功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已经发生变化，史学被推崇为神谕，是在神权时代；被认为是政治教科书，是在皇权时代。代代相承的小农业生产，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前人经验就是后人的轨迹，人们匍匐在祖先的足下，亦步亦趋，事事按祖制办事，间有革新也要打着法祖的旗号，即使至尊至贵的君主发号施令，也得标榜来自祖先的训示。在这种社会形态中，记载前人业绩的史书自然奉为经典，遇有重大决策无不要从史书中找依据，史官是皇帝的高参，史家在学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这一切都被现代化浪潮所冲击。

　　历史是民族的记忆，不能忘却，但它的真正价值是在现在和未来。现在流行一句话：“让历史告诉未来!”言简意赅地道明了史学的价值所在。要知道史学是经验性的知识，因为是经验性的，自不乏有一定的规则可参照，但由于人、时、地等环境、条件的变化，任何经验又都有局限性，对后人有参照的，不一定能起到指导作用。现代高科技的发展，瞬息万变的世态，各种信息如排山倒海般汹涌而来，人们对事物的判断和决策，不再仰仗史书的教诲，而是考察四海风云，潮起潮落。在全方位的信息储存中，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主要是提升对信息的把握度和思辨力，而不在于信息量，有时还要对信息作减法，学会淘汰，才能做到精选精用，历史经验的参照系也就降到最低点。

　　由此相应的是，史学的发展愈来愈要仰仗对历史的解释作出新的贡献。这是现代人的解读，是现实的、鲜活的人的认识，历史本身只是缘由，讲史的不能不反映现代人的需求，这也可视为现代史向过去的延伸。阅读者主要从史书中汲取知识和智慧。智慧是一种对经验的感悟、体认和敏感，对提高文化素质永远不会过时，而且常用常新。

　　史学从笔录帝王行事到记述百姓生活，从为帝王统治服务，到为民众长智慧，是史学主题和功能的大变化。史学由此失去神圣光环，却大踏步地走上社会化。

　　这对研究者未必不是幸事!因为随着研究对象的下移，会带来新气象，新问题和新思考。例如对鸦片的社会文化研究，别有一种视角。鸦片是舶来品，在世界各地都有生产和销售，为什么唯有中国酿成社会公害?由于中国近代史是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种族主义的义愤，爱国主义的声讨，都指向外国侵略者，几乎成为毋容他议的定论。然而从社会文化研究，却发现自害更甚于他害的现象，这有两个论点剖解了这一问题。一是鸦片在中国经历从药品、食品到毒品的变化，促使中国人吸毒成瘾的是烟枪的发明，使苦涩的鸦片转化为香甜烟气，引人上瘾，这不是外人而是国人的创造。促使吸毒成为国害的是国产烟的种植。中国本不产鸦片，进口价格高昂，只能在少数富豪中传播，可当朝的李鸿章等人认为肥水不流外人田，有钱国人自己赚，提倡在本土种植，这一主张甚至得到一些禁烟派的认同，到清末国产烟的产量已是进口烟的四倍，因为鸦片对土壤要求不高易于种植，有好收成，能卖个好价钱，在西北和西南贫困地区成为农民脱贫的方式，由于土产烟是自产、自销、自吸，吸毒者普及到农民，造成民族的大灾难，这是在貌似爱国名义下的祸国行为，是民族的自残，揭示这一现象，是深入认识近代中国沉沦的重要因素。

　　由于视角不一样可以发现新资料，如在清史笔记中发现有妇女告丈夫婚内强奸的案例，这是现代意识，发生在三百年前的清代，太稀罕了。但这是孤证，我请教清史专家，回答是清人笔记不可信，这资料不能用。但再一想，即使查不实，身处三百年前的人能臆造出这一事例，不也是一种思想的反映吗?这虽是个案，但只要是当时人的言说，就代表一种思潮，即使是微弱的萌动，也是一种趋向。社会文化史就要发掘这类不为人注意的日常行为，窥视当时人的思想状态。

　　再如明清时代徽州一地所立的节妇烈女的牌坊就有六千多座，根据歙县地方志所记，这一地区的节妇烈女多达6万5千多人，然而就在这些禁锢最深的地区，从明清流行歌曲吴歌中却暴露另一种景象。在清代文人冯梦龙所收集的时调中有一首《偷》说的是：“结识私情弗要慌，捉着子奸情奴自去当，拼得到官双膝馒头跪子从实说，咬钉嚼铁我偷郎。”还有首《小尼姑》云：“小尼姑猛想起把偏衫撇下。正青春，年纪小，出什么家?守空门便是活地狱，难禁难架，不各蓄好了青丝发，去嫁个俏冤家。念什么经文也，守什么的寡。”还有《八十婆婆要嫁人》等等。

　　这些在正史中绝对见不到的呼声，却活跃在民间社会。那种女性要求自主择偶，不畏众议，不为利诱，敢于走出家门，与情人私奔，坚贞不屈，出了事自己承当的勇气，就令人惊叹。只要看看，深锁寺院的尼姑在思春，高龄的老妇要再嫁，这些被禁锢最深的人群，都敢于冒人言之大不韪，为争取爱情，亡命献身。被封建礼教长期压抑的人性，喷薄而出，化为琅琅歌声，传播到乡间里巷，为妇孺童叟津津乐道，这与正史宣扬的节烈观形成强烈的反差。这说明民间社会并不都受统治阶级意识的控制，理学家们灭人欲的思想在这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些问题并不局限于生活的表象，有的触及传统的伦理价值观。20世纪60年代出土的明代话本《花关索出身传》，说的是刘关张三结义时，关羽、张飞表示为了跟随刘备成其大事，决心互相杀掉对方的老小，以消除后顾之虑。于是关羽杀了张飞的全家，张飞杀了关羽一家十八口后，不忍心再杀关羽已经怀孕的妻子胡金定，就放了她。后来生下儿子叫花关索，从小练就一身好武艺，长大后到荆州寻父，岂知关羽不认，花关索一怒，破口大骂，表示投奔曹操，捉拿关羽。儿子做到这份上，当是不孝之至。这样一个有悖纲常伦理的故事，竟然编成剧本，有说有唱，在民间流传，还成为墓穴中的殉葬品，这在以纲常立国的明代，几乎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但出土文物雄辩地证明它的存在，这不能不使人耳目一新。

　　这种景象是不入正史的，可又是活生生的存在，是与官方意识形态相悖的另一种存在，正如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所说：“他们表现着另一个社会，另一种人生，另一方面的中国，和正统文学，贵族文学，为帝王所养活着的许多文人学士们所写作的东西所表现的不同。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出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发展，生活和情绪。中国妇女们的心情，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大胆、称心不伪饰的倾吐着。”

　　所以，传统史学的解构，并不是史学的终结，而是面临转向的新机遇，从开拓新领域中获得新的发展。社会文化史就是要发掘另一个中国形形色色的民众生活，还愿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以它的特色走向人文学科的前沿。

来源：《历史学》201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