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汉籍研究打破国别局限

　　“近年来，域外汉籍的回归、资料的丰富和获取便利，成为相关学科研究发展的前提。”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副院长胡玉冰向记者表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交往日益频繁，学术观念不断进步，域外汉籍逐渐成为各国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近两年来，该领域的研究呈现出一些新动向，研究视野正从国别研究走向亚洲乃至全球。

域外汉籍数量庞大尚无总目

　　目前，国内学界对域外汉籍的范围界定，仍有一定的分歧。

　　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认为，域外汉籍包括：历史上域外人士用汉文书写的典籍；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如大量现存的中国古籍的和刻本、朝鲜本、越南本等，以及许多域外人士对中国古籍的选本、注本和评本；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籍， 比如大量的敦煌文献、《永乐大典》残本以及其他各类典籍。

　　日本学者把上述三类分别称为“准汉籍”、“和刻本汉籍”、“汉籍”，因此，国内也有学者认为“汉籍”一词由日本而来，域外汉籍应该只包括上述第三类。张伯伟认为，这只是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通行的用法，“域外汉籍”应该包含更多。

　　目前尚未编纂出域外汉籍总目，以国别区分的韩国、日本、越南汉籍总目也未编成，但根据不完全的书目来看，已能确认域外汉籍是一个丰富庞大的资料宝藏，时间跨度上千年，仅《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就汇编日本公私藏书1万余种。

整理出版工作成果初显

　　据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教授周少川介绍，目前，国内对日本、韩国、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汉籍影印整理工作做了很多，而对俄罗斯和南欧一些国家收藏的汉籍仍在不断了解中。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工程项目《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已出版三辑，计划出版精装影印古籍800册，囊括2000余种珍贵域外汉文文献。

　　学者认为，日本是域外汉籍保存最丰富、品质最优良的国家之一，也是域外汉籍影印工作的重心所在，近年来这方面研究收获颇丰。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金程宇所著的《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将于近期发布，已引起学界关注。该丛书收录和刻逸书及罕传典籍（含个别域外人士著作）110种，另附相关研究资料20余种，是继林衡《佚存丛书》、杨守敬《古逸丛书》以来国内外最大规模的同类丛书。

　　目前，中国域外汉籍研究在资料建设上成绩可观，但整理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一些资料影印错误较多，有效信息不多；域外人士汉文著作的整理，大多以白文或简略注释为主，长期积累富有心得的著述极少；经典著作译著较少。”金程宇说。

　　总体而言，域外汉籍的整理与出版，为国内相关学科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料基础和更广阔的视野。胡玉冰说：“以西夏学为例，过去由于资料缺乏，很长一段时间研究没有大突破。俄藏西夏学文献的回传，带来大量原始材料，对学科建设有很大促进作用，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单一国别研究走向全球

　　2000年3月，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正式成立，成为国内第一个以域外汉籍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此后，台湾大学2002年成立了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2005年成立了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复旦大学2007年成立了文史研究院。金程宇认为，这些研究机构的成立，表明中国的域外汉籍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国别，开始从整体上关注和使用域外资料，体现出明确的学科意识。

　　金程宇说，国内20世纪的域外汉籍研究成就主要体现在域外汉文小说的整理与研究方面，发展颇为不平衡。近十年来，这种局面得到了明显改观，单一文体、单一国别的研究状况逐渐被打破，研究领域更宽广，方法更加自觉，参与者显著增加。

　　张伯伟告诉记者，在2012年6月召开的第四届国际汉学大会上，台湾“中研院”副院长王汎森谈到十年来汉学研究的动向时，提出从国别角度走向国际视野，把中国放在东亚乃至整个世界背景下去研究。2012年10月，日本中国学会召开会议，新增主题“日本汉文”，日本人用汉字书写的典籍成为会议单列研讨的问题。2012年11月，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提出“新汉学”概念，把视野放开到整个汉文化圈。从这三个重要会议可以看出域外汉籍研究的一些新动向。张伯伟说，域外汉籍研究意义重大，不仅可以呈现历史上汉文化圈的交流及各个国家和地区自身文化的形成路径，而且有助于开拓传统文化的研究领域，同时显现汉文化的现代意义。这些研究对于构建多元文明和谐发展的世界会带来有益启示。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2月8日第4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