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心论”与世界史研究——兼论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派”问题
【内容提要】在世界史研究中，存在着“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以及“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三种“欧洲中心论”。它们是一种同构关系。替代论、调和论和修正论是对“欧洲中心论”的三种批判形式。批判“欧洲中心论”不仅是创建“中国学派”的理论前提和实践路径，而且有助于中国世界史学界健康积极的心态和生态的生成。拒绝任何形式的普遍主义、培养理论方法论上的自觉意识和批判精神以及将本土学术资源与西方的学术成就结合起来，是创建健康的、自觉的、开放的“中国学派”必须跨越的路径。就中国世界史学界而言。最关键的是寻求和建构一种“中介”即对话和争论。只有构建世界史阐释的“多元主义”视角，非西方学术界(包括中国世界史学界)才能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并搭建起相对公允的学术对话平台，才能完成学术文化上的“解殖”任务。
【关键词】“欧洲中心论”；世界史研究；“中国学派”；“多元主义”视角
【作者简介】任东波，吉林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教授；邮编：130012
“欧洲中心论”宛如变幻莫测的巨大幽灵在人文社会科学界逡巡游荡，业已成为众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挥之不去的梦魇。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既让人们体味到理论思维上的羁绊被解除后的舒畅和清新，又常常使人在实证研究中感知到无法自拔的无奈与焦灼。尽管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批判理论对“欧洲中心论”进行了长期的理论批判，但总体上仍差强人意，甚至不能令批评者自身满意。因而，“欧洲中心论”依旧是各个学科领域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不得不跨越的一个理论创新与学术实践的峡谷。在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中，世界史研究领域更是成为各种批判理论的“竞技场”。正是由于上述情形的存在，在全球化时代，特别是在非西方世界的世界史学界，批判和超越“欧洲中心论”不再显得老生常谈，而成为了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对于建构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派”而言，批判和超越“欧洲中心论”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又是一个必经的实践路径。
一、世界史研究中的三种“欧洲中心论”
“欧洲中心论”有时也被称为“欧洲中心主义”，它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用语，而且是一个文化用语，甚至还成为了一个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用语。正是由于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影响，“欧洲中心论”亦被称为“西方中心论”或“西方中心主义”。一般而言，“欧洲中心论”涵盖了所有认为欧洲人在过去和现在都比非欧洲人优越的观点。然而，这种虽然简洁但过于空泛的界定却无助于人们深入地认识“欧洲中心论”的复杂内涵及其对人文社会科学所产生的种种影响，因为“欧洲中心论是一个多头怪物，而且有许多化身”。【1】由于“欧洲中心论”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和命题，因此，我们认知“欧洲中心论”不能仅仅聚焦其价值判断上的偏见和狭隘，更应该注重其作为学术研究的经验主义信条方面所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为了更好地辨析“欧洲中心论”，本文将其划分为“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以及“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并将其置于世界史研究的背景之下加以探讨。
“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是指欧洲中心论者将他们的个案研究置于宗教的、种族的、环境的以及文化的假定的优越性之上，并在此基础上来解释世界。由此，我们可以将“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分为上述四个维度，分别称之为宗教的、种族的、环境的以及文化的“欧洲中心论”。美国学者J．M．布劳特在近年出版的两部作品中，对“欧洲中心论”的内涵进行了深入而具体的分析，他不仅按照历史的顺序列举了一系列(14条乃至更多)重要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命题，【2】而且特别指出八位大名鼎鼎的欧洲中心论者。这些欧洲中心论者在他们的作品中，论证了在现代文明的创造过程中欧洲的中心地位和欧洲文化的优越性。这八位欧洲中心论者包括：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58年)闻名于世的文化决定论者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在《中世纪的技术和社会变化》(1962年)中宣扬欧洲人拥有举世无双的发明才智和伟大科技才华的小林恩·怀特(Lynn White，Jr．)；在多篇论文中抨击依附理论和拒不接受欧洲帝国主义对当今欠发达所造成伤害的指责的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欧洲的奇迹：欧亚历史中的环境、经济及地缘政治》(1981年)的作者埃里克·琼斯(Eric Jones)；《国富国穷》(1998年)的作者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权力与自由》(1985年)的作者约翰·霍尔(John A．Hall)；《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2卷分别在1986、1993年出版)的作者迈克尔·曼；以及《枪支、细菌、钢铁：人类社会的各种命运》(1997年)的作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戴蒙德(Jared Diamond)。布劳特指责他们的作品是“错误的主张”、“不足信的论点”、“正统派的谬论”以及“不公平的比较”。【3】从上述八位欧洲中心论者的作品成书的时间上来看，宗教的、种族的“欧洲中心论”在当今西方学术界因其有限的可信度而日渐式微，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但环境的、文化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却挥之不去。时至今日，仍有不少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极力主张文化和环境是欧洲获得优势的因素。如果说“陈旧的环境决定论不仅在地理学界而且在历史学界，仍然存活着并且生机勃勃”，【4】或者说环境的“欧洲中心论”是一种显性的、易感知的甚至从情感上可以理解的现象，那么，文化的“欧洲中心论”的表现却不易为人察觉，而且其产生的原因和表现的形式也远比环境的“欧洲中心论”复杂。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在于“文化”是一个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概念，常常令人难以界定甚至无所适从；另一个原因在于历史学科或世界史学科的产生和扩散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
“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是指“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在学科规范、理论方法方面的文化抽象和总框架，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划分和西方历史学形态的发生、演进及其向非西方世界扩散的产物。19世纪，历史学在欧洲被确定为一种求真的知识，并且以自然科学为蓝本，被建构为一门科学。与此同时，自然科学所倡导的“客观中立性”成为历史学奉行的圭臬和追求的目标。直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学的历史学才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5】的强大冲击，并由此引发了“历史学的危机”。在历史学成长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过程中，它被深深地打上了“欧洲烙印”，这种烙印的核心质材就是欧洲的现代性以及由此所衍生的现代化理论。正如乔伊斯·阿普尔比等美国学者所言：“20世纪的专业性历史虽然种类繁多，但大多是在‘现代化’的标志下写的……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促成20世纪三个西方解释法的主要学派：马克思主义、法国年鉴学派和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三派的信徒都认为自家的理论是普遍适用的，而且自己的方法是科学的。”【6】与乔伊斯·阿普尔比等学者相似的是，沃勒斯坦也总结出欧洲中心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四种表现：1．它的历史研究法；2．其普遍主义的偏狭性；3．其关于(西方)文明的假定；4．其东方学及其推行进步论的企图。【7】其中，历史研究法制造了历史学研究的诸多核心概念，如工业革命、现代性、资本主义以及个人自由，并凭借这些基于欧洲特定经验所产生的概念来阐释欧洲对现代世界的支配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普遍主义认为人世问存在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具体表现为牛顿—笛卡尔式的采取线性平衡态过程的形式的决定论法则，以及孔德、斯宾塞、马克思的阶段论。文明视角有两个含义：一是指与原始性或野蛮性截然不同的一系列社会特征；二是指现代欧洲认为自己不仅是几种文明中的一种而且认为自己是“文明开化的”。东方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西方与东方、现代与非现代、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等对社会世界的二分法上。进步论认为进步是真实的与不可避免的，进步成为世界历史的根本解释，并几乎成为一切阶段论的逻辑依据。这样，在世界史研究范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西方历史学形态的演进使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叙事同质化，并将其纳入西方式的一般的历史发展模式中。“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所产生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划分、核心概念、理论方法等在全球知识界、学术界的扩散，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令人惊诧的学术现象——“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的出现。
“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集中体现在历史学和世界史研究的认识、理论方法和实践层面上，其批判矛头指向“欧洲中心论”，但结果不是削弱了而是强化了“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在世界史研究领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认识方面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必然性和一致性。之所以产生这种认识，与进步论、阶段论、目的论等诸理论的盛行密不可分。具体言之，无论是欧洲(西方)还是世界其他地方，必然是从蒙昧走向文明，必然经历过古代和古典时代、中世纪、现代或是原始、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各个阶段的发展，现代性、自由主义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在世界历史的连续性进程中，欧洲只不过稍稍领先而已，欧洲人所做的事情，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也同样在做，只是步伐快慢不一和欧洲人得以暂时领先罢了。其次，在理论方法上盛行还原论和一元方法论。无论是还原论还是一元方法论，其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问题在于非西方世界对世界历史的阐释都以西方所确立的标准为圭臬。作为自然科学的传统方法论，还原论主张观察单位的本质和它们如何互动来理解体系的运转。非西方学术界在阐释他们的世界历史时，所采用的分析单位(如部落、城邦、国家以及社会形态等)都等同或近似于西方或欧洲的经验。认为主题只能通过单一理论视角来探讨的一元方法论对非西方世界的影响似乎更加强大，无论是阶级斗争理论还是现代化理论，大致都是些基于西方经验的理论方法，非西方世界却用其建构和编撰自身的历史来批驳“欧洲中心论”，结果不言自明。第三，非西方学术界在世界历史的编纂实践上过于依赖西方的元叙事。前两种表现在实践层面上明显地凸现了非西方世界在元叙事上的匮乏或亏空。作为安排历史诠释与写作总纲的元叙事，是人们理解和解释世界历史的必要工具。但今天可资利用的元叙事几乎都在讲述着西方的一言以蔽之的故事，西方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左右着非西方世界关于自身历史的理解、现实生活的选择以及关于未来的抉择。因而，有的西方学者反驳了以贡德·弗兰克为代表的基于(欧洲或世界其他地方的)经验主义的反欧洲中心论新近论调，在理论上似乎并非全然无力。【8】产生“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最重要的原因，恰如巴勒克拉夫所言：“他们(指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学家——引者)摆脱了欧洲中心论的思想束缚，从而能够用崭新的认识能力去看待各种问题，并且赋予这些问题的答案以积极的内容。然而，他们身边使用的那一整箱工具却全是由欧洲(或北美)制造的，恐怕一时还不可能将它完全更换。”【9】换言之，“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的危害性远远超过了前两种，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和盛行，才使西方、尤其是非西方学术界和世界史学界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以及“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三者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相互孤立地存在，在世界史的研究实践中，它们往往令人眩目地纠缠在一起。它们是异种同形或异质同形的同构关系。“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是原生态的中心论，是孕育后两种“欧洲中心论”的土壤；“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是次生态的、知识传播的中心论，是“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文化反应和景观；而“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则既是次生态的中心论，又是前两种“欧洲中心论”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前两种“欧洲中心论”负面影响的“集大成者”。另外，在某种意义上，对具有批判意识的人来讲，“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是一种可理解的“客观的欧洲中心论”，而“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和“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则是“无可奈何的欧洲中心论”；对没有批判意识的人而言，“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是“浑然不觉的欧洲中心论”，“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和“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则是“心甘情愿的欧洲中心论”。正是由于“欧洲中心论”在情感、态度以及价值上的诸多影响，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对“欧洲中心论”批判的斑斓纷繁的场景。
二、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及批判
反思是批判的前提。三种“欧洲中心论”，特别是“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和“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的出现，以及它们左右并主导世界史研究取向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原因是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强大影响，进步论、阶段论、目的论、普遍主义等理论倾向在世界史研究中的盛行和泛滥。从哲学视角书写的世界历史都强调过去、现在和将来能够作为符合某种类型的结构和形态来观察，代表人物从康德、黑格尔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的福山，这些“哲学的历史学家都同意一种令人无法接受的目的论，即把历史看作是朝向某种预定目标运动着的”。【10】哲学的世界史大都追求一种目的论，旨在寻求归宿；而与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科学的世界史大都追求一种决定论，旨在探寻规律。西方历史哲学的影响使非西方世界的学术研究或是陷入思维上的“集体无意识”境地，或是“削足适履”地将非西方的史料填装进西方历史哲学的框架之中。第二个原因是西方现代殖民主义“塑造”和“建构”了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世界历史图景。殖民主义韵影响对人类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最重要的一点是，歪曲和贬低了非西方世界的成就和贡献。一个极端的例子居然出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在否认或削弱阿拉伯人与其他非欧洲人对数学发展所做的贡献的过程中，殖民主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11】为了抵消殖民主义的不真实、不客观的恶劣影响，非西方世界采取了民族主义的理论视角来书写自己的历史以及它们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历史，结果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对世界历史大相径庭的解释，这一结果令西方和非西方世界的精英和大众都感到困惑不已。第三个原因是文化传播主义制造了西方主导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话语霸权”。文化传播主义既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又是欧洲中心论在文化上的一种抽象。按照布劳特的解释，“欧洲中心主义从字面上说是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它不仅是一套信条，而是一批信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经演变成为一个非常精雕细琢的模式、一个构件整体；实际上是自成体系的理论；一套高超的理论，是许多历史、地理、心理、社会逻辑和哲学等次等级理论的总架构。这一超级理论就是文化传播主义。”【12】文化传播主义在世界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突出例证就是文化西来说。【13】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创制方面，文化西来说似乎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遗憾的是，将人类在文化领域内所取得绝大多数成就都归结到西方的名下，则显然有失偏颇。正因为如此，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欧洲中心论”展开了持久的批判。
对“欧洲中心论”批判的形式可以分为替代论、调和论和修正论，三种批判形式的批判对象大致分别对应“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和“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在三种形式中，调和论侧重于理论，修正论强调实证研究，替代论则兼顾了理论和实践。
替代论是指寻求新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实践取代原先以各种“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为根基的对世界历史的解释，其具体表现形式为全球史观、人类中心史观和多中心史观。尽管全球史观得到了非西方学术界的肯定和赞许，但颇具玩味的是，即使是享有盛誉的、反映全球史观的代表作品，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和威廉·麦克尼尔的《世界史》也被认为尚未脱离“欧洲中心论”的窠臼。同样主张全球史观的巴勒克拉夫就指出斯塔夫里阿诺斯依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14】而威廉·麦克尼尔直至今日还认为：通过考察和对比通讯和运输网络，欧洲尤其是西欧处于一个得天独厚的位置。【15】人类中心史观的代表人物是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和巴里·K．吉尔斯，他们主张以涵盖面较广的世界历史人类中心主义论替代欧洲中心论，并提出这种替代的理由：“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能够、也必然会超越意识形态上的文化自我肯定，在多样性中，且透过多样性认识到我们历史的整体性和时代的一致性。”【16】我国学者陈志强教授也有过近似的观点，认为“克服‘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是世界史体系重新构建中必须扫除的思想障碍，而关注人与环境和资源的关系为其中的核心。人类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对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关系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史。”【17】替代论中较为极端的形式是多中心主义，例如萨米尔·阿明的东地中海沿岸理论和北非论以及非裔美国学者提出的“非洲中心论”。在美国坦普尔大学的非裔美国人研究系，系主任阿桑迪(Molefi Kete Asante)现正推行一项全国性的计划，要设置以非洲为中心的课程表，以强调非洲人对西方文化的贡献以及非裔美国人对美国历史的贡献。求实地说，替代论的批判形式对克服“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作用巨大、效果明显，但对“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却稍嫌不足。
调和论是指调和、超越东西方的二分法，对“东方主义”的批判是其主要表现。所谓纯学术研究的“东方学”，是在解读东方古典文本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不但制造和虚构了一个“东方”，而且强调了东方(Orient)与西方(Occident)的差异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差异。如果仅仅如此，“东方主义”还只是停留在“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的层面上，然而，随着欧洲和西方对世界主导地位的确立和现代帝国主义的兴起，已经演变成一种认识论的“东方主义”成为“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的最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从纯学术研究滑向了政治和学术强权。面对“东方主义”所造成的窘境，有的学者强烈呼吁：“西方必须放弃将‘现代性’和‘西方’视为同义的和可互换的知识上的帝国主义，同时也不要否定世界其他地方可以独立思考的权利。”【18】学者们对“东方主义”批判的目标和指向是为了使欧洲与其他地方的文化关系正常化，但是仅仅陷于理论的批判，那么至多也就是指出了“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的问题所在，而在学术实践上对“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则贡献甚微。
修正论是指利用经过修正的理论方法来对以前被忽略或者研究不足的世界史领域重新进行阐释，主要表现在史前史研究和区域史研究领域。史前史研究重新为人们所重视的原因在于：自世界史研究以来，史前史便被纳入了旨在寻求全球视角和一种新的“宏大叙事”的西方的历史编纂学传统之中，这种传统包含了对民族／国家历史的不同阐释以及由陈旧的欧洲中心论和欧洲式历史所进行的不公正的阐释。【19】史前史研究的兴起具有两方面的重大意义，一是克服了以现代性/现代化为中轴阐释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二是通过微观的个案研究验证了西方学界所提供理论工具库的局限性。因而，修正论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所提供的诸多理论和方法论戒令，为提出新的解释世界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实证基础和开辟了崭新的空间。区域史研究的兴起在实践层面回应了对“东方主义”的批判，批判矛头也指向了“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例如，滨下武志在论述亚洲历史和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时，对费正清解释东亚历史的“冲击—回应”模式(此模式系费氏借用于汤因比)进行了批判，强调促使中国和亚洲近代开始的“契机”，不应该被看成是“西力东渐”即“西方冲击”的结果。他认为“亚洲是有必要从自身中寻求内在的构成要素和内在动因，为达此目的，有必要改变历来的做法，从透视亚洲观察欧洲的视角来进行考察。”【20】西方有的学者在论述欧亚大陆模式时也提出新的看法，认为在1450—1830年就产生欧亚模式，在此期问，那些在政治、文化以及商业上“存在于广泛分隔的区域里的、业已地方化了的社会，被合并到更大的单位里”。【21】尽管上述学者的观点存在着有待商榷之处，但无疑迈出了对“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批判的重要一步，至少在超越“欧洲中心论”的学术实践方面起到了抛砖引玉之效。
余英时先生认为“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现在已显然脱出了源远流长的‘西方中心论’”，【22】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的持之以恒的批判中，这种观点似乎很有道理，但从“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和“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来看，尤其是对非西方世界的学者而言，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依旧任重道远。首先，文化背景的差异不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尽管个人的偏见能够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但文化上的偏见却很难被察觉和纠正”。【23】其次，学科、理论方法以及在知识贡献上的世界学术格局严重失衡。西方学术界一方面继续高扬学术扩张主义的旗帜，另一方面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固守着学术上的“光辉孤立”，在二者所形成的巨大张力中，非西方学术界常常感到无所适从。第三，“欧洲中心论”在意识形态上对非西方世界的学术研究的影响难以彻底根除。以与西方渊源颇深的犹太社会为例，就可见一斑。“从犹太人流离失所开始，社会就被欧洲中心论和东方主义之间的张力所浸透，但是欧洲中心论占据着主导地位。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是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基础上的，并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社会、军事、意识形态、科学以及为爱德华·赛义德称作的集体的‘想象’)被注入启蒙知识和价值”。【24】与西方世界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犹太社会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的非西方社会了。因此，在非西方学术界，批判和超越“欧洲中心论”并非是过去时，而是现在时，甚至会持续到相当遥远的未来。在21世纪，包括中国世界史学界在内的非西方学术界应该如何面对和超越“欧洲中心论”，业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派”问题与超越“欧洲中心论”
在21世纪初，中国世界史学界提出了创建世界史研究“中国学派”的命题。【25】几乎与此同时，其他学科也提出了“中国学派”的命题，如国际关系学科。“中国学派”命题的提出，集中地反映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也在深层次上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观心态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生态。扼要地回顾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变迁，不仅会使我们相对清晰地认识中国史学界的研究者心态和学科研究生态的演变脉络和特征，而且也能反映出“欧洲中心论”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以及后者对“欧洲中心论”的回应与批判。
中国近现代历史编纂的实验和发展与国家命运的兴衰紧密相联，这一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初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对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崇拜和倾倒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突出心态，而在学术研究的生态方面则表现为理论范式的多元化。自19世纪中叶以来，国家的屡战屡败迫使中国学者放弃了传统的中国中心观念，接受了一种以中西二分法为特征的新的世界观，这种新的世界观强烈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学编纂和叙事，并一直持续到今天。【26】在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如刘师培、邓实、胡适以及鲁迅等“五四”运动名人——的著述中，对西方学者以及学术理念的推崇几乎随处可见。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杜威、罗素以及马克思等人被视为“圣人”，他们的理论也被视为解释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良方妙药。因而，在学术生态上形成了诸种理论竞相争鸣的格局，绝大多数的中国历史学者模仿现代西方的模式构建了世界史和中国史的叙事。不过，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颇具反讽的现象：尽管在学术理念、理论方法甚至学科创制方面，即“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方面，西方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巨大，但中国学者却在这一时期做出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和贡献，学贯中西的王国维和陈寅恪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他们的学术实践和学术著作充满和洋溢着批判精神。在今天看来，尽管当时没有响亮地提出来“反欧洲中心论”的口号，但这种批判精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解了“假设前提的欧洲中心论”，尤其是“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同时也没有或较少陷入“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的怪圈之中。正因为如此，余英时先生提出，在“20世纪初，中国知识人正式接触西学之际，中国本土的人文研究生态还是很有活力的。”【27】1949—1980年为第二阶段。在此阶段，由于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近代的百年屈辱史，国家命运的转折也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从盲从崇拜转向批判建设，在学术研究的生态方面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一枝独秀的局面。如果说第一阶段的中国世界史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基本等同于外国史)，那么，第二阶段的中国世界史研究则取得长足进步。这种进步表现在世界史学科的设立、专业刊物的创建、教材编写以及大量的微观实证研究等方面，在理论上影响巨大的是周谷城先生、吴于廑先生所倡导的整体史观。然而，这一阶段的中国史学界和世界史研究也产生了严重的失误和弊端，这些失误和弊端“主要是：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严重地干扰了学术界，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进行批判，混淆了界限，挫伤了历史学家的积极性。‘左’的倾向十分严重，教条主义、简单化、公式化盛行。”【28】在第二阶段，中国史学界和世界史学界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主要聚焦在“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但由于上述失误和弊端的存在和影响，批判的结果又往往异化为矫枉过正的“中国中心论”和“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1980年至今为第三阶段，反思第二阶段的失误和弊端以及再次转向西方以期获得灵感，成为这一阶段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心态，在学术生态方面则形成了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主导的多元格局。北京师范大学刘北成教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范式转变的梳理，部分地折射出第三阶段中国世界史学界的心态和生态。刘北成教授认为，“这20年来，主要有三种范式，一是以刘宗绪、金重远先生为代表的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这一范式，现已成为世界近代史研究的主流，主要体现在中学课本中。二是现代化理论，钱乘旦最早系统介绍，罗荣渠先生在理论上有突破，并取得很大成果。三是世界体系范式，以吴于廑先生为代表，突破单线论，重视横向联系。这三种研究范式的形成，都与时代主旋律有关，也都有可商榷之处。”【29】另外，改革开放后，西方史学理论、方法被重新翻译过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工具库一下子丰富起来。但必须正视的是，中国史学界和世界史学界对这些新理论、新方法的批判性吸收、利用还有所欠缺，在第一阶段出现的对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崇拜和倾倒现象似乎重新出现。究其实质，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对“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的负面影响意识不足或是对其批判不足。综上所述，“欧洲中心论”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似乎行走了一个“之”字形轨迹。
回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观心态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生态后，再来重新审视“中国学派”命题就会得到两点重要的启示：一是批判“欧洲中心论”是创建“中国学派”的理论前提和实践路径；二是“中国学派”的创建有利于中国世界史学界健康积极的心态和生态的生成。必须提及的一点是，我们对世界史研究“中国学派”的命题应该有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理解。本文主张“中国学派”的命题更多地是指一种建构学科的开放态度，而非一种强制性的学术戒令。【30】在这样一种开放性的态度之下，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可以形成彼此争鸣、相互启发促进的各种学派。惟有如此，才能有助于中国学者们进行规范性的学术交流，有助于世界史学科自律性和开放性的形成，有助于同全球世界史学界的对话和相互促进。
对建构“中国学派”而言，下面两种态度和认识是至关重要的。一是认识到“欧洲中心论”的产生与盛行，除了西方学术界负有主要责任外，非西方世界的学术界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之所以出现并席卷全球，是西方学术“话语霸权”的扩张与非西方世界的学者推波助澜的结果。二是认识到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与超越将是一个艰苦而又漫长的旅程。这“是因为这种理论(‘欧洲中心论’)已通过西方人的尝试、语言和逻辑，特别是通过那些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的文本，渗透到许多人的潜意识中”。【31】上述两种认识决定了创建“中国学派”所面临的学术心态和生态的复杂性、长期性和矛盾性。首先，时代背景决定了“中国学派”创建前景的复杂性。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双重压力使各界精英尤其是知识精英面临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的多重压力和挑战。其次，西方学术上的话语霸权决定了“中国学派”创建前景的长期性。世界各地学者都应该反思自己的学术史，而不仅仅是西方学者单向度的反思。第三，中国世界史学者的思想张力决定了“中国学派”创建前景的矛盾性。中国知识界的紧迫感和现实感构成了理论思考与建构的自身特性，好大喜功和饥不择食往往会成为一种选择甚至“时尚”。因此，健康的、自觉的、开放的“中国学派”的创建，必须跨越下述路径。
首先，拒绝任何形式的普遍主义是创建“中国学派”的思维前提。换言之，在学术研究的指导观念上，应该拒绝目的论和阶段论的倾向。随着确定性的终结，世界上没有一种理论能够解释古往今来的一切人类社会现象，所以学术界要树立统一性对一致性的批判意识。创立“中国学派”需要的是某种统一性而非一致性，因为“真正的统一性不应当与一致性混为一谈。只有一个系统的某一因素居于主导地位或从属于其他因素时，一致性才会发生。而统一性只有在整个系统的所有因素平等互利的整合中才能出现。真正的统一性只能补充而不是损害多样性……”【32】惟有如此，在中国世界史学界，才能避免“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的诸种表现在改头换面后重新粉墨登场。
其次，培养理论、方法论上的自觉和批判意识是创建“中国学派”的理论要求。历史学或许不需要一个规范理论，但历史学者的思想中应该存在一种明确的规范意识或理论自觉。尽管托马斯·库恩对人文社会科学抱有一定的偏见，但他的范式常规科学一科学革命【33】的阐释对“中国学派”的创建和形成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方法论方面，要协调好整体方法论与个体方法论的关系，要尽可能地避免容易导致目的论或机械决定论(如唯物/唯心的分野)的一元方法论。“新世纪的史家应以开放的心态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方式方法研究历史。”【34】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不要轻易地将任何一种理论作为世界史学科构建的元理论，以避免钱穆先生所言的弊端，即“治史者先横亘一理论于胸中，其弊至于认空论为实事，而转轻实事为虚文。”【35】
最后，发掘、重估本土学术资源与批判、借鉴、吸收西方的学术成就相结合是创建“中国学派”的实践指导原则。只有遵循这一原则，才能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之中。非此即彼的困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在理论上的“颠倒的东方学”【36】或者东方的“西方主义”的出现；二是在学术实践上以“中国中心论”取代“欧洲中心论”。一个更加广泛和更加丰富的“中国学派”的研究“菜单”，应该由基于经验主义的、见博识广的理论选项构成，而不应在“中国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二者之间做出极端的选择。因而，在创建“中国学派”过程中，规范研究的创新与实证研究的累积必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缺乏规范研究的创新，实证研究将停滞不前；缺乏实证研究的累积，规范研究将是空中楼阁。换言之，微观的实证研究为宏观的学科建构提供知识上的基础，学科构建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创新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创造性解释的源泉。
综上所述，批判“欧洲中心论”与创建“中国学派”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最简洁和最朴素的表述就是“破”与“立”的关系。但要完成这一“破旧立新”的任务，最关键的是寻求和建构一种“中介”即对话和争论。【37】只有通过对话和争论，非西方学术界(包括中国世界史学界)才能在对世界史的阐释方面彰显其与西方学术界的差异，才能使其在基本概念、理论方法等方面的匮乏或亏空的现状得以改观。因此，在世界范围内，构建阐释世界史的“多元主义”视角是迈向健康的世界史研究的当务之急，但这只是一个起点，绝非一个终点。在建构这种“多元主义”视角的过程中，非西方学术界只有对“欧洲中心论”进行持久的批判，才能在全球范围内搭建起相对公允的学术对话平台。换言之，对话和争论无疑是重要的，但对非西方学术界而言，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并进而在世界学术平台上展现则更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完成非西方学术界在学术文化上的“解殖”任务。其实，当我们与业已安顿好的、舒适惬意的思维定势(对中国世界史学界而言，就是如何祛除“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和“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隔开了一段距离时，我们就拥有和开拓了能够幻想远大前程的学术心理空间。
注释：
【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21世纪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页。
【2】参见J．M．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笫8—9页。
【3】上述著作的出版时间系英文版的出版时间。参见J．M．Blaut，Eight Eurocentric Historians，The Guilford Press，2000．PP．177—183
【4】J.M. Blaut, “Environmentalism and Eurocentrism”, Geographical Review ,Jul.,1999, p.391.
【5】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主要表现在理论上，其在历史学和世界史的研究实践上却无太多建树，但是“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就由于其警告人们要反对空想主义的与进步的观念而对当代历史学的讨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参见伊格尔斯：《20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
【6】参见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马格里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61—63页。
【7】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21世纪的社会科学》，第184页。
【8】被批评的人除了贡德·弗兰克外还包括杰克·古迪，王国斌，彭慕兰，杰克·戈德斯通和布劳特。尽管这些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对欧洲为什么最终成为第一个工业力量给予了不同的答案，但他们都强调，直到18世纪的某一时刻，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文明之间不存在着真实的经济和文化上的差别。参见Richardo Duchesne，“Eurocentrisrn and Historical Variety”，Science aTug Society，Sprin9，2003，PP.100—104．
【9】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5页。
【10】Axex Callinicos, Theories and Narratives : Reflection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Polity Press,1995, p.45.
【11】Arthur B. Powell and Marilyn Frankenstein, eds., Ethnomathematics: Challenging Eurocentrism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7, p.63.
63.
【12】J．M．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第12页。
【13】例如《草原帝国》的作者格鲁塞就深受文化传播论的影响，认为中国文明源于埃及或两河文明，即文化西来说。参见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1—12页。
【14】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48页。
【15】William H．McNeill，“World History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est”，Journal of World History，Fall，1998，PP．215—236．
【16】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巴里·K．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17】陈志强：《历史研究变革大趋势下的世界史重构》，《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18】Bobby S. Sayyid, Fundamental Fear: Eurocentr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Islamism, Zed Books,1997, p.98.
【19】Donald R. Kelley, “The Rise of Pre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Mar.,2003, pp.17—36.
6.
【20】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21】Victor Lieberman, ed., Beyond Binary Histories: Re – Imagining Eurasia to c.1830,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9, p.24.
【22】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542页。
【23】C. Behan Mccullagh, “Bias in Historical Description, Interpretation, and Explanation”, History and Theory, Vol.39, No.1,2000, p.39.
【24】Dahan-Kalev, “The’Other’ in Zionism: The Case of the Mizrahim” , Palestine – Israel Journal of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Vol.8,Jun.,2001, p.90.
90.
【25】关于世界史研究“中国学派”问题的提出，有两次会议显得尤为重要。一次是2000年4月15—16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20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学术讨论会。参见《加强学科建设创建中国学派——“20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教学》2000年第6期。另一次是2002年10月12—15日在武汉大学举行的“新世纪世界史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此次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武寅研究员特别强调：“应鼓励原创性的开拓，要说自己的话，出自己的书，形成自己的学派——中国学派”。参见潘迎春：《“新世纪世界史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世界历史》2003年第1期。
【26】葛兆光认为，梁启超在1902年就写出了《新史学》，但是中国历史学的根本变化却出现在二十多年之后。他以1929年为例，叙述那个时代中国历史学界的新变。一方面西方历史学理论和方法大量引入中国，历史学家关注的地理范围已经大大扩展，“新史学”正在日渐试图成为“科学”并与西方“接轨”；但是另一方面，在历史学界种种动向与争论的背后也隐藏了另一个问题，即什么才是“中国”的“新史学”，这一新的问题引起历史学界关于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科学取向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紧张与焦虑，并一直延续至今。参见葛兆光：《<新史学>之后——192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27】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532页。
【28】戴逸：《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29】参见《加强学科建设创建中国学派——“20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教学》2000年第6期。
【30】一般而言，学派一般以学界领袖(如兰克学派)、学术刊物(如年鉴学派)、大学和研究机构(如以白鸟库吉为领袖的东京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美国东南亚问题研究的康乃尔学派等)来命名。以一个国家来称谓一个学派在世界学术史上极为鲜见，较为大家熟知的是国际关系学界的英国学派。即使是英国学派也只是一群学术研究志趣、理论方法相近的学者所组成的一个松散的集体，其组成人员也并非全部是英国人，它还包括丹麦人奥尔·韦弗(Ole Wcever)等。2003年9月17—18日，在吉林大学召开的“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方法论探索与学科构建高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被许多人视为当代英国学派领军人物的巴里·布赞(Barry Buzan)教授说了一句颇值得玩味的话：“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就不要将其归入某个学派；如果你不喜欢一个人，就将其归入某个学派”。
【31】俞吾金：《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框架》，《学术月刊》1998年第5期。
【32】欧文·拉兹洛主编：《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33】参见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4】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也对如何处理理论方法论上的多元论和一元论发表了看法，如蒋大椿、董正华等，参见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董正华：《多种“范式”并存有益于史学的繁荣》，《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
【35】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4页。
【36】参见王铭铭：《作为世界图式的“天下”》，赵汀阳主编：《年度学术200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37】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了关于对话和争论的观点。如从全球化与文明／文化角度，杜维明认为：“通过超越传统与现代性、东方与西方、北方与南方、我们与他们这些人为设定的二分意识，我们可以在努力理解人类困境的过程中，从我们这个全球共同体开发出丰富多样的资源。”参见杜维明：《全球化与多样性》，哈佛燕京学社主编：《全球化与文明对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法国学者阿芒·马特拉认为：“通过跨国化过程的文化流量循环的强化不是通向全球的同质化，而是通向一个越来越杂交的世界。”参见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页。从世界史学科角度，两位美国学者主张世界史的教学和科研必须在一个争论的环境中发展，参见Michael Geyer and Charles Bright，“World History in a Global Ag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Oct．，l995，PP．1034—1060。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