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E考据”成为“伪考据”

　　【核心提示】E考据中一些人不是从历史出发去研究历史，而是先入为主，从现实出发发现问题，然后反观历史去探寻答案，以此作为自己假设的佐证，其下者乃以想象为据伪造模塑历史，仅凭对相关社会历史的片段了解，便贸然利用网络检索相关概念字句，拼凑整合，牵引成文。

　　台湾历史学家黄一农教授近年提倡的“E考据”，被视为“足以使文史专业领域迎来一个学术黄金期”的有效路径，在国内文史学界尤其是青年学者中得到广泛瞩目。E考据法要求研究者带着特定的问题意识，充分利用信息时代因特网和电子数字化资源普及的优势，运用考据学的方法对检索到的资料进行爬梳和分析，进而达到历史考证的目的。新技术的运用使得新一代历史工作者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就掌握前人所未曾寓目的材料，弥缝过去未曾注意到的历史细节，从而比博闻强识的前辈们拥有了更加梦寐以求的学术环境。有人据此甚至断言，E时代的史学考据就像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塞缪尔•库恩（Thomas Samuel Kuhn）所指出的那样，正经历着突破传统考据学旧范式的“科学革命”。

　　有意思的是，E考据虽然是网络时代的产物，但若从学术发展的长时段考察，它与20世纪初期新史学的重要推动者——以胡适和傅斯年为代表的新汉学派治学门径并无二致，均以自然科学为参照，讲求运用新工具、新方法去尽量扩充史料，某种程度上，都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中心地位。在民国初期那个典范转移的时代里，新汉学派强调的是对中国传统治学之方的“革命”，不注重“先读完书以求贯通”培养“通人”，其治学基本倾向受国际汉学的影响重在发现和寻找材料，以此方式治学的多为“专家”。

　　E考据虽不能与新汉学派在史料学上有完备的理论体系相提并论，但治学路径则颇有殊途同归之处，即在专题研究的起点多有一个逻辑的“预设”和清晰的问题意识，准此预设按序索引，材料一索即得。但是，新汉学派运用新工具所扩充的史料门类范围，除了文字资料之外，尚有田野考古、民族风俗等无字的史料，远超过E考据仅以文字资料为限，考证方法也比后者主要以“书证”一法为多元，考证的时段以先秦两汉为重心涉及整个中国历史时期，也比由于多假借字、异体字的先秦两汉时期等文字资料难以检索而多以明清为时段的E考据为广。即使如此，新汉学派仍因研究的“预设”，而受到新史学开山鼻祖王国维的批评：“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时至今日，王氏的智言仍不失为E考据者的有益借鉴。

　　E考据本质上作为一种引得式或谓索引式的网络新工具，它在方便检索的同时，也有助长不良学风的倾向。由于运用现代科技进行电子检索提高了效率，竟使论者有陈寅恪再世亦自愧弗如之自信！从逻辑次序上讲，学者只有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使身心融入历史的境界之内，培养起对历史的体会感知觉悟，才有可能在比较完整的知识背景下去探究相关问题，进而确保研究成果的原创性。但是，E考据中一些人不是从历史出发去研究历史，而是先入为主，从现实出发发现问题，然后反观历史去探寻答案，以此作为自己假设的佐证，其下者乃以想象为据伪造模塑历史，仅凭对相关社会历史的片段了解，便贸然利用网络检索相关概念字句，拼凑整合，牵引成文。如此的E考据者，其成果究竟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实际尚且令人怀疑，又遑论比肩或超越以重材料扩充和考据之功但又贵“历史通识”和“历史智识”培育的陈寅恪与钱穆？！

　　诚如欲为E考据时代做“范例”的黄一农教授所言，E考据必须建立在研究者深厚的史学素养之上，由此产生的问题意识及灵活的搜寻技巧，才是E考据功力高下之所系。E考据仅仅是一种现代化的辅助手段，而非完全可以信赖的考据方法。否则，“E考据”只会成为“伪考据”。

　　注：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4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