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心霸权和民族主义之间的中国历史
过去10年间，中国和美国的史学家都在关注中国近代史中的范式问题。在1990年代，《近代中国》（Modern China）曾用了好几期版面来讨论范式问题。这股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新取向的热潮所产生的后果之一，是一个新刊物即《立场》（Positions）的出现，该刊鼓励人们运用一种源于所谓后殖民主义批评（并且暗含着后现代主义）的眼光进行东亚研究。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绝大多数史学家的工作一仍其旧。可能公平一点的说法是，在那些具有左派倾向的、其工作贯穿着革命范式的中国史研究者之中，这种危机感最为强烈。随着革命式社会主义在中国被放弃，革命范式遭到排斥，而这又在研究者中引发了一种仍在继续的探索，至少其中有一部分人正在探索。
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学界对于范式的讨论业已平息，其中绝大多数人致力于一些新的研究取向，这些取向源自于早先的现代化观念，或是诸如全球化之类话语的晚近版本，而中国学者仍在谈论这个问题，与此同时，革命的遗产在后社会主义社会中却有着更为持久的力量，甚至在那些力图将革命的过去置之脑后的人当中亦是如此。有趣的是，尽管有着极为显著的不同——我将在后文论述这一点——但就中国学界而言，范式争论也围绕着革命／现代化的问题——或许比美国中国学界更为明显。换句话说，非常明显的是，这场争论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当史学家开始重写中国近代史，以便用过去来为自1980年代起步的现代化努力提供支持的时候，他们如何处理革命的过去。更准确地说，我认为现代化范式代表了一种使中国与全球资产阶级现代化靠得更近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努力承认革命的范式作用，革命被包上了现代化的替代性选择道路的外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恰恰又贯穿了革命范式的拥护者的看法。可以肯定，与那些将现代化与革命对立起来的人的看法相反，历次社会主义革命其实是力图依靠其他方式来实现现代性，希望通过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缺陷和自欺来超越它。可是，这些革命是参照着乌托邦式的渴望做到这一点的，而这种渴望又执著于使社会主义成为另一条通向现代化之路的工具（instrumentalization），至于这个现代化，正如其在当前全球资本主义统治下显现的那样，再次使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成为人类的宿命。这就是我在谈到“殖民性的现代性”时所想到的东西，因为当下所显现的那种现代性，以及作为其路径的现代化，暗示着对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诸方面权力不平等的屈从，而这种权力又是以殖民主义为基本成分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遗产。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打算变换讨论范式问题的基础。仅仅以“危机”为词来探讨这个问题可能过于狭隘，并且非常不适合用来谈论历史中的范式，因为其与自然科学甚至某些社会科学中的范式，可能都不具有同样的地位。尤其是，我认为必须在范式转换和范式扩散之间做出区分。后者表明了历史研究中的某些不连贯性，特别是如果我们在史学工作中从民族传统之外进行思考的时候，但它亦更加贴近史学工作中的真实情况。同样重要的是，在拒绝某个单一范式统治这一场域时，又有可能轻易地将批判性史学的资源转变为取悦于某种新权力结构的书写。下面，我将从对自然科学范式和历史范式的一些考察开始进行讨论。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的范式
我们对于范式的思考，应归功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通过探讨“科学革命”进程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库恩的目的是要揭示，科学并非简单地随着知识的积累而演进，而更是通过一系列体现范式转换的、或是一个范式被另一个取代的“革命”所构成的辩证过程。“反常”（指那些无法根据现有范式来解释的现象）的积累引发了对新范式以及范式扩散的探索，这种探索直到科学共同体确认某个新范式能够更好地解释现有证据时才会结束。可是，到范式转换问题已解决时，科学共同体并不会抛弃现有范式，反而会反对其替代物。库恩之所以对社会科学家产生吸引力，部分原因可能是他证明自然科学家的头脑并不比社会科学家更为开放。另一方面，我认为库恩的看法也表明，实际上无须一遇到反常就从一个范式跳向另一个范式。只有缜密地追寻支持和反对的证据，才能保证科学探索的严格性。
范式转换中有两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新范式被接受的原因，是它既能解释那些引出被其替换的较早范式的现象，又能解释在旧范式下显得反常的东西。换句话说，新范式绝非仅仅是旧范式的替代物，它还能把旧范式作为一个特例而包容进来。它对旧范式的超越，是因为其能够解释更为广泛的问题领域（对于这一点，相对论和牛顿物理学的情况便是经典例证）。
其次，需要强调的是，库恩把整个过程视为内在于科学共同体而进行的。换言之，科学辩证法是一种处在解释和证据之间的辩证法，不受科学之外的因素的干扰。如果有政治，那也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政治。无论如何，这确实是一种很成问题的情况，并且已被如今出现在美国的反对科学的宗教斗争所证实。然而它也表明，自然科学在理想状态下是如何从事其工作的。
库恩赋予自然科学中范式演进的这些特征表明，当范式概念应用于社会科学时，就会生成这样一些当务之急的问题。首先是学术共同体的外部环境的重要性，即便存在着使这种共同体隔离起来的努力（例如，经济学或是某些社会科学力图构建一种为非专业人士所不熟悉的新语言，并且至少在理论上帮助专家共同体提供一个基础）。虽然社会环境在自然科学那里也起着一定作用（如技术对科学的推动），但是在与政治和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社会科学那里，才形成了更大的作用。
其次，比自然科学更明显的是，共存于社会人文科学之中的竞争性范式，在“正常”情况下和危机时刻都会出现，这就使“危机”观念本身产生了问题。在社会科学中，很难说一个可以取代另一个范式的范式就能解释更多的事件。即便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一个范式也并不容易被另一个范式所取代，而无论其在解释证据方面的超越性要求多么有可能令人信服。尽管存在着诸如进化论对辩证发展、经济解释对社会解释、个人本位对社会本位的解释等等之类的例子，然而更为常见的是，这些解释保持着作为竞争性范式的状态，它们可以解释某些现象的不同方面，或是对某些现象的强调超过对另外一些现象。对于学术组织来说，当然有可能压制某些范式而支持另外一些范式，或是将某些范式边缘化（例如在美国学界中的马克思主义，或是在1949年后中国学界中的自由主义）。我们当下所说的“剪边”（cutting edge）学术一语，更多地关涉专业化的和政治的意识形态而非对证据的解释，它强调范式具有超出学术共同体的重要意义，同时会影响到政治、社会和文化价值。例如，历史的重要性既在于它是理解过去的一项学术使命，对公民或共同体成员来说又是一种社会化方式。不仅史学家在这些问题上处于不同的立场以进行其工作，而且存在着从外界施加的压力，正如在美国出现的所谓“文化战争”那样。
如果各种范式在社会科学中往往共存的情况确凿，那么讨论历史中的“范式危机”又将有何意义呢?首先，各种范式的共存并不意味着它们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既有支配性范式，也有边缘化范式。只有出现对支配性范式的挑战时，才能讨论危机。事实上，随着“文化战争”而来的就是这样的情形，当时支配性范式遭到了替代性范式的挑战，后者力图把被长期忽视的群体或边缘化问题引入历史的主流。这种情况在中国史学中也出现了，其时，从革命的撤退也质疑了革命范式为了在历史解释中居于中心地位而提出的有效性——这场危机对海外中国学界也有深远的影响，虽然那里还有其他一些考虑（见下文）。但在上述任一情况下，危机都不只内在于史学界，而是关涉政治环境中的危机，并且后者已构成学界的内在成分。范式扩散同样反映了与可选择性的过去相对的社会与政治差异。相应地，范式冲突的解决亦意味着深层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得到了解决。
中国近代史学中的范式冲突：美国与中国
过去20年中，在美国和中国学界，都出现了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适用范式问题的论争。而发生在这两个地方的论争之所以在激烈程度和焦点问题上会有差异，是因其背景的不同，包括这两个地方在史学实践以及政治急迫性问题上的不同。不过，两者的相似性更加值得注意。在这两个地方，论争的中心问题都是现代化／革命。其间的差别则表现在对这两个范式的理解上。可以说，这些共性是中美学界自1980年代以来加强交流的产物。公平地讲，我认为中国的史学实践向美国做洲式的解释靠得更近了，部分原因在于教育状况：在美国以及程度稍次的欧洲和澳大利亚，中国学生的数量都日益增加，另外就是在与外部世界在智识上相对隔绝30年后，随着对国外学术的关注在总体上的扩展而出现的对国外中国学的关注。国外中国学著作更容易被译为中文，而汉语著作却只能为那些对之专门关注的国外学者所用，同时甚少有中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被译成英语或其他外语。这与1960和1970年代的形势是相反的，那时是美国的史学家更加靠近中国式的解释（许多与《近代中国》有联系的史学家都受到中国史学家关于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影响）。早先的这些交流促成了革命范式在美国学界的优势地位。在革命退却的情境下，当前的交流所起到的最重要作用，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援助了那些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支持现代化优先于革命的史学家。1980年代以来的这些变化也是全球意识形态状况的变化所造成的后果：其对社会主义的弱化或拒斥，造成中国史学家在反省早先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正统学说的过程中，更容易接触也更容易被那些在美国和欧洲居于支配地位的范式所吸引。在欧洲和美国经受训练的新一代学者发现，吸收国外的那些支配性范式是件更容易的事情。就在许多中国学者继续坚持政治和学术上的中国独立道路时，目前的形势却表明，意识形态霸权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不过，分歧持续的原因不仅在于对自主权的坚持，还在于中国和外国史学家领会中国历史的方式上有着实质性的——智力上的和情感上的——差异。而在理解这些差异时，同样重要的是，这两种情境中包括学术组织在内的史学实践方面的差异。在这两种情境中，学科之间以及学科内部实践之间的关系继续有着显著不同，从而造成了另外一些重要差异，即有关历史问题的界定和定义，以及历史的理解方法。可以说，后现代性和后殖民性所生成的问题，在美国史学家的著作中比在中国史学家的著作中远为重要。在中国，也有一些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写作历史，然而看起来史学家对其工作关注甚少。美国的情况则不同，那里的史学家乐于把文化研究的视野纳入自己的工作，而不顾及学科畛域。看来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史学家——尤其是在国外工作的中国史学家——在利用文化研究的视角时，宁愿从欧洲和美国的文化研究者那里获取智力上的灵感。
对于学术组织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的又一领域即学科内部的实践，人们可以得出同样的看法。我并不想夸大美国研究机构的任何跨学科活动，或是跨领域交流的能力，这与其说是现实，还不如说尚属愿望，因其在每一个步骤上都会遭到大学中科层制学术组织的削弱。不过，要是根据愿望，美国史学家会日益优先对待学科义务而非各个领域和时间段，因此，研究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史学家之间就会稍多一点交流。美国中国学界中的变动也是随着历史学科中更广泛的变动而形成的，所以某个领域——如欧洲史——的问题和实践就会对中国近代史学产生转型性的影响。我的印象是，中国史学家之间沟通的障碍仍将主要来自学科内部，这样一来，甚至属于同一领域——如中国史——的史学家也往往难以跨过不同的时间段相互沟通，如近代中国史和前近代（或古代）中国史之间就是如此。这是一种具有重大智识和阐释意义的制度性差异，特别是关涉到范式问题的时候。
（一）范式转换：后革命时期的美国中国史学
我认为近来美国的范式转换中有两个方面与这里的讨论相关。首先，过去l0年中居于优势地位的范式并不是全新的东西，而是对直到1960年代还在美国中国学中具有支配性的范式即现代化范式的重新表述。其次，这个范式的出现受到了历史研究之外的因素即新自由主义复兴的驱动，而新自由主义也有着就其定义进行修正的要求。尤为重要的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要求，它们可能视自身为全球化范式的表达，并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元叙事。让我来阐述一下。
可以说，美国中国史学自1960年代就处于范式危机之中，当时革命范式开始挑战从这个领域产生以来就居于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直到1960年代，中国史学始终不言而喻地被以现代化范式为基础的、欧洲中心论式的自由主义所统治。例如，与日本史不同，中国史中很少出现对现代化进行理论化的努力，而其中的预设却非常之多，并且，这些预设还被关于中国社会拒绝变化的、东方学式的（Orientalist）前提所认定。共产主义本身之所以被视为对现代化道路的偏离，部分原因就在于这种所谓的中国历史特殊性。1960年代既见证了反对现代化范式的斗争，也贯穿了第三世界的解放斗争（中国革命是其中的基础性部分）。这些解放斗争甚至影响了自由主义的社会科学，迫使其认同革命和社会主义是通向现代化的替代性道路。这些斗争在学术界造成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产物，便是《近代中国》的出现，虽然它创刊于1975年，却代表着作为1960年代产物的那代学者在看法上向社会史和革命的转向。当然，革命范式从未彻底取代现代化范式，后者依然在研究机构中流行。只不过这两种范式处于一种并不融洽的共存状态。
革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后撤（及其在第三世界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由主义现代化话语的复活，再次将革命范式推向了后台。不过，现代化话语的复归因人们更加注意到其内在矛盾而复杂化了，这也许是革命话语留给当代的一份主要遗产。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话语甚至对革命和社会主义问题持更为负面的看法。对革命的批判业已越出了20世纪（社会主义的或者第三世界的）革命的范围。自1980年代起，从总体上质疑革命就已成为一种现代性现象，并追溯到了1789年的法国革命。在当下彻底消除革命与恐怖主义之间的所有区别时，这种做法可谓已是登峰造极。
鉴于现代性与革命之间的密切关系，可能无需惊讶的是，对革命的这些质疑迟早会带来从总体上对现代性的审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革命和现代性的批判都从左派知识分子——如果确实可以这么称呼他们——那里获得了额外的动力，这些人脱离了激进的政治解决方案，又从1980年代起求助于后现代性和后殖民主义，并对元叙事充满敌意。在精英之中，既拒绝资本主义的和现代化的叙事，也拒绝革命叙事，业已成为全球性的智识上的时尚。左派已在其自身话语的重压下四分五裂，无法找到可能有历史根据的共同目标。甚至谈论压迫尤其是阶级压迫，都已不再可能。在不顾反抗的情况下探讨压迫，其实是否认被压迫者的主体性，以及优先考虑其“受害性（victimization）”而非他们对压迫者的反抗与斗争。阶级本身已经消失在各个社会群体的重新定义过程（reconceptualization）之中，消失在各种形式的亚属性（subalternity）之中。我们并非不能引入在社会结构中位置不同的各个群体的不同经验（例如，在妇女以及种群／族群之间），可是结构分析恰恰已随着地方性的事件和经验的抬升而消失了。在这个过程中，偶然的、地方性的反抗替换了以革命为代表的那类集体行动，而革命因其定义而必需结构上的总体性和长时段的历史过程。在实现结构转型的行动中，为革命披上压迫性外衣看来是最为重要的。在这样一个时刻更是如此：此时，压迫和革命问题让位于认同和日常反抗问题，并且激进政治的可能性在公众意愿为诸种同一性的要求所取代时遭到了削弱，而这些同一性的要求又往往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设想（坚持对诸如种族和性别等类型的社会建构，并未阻止它们向生物学退化的内在趋势）。这些转变在像《立场》这样的刊物中清晰可见，虽然该刊试图对新一代的要求作出回应，但是它在其影响范围内也反映了某些不确定性，而这些不确定性业已取代了先前或对革命范式或对现代化范式所具有的信心。
因此我们可以说，美国中国学中大致有三种竞争着的范式：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范式、现代化（全球化）范式和后殖民范式。第一种范式处于退却状态，如果要生存下去，它需要向别人阐明自己的解释能力。后殖民和后现代范式因其十足的偶然性、强调地方性，以及面对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历史经验主义时的脆弱性而缺乏连贯性。惟有在全球化和跨民族主义话语中出现的对现代化范式的重新表述居于优势地位，因为它提供了一种适用于当前的元叙事，并且在其总体性的主张中还包含着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话语。任何坚持革命范式的严肃努力，都将不得不解释根据这种范式所表达的各种问题。
另外，这还需要面对政治上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向，以及全球化和跨民族主义范式从全球性重组——这也意味着根据全球化范式重写全部历史——的新自由主义主张中获得的说服力。与全球化作为范式的优势地位相一致，对世界史和全球史的诉求在过去20年中业已扩散。随着拒斥资本主义、殖民主义、革命等元叙事而支持没有宏大解释的地方性叙事的那种后现代／后殖民式态度，我们还见证了关于世界史、比较性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性帝国主义等方面的史学工作，自1990年代以来日益得到强调。这两种趋势的共存，表明了全球化所生产的各种基础性矛盾（种种总体性的元叙事相对于各种现代性、地区主义、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的扩散，等等）。这既是我们要再次面对历史（各种地方性叙事）和结构（各种元叙事）问题的地方，也是在随着全球化、跨民族主义和跨地方主义而产生的预设之中被反映出来的东西。
（二）范式转换：后革命时期中国的近代史学家关于范式的论争
看来自1990年代起，在美国和中国的史学家关于范式的讨论中，就存在着某种显著的相似性。两者的情况当然有所不同，但是在中国发生的讨论也是围绕着现代化和革命问题的。而在这里，关于其讨论背景，同样有两点需要强调。
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关于革命和现代化论争的前例可以回溯到1930年代，当时中国近代史学刚刚成形。并且，那时也有一个多种范式共存的状态。马克思主义对激进史学家有着巨大影响。不过，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共存的还有自由主义派的中国近代史范式（蒋廷黼及其《中国近代史》是马上就能想到的例子），以及其他更为保守的可选择性范式，其主要代表是钱穆和像陈寅恪这样的世家后裔所做的传统主义史学。1949年后，当马克思主义被树为正统学说时，这些可选择性范式便趋于消失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们再度立足的地方将是香港、台湾和美国，这也是那些不愿生活在共产主义之下的学者可以选择的三个地方。
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将经历一次转型。在1930和1940年代，马克思主义自身还取决于如何进行解释，并且相互冲突的版本既出现于马克思主义之中，也出现于其在中国史的应用之中。正宗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要被压缩为一个版本，这种做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那时根本不可能越出那种阶级优先于其他结构的解释所设定的界限。这一点在其与革命范式——那种随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而将在1949年后日益被认同的革命范式——引发的问题直接相关时尤需强调。这里我想指出，这并不需要什么实例。美国的中国史家所运用的革命范式，有着远为广阔的范围——这包括甚至是对现代性作出保守反应的革命性后果，以及在社会中超越阶级问题的革命性转型；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性别。革命范式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反帝国主义，而它也包括除共产党行动之外的一些行动。例如，在1911年前，像梁启超这样的所谓保守主义者比革命者孙中山有更多的反帝国主义表现，或者，有关反帝国主义最早的明确阐释，是由刘师培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作出的。
现代化范式随着历史研究领域自1980年代晚期的开放而复兴，但主要是在1990年代复兴的。就中国史学而言，当然可以讨论范式的扩散；例如，始自1993年的重振“国学”的努力，就标志着坚持保守性的——或者更恰当地说是本土性的——态度，去寻找学术研究的“中国式”道路。然而，看来正是革命和现代化范式之间的对立，将会在史学家尤其是改革派史学家中间成为焦点。
如果我没有搞错，重振现代化话语已为绝大多数中国近代史家热情接受。这里有一点很有意思，那就是中国的史学家把现代化话语当作一种解放性的、进步的话语来接受，这种话语有助于打破他们受到的限制，即狭隘的、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学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加诸史学工作之上所形成的那些限制。当然不可能不同情这种想法。现代化话语的复兴使得对一些重要现象和人物的研究成为可能，这些现象和人物曾不得不被排除在史学工作视野之外将近30年。这种复兴甚至对研究革命也颇有益处，因为这使革命的范围扩展到了共产党的历史之外。可以说，就连马克思主义都从历史视域的扩展中受益匪浅，因为这使之获得了理论上和分析方法上的复杂性。
另外，像我这样的历史学者，在另一个情境中曾不得不反对自由主义史学，以听到马克思主义启示下的革命范式的声音。而在我们看来，当代中国的史学从反方向提供了相当大的讽刺意味。最重要的是，现代化话语提倡者的独创性，至少在表面上，不过是在重弹曾在美国史学中盛行一时的老调。尽管这种老调重弹的情况只是部分的事实，但我想说，更有意思的是，这部分被重弹的老调或许恰恰就是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
可以肯定，即便是处于竞争之中，革命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在一个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相互关系也与在美国情境下不同，毕竟美国有着敌视任何类似社会主义事物的政治传统。首先，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范式仍然维持着它们的重要性，这或许出于政治原因，但也是因为它们是一个迄今约有70年的史学传统的一部分。除了一些例外，现代化范式的拥护者自身就认为，他们关于现代化的设想并非是革命范式的替代品，而是能够解释革命以及其他更多方面的范式。他们也试图对现代化进行概念化把握，以说明中国社会的特殊历史环境，包括那些中国社会不得不在其中面对现代性、而最重要的是穿越以帝国主义为代理人的特殊道路。
对革命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式的捍卫，展现了一系列的历史态度。马克思主义从单一正统学说中的解脱，与现代化引发的问题相协调的努力，以及作为中国认同的组成部分的本土化实践的复活，都使得马克思主义本身变得十分复杂，而且有时成了问题。1949年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始终把反帝反封建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主题，而在向资本主义开放以及“传统”（最重要的是儒学）复兴的环境下，其主要信念已变得很成问题。同样成问题的还有那种努力，即力图通过强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对民族建设和发展的贡献来抢救它们，这就把这些革命工具化了，并且给其以次于民族主义首要目标的地位。这当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与中国革命的历史一样久远，乃至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寻求“富强”手段的努力，现如今又用民族主义的词汇进行了表达。美国史学虽然不愿意把社会主义真的当作一个纯正的政治替代品，却恰恰一直促进了20世纪中国对社会主义诉求所作的工具化解释。置身这种解释之外，意味着社会主义保证——无论多么乌托邦式——在实现某种不同类型的、中国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未来时将超越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而这也是社会主义产生吸引力的主要资源。
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化约为民族发展的工具显示了它自身的问题，因为民族形式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这就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如今盛行的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同时社会主义甚至在其工具化时都已无法提供一个替代品。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在强调重点上可能多么不同，它们都要面对按照欧洲中心霸权的要求来解释过去的困境。求助于诸如可替代性或多元现代性之类的观念毫无帮助，因为在它们极力坚持成为不同的现代时，它们却显示了现代性已要求归于自身的那种普世主义。无须多言，被资本主义界定的现代性是成问题的现代性，之所以成问题，正因其本性上就带着已成为欧美现代性特征的那些价值。这种现代性的全球化也意味着那些价值的全球化，即便是在它们与地方性价值发生互动及其呈现为这种或那种类型的地方化形式的时候。另外，如果对普世性的要求在目前尚能维持，只有以欧洲和北美为代表的现代性模式保留着某些说服力，而界定该模式替代物的努力则无可避免地停留在地方性的要求上。在这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殖民性的现代性”的遗产。
关于现代化和革命的论争仍在持续。尽管有人会全然拒绝革命范式，在我看来，就目前来说，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两种范式的共存，或是在现代化之中包容革命。革命的范围也有可能被拓宽，以包括在共产党所代表的革命走向之外的革命走向。看起来，这种信号不仅已经存在于许多关于其他革命群体的出版物中，还存在于游离在区分两种“现代”即近代和现代的趋势上。范式的共存也许值得欢迎，因为这承认了过去和现在都有的矛盾。不过，这两种范式之间的关系有着过多的预设前提，这又有可能使它们的对立变成知识的禁闭室，从而使我们无视于当代的这些转型，而这些转型既将一种新视线投射在过去之上，又催生了超越旧式对立的新范式。
因此，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如果基础业已改变，这些论争在美国和中国的史学中是否都没有多少意义了呢?近年来，中国的史学中已经出现了范式的扩散。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同样引人注目。范式的扩散，以及貌似乐于将之认可为一个史学工作条件的意愿，至少间接地表明，这实际上顺从了后现代主义对史学工作要求真理和客观性的质疑。这种情况当然不意味着对客观性要求的拒绝（虽然它批判客观化，也就是把历史中的那些人当作分析对象而非历史主体）。它还意味着多样真理的可能性，而所有这些真理都主张立足于不同类型证据之上的真实。最后，承认生活在历史中的那些人的主体性，就要求更加注意史学家运用的范式，以及这类范式与生活在历史中的那些人（历史的主体）所运用的范式之间的关系。当前的论争常常回响着1930年代论争的声音。如今的范式冲突是否重演着旧式的冲突，或者在后革命时期的中国这样一个不同环境下，前者是否带有什么不同意味?后现代主义所引发的问题，已随着全球化范式的出现及其重写历史的要求而复杂化了。作为元叙事的全球化既压倒了现代化范式也压倒了革命范式，从当代的视角来看，这两者似乎是同一种现代性的两个冲突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我更愿到结论部分再转向它。这个问题是元史学式的，可是范式几乎无法避免地会引发元史学式的而非狭义史学上的问题。
全球现代性视角下的革命与现代化
鉴定当代关于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的论争的重要意义，对于将它们放入历史视角之中可能颇有助益。在美国情境中，直到1960年代早期，革命与现代化都被置于相互对立的状态。那时的现代化研究并不包括革命的社会主义政体。确实，现代化话语把社会主义视为一种偏离，而这种偏离迟早会回到正确的发展道路上来，并且认同资本主义（虽然更受偏爱的词汇是“民主”）。随着来自激进学者的压力，这种状况在1960年代开始变化。到60年代末，社会主义革命已开始被视为通向现代化的替代性道路，不过即使在那个时候，仍然存在着这样一种期望，即这两条道路未来将汇合，并更多地倾向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是现代化产物的看法，甚至还被保守主义的学者所认同。一个重要的调和看法来自亨廷顿（Huntington），他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9）中提出，现代化和革命之问有密切关系。有一段时间，曾有这样一种观点，即承认皆为同一进程组成部分的现代化和革命之间有着辩证的关系：革命既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其代理人。
正是在19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在东欧和苏联的衰落，上述两种范式才被再次置于相互对立状态。在美国，研究革命实属过时。在极大程度上，从那时起发表的关于（中国或其他地方的）革命的研究经常持一种负面论调，谴责革命过分残暴并对落后负有责任。正如那些在中国领域中关于市民社会或上海的论著表现出来的那样，注意力已经转向了资产阶级的现代性。出于一些明显的原因，中国的学术界虽然更多地强调革命，但是那里也有一种制造对立的趋向。中国史学的主要选择看来将是，要么随着现代化与革命的对立而用一个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要么用一种包容革命的方式来解释现代化，或者主张两个范式同时有效。革命可能不再是主流，可是这些范式仍会不太和谐地共存着。其问的差别不仅表现了在社会和政治方向上的差别，而且表现了中国社会中的不同看法。鉴于革命在一个狭窄意义上限制了学术和历史解释的可能范围的时刻刚刚过去，对革命的疏离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现代化话语对帝国主义和霸权问题的掩盖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后者仍是中国社会的问题，同时从总体上看也是世界的问题。那种指责受害者其实使帝国主义获益的看法，对世界来说仍是一个问题。处于退却状态的帝国主义甚至可能比自信的帝国主义更为危险。而至关重要的是，现代化话语绝对不会为帝国主义合法性的持续提供帮助。
当我们进入全球现代性的一个新阶段时，革命和现代化也可能丧失它们作为范式的影响力。对于这个问题，我更愿意在结论部分再予以论述。
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胜利（全球化）相伴的那些文化复兴，如今已成为“多元现代性”诉求的基础，这种状况被我在即将出版的一本书中（《全球现代性：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描绘为“全球现代性”。现代性的扩散，至少在意识形态上产生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一个问题是某些传统再度被赋予重要意义（resignification）。这些传统在早先的现代化话语中是落后因素，而在一个全球化的现代性之中，它们已转变为现代民族认同的一种资源。这就使无目的的现代化成为从传统到现代的动力，并且是一种向现代化话语渗透的基础性历史目的沦。其次一个问题是，现代性的全球化已向作为概念的现代性提出了质疑。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全球化的现代性业已转入了一个对现代提出竞争性要求的场所，这不仅对界定现代（除了在某种狭隘的技术意义上）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甚至还对其在任一地点都历史性地成为中心提出了质疑。一种相当有说服力的说法是，正是对现代的多元性要求构成了对普世性预设的默认，而这种预设从现代性在欧洲最初形成时，便一直对之起引导作用。更为明显的是，这种欧洲的（如今美国化的）现代性仍然能够要求普世性成为其他所有人的现代性的一部分，同时关于可选择的现代性的竞争性要求则主要停留在地方性的关注上。然而，新的形势呼吁重新思考现代性的历史，这种历史不仅吸收从外部引进的一系列实践，而且出现了要求许多人参与其生产过程的实践。
人们可以根据这些要求而推测，对现代性的诉求不是虚弱的产物，而是力量的产物，是在新的全球资本主义之中最重要的成功。就中国而言，在把现代性带人中国的过程中，在确保民族的政治和经济独立——这是革命的主要目标——的过程中，社会主义革命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当然是充斥着革命范式的东西，而它不仅关涉到革命，还关涉到革命对实现一个现代社会的贡献。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关涉到现代化，而且受到乌托邦主义的驱动，这种乌托邦主义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并实现对另一种现代性的承诺，而后者看来已被资本主义所背叛，或至少被其所限制。对于从无政府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者来说，这都是一个灵感之源。作为民族建设和实现资本主义所界定的现代性的手段，社会主义的工具化已经证明自身很成问题，同时正如人们可以期望的那样，资本主义则证明自己在那些工作上做得更好，社会主义看来却没有履行其承诺。这到1980年代已十分明显，在那个时候，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球化首次在东亚社会中清晰可见，并且暴露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在其涉及到实现资本主义现代性时的不足。历史中的现代化范式既贯穿着这种更为广泛的发展，也贯穿着这样一种需求，即克服革命范式在解释现代化无须拒绝革命范式问题上的不足。
在有关现代化的主张中所缺少的东西，是就现代化在全球现代性的当代环境下可能是什么的问题做出说明。现代化的拥护者认为中国环境下的现代化必然不同于欧／美的现代化，这实际上是把“多元现代性”的可能性当作了他们的参照框架。可是，这种主张患有所有关于“多元现代性”的主张都有的软弱性，并且往往建立在信念（多样且分歧的信念）而非证据的基础之上；因为这种证据表明了对一种与强调差异相伴的全球资本主义的融入，而根本既不管这种差异来自何方（过去、历史环境、求异的意愿，等等）的问题，也不顾它在未来面对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文化（这种文化可能披着也可能不披着民族的伪装，尽管它目前是美式装扮）的袭击时能否维持的问题。换言之，现代化范式可能也不足以为目前提供一种恰当的历史。
如今，作为范式的全球化已取代了早先那种现代化范式，并展现了新的挑战和新的机会。这种机会位于按照革命和现代化的相互关系来为两者定位的可能性之中，而这种可能性又处于这样一种长时段的历史情境，即其可以使我们克服欧洲中心式的、任一范式都无法逃脱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目的论。在推动长时段的历史视角时，作为范式的全球化对现代资本家本身也进行了历史化，而非使之成为既定的历史情境。同样地，它也可能有助于克服民族的目的论，这不是依靠否定其历史意义[正如现在跟随一些像杜赞奇（Prasenjit Duara）那样的中国史学家成为时髦一样]，而是依靠能够历史地分析民族国家。如果我可以借用一个萨义德（Edward Said）提出的概念，那么全球化的现代史就提供了使中国历史“世界化”的可能性：既把中国历史带人世界，又把世界带人中国历史。“世界化”与10年前柯文（Paul Cohen）提出的“从内部看中国历史”的观念相对立。它要求我们通过在民族之外的思考而对历史进行概念化把握，同时要把注意力放在也为民族的历史化提供了一种情境的跨民族性和跨地方性问题上。从这种视角出发，“从内部看历史”也许可以被解读为我的学生安娜·坎德拉小姐（Ana Candela）称为“欧洲／中国中心主义”的那种东西的回光返照。最后，作为范式的全球化要求密切注意结构与历史之间的辩证法：一种存在于这样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使现代世界结构化的多样性动力，以及特殊社会如何既塑造这个结构化过程又被其所形塑的问题。
前述挑战则是指批判性地对待全球化。尽管全球化避免了欧洲中心主义，它本身却随着资本主义目的论（如果不是欧／美式的发展）中的现代化话语而不断延伸，并且这种目的论还在全球化之中根深蒂固。全球化使得不平衡发展和不平衡的权力关系都永久化了（并且正当化了），而殖民现代性的遗产仍在建构着世界。在这种意义上，全球化或是其所生产的全球现代性可以被解读为殖民现代性的完成，这在意识形态上的发展主义霸权那里最为明显，并且这种发展主义霸权不仅是现代欧洲式资本主义的产物，而且形塑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反应。在某些史学工作中，全球化已被用作一种借口以抹去殖民主义的历史，并因此也抹去了在当代全球性中十分根深蒂固的现存的不平等。一种批判性史学要求的是，在全球化作为范式运用时，必须警惕不要抹去而是突出被殖民主义的过去所形塑的现在。
虽然尚未被赋予范式的地位，但是全球化业已在我们看待中国历史的方式中发生了某些影响。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期问，他的那些远航被举为中国历史上就有全球化趋势的证据。全球化已激发了对世界史同时也涉及到对中国史学的重新关注。在美国的中国史家之中，中国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近年来日益受到关注[如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论著]。另外，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向，是在中国历史中搜寻欧／美历史上诸如种族和族群之类的分析类型，以及作为参与全球化的证据的中国资本主义。尽管宣称朝反方向进行，可是许多此类论著通过把源于欧洲式发展的各种现象和类型普世化的做法，从而暗地里使得本就长期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的预设永久化了。有趣的是，在中国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做法，实际上是重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观念，欧洲和北美的史学家曾长期拒绝认真看待这个观念，如今该观念却在所谓的拒斥欧洲中心主义的态度（这正在走向从总体上发现现代性）中享有一种新的敬意。同样地，种族和族群也在不顾历史情境的情况下而把那些类型普世化了。近来关于清朝帝国主义的论著，虽然在其正确的地方相当富于启发性，却也容易受到这样的批评，即无法区分现代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所支持的那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及世界帝国[与之形成参照的是“世界体系”，正如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区分的那样]的政治和军事需要所激发的那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同样难以拒绝的一种印象是，近来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上的成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对历史上所谓“中国帝国主义”的那种新近出现的关注，同时这种关注也与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关注的扩散形成了平行态势。
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化与革命
中国的现代性始于何时?对于这个问题，支配性的取向是诉诸于随着19世纪政治和军事遭遇而来的、外来的现代性，而这个世纪也是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反抗、文化转型和革命的起步之时。这样的阶段划分不仅被我们讨论中的两个范式（革命与现代化）视为理所当然，而且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均是如此。
如果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有关，那么我在这里宁可认为，对现代性的讨论需要进一步探求以下三者之间的关系，即资本主义的出现、世界的再度建构以及中国在这种建构中的位置。我所指的位置既是时间意义上的也是空间意义上的：中国在资本主义出现时的位置，以及中国在欧亚大陆（并且最终是全球）中的位置，后者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出现来说是不能化约的空间情境。
关于资本主义的出现，最令人满意的解释在这些空间和时间范围内确实有效：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自于横贯欧亚大陆的多元化世界体系，而欧亚大陆最终也将从18世纪起以欧洲为中心，同时在18世纪，全球都被带入这种世界体系的范围之中。尽管从人类起源开始就有横贯非—欧亚大陆的交流，然而公平地讲，我认为正是蒙古的侵略才把欧亚大陆塑造成我们所知的这个样子，也正是从蒙古的侵略开始，才能够确定我们现代所知的欧洲和中国（与从莫卧儿到萨法维再到奥托曼在内的其他帝国一起）的出现日期。
然而，在一个新的欧亚世界体系内，横贯欧亚大陆的跨地方交流产生了不同的形态。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出现，是这些交流在欧洲社会情境下的产物。这些交流的后果在亚洲的不同地区也各不相同，这取决于地方性环境的不同。在东亚，同一个阶段则见证了帝国的巩固——以及我们在明清两朝名义下所知的那个“中国”的形成。继明朝早期原先具有的、以郑和远航为明证的开放性之后，却是对边境更为强烈的控制，而这种控制又是在针对同时加诸沿海和腹地的、不断增强的外来压力作出反应的过程中出现的（这或许可以解释贯穿这一时期的“防御性扩张”）。不过，这种对世界的“闭关”并未阻止横贯东亚世界体系的那些意义深远的交流，其中包括文化交流。有趣的是，鉴于与中亚的交流在东亚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明清两朝对这个地区（在中亚的蒙占人、俄罗斯人和其他群落）比对那些日益频繁且坚定地出现在沿海的陌生人表现出了更多的关注。然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从晚明所看到的“资本主义萌芽”之中，新兴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影响业已明显起来（尽管是无形的）。到达中国沿海的欧洲人导致了进一步的防御性闭关，尤其是在欧洲人的行动从融入东亚空间转变为根据源自欧洲的各种需求来改造这个空间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新兴的世界体系已不再仅仅是欧亚大陆，而且还包括以菲律宾为途径的美洲。不过，明清两代控制边境的努力既阻止了商品的流入，也阻止了向东南亚以及其他中国人居住区之外地方的移民，而这种移民的出现恰恰又可以回溯到这一时期。无疑，虽然新兴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制造的转型，为同步发生的欧洲和中国的扩张提供了同一个情境，但是注意其间的差别也是颇为重要的：这两种扩张可能都是一个新兴的全球性世界体系的产物，可是其中一个是以资本主义为支撑的扩张，另一个则是防御性扩张，后者虽就其效果而言，在任何标准上都堪比以资本主义为支撑的帝国主义所制造的结果，但终究还是缺乏最起码的转型意义。
我认为，这些长时段的发展为理解18—19世纪的遭遇事件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情境。从18世纪晚期起，以工业革命为支撑的欧洲式帝国主义已经能够迫使清朝向世界体系开放。到19世纪末，东亚式的世界体系已被纳入一个全球性的世界体系，从而完成了一个至少持续了4个世纪的进程。根据这种看法，现代化和革命看来是同一进程的组成部分，并标志着内在的各种社会差异和冲突，这些差异和冲突虽有其地方特性，可是不参照明清中国并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情况可能就无法解释。同样地，民族建设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种努力的一部分，即其除力图避开帝国主义之外还力图容纳和操控这些新的力量（我们应记住，民族主义已被普遍化为政治形式，而这种形式既是欧洲式扩张的组成部分又是其导致的后果之一）。使社会主义革命合法化的是这样一种承诺，那就是，社会主义能够实现民族整合的目标，而处在依附性发展条件下的资产阶级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不过，使社会主义革命被激发起来的则是这样一种期望，即希望找到一条能够摆脱并超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替代性发展道路。社会主义不能被化约为民族主义。如果它是民族主义形式的，那么它也是一种由它自己提出的、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一种将世界主义作为内在部分的民族主义。
通过革命实现独立之后，中国目前已经放弃寻求现代世界体系的替代物，而代之以寻求这个体系内的可替代性选择，而后面的这种寻求又是通过如今披着“多线的现代性”外衣的现代化范式来表达的。然而，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成功，也要求付出屈从于资本主义、最突出的是发展主义的基本前提的代价。这不仅对作为范式的现代化来说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陷阱，而且对于工具化的社会主义革命范式来说同样如此。革命在目前还能被记忆，最主要的原因是其对发展所作的贡献。乌托邦主义和理想主义则已被“发展主义者”所放弃。不过，记住它们所表达的东西仍有重要意义：不仅仅是天真地渴望一种完美的生存方式，而且渴望以资本主义为动力的世界体系的替代物。毫不奇怪的是，现代乌托邦主义正是随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出现而出现的。
结论性看法
以上论述听起来像是要把中国近代史纳入一种资本主义的宏大叙事（或元叙事），而实际上这只有部分程度属实。我所说的这种叙事，其开端伴随着从许多欧亚大陆上的交流中脱颖而出的资本主义的形成，并且中国历史（或者是发生在我们称之为“中国”的那个地方中的历史）在这些交流中起着塑造作用。仅仅是随着新兴的、从18世纪开始明显起来的资本主义现代性霸权，中国历史才流入资本主义的元叙事之中，才成为后者的地方化叙事之一（这里的地方覆盖了从地区性民族的地方到以地理位置为基础的地方）。假如这看起来像是贬低了中国历史（从那些坚信其“特殊主义”的人的视角来看），那么值得强调的是，欧洲历史也是这种元叙事的地方化；是其在资本全球化过程中的空间形式之一，即便其在现代性出现过程中有着霸权地位。
在这种扩展了的现代性范式中，问题是如何调和结构与历史，或者是宏大叙事与地方叙事。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范式问题已超越了某个范式的危机问题。根据其关于现代性的多元性假定，全球现代性也使得不同的历史叙事在各自承诺终结历史——至少是有某些连贯性的历史——的方式中相互对立了起来。其对民族作为历史叙事地点所做的攻击，也挑战了现代的历史概念化过程，而这个过程从一开始就与民族主义纠缠在了一起。
史学工作中的全球化可能代表了这样的努力，即力图通过一种新的元叙事来恢复与这种形势的一致性。它可能根据结果而生产出了一种新历史，或者它可能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在范式无止境扩散的意义上）。对于把事情复杂化的做法，目前存在着一种敏锐的意识，那就是，我们并非历史的终点，因此对于过去，即对有关历史真理的要求来说成为必要的过去，根本不具备综合性的看法。对目的论的拒绝，或者是对把不同的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的多元目的论的要求，也剥夺了未来的任何类型的一致性，而只有这种一致性，才能使针对竞争性解释作出令人信服的裁定成为可能。目前的危机绝不仅仅是某个范式的危机，而是历史本身的危机。正如后现代主义者可能会说的那样，过去正待价而沽。
不过，这场危机也可能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个因各种历史决定论的退却而生成的机会，从而突出了人们创造其自身历史的重要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这种创造当然不是任意的，而仍是在既定条件下的创造。在这方面，我在上面的论述可能有所助益。尽管它把作为现代性构造力量的资本主义置于中心地位，但是它拒绝把围绕特定历史的结构置于中心，而是关注进入现代性建构过程的历史多样性，以及从其衰败中再生的历史多样性。根据这种看法，有可能被再次看到的东西，就不仅是现代性所生产的各种现象，而且是在现代性统治下被抹去的多样历史，那些如今可以用来挑战殖民现代性霸权的多样历史。对于人类的继续生存以及随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球化而来的各种危机来说，这种挑战也是至关重要的。最为急迫的是，这种对霸权性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目的论的挑战还需要承担另一种挑战，即对驱动这种目的论的发展主义的挑战。
那么，何样的历史能克服现代化或全球化的霸权，并且成为解放的指南和一条没有现代性问题的道路呢?也许我们需要把问题拓宽，将历史本身就视为一个问题，这是因为，要求客观性的历史往往以重申过去如其所是而告终。这里我想提一下阿什·南迪（Ashis Nandy）的观点，他是一个深受甘地（Gandhi）的反现代主义影响的印度知识分子。南迪在他的许多论著中都提出，我们不仅仅要考虑可作替代性选择的现代性，而且要考虑现代性的替代物。在历史已经成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结构的一部分，并抹去前—现代和无—现代时，这种重思（re-consideration）也必须允许寻求历史的替代物。这就意味着，现代性的叙事化必须特别关注亦可削弱现代性叙事的地方性叙事，而要使这种做法成为可能，除非我们使自己的视线超越民族和地区，而重新投向也是资本主义现代性之所在的全球。
现在也已有某些迹象表明这样一种要求，即力图通过中国革命来超越现代性；不仅是通过共产党的革命，而且是回溯到革命运动的开端，一个与以康有为和谭嗣同的改制观为特征的、乌托邦式的要求相伴的开端。近年来，这种要求已失落在针对乌托邦主义的负面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问的经验而作出的反应之中。对乌托邦主义的拒绝还得到了这样一些情况的鼓励，那就是，为支持发展而出现的社会主义工具化过程，以及为了民族富强目标而对革命的挪用，而不幸的是，这种富强并未在全民族中得到平等分配。
事实上，对于一种摆脱了殖民现代性遗产的、能够自由书写其未来的民族发展来说，使得关于现代性的替代物的思考成为必要是否可能?在书写未来时谈论自由就将回到乌托邦主义，可我们确实需要一种乌托邦主义来取代当下那种伪乌托邦主义，那种渗透着所有——既有资产阶级的也有革命者的——现代化话语的伪乌托邦主义：那是一种迟迟不能兑现其承诺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而实际上其毁灭性影响给无数人带来了灾难，并且通过摧毁我们称之为家园的地球来决意摧毁人类。这种乌托邦主义所呼吁的不仅是重写历史，而且还要重新定义（reconceptualizing）社会和政治存在，而这种存在既提供了历史的基本单位，也提供了我们赖以组织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空观念。而且，乌托邦主义并不要求我们拒绝历史。它所要求的是我们从过去拯救生活和生产的那些替代性样式，而在要么是资产阶级的、要么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者的（modernizationist）历史统治下，这些样式已经被抹去了。我们不会被乌托邦主义卷走。如果来自一个不同类型社会的眼光，能够使我们从过去看到已被现代化者的历史所抹去的某些替代物，那么这些替代物正如过去的事实一样，将有助于我们把某些真实性带入乌托邦主义本身之中，并且不会让其堕落为专断的主观任意性，而这种任意性可能与乌托邦主义意欲克服的那种现代性一样有害。
（朱浒翻译）
原刊《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