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心主义与中国学术深层问题

　　近年来一些学者在总结学术研究时常常感叹，中国学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上受西方影响过多，近现代以来没有什么独特的建树，以致造成中国学术的自我失语。不仅如此，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没有话语权，即使是国内泰斗级的人物，在国际上也默默无闻或处于边缘地位。所以，中国学术的一个深层问题是学术话语权问题。如何看待这种状况？如何破解西方话语中心主义局面？中国学术的话语体系如何建构？学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其实由来已久，在今后若干年也会长期关注和探索。中国现当代的文论和文学研究在批评方法和学术视野方面，受西方影响较为明显，本文以此为例，探讨如何看待西方话语中心论的问题，以及采取何种立场对此进行校正。

西方中心主义与研究话语权失落

　　当今关注西方中心主义这一问题的学者很多，其中很多都是批评西方中心论者，这当中不仅有中国及亚非裔的西方学者，而且还有欧裔的西方新左派学者，如赛义德、阿明、伯纳尔、沃勒斯坦、弗兰克等。但也有人对西方中心主义这个话题很反感，认为这是一个伪问题甚至是“智力游戏”。应该说西方中心主义这个命题虽然较大，但却是真正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直面这个问题，而不是绕开，这样才能真正认识我们的学术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和路径。正如沃勒斯坦所说的：“……我们必须完全承认欧洲对于重造世界的特殊性，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超越它，并且才有希望获得一种关于人类前景的可能性的更为广泛的普遍性的视野，这种视野绝不回避我们在同时追求真与善的过程中会遇到的任何棘手而复杂的难题。”

　　什么是西方中心主义？应该如何认识和看待这个问题？

　　我认为，西方中心主义首先是一种西方人的心态，对于西方人的这种心态，乐黛云曾经说过：“不少西方人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其他民族的文明，而是固执地、也许并不带恶意地认为自己的文化就是比其他文化优越，应该改变和统率其他民族的文化。”西方人在人类文明创造和对人类历史的贡献上，有其他民族所没有的优先性和优越感，有着强烈的英雄意识，自认为是人类历史的领跑者与拯救者。

　　其次，西方中心主义还是一种理论事实。很久以来知识界就形成了西方知识帝国主义局面，非西方学者对西方中心范式有着较为严重的依赖倾向。为何如此？如果从知识考古的角度看，社会科学首先从西方兴起，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率先起源于西方，古希腊时期对世界本质的追问和对理性的追求奠定了基础，中经中世纪的酝酿，到近代社会变革中体现的对科学、理性及人权的追求与确证，直到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的展开，现代知识体系逐渐完善和发展起来，并传播到其他后发式现代化国家，进而这些后发式现代化国家的知识与学术研究也因此而受到影响，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范式与特征在所难免显现出来。

　　中国作为后发式现代化国家，中国的社会科学亦属于后发型的社会科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中国落后挨打和被迫对外开放，整个社会乃至文化学术都经历了转型的痛苦，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开始了受欧风美雨影响、洗礼的历程，西方各种思潮大多通过文学传播开始在中国的理论旅行。一百年来，中国的文论和文学研究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远远超过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以至于脱离西方的理论我们几乎不会说话，即学术失语。因此，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中外文化与学术交流存在严重不平等现象，甚至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化与文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文化的殖民史。从“别求新声于异邦”到文论失语，这显然是一条不归路，并因此而质疑五四运动的历史定位与评价问题。不仅如此，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的地位也十分边缘和受轻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是单向度的，即中国学者十分注重外部世界发生了什么，但外部世界却断然忽视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理论界发生的事情。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造成了中国理论家的‘自说自话’状态。”

文化自尊、学术风骨与开放性学术原则

　　中国学人在“别求新声于异邦”的路途中，一直受文化自尊问题的困扰。有人这样归纳中国学者在世界学术格局中所处的窘境和屈辱：国内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要想走向世界，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用西方通用的语言写出符合西方学术规范的论文，通过与国际同行的激烈竞争才得以发表，但这方面的成功者至今寥寥无几；另一条路则是借助于英文翻译的中介，等待某个汉学家的“发现”。坚守文化尊严和学术风骨显然是中国学术界必有的信念与操守，但不能因此而拘囿于单一的民族视野，而放弃更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学术原则。

　　西方的思想建树和学术话语，的确对人类的知识建构乃至整个人类文明有重大贡献和推动，而且至今仍有其强大的理论效度和阐释活力，但也不能因此看不到它的限度，这主要表现为它把西方经验视为人类普遍原则，并从这一视点来构想世界宇宙。同时将世界分成“西方”和“其他”，并以此来建构整个知识框架体系和思维范式，形成二元论的等级结构，西方永远居先居上，视野难以辐射到“欧洲路灯以外的世界”。

　　要超越和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必须具备更宽广的视野与更完善的视角，即人文中心主义和世界视野。对此，很多学者都有理论探索和思考，他们提倡打通中西、内外互补，提出“人文中心主义”、“现代世界视野”、“全球本土化”等主张。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学术研究三原则（横通、纵贯、内审）以及费孝通先生说过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等都体现了这一思想。

　　在批判和检省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时，我们不能把孩子和洗澡水同时倒掉。比如“五四”时期，中国文学受到西方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很多小说开始表现这样的题材，纷纷书写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学术评论中也开始倡导人道主义的理论，并据此分析文学作品。无论是个性主义还是人道主义，虽然由西方率先提倡，却不能对之全盘据斥。客观地讲，西方的很多学术理论和方法还是具有理论效度和生命力的，介绍和借鉴西学还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必要参照之一。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15日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