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郑和下西洋
[内容提要]本文以欧洲大航海时代为参照，旨在从长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检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人因为对海外市场和殖民地资源的支配而取得的优势，对于欧洲长期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推进作用。郑和下西洋促进建立的朝贡贸易制度，结果却是中国统制经济的强化与市场经济的弱化。郑和下西洋船队空前庞大，经济意义却无足轻重，甚至于对中国经济、中国海洋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郑和下西洋；经济发展；大航海时代
[中图分类号]K248．1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06)02-0024-06
[收稿日期]2006-03-12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海洋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规模具体说明了传统中国航海事业所达到的水平，也具体说明了宋、元以来不断发展的航海事业的成就。但它是代表一个海洋发展的时代的结束，而不是开始。相形之下，15世纪末由西欧人主导而展开的全球性的大航海时代(The Age of Great Discovery)，船队规模虽然都很小，但却代表一个海洋发展的时代的开始。这就是为甚么西欧人的小规模航海事业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而大规模的郑和航海事业反而无足轻重。从海洋发展的角度来检讨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许多前贤已经做过研究，不需要我来重复。在这里我想从长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检讨，希望藉此能更清楚地看出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我的检讨主要是针对“朝贡贸易”在经济运作上的反功能(dysfunction)作用，因为朝贡贸易是郑和下西洋想要建立起来的制度，而且的确被建立起来。这个制度对于中国的经济，特别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经济发展的经验，呈现鲜明的对比。
一、从Adam Smith到Joseph Schumpeter
Adam Smith(1723—1790)在他的名著《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里说过：“美洲的发现，以及经由好望角(The Cape of Good Hope)到达东印度群岛(The East Indies)的航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所记录的两件最伟大的事件。”①《国富论》发表于l776年，距离 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在1492年发现到达美洲的海上航路，以及Vasco Da Gama(1460—1524)在1498年发现到达印度的海上航路，已经将近三个世纪。Smith回顾在这三个世纪里，欧洲人利用这两条新航路把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市场直接联系起来，市场的规模得到空前的扩大。市场的扩大有效地强化世界各地的产业分工，促进全世界，特别是欧洲的生产与消费，大大提升了人类的物质上的福祉。商业资本是带动市场扩大的关键因素，而市场扩大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这三个世纪因此也被描述为商业资本主义的时代。
在Smith的时代，特别是他的晚年，英国已经哨悄地展开工业革命，但是他并没有察觉到，就像Columbus与Gama没有察觉到商业资本主义的到来一样。创新(innovation)，特别是技术的创新，被认为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关键，而工业资本是不断创新从而带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从18世纪末到今天也就被称为工业资本主义的时代。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回顾和检讨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在1934年发表了《经济发展的理论(The Theory of Eco- nomic Development)》，从创新的角度详细讨论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发展的特点，距离 Smith的时代已经超过一个半世纪。②
把大航海时代(The Age of Great Discover- Y)以来的欧洲经济发展划分成两个时代，当然是历史学者的后见之明，实际上发展的时间轨迹并没有断裂点。欧洲的商业资本主义的崛起给工业革命铺好了道路，终于在18世纪末揭开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序幕。资本的累积，和工资率持续居高不下的压力所导致的多用资本而少用劳力的要素替代现象不断地发生，这就是欧洲在18世纪末所看到的由技术创新启动工业革命的一个主要原因。而Smith所指出的，新航路的发现引导欧洲经济发展进入商业资本主义时代，相对于其它地方，透过其全球贸易市场的支配优势与新旧大陆的殖民地的丰沛资源(特别是贵金属和美洲的土地)，欧洲在资本累积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因而资本价格偏低，而在工资率方面则维持长期的高昂，结果带给欧洲人强烈的诱因去发展增加资本投入减少劳力投入的经济生产，资本与劳力的比率不断地提高，单位劳力的产能跟着不断地提高。就这样，从持续的经济发展的观点来看，Smith说这两条新航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记录上最伟大的事件，在他的时代有效，在今天依然有效。③
近代欧洲的经济发展当然不能单纯看作是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人扩大海外市场和支配海外资源的结果，欧洲本身的内在的人文环境的变化可能更具有关键性。首先投入大航海事业并且有将近一个世纪在全球的市场与资源控制取得绝对优势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其经济发展以及航海事业在16世纪后期逐渐落后于西北欧洲地区，而欧洲的商业资本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所带动的持续的经济成长首先出现在西北欧洲，直到今天这个地区的国家和它们的海外殖民地区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先进的地区。从先进到落后，以及从落后、追赶到超越，这是近代经济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个课题里，外在的因素固然有影响，决定性的影响往往来自内在条件的变化，而内在与外在因素的互动与返馈，更增加了这个课题的复杂性。不论欧洲的个别地区在近代经济发展有甚么不同的经验，就整个欧洲而言，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人在海外市场和殖民地资源的支配所取得的优势，对于欧洲长期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推进的作用，这是无庸置疑的。
二、郑和下西洋
郑和(1371—1433)航海的事业发生在1405—1433年之间，一般说他总共有七次率领中国的船队航行于东南亚、印度、西亚之间，最远到达非洲的东岸。他每次航海的船队规模都很大，例如第一次和第四次航海都有三百多艘船和两万七千多人参与，而纪录上最大的船只也大到令今天的学者觉得难以置信。④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时代，这样浩大的远程航海活动大概是人类历史纪录上唯一的壮举。但是谈到人类历史纪录上最重要的事件，Smith只提到Co-1umbus和Gama，他们初次航海的船队分别只有三艘和四艘中小型船只，总共各运载着大约90人和170人左右。⑤郑和的庞大船队和船只， Smith在他的著作里反而都没有提到。他可能不知道郑和，或者知道，但完全把郑和忽略掉。 Smith关注的是人类的经济发展，郑和的航海活动显然无关这个主题，所以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郑和下西洋船队的规模空前庞大，但其航海活动的经济意义却无足轻重；相反地，Colum。，bus与Gama的船队那么渺小，但其航海活动的经济意义却非常重要而深远，这是很耐人寻味的对比。我们单从上面的讨论，已经足以了解为甚么郑和的航海事件值得被忽略：它没有发现新航路，没有扩大世界的市场，没有促进生产与消费，没有给人类提升物质方面的福祉。就长期的经济发展而言，它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相反地，它所起到的作用甚至可能是负面的。
这一点可以简单地从郑和下西洋的结果来了解。结果是中国的统制经济(command eeollomy)的强化与市场经济的弱化。说明这个结果的事实就是朝贡贸易制度的建立和落实。⑥朝贡贸易制度的设计者是建立明朝的朱元璋，年号洪武，死后被追尊为太祖。中国皇帝接受外邦国王所带领或派遣的使节团前来朝贡，顺便让他们携带一些土产来交易中国的产品，这种办外交兼做点买卖的活动，本来是明朝以前历代王朝都已行之久远的习惯。明太祖所设计的朝贡贸易制度沿用这个习惯，但它有一个创意：把贸易和朝贡完全绑在一起。在明朝以前，中国和外国的贸易主要是透过民间的管道来进行，朝贡归朝贡，贸易归贸易，朝贡时兼做点贸易，那是朝廷特给使节团的优惠，不是中外贸易的主要方式。明太祖改变了历来的朝贡与贸易分开的做法，让中外贸易只能由外邦的使节团来中国朝贡时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在“礼部”官员或港口的市舶司官员的监督下，公开进行；或者由朝廷派遣到海外的中国使节团，在外国顺便做点买卖。这个把中外贸易完全变成政府的垄断事业，把民间贸易的管道完全封闭的朝贡贸易制度，是史无前例的创举。为了实现这个制度，明太祖颁行严格的“海禁令”，禁止中国人民私自渡航到海外，也禁止外国朝贡使节团以外的任何船只到中国来，有时候甚至禁止人民在沿海的捕渔活动。
明太祖的海洋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朝贡贸易和海禁。颁行海禁令有国防安全的考虑，但它也是维护政府垄断的朝贡贸易的必要措施。朝贡典礼旨在体现中国作为世界的中心，四方各国从属于中国的理想，而中国皇帝藉此典礼成为天下的共主，即所谓的“君临万邦”。为了招徕外国的朝贡团，明太祖就把贸易当作诱饵，除了贸易本身应有的利润，他还为了优惠外国使节团，规定官方与他们贸易时要“厚往薄来”⑦，也就是给的多拿的少。
但是明太祖并没有成功地建立朝贡贸易制度。在洪武朝的后期(尤其1394年以后)海外各国前来朝贡的活动大部分已经停摆，主要原因是他不是一个真正慷慨大方的布施者⑧。可以说，他设计了朝贡贸易的制度，但是没有具体实现它。具体实现要等到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成祖的永乐朝的时代⑨。郑和的航海活动就是永乐皇帝为实现朝贡贸易而推动的最昂贵投资。为了建立朝贡贸易制度，从洪武到永乐朝，中国不断地派遣使节团到海外，有时候用威迫，但主要是透过利诱，招来海外各国的国王亲自或遣使到中国来向皇帝朝贡，利诱的主要方式就是朝贡时可以在中国进行贸易。
由于明代的朝贡贸易完全由官方来监督执行，它是一种政府统制的经济活动，不是私人的自发性的市场经济活动。统制经济只能适用于短暂的紧急状态，例如天灾或战争时期。在正常的状态下，相较于市场经济，统制经济在资源运作上是非常没有效率，违反经济理性的作法。明朝从一开国起就对中国与海外的经济交流实施统制式的朝贡贸易，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终于成功地实现这种贸易，并且固定下来以期行之久远。这种贸易对于中国和海外的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负面的，对中国的负面作用尤其严重。
统制经济无法有效地运作经济资源，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它缺乏价格的机制，以及它缺乏正面的经济诱因。如果统制经济底下也有价格，该价格绝不是反映市场供需的信号，而只是反映政府的扭曲。扭曲来自政府的补贴，或政府的压抑；前者的价格会偏高，后者则偏低。朝贡贸易的“厚往薄来”原则，实际上是人为地压低中国产品的价格和提高外国产品的价格，让中外贸易的不等价交易创造异常的利润给外国的使节团，作为他们前来朝贡的诱饵。在朝贡贸易制度下，外国使节团携带前来与中国交易的商品分成两类，一类是呈献给皇帝的“进贡品”，另一类是使节团准备与中国官方交易的“附搭物”。针对进贡品，朝廷有“颁赐”；针对附搭物，朝廷要“给价”。颁赐的内容都是实物，给价的内容则包括实物和货币。在整个交易中，进贡品和颁赐物的份量很小，中外双方几乎没有异议；主要的部分是附搭物和给价，在这里中外双方在永乐朝结束以后就时有争议。争议的起火点当然是给价时议定价格所发生的争执。我们都知道，私人厂商的垄断贸易由于其利润极大化的导向违背了市场的价格机制，它的供需永远少于正常的市场的供需。但是厂商仍然根据价格机制来调整其供需的策略；明政权的统制的贸易更进一步地忽略了利润问题，也因此忽略掉市场的价格机制，它的供需当然更会少于私人厂商垄断下的市场供需。明朝的朝贡贸易量因此必然远低于中外人民的自由贸易量，朝贡贸易制对于中外市场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朝贡贸易的另一个负面作用是缺乏正面的经济诱因，也就是它无法提供诱因让人们去参与生产性的经济活动；相反地，它提供了负面的经济诱因，引导人们投入非生产性甚至妨碍生产的经济活动。朝贡贸易完全由政府统制，统制经济是一种强制指令的经济，个人的经济活动本来就是被迫的参与，不是为自己利益而自发的参与。在朝贡贸易中，中国产品或者透过赋税的征调，或者透过官方控制的工匠来制作，生产者的劳动效率偏低是很自然的结果。会积极参与朝贡贸易的是有利可图的官员或者与政府有关系的特权商人，他们必须投入资源(例如贿赂或关说)来竞取朝贡贸易中的利益(经济租)，即所谓的“寻租(rent seeking)”活动。这种资源投入与生产性的经济活动无关，或者甚至妨碍正常的生产．就这样，朝贡贸易提供了负面的经济诱因。
除了上述的经济的“反功能(dysfunction)”之外，朝贡贸易本身也有其内在的矛盾，注定迟早要崩溃。这个矛盾就是中国与外国的经济利益的矛盾。
本来贸易的发生是基于双赢的前提，也就是对两方面都有利这个前提，不管是互通有无或者比较利益说法，无不承认这个前提。诡异的是，明朝的朝贡贸易，按照最初设计的理想，是让中国蒙受经济的损失，让外国得到经济的利益的一种畸型贸易，“厚往薄来”的原则就是具体的说明。原来明政权的朝贡贸易是以不正常的贸易利诱，来吸引海外各国君主向中国皇帝的臣服，也就是以牺牲经济利益来换取政治利益的贸易安排。中国最大的经济利益的损失，当然来自上述的不等价交换。由于不等价交易的丰厚利润，外国使节团无不想要尽量扩大贸易量，而中国为了减少损失，必须努力减少它。永乐朝以后中国的官僚开始努力去减轻朝贡贸易的损失或负担，最主要的方法当然是减少附搭物的数量和给价。当中国政府斤斤计较给价时，附搭物的价格评量会逐渐接近市价，外国使节团从朝贡贸易所得到的利润会逐渐萎缩，前来朝贡的动机也就跟着减低。大概从正统朝(1436—1449)起，明廷不再热衷于朝贡贸易的政治利益，反而更加关切经济利益，朝贡贸易从此每况愈下。走私贸易逐渐取代它的功能，在15世纪后期成为中外交易的主要管道。⑩
除了上述的矛盾之外，另外一个矛盾是使节团的规模大小，到访频率，以及访期的久暂。由于中国需要负担外国使节团的所有开支，使节团的人数愈多，到访次数愈频繁，停留愈久，中国政府的开支就愈大。在这里中外双方的期望完全相反，虽然就整个朝贡贸易而言这个矛盾是次要的。
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就经济的成本与效益而言，它绝对是亏损的。想象一下，一个三百多艘船两万多人组成的贸易团，不要说在l5世纪初期，即使在今天，在没有订单信息的前提下，有那一个港市能够供给它所需要的采买或买进它所运载的商品?原来郑和的船队不是贸易团，而是以陆军为主的炫耀武力的使节团，沿途所作的买卖只不过是要顺便施惠给“外夷”和收集采买宫廷所需的消费品。如此巨大的投资，却只能做很小量的交易，它所创造的经济效益当然微不足道，郑和的航海事业当然只会亏损，而且是巨大的亏损。亏损的事业被继续经营了30年，今天我们会觉得不可思议。这是因为明政权在永乐宣德两朝完全没有成本效益的考虑，考虑的只是它的政治利益，也就是朝贡体制的建立。进入正统朝时政治利益不再受到重视，财政负担变成关注的焦点，下西洋的劳民伤财的一面马上呈现出来。它被停掉，而且从此被放弃。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这是合理的正确的决定。
郑和下西洋的结果是成功地实现了明太祖理想中的朝贡贸易。由于朝贡贸易垄断了中国的海外贸易，中国和外国的市场都因此受到压缩，无法像私人贸易那样有效地扩大。郑和下西洋对于海贸市场的影响，与Columbus、Gama的航海事业刚好相反。就长期经济发展而言，它最好没有发生；既然发生了，它愈早停止，对中外的经济伤害也愈小。
三、结 论
1492年Columbus的美洲航行和1497—1498年Gama的印度航行揭开了欧洲人所主导的大航海时代的序幕。古典经济学的开山祖师Adam Smith给予这两次航行至高的评价，主要是因为发现了由欧洲直接通往美洲和亚洲的海上航路，扩大了海上贸易的市场，把欧洲的经济带进商业资本主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大约是1500—1800年之间，市场的扩大主要得利于商业资本的增加，而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拜市场扩大之赐。商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发展让欧洲人得以累积充沛的资本，资本的价格因此偏低(反映在偏低的利率，尤其是荷兰和英国)。另一方面，在这个时代里欧洲人开始支配了全球的大量自然资源，海外的殖民地与贸易据点不断吸收欧洲的剩余劳力，让欧洲的工资率长期地偏高。偏低的资本价格与偏高的工资率使得欧洲的经济生产不断地发生多用资本而少用劳力的要素替代现象，终于蕴酿出18世纪末开始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把欧洲带进工业资本主义的时代，从此工业资本所支持的各种技术创新，而不是市场的扩大，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欧洲的工业革命不只给欧洲带来崭新的物质与精神文明，也给全球带来崭新的物质与精神文明。这些文明的出现是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人的经济不断发展的冲击的结果。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感受到它的冲击。
从上述的长期经济发展的角度，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Adam Smith为甚么给予Columbus和Gama的航海活动那么高的评价。反观15世纪初期中国的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其经济意义就微不足道了。郑和下西洋并没有发现新航路，也没有带来新市场，他的船队所航行的路线和所到达的地方，是宋朝和元朝时代的华人已经熟悉的旧航路和旧港埠，不是新航路和新世界。如果郑和下西洋有甚么新意，那大概就是史无前例的巨大的规模。
由于规模巨大，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一时之间是会稍稍扩大中国与海外地区的资源交流，有益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这个交流在洪武朝几乎全面停顿，郑和下西洋有效地把它复苏过来。就这一点而言，它对于中外的经济是有正面的作用的。但是这个作用只是一时的。随着下西洋计划的结束，它也跟着很快地消失了。相形之下，郑和下西洋所落实的朝贡贸易制度，对经济发展却发挥了长远的影响，而且是负面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是极为昂贵的亏本的航海事业，被停顿只是迟早的事。即使把船队缩小到可以支撑的规模，这种航海事业如果继续下去，对于中外的经济发展也只会有害无益。它的作用是推动明朝政府所垄断和统制的海外贸易，不利于Adam Smith所提倡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发展。
欧洲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当然不是完全由于大航海时代以来世界市场的扩大所造成的，欧洲本身的内在条件甚至具有更关键性的作用。领导欧洲人进入大航海时代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经济，在16世纪后期已经逐渐落后于西北欧地区，说明了内在条件的重要。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即使郑和下西洋发现了新航路、新市场，即使因此而有一个中国人的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中国本身的内在条件是否能够配合海外市场的扩大而出现长期的经济发展，实在也是个疑问。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print of the1776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 Ⅱ, p.141.
②Joseph A. Se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pp．57—94．该书在1934年首先由英国的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
③关于欧洲近现代经济的发展上资本累积和要素替代现象所起到的作用，可参考：Andre G．Frank，World Accumulation 1492—1789，New York and London：Monthly Review Press and Macmillan Press,1978; same author, Reorient,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esp. chapter 6 ;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 Eric L. 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1981);H.J.Habakkuk, American and British Technolog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7。
④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eds.,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 – 1644,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 pp.194 – 200.
⑤Gama的船队有两艘大约120吨的nāo(其中之一是旗舰)，一艘50吨的caravel，和一艘大约200吨的补给船。Columbus的船只更小，旗舰大概有100—120吨，另外两艘各只有60吨左右。参看Encyclopedia Americana，Danbury，Conn．，USA：Grolier Incorporated，1995，vol．7，P．346，and vol．12，P．259；以及Encyclopaedia Britannica，knowledge in depth，Londo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Inc．，l981，vol．4，P．937，and vol．7，P．860。
⑥关于明代的朝贡贸易制度和变迁，可以参看：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3章，页11—67。小蕖田淳，《中世南岛通交贸易史の研究》，東京：刀江書院，1968(1939)，4—6章，页212—372。
⑦《明实录》洪武5年1月壬子：上谓中书省曰：西洋琐里，世称远番，涉海而来，难计年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而薄来可也。
⑧《明实录》洪武30年8月丙午，记载只有安南，占城，真腊，暹罗，大琉球五国还遣使入贡。洪武27年1月甲寅，下令禁止民间用番香番货，祭祀只用松柏枫桃诸香。
⑨《明实录》永乐21年9月戊戌，记载海外16国遣使千二百人贡方物至京。
⑩关于朝贡贸易制度的缺陷、衰败和改革，可参看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页273—287。
（作者单位：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