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悲剧”的历史性警示意义——风雨神州“真假孔子双包案”

引 言

　　2005年7月11日是“郑和下西洋”首航600周年纪念日，从此每年这天被定为中国的“航海日”。五十三年前的1956年，台湾当局也将同一天定为“航海节”。

　　世界进入后工业化以至信息化时代，全球一体化蔚成潮流之际，有心“以史为鉴”，忆郑和（1371-1433 ？），知兴衰，不免面对以下大哉三问：

　　1. 梁启超（1873－1929）问题：

　　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将“郑和下西洋”与西方的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达伽马（Vasco da Gama, 1460—1524）等的航海事业进行了比较。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梁启超问题”：

　　“ …… 郑氏之烈，随郑君之以俱逝。则哥伦布之后，有无量数哥仑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郑和以后，中国航海事业终止，与西方的海洋地位差距越来越大，是谁之罪呢？

　　2. 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问题：

　　为什么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西方更为有效？而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的数理化知识以及相关的先进技术，却辉煌而迅猛地兴起于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以后的欧洲？

　　3. 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 1864—1920）问题：

　　较之于西方，中国尽管有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外在条件，但就像在西方和东方的古代，或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盛行的地方一样，在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