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中的驼队是胡商吗——兼谈宋朝境内骆驼的分布

  【作者简介】程民生,河南大学宋代研究所教授。(开封 475001)

  作为反映北宋开封市井风俗的故宫博物院藏本《清明上河图》,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其中许多在古籍文字中看不到的珍贵具体形象资料,滋养着学术和艺术。画上的一支骆驼队,也引起了学者的普遍关注,并几乎已成定论:即该驼队属于西域客商,是宋代开封对外交流的标志。大前提是骆驼来自西域。

  先看学界前贤的典型论点。杨蕤的论点是:“在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中有一人手牵骆驼穿行于东京城内的情景,画中的骆驼究竟来自西域、西夏还是辽朝已不得而知,但反映出当时骆驼作为畜力工具的普遍性。”[1]虽然无法得知骆驼具体来自何地,但断定来自西域或夏、辽无疑。他又指出:“在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中有三只骆驼,其中一只从西门洞中走出,两只正要进入西门洞。显然,作者的初衷是想表现一支由七到八只骆驼所组成的商队。遗憾的是,作者并未画出骆驼的主人,我们无法推测其是从西域而来的商队,但商队是由西门进入京城的,极有可能是来自西夏、吐蕃甚至西域的朝贡者或者丝路商旅。”[2]荣新江认为图中唯一的胡人,就是牵骆驼者,其出发点还是骆驼:“当我们看到画卷后半部那座雄伟的城门时,眼前为之一亮,因为那一队正在穿越城门向外行驶的骆驼,负载着沉重的商品驮囊,自然而然地给予了我们强烈的异域景象”,由此看出牵驼人“就是画卷上唯一可以看到的胡人了。虽然与唐代的胡人形象相比,他面部的种族特征已经不是特别的典型,但我们仍然可以认定他是一个胡人,因为我们不仅仅从他的种族特征来认定他是一个胡人,而且也从他牵的骆驼以及骆驼身上驮载的商品,也就是从文化属性上判断画家张择端这里所表现的一定是个胡人。”[3]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骆驼,这个人是不会被认定为胡人的。一切问题都是因骆驼而起。在学术界,被赋予象征意义的骆驼从来没有如此显眼重要过。本文要论述的是,这是想当然的结论。

一、骆驼是宋朝北方常见的大牲畜

  首先必须确定的是:北宋时期骆驼是否仅出自西域、辽、夏?回答是否定的。

  骆驼(又称橐驰)是荒漠半荒漠地区、尤其是沙漠地区主要的骑乘工具,素有“沙漠之舟”的美称。这是常识,也即骆驼与荒漠地区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我们谈论的是宋代,历史问题必须用历史眼光和史实,而不能用现代常识解读历史。宋代距今800余年,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乃至畜种的役使分布与今天相差很大。在古代如宋朝,骆驼不仅生长于荒漠草原,同样生长于广大内地农区。一则农谚说道:“种麻以夏至十日前为上时,谚曰:‘夏至后,不没狗。’或答曰:‘但雨多,没橐駞。’鲁直书其学子课帙曰:‘大雨若悬河,禾深没橐駞’用此。”[4]骆驼人谚,至少说明是农民常见的牲畜。在宋代刑法中,骆驼与骡、驴等大牲畜并列受到保护:“诸故杀官私马、牛,徒三年,驼、骡、驴,减三等……诸自杀马、牛,减故杀罪三等(许人告),驼、骡、驴杖八十……诸杀缌麻以上亲马、牛,各减凡人三等,驼、骡、驴,依自杀法”。[5]法律将骆驼的地位排在马、牛之后,骡、驴之前,应该能反映宋朝境内的骆驼,是与马、牛、骡、驴一样常见的大牲畜。骆驼在宋朝境内的大量存在,使得一批关于骆驼的著作应运而生,如《论驼经》、《疗驼经》、《医驼方》等。[6]现在,让我们用具体事实证实这一论断,考察宋代骆驼养殖、役使的分布情况。

  在北宋境内的广大北方地区,骆驼其实是一种常用的大牲畜,集中在陕西、河东等路。宋神宗时,知太原府(今山西太原)韩绛言当地“驼与羊,土产也,家家资以为利”。[7]养骆驼与养羊一样,成为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宋神宗时,日本僧人成寻在河东路境内的官道上旅行时,每天都能看到三四十头骆驼:“此六七日,每日见骆驼三四十匹。”[8]神宗熙宁六年(1073),官方曾一次在河东路购买骆驼300头赴陕西运送军粮。[9]河东路的情况如此,再看陕西路。仁宗时,陕西鄜州(今陕西富县)钤辖刘宝曾因“私役兵以橐驼为商旅载物”而受到处分。[10]神宗熙宁年间,鄜州长官又因“违法截栏商农车乘、骆驼,般运米麦”受到弹劾。[11]前者是动用官方士兵、骆驼借给商人运输商品而牟利,说明官方的骆驼有余力;后者是强行征用民间骆驼运输军需,说明由于战争官方的骆驼不够用。元丰六年(1083),由于战争的需要,朝廷又在陕西路调发官私骆驼2000头运输军需:“诏熙河兰会经略制置司计置兰州人万、马二千粮草,于次路州军划刮官私橐驰二千与经略司,令自熙州摺运,事力不足,即发义勇、保甲。”[12]由此可知,在军需物资和商品运输中骆驼的重要作用。作为一种家养大牲畜,除了役使外,还产生许多经济价值,如骆驼毛就被充分利用。骆驼毛有分量轻、易洗涤、保暖性好等优点,陕西路泾州(今甘肃泾川北)甚至以驼毛为上贡皇帝的土特产。[13]河东路居民用骆驼毛为原料,织造“驼毛段子”,[14]是宋代史料中的新品种。丰州(今山西河曲西)人则“衣以驼毛”。[15]骆驼奶高钙,饱和脂肪酸低,还有医疗价值,可以带来经济收益,陕西甚至以骆驼奶制酥油,宋人何坦有“韵胜雍城骆乳酥”之句,[16]此即陆游称赞的“駞酥鹅黄出陇右”。[17]至于驼裘,更是常见,宋人的诗篇中屡屡涉及,津津乐道。如王安石:“风駃柳条干,驼裘未胜寒。”[18]秦观:“汩汩尘劳不自堪,驼裘鞭马度晴岚。”[19]宗泽:“小雨疏风转薄寒,驼裘貂帽过秦关。”[20]从中均可看出西北地区普遍养殖、役使骆驼,并充分地综合利用。

  东部地区的京东路也多有骆驼役用的史实。宋真宗天禧年间,“有武臣赴官青社齐州北境,时河水渐退,葭菱阻深。武臣以橐骢十数头负囊箧,冒暑宵征。有虎蹲于道右,驰既见,鸣且逐之,虎大怖骇,弃三子而走。役卒获其子而鬻之。”[21]这位武将到京东路齐州(今山东济南)上任时,租用或用自家的十余匹骆驼运送行李。苏轼记载:“营丘士性不通慧,每多事,好折难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问曰:‘凡大车之下与橐驼之项,多缀铃铎,其故何也?’”[22]营丘即京东路潍州(今山东潍坊),由于当地百姓经常见到骆驼,所以才有此问。京西路位于京师开封腹地,朝廷曾在此征科骆驼:“安州……入本朝属荆湖北路,景祐间忽入京西……方是时,西鄙用师,官科橐驰、黄牛,皆非山川所出而俗所未尝用者。”[23]安州(今湖北安陆)是新划入京西路的,原本属于荆湖北路,所以对征科的骆驼感到无法应付,反过来说明京西路其他州县却是有骆驼的,所以朝廷要在民间征收。京西路的中心西京洛阳(今河南洛阳),是一个骆驼集散地,有“驼马市”。彭乘载道:“李给事师保厘西京时,驼马市有人新构酒楼,李乘马过其下,悦其壮丽。”[24]看来这处专业交易骆驼和马的市场相当繁华,生意兴隆,所以才新建了壮观豪华的大酒店。

二、开封是官方骆驼养殖、役使的中心和骆驼集散地

  那么,最关键的是,开封本地是否饲养、役使骆驼?回答是肯定的。

  开封是官方骆驼养殖、役使的中心和集散地,是北宋境内拥有骆驼最多的城市。早在后周时期,军队中就有役使骆驼参战。显德四年(957)十一月周世宗亲征淮南时,“濠州东北十八里有滩,唐人栅于其上,环水自固,谓周兵必不能涉。戊子,帝自攻之,命内殿直康保裔帅甲士数百,乘橐驼涉水,太祖皇帝帅骑兵继之,遂拔之。”[25]有骆驼数百匹在军中服役,用于骑乘。由此还可得知,骆驼不但可以在沙漠行走,在滩涂泥水中行走也是强项。从宋初开始,官方就在开封设置专门饲养骆驼的机构一驼坊,用于运输物资,“监官二人,以三班使臣充,掌牧养橐驼。”[26]史料中有更具体的记载:

  駞坊,在天厩坊西,掌收养橐驰,以供内外负载之用。开宝二年置,监官二人,以三班及内侍充,兵校六百八十二人。神宗熙宁八年四月十九日,诏驰坊每岁轮差监官往石州界都大提举管司放牧,并降宣命,今后只仰本司依条例指挥。[27]

  从其682人的就业人员数量看,饲养的骆驼当以千计。靖康元年(1126)金兵包围开封时,曾向宋政府索取骆驼1000头,[28]说明女真人也知道开封有许多骆驼。除运输外,开封骆驼还用于朝廷仪仗。沈括记载:“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齐者唯有三色,谓举人、蕃人、骆驼。”[29]说的就是在朝中列队的骆驼。皇帝的凉车“驾以橐驼。省方在道及校猎回则乘之”,[30]则是骆驼还用于为皇帝驾车。

  与所有机构一样,驼坊的管理、考核有着严格的制度。如元祐六年(1091)太仆寺报告:“驰坊驰每年除差出死数,及在京在牧月日外,以实在坊月日积计纽筭系饲头数,十分为率比较。”[31]即以在开封的骆驼存栏数量作为对驼坊官员最主要的考核指标。孔武仲在《尉氏道中》云:“前村应稍近,时有驼鸣輵。”[32]也证明开封南部郊县尉氏(今河南尉氏)的村落中有不少骆驼。由于开封并非骆驼的原产地,气候和草地不能长期满足大批骆驼的正常繁育成长,所以宋政府采取轮饲办法,定期分批将骆驼送到适宜的西北牧区放牧。如前所言,朝廷在河东路有牧地。天圣元年(1023)陕西路转运司报告:“辖下沿边四路州军大屯军马,每年支拨军须物色万数不少,逐州军所管衙前人数又多,例各一年两次差遣。当司相度,欲依河东转运司例,每年于在京驼务差拨骆驼二百头,差殿侍或三司军大将四人,每人分骆驼五十头,就近于草地牧放喂养,准备沿边州军缓急少阙军须物色,立便抽差部辖管认般送应副,不至挠民。”宋{_=宗诏令三司研究定夺,三司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在京见管骆驼无多,即目在石州牧放未回。今欲先于石州见牧放数内就近支拨百头赴陕西交割,即令本路破系省钱收买,就华州华阴县界泉店牧放,其军大将即从省司差。应有钤辖事件,并依河东路骆驼般运条例。”皇帝予以批准。[33]可知朝廷驼坊的骆驼通常在石州(今山西离石)放牧,河东转运司使用的骆驼则是每年从开封调拨200头前往。

  《清明上河图》中的骆驼队是在向城外出发,那么,开封骆驼向外地运送物资的情况有吗?有,而且很普遍。

  既是朝廷有专门机构用骆驼运输,那么肯定是以出京发送物资的任务为主。天圣七年七月,三司言:“每岁赐诸路州军文武臣僚、军员中冬衣袄,自京差驴骡骆驼、兵士等搬赴逐处,费用劳扰。”[34]则是每年承担从开封向各地发送官员、将士冬季服装这一常规任务的役畜中,包括骆驼。王明清记载了一个民间故事,具体验证了这一点:

  顷岁有驼坊使臣夜坐未寐,闻户外有二人偶语云:“舍人来日当有万里之役,然遂免此苦,吾将奈何?”复答云:“谏议愿自宽,何戚戚?会当免耳。”其声甚雄。使臣窃窥之,乃二骆驼系庭中。翌日早有旨下坊中,差驼一头载军衣入蜀,乃庭下语者,继闻驼至蜀而死。不知二畜前境何人,而其罚如是之酷耶?[35]

  此即用骆驼从开封向四川运输军装的实例。其他长途旅行的运输任务也有骆驼承担。例如外交:“文武群臣奉使于外,藩郡入朝,皆往来备饔饩,又有宾幕、军将、随身、牙官,马驴、橐驼之差:节、察俱有宾幕以下;中书、枢密、三司使有随身而无牙官、军将随;诸司使以上有军将、橐驼。”[36]具体如元祐年间,苏辙的报告中提到:“臣等近奉使北朝,窃见一行所用马及橐驰,并于太仆寺及駞坊差拨。”[37]宋朝出使辽国的使团中,按常规有骆驼托运行李物品。面向开封南部的骆驼运输,无疑是开封与南方的内地物资交流,同样很多。宋朝以善画骆驼著称的冯清,“阌乡人,真宗时入图画院。所居城南,相近逆旅,多橐驼。清尝遇之,虽身务所迫,必引视不已,求其情状,然后命笔,遂至声誉。”[38]可见开封城南的道路、旅店中,来往的骆驼很多,耳濡目染,以至于成就了一代最著名的骆驼画家。

  开封民间有骆驼吗?有,而且很多。

  早在五代宋初,武将薛怀让私家曾饲养数十匹骆驼:“怀让好畜马驼……及罢节镇,环卫禄薄,犹有马百匹、橐驼三十头,倾资以给刍粟,朝夕阅视为娱。”[39]嘉祐二年(1057),少府监的报告中指出,公主出嫁时陪送的物品中就包括两头骆驼:“马二十疋、牛二十头、驰二头、羊二百口、地五十顷、庄舍三区、奴婢十房、给使二人、食手四人。”[40]属于官方骆驼流向私人。开封民间不仅有骆驼,并有买卖的市场。如大中祥符二年(1009)宋真宗诏:“京城买卖牛、驴、骡、马、骆驼,须当日商税院上簿,限三日纳税印契。如不申官,准漏税条抽罚。”[41]按照宋朝所制定的“关市之税”:“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彘,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马牛、驴骡、橐駞,及商人贩茶盐,皆算。”[42]买卖骆驼必须在官方交税,表明骆驼交易像马牛一样比较频繁,官方要强化税收管理。

三、宋代东南等地也有骆驼

  扩大视线,宋代东南等地有骆驼吗?有。

  建隆二年(961),宋太祖“遣使赐南唐、吴越马、牛、橐驰有差”;乾德元年(963),又一次“遣使赐南唐、吴越马、橐駞、羊有差”。[43]其中建隆二年赐吴越国钱俶的具体品种和数额是:“战马二百、羊五千、橐驼三十。”[44]赏赐及其他途径到东南地区的骆驼数量应当不止这些,证明当地可以饲养、役使。北宋中期的梅尧臣有诗云:“蒺藜已枯天马归,嫩蜡笼黄霜冒榦。不比江南查柚酸,橐驼载与吴人看。”[45]则是骆驼运送陕西榅椁到两浙苏州的例子。

  南宋时期,杭州骆驼更多,原因是朝廷把开封的驼坊照搬了过去:

  高宗建炎三年四月十三日,诏驰坊官吏减半。绍兴二十四年五月七日,诏驰坊依已降指挥,招刺拘收一百人,通作四百人为额。二十九年九月四日,诏:駞坊监官三员减内侍一员,省罢一员;人吏二名、兽医二名,各减一名;副尉、将校五人,减三人。兵级三百四人,内曹司二名,减一名;节级六人、把门八人、打火八人,各减四人;养象九十人,并存留;养骡子、骆駞一百九十人,并减。[46]

  沿袭北宋建制,南宋初政府重建的机构中仍有驼坊,只是官吏编制减半,具体工作人员——军兵,编制为400人,此后又减少为304人,比宋初的682人削减了378人。东南地区温暖湿润,并不适合骆驼生存,也不大适用,裁减是顺应变化,势在必行。材料的价值体现在:反映的实际上是东京开封体制、习俗对南宋的强大惯性。此后驼坊仍然存在,但奇怪的是再也没有见到骆驼的资料,却改为养象,[47]骆驼应该是逐渐消失了。

  见了骆驼大惊小怪的地方,在北宋确实有,那是在西南地区。建隆初,宋军占领荆湖南路后,辎重部队中的骆驼引起了轰动和围观:“澧、朗之民,素不识骆驼。随军负荷,颇有此畜。村落妇女,见而惊异,竞来观之。”[48]广西骆驼最为罕见,同样如此。两宋之际的蔡僚记道:“唐人说江东不识橐驼,谓是‘庐山精’,况今南粤,宜未尝过五岭也。顷因云扰后,有北客驱一橐驼来。吾时在博白,博白人小大为鼓舞,争欲一识。客辄阖户蔽障,丐取十数金,即许一人。如是,遍历濒海诸郡,藉橐驼致富矣。后橐驼因瘴疠死,其家如丧其怙恃。’’[49]牵头骆驼巡展于从未见过骆驼的广西,大赚参观的金钱。这条资料可以说明两点:一是这些地方不生长骆驼,二是从宋代开始,骆驼渐渐南下了。

四、从驼队的方向看其性质

  最后要说明的是,《清明上河图》中的骆驼队是向哪个方向进发呢?

  前言有学者认为:“《清明上河图》中有三只骆驼,其中一只从西门洞中走出,两只正要进入西门洞。”出西门的判断不知得自什么依据,但显然是错误的。且不说学术界一般认为这座城门是上善门(东水门),[50]仅就画面本身而言,就非常明确。因为汴河引自黄河水,汴口在京西路郑州(今河南郑州)西,是自西向东流向,画面中的船只是逆流拉纤而上的,都是向城门方向前进,也即由观看画面者的右边向左边前进。这就足以说明骆驼队是在出东门,向东部地区运输官方物资或民间商品,与西域无关。之所以不少论著想当然地认定骆驼队是西行,还是潜在的思维定势在起作用:那是来自西域。

  宋代西域等地确实也有大量骆驼并与开封交往,但是一个简单的实际问题被忽略了,那就是胡商千里迢迢来开封进行国际贸易,断非小本生意的零星客商,应当是庞大的驼队,即使是小型驼队,客商等人员也绝不应只有一个。如果一定要把《清明上河图》当作照片般写实来看待的话,那么画面中的骆驼队以及牵骆驼者,应是本地小商或微型官方驼队。画面中驼队周围距离最近的十八九人中,仅有三人面向骆驼,既没有大惊小怪的样子,实际上也没有一人关注。且看这三人:一人骑驴在城门外与驼队对面,目视前方城门洞里的道路;城内一人虽面向驼队,但从其视角看并非指向骆驼;驼队后下方一人仰头面向骆驼,却是在与驼队后边的荷杆者打招呼。所有人都没注视骆驼,显然是司空见惯。

  综上,北宋时期以开封为中心,陕西路、河东路、京东路、京西路等北方地区都养殖、役使骆驼,东南一些地方也有饲养和役使,从没人以为一定来自西域。

注释:

[1]杨蕤:《西夏环境史研究三题》,《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2]杨蕤:《宋代陆上丝绸之路贸易三论》,《新疆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3]荣新江:《(清明上河图)为何干汉一胡》,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邓广铭教授100周年诞辰国际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59页。文焕然:《历史时期中国野骆驼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湘潭大学自然科学学报》1990年第1期)一文,曾论及宋代的野骆驼分布于西夏等地,具体是河西走廊、内蒙西部。虽然本文所言是宋朝境内骆驼且是人工饲养役使的,与其不同,但就宋代资料看,北宋后期西部边境也有野骆驼:“生西北界等处……此西番多用,尝进筑于彼,屡见之。”(寇宗奭:《本草衍义》卷16《野驼》,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第109页)此外,杨蕤的《西夏地理研究》在野生动物部分谈到了西夏骆驼及其分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6—319页)

[4]程大昌:《演繁露·续集》卷4《麻没橐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52册,第238页。

[5]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79《杀畜产》,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89—890页。

[6] 《宋史》卷207《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292页。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9,熙宁九年十二月丙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836页。

[8]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5,王丽萍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85页。

[9]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48之17,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5631页。

[1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1,天圣元年十二月癸亥,第2344页。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6,熙宁六年八月癸未,第5991页。

[12]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43之3,第5574页。

[13]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2《泾州》,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92页。

[14]包拯撰,杨国宜校注:《包拯集校注》卷1《请追任弁官》,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第35页。

[15]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9《丰州》,第827页。

[16]何坦:《乞蜂儿榧于郭德谊二首》,厉鹗:《宋诗纪事》卷5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431页。

[17] 《陆游集·剑南诗稿》卷3《东山》,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88页。

[18] 《王安石全集》卷58《送丁廓秀才三首》之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66页。

[19]周义敢、程自信、周雷校注:《秦观集编年校注》上册,卷2《显之禅老许以草庵见处作诗以约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37页。

[20] 《宗泽集》卷5《晓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68页。

[21]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60《虎畏橐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87—788页。

[22]苏轼:《艾子杂说·好诘难》,陶宗仪:《说郛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599页。

[23]王得臣:《麈史》卷上《利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1页。

[24]彭乘:《墨客挥犀》卷7,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58—359页。

[2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93,显德四年十一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573页。

[26]马端临:《文献通考》卷56《职官考十》,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646页。

[27]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3之48,第7367页。

[28]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9,靖康元年正月十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18页。

[29]沈括:《梦溪笔谈》卷9《人事一》,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第70页。

[30] 《宋史》卷149《舆服志一》,第3497页。

[3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5,元祐六年闰八月丁卯,第11108—11109页。

[32]孔武仲:《尉氏道中》,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清江三孔集》,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第112页。

[33]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42之9,第5566页。

[34]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62之86,第1737页。

[35]王明清:《投辖录·驼坊使臣》,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23页。

[36] 《宋史》卷172《职官志十二》,第4145页。

[37]苏辙:《栾城集》卷42《五乞立差马及駞日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42页。

[38]刘道醇:《宋朝名画评》卷2《冯清》,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2册,第467页。

[39]《宋史》卷254《薛怀让传》,第8889页。

[40]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帝系》8之11,第168页。

[41]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27之35,第2954页。

[42]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4《征榷考一》,第402页。

[43]《宋史》卷1《太祖纪一》,第10、13页。

[44]《宋史》卷480《吴越钱氏世家》,第13898页。

[45]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2《得沙宛榅桲戏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6年,第639页。

[46]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3之48至49,第7367—7368页。

[47]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3之49,第7368页。

[48]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48页。

[49]蔡绦:《铁围山丛谈》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5页。

[50]河浚:《北宋东京上善门考——关于〈清明上河图〉中的城楼》,《史学月刊》1991年第2期。周宝珠先生认为如果一定要与史实对应的话,该城楼“起码是加以艺术化的东角门子楼”。(周宝珠:《〈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6页)但在该书所附的《宋东京汴河东西水门及桥梁图》中,汴河是从东水门出入开封的。

来源:《历史研究》2012年第5期

  

Comments are closed.

Baidu
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