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记忆史研究的兴起与路径分析
【内容提要】中国学界在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影响下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开始记忆史研究，经过近二十年发展已成一定规模，并朝社会史和思想史两条不同路径演进。这两条路径在研究对象、史料获取、研究方法等方面各有特点，但也有相通之处。作者认为，两条路径的融合将是中国记忆史研究的未来走向。
【关 键 词】中国记忆史；社会史路径；思想史路径；历史记忆
【作者简介】郭辉，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邮编：410081）
随着西方“新社会文化史”研究倾向在中国的流布，中国学界一些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开始着手记忆史研究，此后渐成热潮。中国学界的记忆史研究经过近20年发展，已形成一定规模，但尚未见对此进行梳理的著述，笔者不揣冒昧，拟概观中国学界关于中国历史记忆的实证研究。
一、中国记忆史研究的兴起
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界出现一种被称为“新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倾向。新社会文化史研究肇始于法国，其后传播到德、美等国家，80年代在欧美史学界全面繁盛。随着新社会文化史研究趋于成熟，社会记忆成为新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英国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将新社会文化史分为七大类，其中即包括社会记忆史研究。[1]
中国史学界应西方史学20世纪80年代的“记忆转向”，台湾学者最早做出实际回应，此与台湾学界深受国外影响有关。1992年，台湾学者朱元鸿最早引入“集体记忆”概念进行史学研究，但未直接阐述“集体记忆”概念。1993年，台湾《当代》刊发“集体记忆专辑”，对此后中国学界的记忆史研究影响深远。其中，有王汎森《历史记忆与历史——中国近世史事为例》一文，首先介绍历史记忆的研究由阿伯瓦克开启，随后讨论了集体记忆与历史之间的关系；[2]王明珂《集体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文，同样通过阿伯瓦克的“集体记忆”理论，以讨论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间的各种可能。[3]据王汎森后来回忆：《历史记忆与历史——中国近世史事为例》“应该是台湾学术界最早讨论‘历史记忆’的一篇文字”。[4]从严格意义上而言，台湾学界对“历史记忆”的使用早在1990年前后，用于讨论与“电影”相关的问题，[5]假如其“学术界”指“史学界”，即基本无误，因朱元鸿文章尚未提及“历史记忆”。朱元鸿、王汎森、王明珂在发表文章时都已有国外学习经历。
此后，王明珂在“历史记忆”研究方面发表不少文章，主要用于探讨台湾区域、族群认同等问题。[6]几年后他出版专著，从人类生态、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等面相重新解读“华夏边缘”。[7]王汎森则以章太炎为例“探讨对过去的记忆如何在现实政治行动中发挥作用”，认为晚清汉族“历史记忆的复活使得人们把‘国’与当今的朝廷分开，所以拒绝体制内变革”，某种程度上使得“晚清知识分子不接纳在清朝皇帝之下从事政治变革的论题”。[8]在王明珂、王汎森等人带动下，台湾学界的记忆史研究渐开风气，翁佳音从“历史记忆”与“历史事实”关系人手，对台湾原住民史中的个案进行尝试性研究。文中回应王明珂观点，认为王明珂利用“历史记忆”形成的族群关系理论虽然“在相当的程度上解释了历史现象”，但却存在“化约”的嫌疑，以至“忽略历史的史实与个别性”。[9]黄俊杰以宋儒对圣贤人物的历史叙述为研究对象，由此揭示“宋儒集体记忆中的圣王典范”。[10]还有卢建荣、冯启云、翁安雄等台湾学者从不同选题进行记忆史实证研究，[11] 20世纪最后几年，台湾记忆史研究已蔚然成风。西方记忆理论并在传播学、社会学等领域扩展开来，1998年“中华传播学会”第二届年会的主题即为“集体记忆”。
中国大陆学界的记忆史研究相对晚起。1996年，沈卫威在论述胡适受五四影响时，运用“历史记忆”概念，较早将“记忆”引入历史人物研究中。[12]到1997年，李放春、李猛简介西方与台湾学界最新的记忆史研究成果，特别提及王明珂，不过着眼点在于通过“集体记忆与社会认同”认识“口述史和传记在社会与历史研究中的运用”。[13]文章属介绍性质并略有理解偏差，毕竟此时中国大陆学界对此的认识刚刚开始。同年，罗志田通过分析罗尔纲关于胡适生平事迹回忆对“胡适形象”的修订和重塑，认为“回忆也可是诠释”，即“涂抹与修改”“历史记忆”，有意无意之间反去“历史真相”更远。文章引用王汎森发表在《当代》上的前述论著，作为“历史记忆”“可以不断地添写、修改、擦拭”的立论根据。[14]加上罗志田的美国求学经历，该文在方法论上显受西方记忆史影响。该年，杨念群在评介景军英文记忆史实证研究著述《神堂记忆》（The Te，Temple of Memories）同时，介绍“历史记忆”的一些概念。[15]这些为最早一批中国大陆学者介绍、学习和实践记忆史研究，受台湾学界影响明显，本身对西方史学界动向也比较敏感，但尚在起始阶段，多为评介、浅尝记忆史。 中国大陆记忆史实证研究，真正具有影响力的成果应该开始于1999年赵世瑜从社会史的角度重新考察流传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太阳生日传说及其信仰习俗，发现其中“隐含着当地明遗民对灭亡的明王朝的怀念，通过民俗的形式寄托着他们对鼎革的历史记忆”，最后得出结论：“委曲求全地把特别的历史记忆寄寓在新制造出来的民间故事和习俗之中，虽然有导致失传的危险，但却可以通过这一似非而是的习俗逃过毁灭的命运。当历史的车轮将清帝国推向穷途末路的时候，这种特俗的、沉淀在士人心里、传诵在民间妇女口中的记忆又在新的形势下浮出水面。”另外，文章介绍西方“历史记忆”的相关概念和理论，[16]一定程度上丰富对国外记忆史的认识。同年，罗志田用“历史记忆”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指出今人对“五四”已经认定的诸多史实，在“当时的当事人或者便不这么看”。甚而认为“我们历史记忆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断裂意味，这一运动与后之历史发展的关联，除了一些特别选择而得到反复强调的面相，仍然模糊”。即今人对五四的记忆并非完整甚至带着错误，真实的五四尚有不少内容被遗忘，值得唤起和关注。[17]该文受记忆史理论启发，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得出不少新认识。进入21世纪，中国大陆记忆史研究也逐渐兴起。
不难看出，中国学界关于中国历史记忆的实证研究隐约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对族群、传说等的研究；一是对精英人物、重大历史事件等的研究。其实，《当代》上王明珂与王汎森的两篇文章即已揭橥中国记忆史实证研究的走向。笔者将之分别命名为“社会史”路径和“思想史”路径，此以近年来较典型的研究成果为例，分析两条路径的研究对象、史料获取、研究方法等，以明晰学界中国记忆史研究现状。
二、社会史路径的记忆史研究
社会史路径的记忆史研究主要以族群认同、乡村社会、区域民俗等的历史记忆为对象。该路径较多地重新挖掘以往社会史研究中的问题，从“历史记忆”视角进行新阐释，最终落实到具体历史事实的探究。比如，王明珂的族群认同和族群关系研究为社会科学研究老话题，且已取得不少成果，但对族群认同“是如何产生，如何维系，以及如何变迁，一直缺乏有力的解释”。王明珂的研究将“集体记忆”视作凝聚人群的工具，以解释台湾族群认同的产生、维系、变迁。后来他将研究对象扩展至整个“华夏”，进而探讨历史记忆在华夏族群边缘，即华夏族群认同形成、扩张、维持、变迁上起到的作用。[18]赵世瑜研究东南沿海地区的太阳生日传说及其信仰习俗，该对象已引起民间文学界和民俗学家关注，但讨论者未注意到传说和习俗背后隐藏的对明清交替的历史记忆。他对“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的研究，也非新话题，多年来一直为学界关注，但从传统史学出发对某些问题终无合理解释。于是，他引入记忆史研究方法，追寻关于此事的传说和历史，并将“其中所反映的人口迁移过程中的共同心态、移民有关祖先和家园的集体记忆和历史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大槐树或老鸹窝被塑造成为一种神圣象征的过程”，通过福柯式“知识考古学”探究，发现这些话语和象征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以及背后的社会文化氛围。[19]另外，“在传统乡村社会研究中，关于如何理解和解析乡村中世代口耳相传的具有明显‘地方性’的民间故事”是一直都要面临的问题。陈春声、陈树良另辟新径，将广东潮州地区东凤村与宗族组织和民间信仰有关的若干民间故事视作“历史记忆”，说明“这个在周围地域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单姓村落的历史是如何建构起来的”。[20] “历史记忆”为社会史研究提供新视角和解释工具，从而解决以往研究中不少难题，更加细腻和准确地观察研究对象。
社会史路径的研究对象决定史料来源多为地方志、谱牒、调查报告、口述传说、碑刻等“地方性”资料。比如，翁佳音的“荷兰歌”研究，利用台湾原住居民口传资料，配合荷文资料和档案。其“荷兰歌”是“1995年2月于屏东来义乡派湾族古楼社所采集到的。据唱这首歌的报导人说，此歌系三、四百年前荷兰人教给他们的祖先，流传至今，他是少数能传唱者之一”。[21]所运用史料以往皆较少为人注意。张勇的“巴蜀祖源传说”研究，主要运用记载有巴蜀祖源传说的各类历史文本，如《史记》、《后汉书》、《华阳国志校注》等。[22]此类史料较为常见，张勇对之重新解读，得出新观点。黄向春的“‘蛮獠—畲’叙事”研究，主要依据地方志及《颖川开漳族谱》和《白石丁氏古谱》两部谱牒。[23]他将谱牒与地方志相印照，为其研究提供证据。林玉茹的“鲲身王信仰”研究，利用记载“关南鲲鯓庙”的地方志和台湾“日治时期”的“大量的调查记录和报告书”。[24]尤其是他发现的调查记录和报告书为第一次使用。朱小田的“芝村龙蚕会”研究，在史料选择上有较为自觉的理论关怀，将其运用的史料借用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南的说法，称为社群“民间传承”资料，共分为“行为传承”、“口头传承”、“信仰传承”。具体而言包括“物质文化”、口传资料以及仪式、典礼、信仰等抽象的“象征原料”[25]，从而扩充社会史路径史料来源。前述赵世瑜的“太阳生日传说”与“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研究，主要利用地方志、口碑传说、口述、族谱、碑刻墓志等文献。其中有不少新发现的史料，也有不少旧史料，得以挖掘“记忆”内涵。他还专门论述“图像如何证史”，从一幅石刻画中观察清代西南的历史与历史记忆，[26]所运用者正是图像史料。前述陈春声、陈树良的“民间故事”研究，史料为他“多次到广东东部潮安县的东凤乡进行实地调查，收集到族谱、碑刻等一些乡村文献，也听到了许许多多的口述传说”，其中文本史料主要为《东凤镇志》和《陈氏族谱》，利用收集到的口述传说结合地方志和族谱进行研究。上述可代表社会史路径的史料来源。
社会史路径主要借助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倾向于研究下层社会记忆，由此返观国家，进而探寻国家与社会的历史。朱小田在“芝村龙蚕会”研究中提出：“在拥有‘田野工作’传统的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或者方言研究中，解读‘民间记忆，已经是相当流行的诠释社群文化的基本方式；仰仗于其他学科的经验，将其与历史学资源重新配置，实现‘历史’的转换，是建构乡村史的一条可能途径。”并且，他试图从“芝村龙蚕会”所蕴藏的记忆中看到“近世以来社群关系的成长历程”。[27]他对研究方法的思考可视为社会史路径的某些准则。赵世瑜也明确指出其研究试图通过“从‘地方性话语，和t历史记忆’的理路出发”破解“明遗民对灭亡的明王朝的怀念”，同时也试图“从社会史的视角重新观察重大政治事件”[28]。刘志伟也通过明代著名学者黄佐的《自叙先世形状》所“反映出地方历史演变之真实趋势，成为明代以后士大夫对地方历史的一种集体记忆”，从而揭示出“其文化意义”，“了解明代中期以后社会转型”，即“看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29]希望由小见大，由个体“记忆”观察国家社会转型。其实，社会史路径的研究方法，正是近年来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走向，从传统的分析社会结构转变为立体多维的观察社会。且因过去有段时间提倡“往下看”，致使研究中出现某些“碎片化”现象而遭批判，近年来又出现“自下而上”的研究。此路径正沿袭如此走向，很少停留在地方或个体记忆的研究上，往往试图返观国家与社会的历史，解答为何会形成如此记忆，即记忆生产的大环境与小环境。
另外，王明珂、赵世瑜等人也是中国史学界“历史记忆”理论的主要研究者。当然，在社会史路径的实证研究中，有不少学者已对“历史记忆”相关理论有过论述。王明珂主要以其熟悉的“华夏民族起源与形成”为例证，说明在“历史记忆”研究中，既要兼顾历史记忆本身也要顾及历史记忆所处的社会。[30]赵世瑜提出在后现代史学中无论口头传说还是历史文献，都是历史记忆的不同表述方式，将此二者相对接，以期深化和丰富历史研究。他通过不少传说实例，论证传说可作为“历史记忆”研究的史料来源。[31]还有学者论述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的关系，[32]有人甚至将“历史记忆研究”作为论文选题，进行理论探索。[33]不过，“历史记忆”理论研究在中国学界尚处起步阶段。
三、思想史路径的记忆史研究
思想史路径的记忆史研究多集中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侧重于以宏大历史事件和精英历史人物的记忆为对象。比如，王、况森作为中国史学界“历史记忆”研究的发起人，可能因为他以思想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为研究专长，最早的记忆史文章即以傅斯年般精英人物为例阐明历史记忆作为象征资本，如何为现实的权力拥有者所运用。随后他继续以章太炎为例，专文论及清末关于汉族的历史记忆在国家建构中的作用。[34]王汎森所论者为历史记忆被利用为现实政治服务，即历史记忆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罗志田对五四记忆史进行个案研究，观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这些历史的创造者在特意从历史角度纪念五四时如何有意无意地对历史进行了‘再创造’”。所以，“虽然中外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较多，但我们对五四的历史记忆仍然模糊，这部分是因为五四后不少人有意无意在修订关于五四的历史记忆”。他自称“只是一篇小札记，无意深入全面地探讨关于五四的历史记忆问题”，[35]但不可否认，其文章对此后五四记忆史研究具有典范意义。汪荣祖以不同社会背景与意识形态的人关于叶赫那拉氏（慈禧）的“形形色色、甚至离奇怪诞的记忆”为研究对象，从而说明记忆与历史之异同，并认为“在民国成立前后，由于国家积弱的伤痛，以及康有为、章太炎等言论界巨子的影响，在华人社会的集体记忆里，慈禧成为前朝罪恶的化身”，而“历史家凭借可靠的史料与理性考证，可以呈现比较真实的叶赫那拉氏之一生，但仍然难以取代存在于华人社会中根深蒂固的集体记忆”。[36]罗福惠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提出“辛亥革命记忆史”的概念，后来在他和朱英主编下形成四卷本《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全面探析“辛亥革命”这一重大事件的百年历史记忆。[37]该成果因其宏富巨篇和开拓性，出版不到一年即受到学界广泛关注。还有学者将关于林则徐、康有为等人物，义和团运动、台湾“二•二八事件”等的记忆作为研究对象。总之，思想史路径将眼光放在一些重大事件和精英人物身上，关注事后人们对事件或人物形成的记忆。
思想史路径的史料主要来源于各种报纸、杂志、日记、回忆录等。因为是关于重大事件和精英人物记忆的研究，而有关他们的记载多能在文本中找到。卢元伟试图“通过对不同时代的人们关于林则徐这一历史人物的不同描述和评价，揭示历史记忆与现实语境的相互关联”。他选取的记忆载体是教科书，以此观察对林则徐的书写，[38]将对林则徐历史记忆的建构与政治环境和个人立场相联系，不同教科书由于书写者不同对林的书写也不同。谢亮也认为“国人有关康有为在‘丁巳复辟’中的言行及其‘虚君共和’主张的历史记忆”是因于“时势和境遇”被建构出来的，其所本史料为“报纸记载、时人回忆以及学界论述对史实的描述”。[39]吴乃德对台湾“二•二八事件”历史记忆的研究，主要利用回忆录、报刊文章、政府报告、学界著述等。[40]而这些史料的产生受政治、族群历史等因素影响深刻。王先明、李尹蒂关于“后义和团”的文本类型比较研究，更是鲜明地指出“20世纪初义和团硝烟渐散，然于此事件的文本记载经历了‘拳匪’话语和‘英雄’话语的历史转化，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承载义和团历史记忆的文本历史地传递着变迁的轨迹与深植其中的意义、价值”，[41]这些文本包括小说、歌谣、剧本等，可统称为义和团后产生的各种著述。刘燕军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的研究以南京大屠杀发生后几十年里回忆录、报刊、日记、书信等为史料，认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在战时“被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的象征，战后的审判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民众的这一印象。新中国成立后，其象征地位继续延续，在东西方冷战的政治格局下，又与‘反对美帝国主义’、‘揭露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和‘中日友好’等现实政治相连接，在此过程中，因被误用而扭曲变形”。[42]思想史路径的史料侧重于挖掘社会层面的“精英记忆”文本，以实现“向下”的突破与创新。
思想史路径虽不排斥其他学科研究方法，但更注重传统的文本分析。罗福惠与朱英主编的《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即通过分析各种辛亥革命记忆文本，以呈现出百年来丰富多彩的辛亥革命记忆与诠释。当然，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们出于具体研究内容的需要，借鉴了不少“社会史”路径的研究方法，不过，这些方法的运用只是为了能够更好地说明和解答问题而采取的辅助手段。罗福惠对“辛亥革命记忆史”的理论渊源、研究对象、内在演进、学科归属、研究路径、史料选取、价值意义等方面作出的理论性建构，对学界关于其他事件或人物的记忆史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其中明确指出解读文本时应注意的事项。[43]不管是王汎森关于章太炎汉族记忆的阐释，还是王先明对“后义和团”文本的解读，都以文本分析为主，并谈及防止文本分析中各种问题的出现。文本分析是思想史路径记忆史研究的鲜明特征，毕竟思想史路径的主要史料是传统文本，自然不能与历史学的文本分析法相脱离。不过，在分析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地关注到时代思潮与个别思想之间的关系，不能将单个文本所体现，的思想内涵误认为是当时的流行思潮。另外，不能对文本作出过度阐释，甚而曲解文本的内容和思想。在思想史路径的研究实践中，应关注文本的生产“场域”，即发掘史料背后的各种立场和意识形态，而非简单地解释文本。思想史路径最终应落实到对记忆形成思想背景的解析，通过对记忆表现形式与记忆内容的挖掘，进而探析背后的理念与思想，以及这种理念与思想的展现与记忆形成的关系。
总之，社会史路径与思想史路径的记忆史研究并非绝对的分野，两者在某些时候甚或相当模糊。如赵世瑜在关于洪洞大槐树传说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其中对某些历史进程的探讨，可以被视作“采用历史人类学视角的思想史”，[44]认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思想史研究之间有着某种契合的关系。郭辉在探讨民国时期商家关于辛亥革命的记忆中，主要史料来源为广告图片，经过对商家广告的细致描述，揭示出商家在运用广告销售商品的同时也纪念了辛亥革命。[45]陈蕴茜更是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证明思想史路径与社会史路径间的模糊性，[46]在研究中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注重文本分析，史料的来源则主要为报刊、档案、地方志等。整体而观，社会史路径为“自下而上”的路径，思想史路径为“自上而下”的路径，两者不难融合也应该融合。诸多的研究实践也表明，思想史路径与社会史路径的综合性研究取向为记忆史研究别开一面，提供不少新课题和视角，让人耳目一新，成为未来记忆史研究新的生长点。
注释：
[1]彼得•伯克：《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刘华译，李宏图校，《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
[2]王汎森：《历史记忆与历史——中国近世史事为例》，《当代》1993年第91期。
[3]王明珂：《集体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当代》1993年第91期。
[4]王汎森：《自序》，《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版。
[5]吴其谚：《历史记忆、电影艺术与政治》，《电影欣赏》1990年第3期。
[6]王明珂：《过去、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台湾的族群经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认同与国家：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249-274页；王明珂：《过去的结构：关于族群本质与认同变迁的探讨》，《新史学》1994年第3期等。
[7]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
[8]王汎森：《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以章太炎为例》，《思与言》1996年第3期。
[9]翁佳音：《历史记忆与历史事实：原住民史研究的一个尝试》，《台湾史研究》1996年第1期。
[10]黄俊杰：《儒家历史叙述的特质：宋儒集体记忆中的圣王典范》，东吴大学历史学系主编：《史学与文献》，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版，第1-26页。
[11]卢建荣：《从男性书写材料看三至七世纪女性的社会形象塑模》，《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8年第26期；冯启云：《历史论述与民族意识的建构——以台湾通史类论著为例》，《大仁学报》1999年第17期；翁安雄：《传说、历史与集体记忆：文化史的侧写——从澎湖七美故事及其地名谈起》，《台湾风物》1999年第3期等。
[12]沈卫威：《五四留给胡适的历史记忆》，《徽州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13]李放春、李猛：《集体记忆与社会认同——口述史和传记在社会与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国外社会学》1997年第4-5期。提及王明珂的文章为《谁的历史：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的社会记忆本质》，《思与言》1996年第3期。
[14]罗厚立（罗志田）：《回忆也可是诠释：历史记忆与历史真相》，《开放时代》1997年第5期。另外，罗志田与王汎森同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的学生，其学脉影响似亦不能忽视。
[15]杨念群：《历史记忆之鉴》，《读书》1997年第11期。
[16]赵世瑜、杜正贞：《太阳生日：东南沿海地区对崇祯之死的历史记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 6期。
[17]罗厚立（罗志田）：《历史记忆中抹去的五四新文化研究》，《读书》1999年第5期。
[18]王明珂：《过去、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台湾的族群经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认同与国家：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249-274页；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19]赵世瑜、杜正贞：《太阳生日：东南沿海地区对崇祯之死的历史记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20]陈春声、陈树良：《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以东凤村陈氏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21]翁佳音：《历史记忆与历史事实：原住民史研究的一个尝试》，《台湾史研究》1996年第1期。
[22]张勇：《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变迁——巴蜀祖源传说的历史人类学解读》，《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
[23]黄向春：《“畲／汉”边界的流动与历史记忆的重构——以东南地方文献中的“蛮獠—畲”叙事为例》，《学术月刊》2009年第6期。
[24]林玉茹：《泻湖、历史记忆与王爷崇拜——以清代鲲身王信仰的扩散为例》，《台湾大学历史学报》2009年第43期。
[25]朱小田：《民间记忆方式与社群关系的成长——以一个江南乡村庙会为例案的跨学科考察》，《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26]赵世瑜：《图像如何证史：一幅石刻画所见清代西南的历史与历史记忆》，《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2期。
[27]朱小田：《民间记忆方式与社群关系的成长——以一个江南乡村庙会为例案的跨学科考察》，《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28]赵世瑜、杜正贞：《太阳生日：东南沿海地区对崇祯之死的历史记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
[29]刘志伟：《从乡豪历史到士人记忆——由黄佐（自叙先世形状）看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30]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31]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32]张荣明：《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学术研究》2010年第10期。
[33]赖国栋：《历史记忆研究——基于20世纪西方历史理论的反思》，复旦大学2009年度博士学位论文。
[34]王汎森：《历史记忆与历史——中国近世史事为例》，《当代》1993年第91期；王汎森：《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以章太炎为例》，《思与言》1996年第3期。
[35]罗志田：《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36]汪荣祖：《记忆与历史：叶赫那拉氏个案论述》，（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009年第64期。
[37]罗福惠：《“辛亥革命记忆史”的研究与意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罗福惠、朱英主编：《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②③
[38]卢元伟：《历史记忆的建构及其限制——以林则徐英雄形象的建构为例的考察》，《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9期。
[39]谢亮：《历史记忆的建构及其被误读——康有为“虚君共和”思想与“丁巳复辟”辩》，《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40]吴乃德：《书写民族创伤：二二八事件的历史记忆》，《思想》2008年第8期。
[41]王先明、李尹蒂：《义和团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后义和团”的文本类型比较研究》，《人文杂志》2011年第4期。
[42]刘燕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43]罗福惠：《“辛亥革命记忆史”的研究与意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44]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45]郭辉、罗福惠：《民国时期商家对辛亥革命的特殊纪念——“双十节”广告与“广告”双十节》，《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46]陈蕴茜：《时间、仪式维度中的“总理纪念周”》，《开放时代》2005年第4期；《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以中国近代公园为中心的考察》，《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地方展览与辛亥革命记忆塑造（1927-1949）》，《江海学刊》2011年第4期；《国家典礼、民间仪式与社会记忆——全国奉安纪念与孙中山符号的建构》，《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等。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