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贵的思想与苍白的学术

  【核心提示】如果不怕极端,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当下的学术界:有学术、无思想。

  前几天,太太去学校借书,大约顺便也为我借了本书,金克木著《书读完了》,女儿看到书名,哈哈大笑,大约此书名颇有意思。此书是金先生去世之后,后人编的,不过,附录有钱文忠与金先生女儿金木婴对金先生的介绍性文章,这个之前没有读到过。金先生自己从来不太像严肃的教授,我记得他介绍自己的读书经验三个字,竟然是:“少、懒、忘”!令人称奇。读了钱文忠教授关于“学术与智慧”的介绍,估计会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验。

  我则是由自己的阅读经验,包括之前半年在美国的阅读经验,使我越来越感觉到,有个问题在中国开始突出了,这就是:思想与学术的明显分离。

  众所周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门槛比较低,在法学界,戴逸教授的“法学幼稚”说、陈兴良教授著名的“专业槽”观点,对法学界虽然是个刺激,但实际上法学界中人也基本上是接受的。到现在,法学教授的著作也未必能让不写书的法律人肃然起敬。看今日中国法治建设进程,法学学术成绩对现实的影响还是显得过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因此,加强法学教学与研究的专业性、学术性,恐怕是人人都赞成的。

  然而,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恐怕对八十年代的大学与学术界都会有非常突出的印象,那就是思想相当活跃。那时的思想是比较幼稚,但人们确实是在思想、想思想、也有思想。幼稚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它的起点非常低。以我的理解,改革开放初的学者,基本上是靠语文修养和逻辑推理能力来研究的,原因很简单:没有文献可读(民事行为能力是合法民事行为、有限责任公司承担的是有限还是无限责任,其实就是看你的语言和逻辑能力如何)。如果该学者是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他表现出来的学术能力也会强于一般人(限于法学等现代社会科学)。原因很简单:那时只有这些是认真翻译,也能够容易读到的,你毕竟是读到了西方世界的东西,它更加现代一些,会对处理和思考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有所启发,如果不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而僵化掉的话。

  今日学术成绩其实是非常可观的,虽然学术幼稚的问题仍然还存在着。行政权力(尤其是经费控制)和市场权力对学术的影响开始得到空前的扩张,由于行政控制主要也是通过设立项目经费来控制,所以可以概括为一个字:钱!为了钱,我们开始放弃学术的主体性、主动性、自觉性,也愿意牺牲兴趣,牺牲真正的学术!以学术的形式完成了许多非学术的论著,以表面入世、关怀国家的模样获得自己的福利和安康,以从事学术的姿态牺牲掉了学术本身,从而学者逐步政客化、商人化、小市民化、庸俗化,学术工作开始饭碗化。学术固然是饭碗,但从事学术不是为了饭碗。这话有些绕,不过我觉得似乎应该是这样的。

  年轻一代的学者,心明眼亮,既有良好的学术能力,也有明确的奋斗目标,还有赶超的实际行动。学术的繁荣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不过,我的阅读经验是,可读的东西越来越多了,质量也相对地提高了;不过,值得花时间和精力读的东西好像越来越被埋起来了。以前的东西不多,好的很好,坏的也很坏,也好辨别;现在则像是廉价工厂,东西非常多,要什么有什么,质量也还过得去,不过读不读没有多大关系,它说了些什么,好像说不说也差不多。尤其让我恐怖的是,新的概念和词汇不断地制造出来和翻译进来,强行进入中国学术,而用中文说外语似乎正成为时尚和潮流,它真的是学术?它好像和中国没有太大关系啊。但牛人都这样啊!

  如果不怕极端,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当下的学术界:有学术、无思想。

  学术是职业性产品,思想是公共产品,共享的财富。因为要维持一份职业,包括要在学术岗位的阶梯上攀登,我的产品当然越多越好;至于成本我支付、福利大家享的创造性工作,对不起,等我有机会了再去做。

  学术评价标准有问题是一回事,不过,学人自己的选择也是重要的。13亿人,并不需要那么多人思想,有一部分人去思想也就够了。这是人多的好处,王永民教授的五笔字型发明后,我一直用,我不用亲自费力去发明它。不过如果没有那个发明的人,那些应该有所创新的人,反而在不断地制造着符合学术考核标准的一次性产品,而绝不肯生产启迪人的思想,就不好了;这种现象似乎已经习以为常,我们大家都在焦虑与期待之中。焦虑的,是自己的事(前途或者生计);期待的,是希望有人来做自己不肯做的事。

  知名大学也如此的话,就更加糟糕。它们急,纷纷设立大师与名家的岗位(如果国内的学者声望不够,就用洋符号),而干着把未来优秀学者扼杀在摇篮中的高效率破坏性工作。孟子说过:“七年病,求三年艾,苟为不畜,终身不得!”你等着吧,装着在发展学术吧。你只会收获你种下的东西,其结果人人皆知,又何必说出。

来源:《检察日报》2012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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