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成为上帝是一个危险的想法
——访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所长吴彤
【核心提示】对自然界的这种精确和全面的把握，也许把握的越精确越全面，人们越觉得自己像上帝，可以自由地支配这个世界，这个想法很危险。
如今，科学哲学，这一从历史进程、逻辑实证角度等关注科学本身、关注科学知识体系进步和发展的学科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那么，科学与科学哲学之间存在着何种微妙的关系？如今的科学真理是怎样产生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如何互动？
带着这些疑问，1月16日，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所长、第七届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吴彤。作为国内拥有物理学背景的著名科学哲学学者，吴彤教授近年来对科学哲学中的科学实践哲学、科学与社会两个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所谓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不一定是社会的进步，相反，社会的进步也不一定意味着科学和技术就会进步，二者并不会同时相伴随。
物理学离哲学最近
《中国社会科学报》：似乎哲学和物理学都在追寻一种终极规律。您能讲讲物理学与科学哲学的关系吗？
吴彤：可以说，物理学离哲学最近。科学哲学源于自然哲学，而后者始于古希腊时期。从亚里士多德起，知识被分为形而下学与形而上学。形而上学，metaphysics，字面意为物理学之后，它追求对事物终极本质的理解。近代以后，物理学不再追问为什么的问题，而主要探讨事物与运动如何进行，但它仍探讨事物的结构、运动以及理性本身，因此它和哲学的关系最近。
正统的科学哲学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提倡用逻辑分析的方法从事哲学研究，询问科学的逻辑结构。而这些研究需用成熟的科学作为基础，而在所有科学中最成熟最具抽象性的是物理学，所以物理学便成为早期科学哲学研究的基础。
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很多科学哲学家认为，科学哲学本身的发展离科学越来越远。而科学哲学由于自身体系化、逻辑结构完善等需求，需要成熟的科学为基础，但是，科学作为一种过程和一种活动，也应该是科学哲学研究的对象，因此不能只以物理学作为研究基础。如今，科学哲学从历史主义之后已分散为多个流派，所以像维也纳学派那样为统一科学寻找一个科学哲学基础很困难。今天的科学哲学一方面继续以成熟的物理学为基础，另一方面也在探讨生命科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等能否成为科学哲学的另一研究基础。
科学真理是社会、实践、知识本身三者扭结在一起的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什么是科学真理？怎么去认识科学真理？可否认为，科学哲学本身要求对某种科学上的进步主义乃至人类中心主义进行反思？
吴彤：首先，人们对科学真理的理解有很多种，比如科学实在论、反实在论、符合论以及约定主义等。早期人们对科学真理有一种客观主义说法，认为客观的自然界存在于此，而事物本性隐含在其现象下，是不变的；然后，这种客观主义再假定一个正常、有理性的、智力感官无缺陷完美的人，让这个人观察客观自然，那么真理一定可以被挖掘出来。但实际上，理性人的认识能力有限，他并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并且，每个人的发现会因自身语境，比如社会经历、实践的发展等因素的差异而不同。所以真理不是纯粹客观的东西，它一定和本体论、存在论、认识论关联在一起，与社会学扭结在一起。
过去的科学哲学只讲应然，因此离真实的科学及其活动越来越远。我们不仅要问科学知识体系怎样进步和发展，我们还要追问科学知识体系是怎样在社会和历史的实践中进步的，并且把历史进程中的各种因素发掘、揭示出来，这是今天的科学哲学的任务，除了要形成自己的逻辑体系之外，还应关注科学实践本身。
事实上，在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之后，科学哲学等各领域学者对科学实践的关注越来越多。如今，科学又开始与资本、权力联系在一起，这种科学不再追求知识进步，不再是一种“为科学而科学”的纯粹知识追求，而是在资本与权力的需要与推动下，把天然自然改造成为人工自然的一种过程。通过实验室研究，科学把自然带回“实验室”，在人工条件下不断制造人工物，由此，自然被压缩，人工物增加了，这个世界越来越人工化。从这个角度可见，如今的真理并不是从天然自然中获得，而是人造的人工真理，这种前提下的“科学进步”、“纯粹的科学真理”都有待商榷。所以如今的科学知识是社会、实践、知识本身三者扭结在一起的结果。
在社会语境中的科学技术面临失控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报》：普朗克关于科学真理的观点从另一个角度似乎也说明了，科学知识是不断更新的，而不像哲学那样追溯经典。至少在物理学领域，有物理学家认为，在爱因斯坦之后就没出现过物理学理论的革命性的发现了，但技术却不断“革命着”。怎样看待这种不同步问题？技术进步会面临失控吗？
吴彤：当代的科学与技术互不分离，常用tech-science来表示，这是科学与技术一体化加强的表现，实验室科学就是技术化的科学。技术进步的确是在科学相关理论的推动下，这种相关理论不是关于天然自然的，而是关于人工自然的，因此它是以实验室的科学实践作为基础的理论；技术因此更加需要这种科学理论的推动；相反，技术进步会推动这种实验室为基础的科学理论向前发展，因为技术本身最适合实验室及其推广的人工条件，这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很多理工科学生在做科学实验时，忘记了处于身后的天然自然，而且没有反思：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
人们经常讲科学研究无禁区，技术探索无禁区，但当人们对自然的把握愈发精准、全面时，科学和技术都在所谓的进步时，危险随之而来。科学技术在社会语境中，它的背后有资本与政治权力控制、运营，导致科学技术的发展面临失控危险。科学和技术进步确实带来过很多灾难与风险，比如基因技术的广泛应用。从生物学角度来看，转基因作物的增多会带来物种多样性减少，而转基因侵入传统物种也会带来谷物变化，谷物可能变成杂草。从社会学角度，转基因作物还可能为国家粮食安全带来隐患。因为转基因技术研发的种子不能进行自然繁殖，它多由大公司研发控制，由此可能导致超级跨国公司对全球支配作用的增强。
所以，技术是否在进步，技术对自然支配的逐渐增大是否是好事，我很怀疑。人们在看到技术进步性的同时，还要重视隐含其中的危险，对此不能置若罔闻。
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并不同时伴随
《中国社会科学报》：以赛亚·柏林在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分析中认为，启蒙主义者为理想社会描绘的蓝图很大程度上受到17、18世纪科学进步的启发。关于乐观主义者愿意预设的对自然世界更精确和更全面的把握，与某种理想的、“合理的”、“和谐的”社会的构想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您如何看？
吴彤：我不认为我们当下对自然世界更精确和更全面的把握一定是进步的。所谓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不一定是社会的进步，相反，社会进步也不一定意味着科学和技术就会进步，二者并不会同时相伴随。
随着科学发展，人们以为离自己认识大千世界这个最终目标似乎很近，而17、18世纪社会的发展确实受到科学进步的启发，当时的科学家与社会改革家非常乐观，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进步很快就会达到预期的目标。
除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物理学革命打破了这个梦之外，纵观社会发展，人们还看到前期的资本主义如狼一样的掠夺以及它的残酷。这场革命后，新的物理学，如量子论、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建立起来，也给予了人们新的科学进步之梦。20世纪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使之对自然改造的力量与规模更大，在其推动下，人们认为这个社会应该越来越进步。但在20世纪两场世界大战中，科学的参与程度愈发增强，战争的残酷性与毁灭性不断加大，生态危机加深。所以乐观主义者的这种盲目乐观是没有基础的。
我个人并不是盲目的悲观主义者，更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只是一个有忧患意识的学者。但今日的科学技术所谓进步由于与资本和权力的关联更加密切，所以我们对其担心会比乐观更多。我认为与社会进步相关的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自然界的这种精确和全面的把握，也许把握的越精确越全面，人们越觉得自己像上帝，可以自由地支配这个世界，这个想法很危险。这提醒我们，在科学技术发展演化过程中，伦理和道德的维度是社会和科学都不应该忽视的。有的时候，在科学技术探索中，留下些未知，也许会更好。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25日第4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