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

  作者简介:庄国土,1952年生,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教授。

  19世纪前期,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正面临着重大的转折时期。18世纪中西贸易的基本结构,是西方国家以其殖民地产品,主要为白银、棉花、胡椒等交换中国的茶、丝、瓷器等。当这种贸易结构能保持平衡时,西人仍然获得巨额利润,传统的贸易方式仍可维持。由于白银短缺和中国政府厉行鸦片查禁,传统的中西贸易结构难以为继。西人随即诉诸武力,导致鸦片战争的爆发。鸦片战争使以英人为首的西方国家以武力重组中西贸易结构,迫使中国接受鸦片。从此以后,西方对华扩张已从商务渗透转为军事入侵和政治控制。本文探讨以白银交换茶叶的中西传统贸易结构的失衡,以此探讨鸦片战争爆发的经济原因。

一、茶叶:18世纪中西贸易的核心商品

  在20世纪以前西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茶叶为西方贸易商带来了巨额利润,使他们认为:“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1〕虽然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就开始种植茶树,但直到16世纪中叶才为西方人所知。1559年,威尼斯商人拉莫修(Giambattista ramusio)在其出版的《航海记》(Navigationeet Viaggis)才首次提到茶叶。〔2〕1606年,荷兰人首次从万丹将茶叶输往欧洲。〔3〕在此后一百余年间, 茶叶并未成为输往欧洲的重要商品。1704年英船“根特”号(Kent)在广州购买470 担茶叶,价值14000两白银,只占其船货价值的11 %, 而所载丝绸则价值80000两。〔4〕1715年,英船“达特莫斯”号(Dartmonth)前往广州,所携资本52069镑,仅5000镑用于茶叶投资。〔5〕1716年,茶叶开始成为中英贸易的重要商品。两艘英船从广州携回3000担茶叶,价值 35085镑,占总货值的80%。〔6〕18世纪20年代后,北欧的茶叶消费迅速增长,茶叶贸易成为所有欧洲东方贸易公司最重要的、盈利最大的贸易,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Robert Constant 说:“茶叶是驱使他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7〕

表1 茶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总货值中的比例(1722-1833)

年份   总货值(两)  数量    茶叶货值  占总货值%
1722    211850    4500     119750   56  
1723    271340    6900     182500   67  
1730    469879    13583     374311   73  
1733    294025    5459     141934   48  
1736    121152    3307     87079    71
1740    186214    6646     132960   71
1750    507102    21543     366231   72  
1761    707000    30000     653000   92  
1766    1587266   69531     1370818   86 
1770    1413816   671128    1323849   94
1775    1045433   22574     498644   48 
1780    2026043   61200     1125983   55  
1785    2942069   103865    2564701   87  
1790    4669811   159595    4103828   88  
1795    3521171   112840    3126198   89  
1799    4091892   157526    2545624   62   
1817    4411340   160692    4110924   93   
1819    5786222   213882    5317488   92
1822    6154652   218372    5846014   95
1825    5913462   209780    5913462   100
1833    5521043   229270    5521043   100

*1英镑=3两,1两=1.388银元(西班牙银元)

  资料来源:Chaudhuri,P.538.Pritchard P.395-396.Morse,Vol.2-Vol.4.

  从17世纪20年代起,英国东印度公司(EIC )在绝大部分年份中,所购买的茶叶都占其从中国总进口值的一半以上。在1765—1774年十年平均每年从中国进口的总货值中,茶叶占71%。在1785—1794年中,这一比例提高到85%。〔8〕虽然瓷器、漆器、 丝绸和其他中国商品的需求由于欧洲“中国风格”(Chinoseries)的流行仍在增长, 但公司宁可让这类商品的贸易由其船长和船员利用他们的“优待吨位”(Privilegetonnage)去经营,本身则集中全力经营茶叶贸易。〔9 〕19世纪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都占其总货值的90%以上,在其垄断中国贸易的最后几年中,茶叶成为其唯一的进口商品。

  茶叶贸易不但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存在生死攸关,而且对英国财政也至关重要。从1815年起,公司每年在茶叶贸易中获利都在一百万镑以上,占其商业总利润的90%,〔10〕提供了英国国库全部收入的10%。〔11〕

  荷兰是18世纪西方各国中仅次于英国的最重要的对华贸易国。荷兰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主要有五类:茶、瓷器、粗丝、纺织品(包括丝绸、南京布等)、药材杂货等。〔12〕虽然荷属东印度公司(VOC )最早将茶叶从中国运往欧洲,但直到18世纪40年代初,其输往欧洲的茶叶主要购自来到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在18世纪最初的十年间,荷印公司在与巴城中国帆船的易货交易中每年尚有10—50万盾的盈余。〔13〕随着欧洲对茶叶需求的迅速增长,荷印公司已不满足于中国帆船运往巴城的茶叶数量。1728—1734年,在巴城茶叶贸易继续进行的同时,荷印公司从荷兰派出11艘船,直接前往广州购买茶叶。其中两艘船中途遇难,另外9艘船运回总共1350000荷磅(1担=125荷磅)的茶叶, 价值1743945荷盾,占全部货值的73.9%,获纯利2334459荷盾。〔14 〕由于用来购买茶叶的白银短缺,1734年以后,荷印公司董事会放弃从荷兰直接派船到中国的努力,改为每年从巴城派两艘船到广州购买茶叶,同时仍鼓励中国帆船在巴城的茶叶贸易。1740年,荷兰殖民者尽屠巴城华人,巴城华商贸易网络破坏无殆,〔15〕茶叶贸易随之衰落。到18世纪50年代,巴城茶叶贸易停止。〔16〕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开对华直接贸易,直至1795年荷人因拿破仑战争而退出对华直接贸易。从18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茶叶均是荷人从中国输出的最重要的商品。在这一时期的大部份年代中,茶叶占荷人输出的中国商品总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过85%。

表2 茶叶在荷兰在华输出货值中的比重(1729-1793)

年份      总货值(荷盾)   茶叶货值(荷盾)   比重(%)
1729      284902       242420       85.1
1730      234932       203603       86.7
1736      365036       201584       55.3
1740      1075001      590328       54.9
1746      1228130      875529       71.3
1750      1366760      960403       70.3
1756      2067312      1351450       64.5
1760      1803274      1614841       89.6
1766      2584402      2087036       80.8
1770      2405232      1777256       73.9 
1776      2451597      1723870       70.3
1980      2471829      1738936       70.4 
1786      4538034      3342391       73.7 
1790      683971       367316       53.7 
1793      2714789      2150192       79.2

资料来源:Jorg,Prcelain,P.217-220.

  从第一艘美国船到达中国起,茶叶就是其寻求的最重要的商品。1784年,美船“中国皇后”(Empress of China)号首航广州, 带回3002担茶叶,价值66100两白银,占该船总货值的92%〔17〕然而, 美船并不象同期的欧洲船只那样几乎主要从事茶叶贸易。1792年,6 艘从广州回航的美国船的总货值为317270两白银,其中茶叶11538担, 价值为165440两,略高于总货值的一半。〔18〕1840年,美船在广州购买货物总值2766240两白银,茶叶价值1411391两,仍是略高于总货值的一半。〔19〕在19世纪初到3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美船在华出口货物中,茶叶价值约占30—40%。至1837年,美船的茶叶货值首次超过60%, 达到65%。〔20〕1840年,美船购买19333579磅茶叶, 占其在华购货总值的81%。〔21〕

  在18世纪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瑞典、丹麦、美国的对华贸易中,茶叶所占的中国货值比率也高达65—75%不等。〔22〕由于英国茶叶进口税高达100%, 欧洲大陆国家购买的茶叶历来靠走私进入英国获利。1784年英国国会通过抵代税条例(Commutation Act ),英国本土茶叶消费税由100%降至12.5%。〔23 〕欧洲大陆国家的白银来源逐渐枯竭,加上走私茶叶入英国已无利可图,他们在1885年以后逐渐退出茶叶贸易。广州的茶叶贸易为英人所支配,小部分为美国商人分享。鸦片战争前几年,广州每年出口茶叶350000担,价值94450000银元,占中国出口货值的70%。〔24〕

二、白银:西方购买茶叶的主要支付手段

  当18世纪20年代以后欧洲各东方贸易公司竞相从事对华贸易时,他们均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来支付购买茶叶的费用?欧洲产品几乎在中国找不到销售市场!18世纪的中国经济建立在手工业的农业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发达的手工业和国内市场使中国在经济上高度自给自足。一百多年以后主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Robert Hart )在其《中国见闻录》(The sefrom the Land of Sinim)中仍写道:“中国有世界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25〕经济上高度自给自足和相对较低的购买力使欧洲产品的中国市场非常狭小。然而,唯一例外的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亚当·斯密(Adam Smith)说过,当社会财富增长时,对白银的需求有两个层面的动力,一是作为货币促进商品的流通,二是作为奢侈品的标志。〔26〕在当时的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主要源于第一种动力,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作为主要通货的铜钱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交易,世界上尚无第二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如此迫切地需要白银。而欧洲人对茶叶的需求仅能用白银支付。大规模的中西贸易由此找到的支点:西人用白银交换中国的茶叶!

  甚至早在古罗马时期,西方已需要用贵金属购买丝、丝绸与香料。〔27〕16世纪末以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从日本、欧洲和美洲运来大量白银购买中国丝绸。〔28〕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成为最大的茶叶买主,18世纪末,美国成为第二大茶叶买主。从18世纪20年代至鸦片战争前,流入中国的白银绝大多数由英、美人输入,主要用于购买茶叶。

  17世纪中叶以后直到18世纪末,银元一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华的主要商品。也如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英人的银元源自西班牙的美洲属地。银元通常被装箱输往中国。每箱一般装4000个银元,1637年英船首航广州,就携带62000西班牙银元(reals of eight)〔29〕在18世纪初,中国贸易规模尚小,英人对华输出只相当于对印度输出的十二分之一。〔30〕16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官员在和印度的贸易中投资430000镑,其中实物部分为111 000镑,白银320 000镑,其投资的利润率为100%。〔31〕在1708-1712年间,英人每年对华出口商品值仅5 000镑,而出口白银则高达50 000镑。〔32〕从18世纪中叶,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

  表3     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比例(单位:两)

年份     货物     白银    白银所占比例(%)
1677     2110     4778        65
1681     31350     37500        54
1682     43797     84000        66
1698     75000     60000        44
1699     16425     79833        82
1704     14898     139452       90
1707     8343     63000        88
1709     7905     93000        92
1717     9636     99000        91
1719     8064     96000        92
1721     5439     132000       96
1723     8664     102000       92
1729     12951     480000       97
1731     12747     657000       98
1733     30000     105000       78
1735     2568     144000       98
1738     3360     120000       97
1747     7407     105000       93
1749     1845     90000        97
1951     70476     412800       85

资源来源:Morse,”Chronicles”,vol.1.p.307-313.

  表4      1760-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白银输出

年份      两        年份      两
1760     765414       1787      1912320  
1761     216000       1788      2094878  
1762     322410       1789      1321920  
1763     528690       1790      2106041  
1764     338781       1791      172800  
1765     1690479       1792      518400  
1766     1930593       1796      120960  
1767     620040       1797      626965
1768     521427       1798      1326830 
1769     489186       1799      1623171 
1770     822044       1800      421442  
1771     879630       1801      7792   
1772     574872       1803      1376886
1773     81452        1804      795062
1776     394016       1815      1048272
1777     230400       1816      2452511
1778     90720        1820      1898863
1783     8460        1823      659998
1876     2062082
总计 33121032

资料来源:1760-1799年的数字见:Pritchard,P.399;1800-1823年的数字见:W.E Cheong,”Mandarins and Merchants,Jardine Mastheson & Co.a China Agency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p. 19,Bangkok,1979.

  1700—1753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有178艘船前往中国贸易。 我们已知其中的65艘船共载7099068两白银或每船平均携带白银109226两。〔33〕若以109226作为178艘英船每船携银的平均数,则在1700 —1753年,英船共运19440000两白银到中国。

  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扩大对华的货物出口,主要是铅、锡和棉花,白银在总货值中的比例有所下降。然而,由于对华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迅速增长, 白银输华的绝对量仍持续增加。 1758 —1762年,公司每年对华输出货物值174000两,白银219 000两。〔34〕1760—1770年,公司对华输出总值中,白银约占50%。到1795-1799年, 这一比例下降到13%。〔35〕但由于每年对华输出总值高达5373015两, 白银输出每年平均仍有739994两。

  如果1754—1759年英人平均每年输华白银与1758-1762年相当。即每年219000两,则在1754-1759年间,英人共输1314000两白银到中国。通过以上推算,我们可估计,1700—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输53875032两白银到中国。1823年以后,英人已无需再运白银前往中国了。荷兰人在18世纪也输出大量白银到中国。但在18世纪50年代以前,相对于其他西方人,荷人是唯一无需主要依靠白银来购买茶叶的。虽然荷印公司也曾从事过荷兰与广州的直接贸易。由于荷兰开拓了大片东方殖民地,拥有在中国市场上畅销的热带产品,如胡椒、锡、香料等。荷兰人坚持对华易货贸易的战略,以热带产品与中国帆船交换茶叶,这一战略在巴城中国帆船贸易时期似乎实行得相当成功。随着欧洲市场对茶叶需求迅速扩大,荷人拥有的胡椒之类热带产品在中国市场之外也相当畅销,因此,荷人不得不从欧洲或亚洲其他地方商馆调运白银到巴城,其中一部分用来购买茶叶。〔36〕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30年代,每年从荷兰运往巴城的白银多达6800000—7900000荷盾。〔37〕1728—1734年,有9艘荷船从荷兰直接驶往广州,其总货值为2533359荷盾,白银占96%。〔38〕1735年后,荷印公司决定放弃荷兰与中国间的直接贸易,改为每年从巴城派两艘船到广州,购货资本为每船30万荷盾,〔39〕其中部分资本用来在巴城购买胡椒等产品以便销入中国,换取茶叶。在18世纪30年代后期,荷人每年在广州销售胡椒约50万荷磅,在40年代,每年在广州销售胡椒达150—200万荷磅。在50年代的某些年份,胡椒销售额高达300万荷镑。〔40〕300万荷镑胡椒约值180000两,相当于荷人在广州购买的茶叶价值。由于三角贸易使荷人在巴城购买的茶叶费时较长,茶质也差,难以在欧洲市场上与其他西方公司竞争。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开荷兰与中国之间的直航贸易。然而,正如其他西方公司一样,荷兰产品也无力在中国打开销路,因此公司决定,从荷兰出发的船只每艘携带30万荷盾的银元前往中国。〔41〕从此以后,荷人也象其他西方人一样,主要以白银购买中国茶叶。

表5  1776-1788年间荷印公司运至广州的白银
               (单位:两)
year   ship    amount   year   ship   amount
1776    4     444000   1780   4    183000
1777    4     153000   1786   5    410000
1778    4     393000   1787   4    480000
1779    4     348000   1788   4    318000

按1两白银=3.47荷盾换算

  资料来源:庄国土“18世纪中荷海上茶叶贸易”。《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一56页。

  从表5可见,每艘到华荷船所携白银平均为82697两或286959荷盾,与公司董事会所决定的每船30万荷盾白银基本相当。1757—94年,共有135艘荷船到达广州,如每船平均携银82697两,共携银11164095 两。1735—1756年,从巴城共派到广州85艘船,如各船的30万荷盾投资中货物与白银各占一半,则这85艘荷船共带3674380两白银到中国。 若以上推算成立,加上1728—1794年9艘荷船从荷兰携带702855两白银到中国,1728—1794年,荷船可能携带15541330 两白银前往中国。 在1720 —1795年间,荷船从欧洲运送63442651两白银到亚洲,其中四分之一流入中国。同期购买的中国商品价值33717549两,近一半中国商品的货值是以白银支付。

  表6 1720-1795年荷船从中国购买商品货值及从欧洲运往

亚洲的白银数量(单位:千荷盾)

年份         中国货值         运往亚洲白银
1720-1730        300           8000
1730-1740        4800           16800
1740-1750        11500          13900
1750-1760        18300          23600
1760-1770        24800          37900
1770-1780        24400          35900
1780-1790        26300          40000
1790-1795        6600           13400
总计     117000=33717549 (两)   220146=63442651(两)

资料来源:Gaastra,p.135.147。

表7 欧洲船只所携带白银与茶叶数量比较(单位:茶:担,银:箱)

     英国     法国     丹麦     瑞典
年份 船 茶叶 银  船 茶叶 银 船 茶叶 银 船 茶叶 银
1776 8 41820 150 5 42893 132 3 18730 80 2 22868 70
1777 9 49962 77  7 27332 128 2 15737 31 2 21387 65
1780 12 69445           3 17560 96 3 30817 2
1781                3 30889 90 2 30100 55
1782 13 92130 3  8 31735 195 3 24030 94 3 36592 218
1786 29 157116 716         2 15190 59
1787 29 82150 664 3 12967 238 2 19980 149 2 21682 129
1788 26 141218 728
总计 126 6338392338 23 114926 693 18 142116 599 16 82853 616

资料来源:Morse,vol,2.

  其他欧洲对华贸易公司,如法国、丹麦、瑞典等公司,并未象英人、荷人那样拥有热带产品的来源地,他们的对华贸易自始自终建立在输出白银的基础上。此外,他们的对华贸易船舶比英船更大,每船携入中国的白银和运出的中国货物更多。

  由上表可见,在1776—78年期间,法国船每艘平均携银90000两,运出茶叶4997担。丹麦船每艘携银100000两,运出茶叶7895担。瑞典船每艘携银约110000两,运出茶叶11428担。英国船所携白银55500两,运出茶叶5030 担。 以法船所运的中国货物中茶叶数量较少。 在1719-1799年间,除荷船之外,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共派船466艘到中国,〔42〕欧洲大陆国家船只与荷兰船吨位相当,如果我们估计,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船只所携白银数量与荷兰船只相当,即每船载82697两白银到中国,〔43〕466艘欧洲大陆国家船只运到中国的白银达38536802两。19世纪以后,这些欧洲大陆船多利用英人的期票汇兑机构,在广州以伦敦汇票结算,基本上不再运白银到中国。

  表8    美船输入中国货值与白银数量(千银元)

年份 总货值 白银数 白银所占比例年份 总货值 白银数 白银所占比

1805 3842  2902    76   1824 5301  4464   84
1806 5127  4176    81   1825 5570  4523   81
1807 4294  2895    67   1826 2567  1653   64
1808 3476  3032    87   1827 3864  2525   65   
1809 808  70     0.8   1828 4481  456   10   
1810 5715  4723    83   1829 1355  602   44   
1811 2973  2330    78   1829 1355  602   44   
1812 2771  1875    68   1830 742  80    11   
1813 1453  616    42   1831 1291  367   28
1815 572  -     -    1832 1261  452   36   
1816 4220  1922    46   1833 1434  290   20   
1817 5703  4545    80   1834 1010  376   38   
1818 6777  5601    83   1835 1869  1392   74
1819 9057  7414    82   1836 1194  414   35   
1820 8173  6297    77   1837 631  155   25   
1821 4291  3391    79   1838 1517  729   48   
1822 5935  5075    86   1839 1534  993   65
1823 4636  3584    77   1840 1010  477   47
总计 80395

资料来源:1805-1815年的总货值数字见:Dulles,p.210;1805-1815 年的白银数字见:Morse,vol,4,p.386:1816-1840年的数字见:Yan-Ping Hao,p.23〔44〕.

表9 西属美洲白银经欧洲流到东方的白银(单位:百万银元)

年份 西属美洲白银产量  运抵欧洲数量  经欧洲运到东方数量
1550   3          3       (2-3)
1600   11-14        10       4.4
1650   10-13        8-9      6
1700   12         10-12     8.5
1750   18-20        18-25     12.2
1780   22         18-20     14.7
1800   30         23-25     18

资料来源:Artur Attman,”America Bullion in the European W orld Ttrade,1600-1800″,p.33.Goteborg,1986.

  虽然美国商船迟至1784年才到中国,但不久之后,他们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茶叶买主和最大的白银供应者。在中美贸易初期,美商提供的大量洋参与皮毛在中国销路颇佳,其货值足以支付所购买的中国商品的货值,19世纪初以后,美商的皮毛来源逐渐枯竭,其在广州的皮毛市场也受到英人的激烈竞争,白银成为美国支撑对华贸易主要手段。美船在欧洲购买制成品销往拉丁美洲,换取白银后,绕南美合恩角前往广州购买茶叶、丝绸和瓷器。在1805—1840年间,美商共运61484400两白银到广州,每年平均1607899两。

  根据以上估算,在1700—1840年间,从欧洲运往中国和美国人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45〕

  欧人和美人输华的白银都来自西属美洲。美洲白银生产集中于两个地区,即上秘鲁(Upper Peru,现玻利维亚)和新西班牙(现墨西哥)。从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30年代,秘鲁所产白银占西班牙属美洲输出白银总量的65%。〔46 〕1581 —1600 年, 仅是上秘鲁的波多士银矿(Potosi)每年就生产白银254吨,约占全世界产量的60%。18 世纪初以后,黑西哥成为世界最大的白银产地。1803年,黑西哥所产白银占全美洲的67%。〔47〕从18世纪以后,80—90%的美洲白银都由西班牙的“银船”运往欧洲。由于欧亚贸易的迅速扩大,从美洲输往欧洲的白银大部分又转输到东方。研究美洲白银流通史的著名学家威尔逊教授(Charl es Wilson)指出,“毫无疑问,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欧洲出口的白银至少与其接受的白银一样多。”〔48〕

  欧洲对华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导致西班牙银元大量持续流入中国,银元在中国,特别是在沿海地区,越来越多地取代银块作为通货使用。广州的商务交易主要用西班牙银元结算。美洲白银持续流入欧洲成为欧人对华贸易的基础。然而,西属美洲的白银产量与迅速增长的西方对华贸易所需的银元数量并不同步增长。由于很多银矿枯竭,从1790年以后,美洲白银产量开始下降。1811年,西属美洲爆发独立革命战争。这场持续15年的革命战争摧毁了很多银矿,美洲的白银产量大为减少。

  表10              1650-1829年美洲白银产量

年份      产银量(银元)

      1650       10-13000000
      1700       12000000
      1750       18-20000000
      1780       22000000
   1790-99(平均每年)   23716784
      1800-09     22147572
      1810-19     11981312
1820-29     9683792

资料来源:Attman,P.33:W,E. Choeng,”Trade and Finance in China:1784-1834″,p.49.

  另一方面,欧人的殖民扩张活动的费用也增加了白银的消耗。1784年以后的20年间,英人在印度扩张直接统治地盘,在美索尔(Mysore)以及和马哈拉特(Maharattes)的战争使英属印度政府财政支出,对现金需求愈为迫切。〔49〕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停止从伦敦运送白银到广州。白银的短缺使其他欧洲国家逐渐退出对华贸易,将地盘留给英国人和美国人。因为前者在19世纪初以后找到了以鸦片取代白银作为对华贸易的支柱,而后者除部份鸦片贸易外,依靠他们与西属美洲革命者的友谊,在西属美洲独立战争期间及以后仍可获得白银。

三、鸦片:取代白银交换茶叶

  就如其他麻醉品如吗啡、海洛因一样,鸦片也是罂粟属植物果实(Papaver Somniferum)的制成品。鸦片种植的起源时间和地区尚未确定,但在欧洲出现之前很久,就已在中东种植。古埃及人保存了最早有关鸦片的记载:6000多年以前中东的苏美尔人(Sumerian)就已种植罂粟花作为观赏之用。公元一世纪,鸦片经希腊传入欧洲大陆。在小亚细亚,种植鸦片已成为一种行业。〔50〕在中世纪,作为东西方贸易中介的阿拉伯商人将鸦片种植及其功能的知识传遍东方各个角落。鸦片于唐代经阿拉伯商人传入中国。中文“阿芙蓉”,“鸦片”,“芙蓉”等名称即源于阿拉伯语“Afyun”。在西方向中国的商务扩张过程中, 葡萄牙人最先将鸦片作为商品输入中国。葡人以澳门为基地,将印度麻洼产的鸦片运入广州,葡人对华鸦片输出规模尚小,在1767年以前,每年输入中国约200箱。〔51〕可以说在英人于18世纪60年代开始其鸦片贸易之前,中国稍具规模的鸦片贸易尚不存在。

  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对华进出口贸易迅速扩大,贸易逆差也日趋严重。1765—1766年度。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的商品是对华出口商品值的302%。在1775—1776年间,这一比值是256%。英国国会通过替代税法后的1785—1786年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值(主要是茶叶)比对华出口的商品多328%。〔52〕尽管其间英人不断输入白银, 但仍不足以弥补迅速扩大的中国商品进口造成的贸易逆差,导致公司在广州资金周转屡屡发生困难。1784年公司在广州的财库尚有214121两白银的盈余, 到第二年, 就出现了222766 两的赤字。 1786 年, 赤字高达864307两。1787年,更达904308两。〔53〕为了平衡茶叶贸易造成的巨额逆差,公司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无论其合乎道德与否。从英属孟加拉运送鸦片到中国的计划最先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华生上校(Col onel Watson)提交给公司的加尔各答董事会,并得到该董事会成员,公司重要官员惠勒(Wheeler)的支持。 该计划的初衷原为增加税收以弥补英属印度政府的财政。〔54〕由于公司的广州财库日益支拙,公司驻广州监理委员会(Supercargos)要求英属印度总督给予财政援助。其具体作法是:英属印度政府鸦片批发给有鸦片特许经营权的散商,这些散商在广州出售鸦片后将收入纳入公司的广州财库,广州财库支付散商伦敦汇票,后者可于英国将汇票兑换成现金。〔55〕英属印度总督和公司董事会接受了这个计划,东印度公司专门成立鸦片事务局(OpiumCorporation),垄断印度鸦片生产和出口。

  麻洼(Malwa),比哈尔(Behar)和比纳莱斯(Benares )是印度主要的鸦片产地。比哈尔和比纳莱斯处于英国印度政府的直接管辖地,因此英人较容易地建立起一套鸦片强迫种植制度。公司每年丈量种植鸦片的土地,确定其地界,再通过中介人和居住在鸦片种植区域的农民签订合同。根据合同,鸦片种植者可得到公司的预付款,收成时再将产品以合同确定的价格卖给公司。如当地农民未和公司签订合同就擅自种植和出售鸦片,其财产就立即被没收。〔56〕农民交付公司的粗鸦片尚需在公司专设的鸦片工厂里精炼、干燥、称重、装箱,每箱约重140英磅。〔57〕强迫种植制度使公司仅以每箱300卢比的价格得到鸦片。〔58 〕这两个地区所产的绝大部分鸦片都沿冈吉斯河(Ganges)运到加尔各答港,以便出口到中国。1779年,鸦片在广州的售价每箱为500—600银元,三倍于其最初的价格。〔59〕鸦片运销中国原由公司船只进行。由于中国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广州监理会,禁止他们输入鸦片,公司船只进行。由于中国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广州监理会,禁止他们输入鸦片,公司船只遂不再直接经营鸦片在中国的运销。转而在加尔各答拍卖给向公司申请到鸦片经营特许权的散商,由他们具体经营运销鸦片往中国。〔60〕麻洼则在印度土邦政府的管辖下,在其境内,鸦片就如稻米和棉花一样,可以随意种植与买卖。麻洼鸦片少部份由葡人运至葡属狄莫恩(Demaun)港出口中国,大部份由当地人运至孟买出口。孟买为麻洼鸦片的主要集散地,距麻洼约400—500英里,从麻洼到孟买须经过英属政府的直接管辖地。公司在其管辖地实行一种“鸦片转运税”缺席制度(Transitaduty),每箱鸦片过境需付200—400卢比。通过强迫种植和“转运税”制度,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但基本上垄断了印度的鸦片生产和运销,而且也解决了在广州的金融问题:印度鸦片在中国销售的收入用于代替白银,支付购买茶叶的款项。

  在18世纪最后十年中,每年从印度销往中国的鸦片约为2000箱。〔61〕1800年以后,每年输入中国约4000箱。1822年以后,英人加速对华鸦片输出,当年输华鸦片7773箱。1832年达21605箱,到1838 年更高达到40000箱。

  美国商人也不择手段地为弥补其对华贸易逆差及与英国人竞争而努力,虽然美船在世界各个角落寻求能在中国销售的产品以便购买高利润的中国商品,但仍无法获得足够的商品来代替白银以平衡对华贸易。当美国商人获悉可带来巨额利润的鸦片后,也毫不犹豫地加入对华鸦片输出。印度是鸦片的主要产地,但却被其对手英国人牢牢控制,美国人因此转向土耳其的士麦那(Smyrna)——其地所产鸦片虽质量稍次,但仍为中国瘾君子所接受。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34年解除对鸦片运销的垄断之前,是美国人获得鸦片的唯一地方。美人何时开始对华输出鸦片尚不清楚,但至少不迟于1805年。当年三艘美船从士麦那携带120 箱鸦片前往中国。〔62〕两年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已警觉美国人在鸦片贸易上的竞争。〔63〕1805—1808年, 美船每年从土耳其运出的鸦片不少于 200箱。1816年,美船“狮子号”(Lion)携带11万银元和60箱鸦片来到广州。〔64〕1817年,土耳其出口的鸦片高达1900箱,次年的数量更多,主要为美人贩运。〔65〕由于英人垄断了鸦片主要产地,美人输华鸦片数量远远落在英人之后。1818—1833年,美人总共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4925997银元,平均每年307875元,只相当于对华出口的10%,而同期英人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104302948银元,平均每年6518934元,〔66 〕等于东印度公司从中国的全部出口商品总值。〔67〕

表11 1817-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平均输华商品总值(单位:两)

年份    毛织品     金属      棉花    总计
1717-19   1951267    110805    4527211   6589283
1720-24   2042102    134156    2958249   5134507
1825-29   1903266    202091    4307677   6413034
1830-33   1584940    109255    4097030   5791228

资料来源:Morse,vol.2-4; 严仲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1页,北京,1955年版。

  1800—1810年间,英人和美人运往中国的鸦片平均每年4016箱。在1810—1820年间,平磕晡?494箱,比上一个十年略有增长。1824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第一次超过了一万箱,达12434箱。1832年以后, 每年超过2万箱,到1838年,更高达40200箱。

  表12           1795-184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

年份       印度鸦片    土耳其鸦片   总计
1800        4570             4570
1801        3947             3974
1802        3292             3292
1803        2840             2840
1804        3159             3159
1805        3836       102     3908
1806        4126       180     4306
1807        4208       150     4359
1808        4208             4208
1809        4191       32     4593
1810        4968             4968
1811        4891        200    5091
1812        4966        100    5066   
1813        4769             4769   
1814        3673             3673   
1815        4230             4310
1816        4616        488    5106   
1817        3692        488    4140
1818        3552        807    4359   
1819        4006        180    4186
1820        4244             4244   
1821        557        388    5959   
1822        7743             7743   
1823        8875        140    9035   
1824        12023       411    12434  
1825        9373             9373
1826        12175        56    12231
1827        11154             11154
1828        12612        1256   13868
1829        15542        715    16257
1830        18528        1428   19956
1831        16148        402    16550
1832        21605        380    21985
1833        19523        963    20486
1834        21885             21885
1835        30202             30202
1836        34033        743    34776
1837        34373             34373
1838        40200             40200

资料来源:Mor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vol,1.p.238-240

表13          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运出白银数量

年份        白银数量         运抵地
1807        2431000           加尔各答
1808        1342600           孟加拉
1809        1126553         孟加拉·马达拉斯
1810        926976            英国
1811        834253            英国
1818        288000           加尔各答
1830        1375874           英国
1831        845249           英国
1832        976362           欧洲

资料来源:Morse,Vol,3.p.54.100-101,131,157,331,vol.4.p.233,153,324.

表14  1817-1834年英国散商从广州输出白银数量(单位:两)

年份   白银数量      年份     白银数量
1817   2822400      1826      2939760
1818   1936080      1827      4388400
1819   619920       1828      3386160
1820   356400       1829      4792320
1821   346320       1830      3372480
1822   168480       1831      2048400
1823   1885680       1832      2761200
1824   1254960       1833      4735440
1825   3125520
1826

资料来源:Morse,Vol.3-4:Greenberg.p.218。

  根据马士的统计,1800—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422676箱,每箱平均价约750银元。〔68〕18世纪最后十年共有20000箱鸦片输入中国。因此,从1790—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239045040两。

  对于美国人,鸦片贸易收入可部份取代用于购买中国商品的白银。1827年以后,美人加紧对华输出鸦片。输华的白银随之剧减。1821-1830年十年中尽管中美贸易有所扩大,输华白银则仅有4064400两,只相当于,前十年的21.5%。

  对于英国人,对华鸦片输出使他们平衡了50多年以来持续的对华贸易逆差,再也无需运送白银到中国。相反的是鸦片贸易的收入不但扭转了对华商品贸易逆差,还有大量盈余可换成白银运出中国,正如当时一位美国商人抱怨:“鸦片贸易不但使英人有足够的钱购买茶叶,而且使他们能把美国人运到中国的白银运回英国。”〔69〕1807年,英属印度总督指示孟买、马德拉斯槟榔的英国殖民地首脑,原先各地准备运往中国的白银都改运加尔各答,因为公司广州监委会已有足够财力应付交易。当年,从广州运抵加尔各答的白银有2431000两。〔70〕此后公司不断从广州运出白银。

  从1812年以后,公司为英国散商提供汇票服务,以转移其鸦片利润,运送盈余白银的事务主要由散商进行。

  对于中国、鸦片非法输入导致严重的后果。首先是对人民身心、财产和社会安全的损害。19世纪初以后的30年间,吸食鸦片恶习从沿海迅速扩展到内地,从城镇到乡村,从士农工商到达官贵人,无处不在。“一经嗜烟,刻不可离,中人之家往往破产。”〔71〕由此激发的罪案更不可胜数。其次,导致白银外流。这又引起银贵钱贱。19世纪初银一两约合铜钱1000文,到鸦片战争前夕,银两竟达钱1600文。农工、手工业者和高人平时所得为铜钱,交付各种赋税则需折成白银,负担大为加重,各省拖欠赋税日多,造成清政府财政危机。第三,破坏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吸食鸦片使社会购买力降低,白银外流引起金融混乱,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市场交易。1838年林则徐在调查苏州、汉口等商埠后上疏,“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72〕鸦片对中国的危害深为朝廷有识之士所悉,他们激烈主张朝廷应严禁鸦片。 1839年道光皇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往广州禁烟。既然鸦片贸易提供了英属印度政府七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既然鸦片能代替白银,维持每年给英国政府提供了300—400万英磅财政收入的茶叶贸易,既然鸦片是英印中三角贸易的基石,英国总理鲍美斯顿爵士(LordPalmerston)对中国政府禁烟的反应是毫不迟疑地诉诸武力。

结论

  在工业革命以前,西方人不能为其东方贸易提供除白银之外的任何有较大市场的产品。直到18世纪后期,英国人运往中国的印度棉花才在中国市场上有一定销路,然而,销售印度的产品收入远不足以购买中国商品。为了购买以茶叶为主的中国商品,从事对华贸易的西方国家都在18世纪运大量的白银前来中国。当西属美洲白银产量下降以及西方的殖民扩张费用增加时,欧洲大陆国家难以维继贸易平衡,纷纷退出对华贸易行列。只有英国人依靠印度的鸦片重建其对华贸易结构,在对华贸易中获取巨大利润。当中国政府厉行禁烟的措施使以鸦片为中心的中英贸易结构面临崩溃危险时,英国政府立即诉诸于战争。鸦片战争并非象西方的中国学权威费正清所说的“是一场根源于中西方间不同的经济形态、政治制度与国际秩序观念的文化冲突”,〔73〕而是英国追求经济利益而强加给中国的战争,与西方在殖民扩张时期于印度、美洲、非洲发动的战争在性质上并无任何不同:从商务扩张到武力征服。当时的一位善品中国茶叶的英国人是这样评述这场用武力强迫中国接受鸦片交换茶叶的战争的:“一场从一开始就是非正义的、不择手段的,使英国人蒙受长久耻辱的战争……。不列颠的旗帜从此成为保护无耻交通的海盗旗帜。”〔74〕

注释:

〔1〕Earl H.Pritchard,”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 hinese Relations,1750-1800″,p.163,Washigton 1963.
〔2〕这位威尼斯人所知的“茶叶”并非目睹, 而是从一位到过中国的威尼斯人处得知。“Thema Thee”p.13.museum boymans-van beun ingen Rotterdam,1978.
〔3〕乌克斯(Ukers)则认为荷人在1610年从日本和中国输入茶叶。William Ukers,”All about Tea”,vol,1.p. 23, p28,New York 1935.
〔4〕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1.p.144.Oxford,1926.
〔5〕Morse,”Chronicles”,vol.1.p.148.
〔6〕其中“苏珊那”号(Susanna)所载货值54000两白银, 茶叶1565担,价值45000两,见:Morse,vol,1,p.157,K.N.Chaudhuri,”The Trading World of Asin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P.538,Cambridge,1978.
〔7〕Louis Dermigny,”La Chine et l’Occident.Le Commerce a Canton au XVIIIe Siecle,1732-1833″,3 vols,vol,2.p.545,Paris,S.E.V.P.E.N.1964.
〔8〕Pritchard,”Crucial Years”p.395-396.
〔9〕Michael Greenberg,”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1800-1842″,p.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10〕A.J.Sargent,”Anglo-China Commerce and Diplomacy,P.5 1,Oxford,1907;Prichard,”Grucial Years”,p.163.
〔11〕Greenberg,”British Trade”,p.3.
〔12〕C.J.A.Jorg,”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p.217,The Hage 1982.
〔13〕Kristof Glamann,”Dutch-Asiatic Trade”,p.215,The Hag e 1958.
〔14〕De Hullu,”Over den Chinaschen handel der Oostindisc he Companie in de dertig jaar van de 18e eeuw”,in “Bijdragen tot de Taal-,Land-en Volkenunde van Nederlandsch Indie(BTLV),v ol,73,P.42-43,The Hage 1917.
〔15〕如:巴城华人甲必丹,大茶商连富光即在1740年被荷人逮捕流放。见:B.Hoetink,”Ni Hoekong, Kapitein der Chinezen te Batavia in 1740″,in BTLV,vol,74,1918.
〔16〕Leonard Blusse,”Strange Company:Chinese Settlers,Me s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p.137-138,Leiden 1986.
〔17〕Morse,”Chronicles”,vol,2.p.95.
〔18〕Morse,Chronicles”,vol,2.p.204.
〔19〕茶叶的数量与美国船货总值数字引自:Foster Rher Dulles,”The Old China Trade”,p.210,New York 1970,  茶叶货值系推算而出,从19世纪初到30年代,广州茶叶价值每担在23-26两之间, 在此以中章价245两计算。
〔20〕Yen-ping Hao,”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 th-century china: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p.16,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 1986.
〔21〕Timothy Pitkin,”A Statistical Ciew of the V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rford 1816,Reprinted in 1835,New Haven,P.301.
〔22〕Zhuang Guotu,”International Trade in Chinese Tea in 18th Century”,p.30-33,A Paper Presented to the 34th Internat ional Congress on the Asian and North Africa Studies,Hong Kong,1993.
〔23〕该条款同时也规定,英国东印度公司必须供应本土足够的茶叶,并以不超过成本加法定利润的价值出售见:Hohcheung and lorna H.Mui,”The Management of Monopoly;a Study of the East Indies Company’s Conduct its Tea Trade,1784-1833″,p.xi,University o f British Columbia Press,Vancouver 1984.
〔24〕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70-1875》,卷1, 第258页,北京,1962年。
〔25〕Greenberg,”British Trade”,p.5.
〔26〕Adam Smith ,”An Inquairy into the Nature and the Ca 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p.188,New York 1937。
〔27〕H.A.Crosby Forbes,John Devereux Kernan and Ruth S.W ilkins,”Chinese Export Silver 1785 to 1885″.p.22.Museum of the American China Trade Massachusettes,1975. 
〔28〕参见:庄国土《明季中国丝绸的海外贸易》,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国和海上丝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199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29〕Morse,”Chronicles”,vol,1.p.21.p.307.
〔30〕Sargent,”Commerce and Diplomacy”,p.49.
〔31〕Morse,”Chronicles”,vol,1.p.71.
〔32〕Sargent,”Commerce and Diplomacy”,p.49.
〔33〕Morse,”Chronicles”,vol,1.p.307-313.
〔34〕Sargent,”Commerce and Diplomacy”,p.49.
〔35〕Prtichard,”Crucial years”,p.394,396,399.
〔36〕C.C.F.Simkin,”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p. 231,New York 1968.
〔37〕Glamann,”Dutch Asiatic trade”,p.243.
〔38〕ibid,p.69.
〔39〕Jorg,”Porcelain”,p.27.
〔40〕Glamann,”Dutch Asiatic trade”,p.243.
〔41〕Jorg,”porcelain”,P.35.
〔42〕Dermigny,”Canton”,P.521-524.           
〔43〕18世纪下半叶欧洲商船较以前大,但所携白银在输华货值中的比例也稍低,这两方面出入可能大体互相抵消。        
〔44〕在对美国1805-1944年对华商品和白银输出额估算时, 各家所据资料不同,其结果也稍不同,Yen-Ping Hao引用的是参议院档案(U.S.Senate Executive Document 31.19th Congress,lst Session)以及Homans所著《历史统计资料》(Historicaland Statistical Accou nt)。Morse引用的是K.S.Latourette所著的《1784-1844 年美中早期关系史》(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1784- 1844 )载于 “Translations of the Connecticut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vol,28,New Haven 1927,Cheong 在其所著的“Mandarins and Merchants”(P.54 )也引用相同资料。
〔45〕这个数量不包括西班牙人经马尼拉输入中国的白银。
〔46〕D.A,Brading,”Mexican Silver-Mining in the Eighteent h Century:The Revival of Zacatecas”.Latin American series,No.27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Reprinted from”The Ame rican history Review,vol,L.No.4.Nov..p.666.1970.      
〔47〕A.Kobata,”The Production and Used of Gold and Silve r in Sixteenth-Seventeenth Century Japan”,in”Economic History Review,”Secong Series,vol,18.No,2.p.247.August,1965.
〔48〕Charles Wilson,”Trade,Society and the State”,in E.E.Rich and C.H.Wilson,eds,”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p.51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49〕W.E.Cheong,”Trade and Finance in China:1784-1834″,i n “Business History’,p.40,January,1965.          
〔50〕J.m.Scott.”The White Poppy:A History of Opium”,p. 5,London 1969.
〔51〕”Chinese Repository”,vol,5.p.546,April, 1837, 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vol,1. p.173,Shanghai 1910.                    
〔52〕Prichard,”Crucial Years”,p.143.
〔53〕Morse,”Chronicles”,vol,2,p.95,100,118,135.    
〔54〕M.D.Nathan Allen,”Opium Trade”,p.12,reprinted in Bo ston 1973.                         
〔55〕Prichard,”Crucial Years,”p.217-218.       
〔56〕”Chinese Repository,”vol,3.p.238,Feb,1837.    
〔57〕Carl A.Traocki,”Opium and Empire:Chinese Society in Colonial Singapore,1800-1910′,p.53-55,Cornell University Pre ss 1990.
〔58〕Allen,”Opium Trade”,p.10.            
〔59〕”Chinese Repository”,vol,5.p.546-547,April,1837.
〔60〕Dulles,”Old,China Trade”,p.115.         
〔61〕〔62〕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vol 1.p.238.
〔63〕Tyler Dennette,”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A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 nth Century’,New York 1992,reprinted in 1963 p.115.
〔64〕Dulles,”Old,China Trade”,p.147.
〔65〕Dennette,”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p.115,120.
〔66〕Dulles,”Old,China Trade”,p.147.         
〔67〕Dulles,”Old,China Trade”,p.148.
〔68〕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1页,北京,1 955年版。
〔69〕Morse,”Iteratioal Relatios”,vol,1.p.238-240.   
〔70〕Dulles,”Old,China Trade”,p.147. 
〔71〕Morse,”Chronicles”,vol,3,p.54-56.
〔72〕御使章沅奏折,《史料旬刊》第9期,天字第311页。
〔73〕《林文忠公政书》,《湖广奏稿》卷5,第11页。   
〔74〕John king 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vol,1.p.74.
〔75〕Gladstone peter Lowe,”Britain in the Far East; ASurvey from 1819 to the Present”,p.14 London,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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