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彼得·伯克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
【作者简介】潮龙起，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
彼得·伯克教授（ Peter Burke）是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教授。伯克主要研究欧洲近代早期的社会史、思想史和文化史，并注重观察和研究当代史学的趋向，特别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关系。
1980年，伯克在苏塞克斯大学开设“社会结构及社会变革”课时，写作了《社会学与历史学》（Sociology and History）小册子，试图说明当下这两个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1992年该书再版，更名为《历史学与社会理论》（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增补了他十年间在剑桥任教的收获，扩大了社会理论的定义。2005年，该书再度修订。新版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由姚朋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文内所有引文来自该版本，下面只注页码。）是前著的扩大版。此时的伯克已经是社会文化史学研究的大家，其学术视野更为开阔，眼光更为独到。他注意到，历史学家已经对社会理论逐渐发生兴趣，同时与一些历史学家一样，一些社会理论家也发生“文化转向”。因此，在新版中，文化占据了比以前更突出的地位。该著包括六大部分，探讨了历史学家使用社会科学中主要的模型、方法和概念的价值问题，分析了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中一些核心且相互冲突的理论，梳理了历史学和社会理论各种不同流派和学者的观点，从过去的年鉴学派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到最近的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这样的社会理论家以及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和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这样的历史哲学家。正如杨豫教授在《中译本前言》中所说：该著“从各种角度追溯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许多领域的兴起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在近十年中的相互交融，重新梳理了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具有深远的启迪作用，扩大了社会理论的概念”（第7页）。
社会理论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如何评述当代史学领域与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新理论、新方法、新概念和新观点，这对任何学者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伯克就是这样一个勇于应对挑战的学者。他一生博览群书，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渊博的社会科学理论知识，用近25年的时间修订出版了这部著作。从该著征引的参考文献及索引来看，涉及几百年来近六百种经典学术著作，五百余位主要的人文社会科学大师，他们出自各个不同的学科背景，如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心理学、文艺学、社会语言学、人口学等。伯克在全书中自始至终从大范围的历史和文化中精选史实，既关注欧美国家的历史，也关注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以说明历史如何被用来创造和证实社会理论。
伯克重新评估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回顾了18世纪孟德斯鸠等思想家的诞生，19世纪兰克学派历史学家的崛起和20世纪初功能主义人类学、实验心理学或数理经济学的出现以及法国年鉴学派的兴起，描述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不断分合的轨迹，并指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理论和历史学关系不断加强的汇聚，即一些社会历史学家的“理论转向”和一些理论家的“历史转向”，为读者理清了理论与史学关系的渊源。紧接着，伯克论述了对各学科普遍有用的四种基本研究方法，即“比较”、“模式和类型”、“计量方法”、“社会显微镜”。随后他分析了历史学家已经使用过的或者将要使用的、由社会理论家所创造的19组核心概念，并结合具体历史问题，重点考察一些核心概念的初始含义和语境。在评述这些重要概念后，他探讨了四组相互竞争的理论问题，即合理性与相对主义、共识和冲突、事实和虚构、结构和行动者，阐述了社会理论家关于社会变革的三大理论模式，即斯宾塞的“进化”模式、马克思的“冲突”模式以及吉登斯等人的试图超越斯宾塞和马克思的“第三条道路”模式。最后他讨论了历史学家和理论家当下正在谈论的以“去稳定”和“去中心”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
就该著每一章节的结构来说，其逻辑也甚为严密。伯克在阐述“模式和类型”时，首先对模式作了一个简明而清晰的界定，即“模式（ Pattern）是一种知识建构，它简化事实以便于理解……为的是强调那些重复发生的、一般的及典型的东西，这些东西展现为一簇簇文化特质或属性”（第28页）。接着，伯克评述了比较方法在文化史、政治史等领域中的一些经典研究，如韦伯的“家长制”政府和“官僚制”政府这两种制度模式。伯克指出历史学家是在不知不觉地使用模式，却对之持怀疑态度，不承认自己这么做。他们认为，历史研究因其对象的独特性和变化而不需要模式。伯克精辟地指出，模式可以包含变迁在内，如用对照的模式来概况“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复杂变迁过程，就是一种有效的方法（第32 页）o为指明模式的逻辑地位，他区分了“一元的”实体集团与“多元的”集团两种模式。
伯克在阐述社会理论家关于社会变革的三大理论模式时，先指出斯宾塞模式和马克思模式这两大分析变革模式的特征，并就社会变革的机制、方向等指出了两种模式的优点和不足。然后在“第三条道路”中，他提出一种“炼金术”，将前两种对立的模式加以综合利用，形成“综合论”，如西达•斯考切波、安东尼•吉登斯以及米歇尔•福柯等。
伯克在该著中反对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中存在的门户之见，或“山头主义”，呼吁学者从这种“山头主义”中解放出来，秉持中庸立场和折衷主义态度。比如他在比较历史学和社会学这两种研究方法后指出两种方法的长处和短处，两者的特殊性和一般性、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关系，认为它们“有时被看成矛盾的，但如果将它们看成是相互补充的，其实更为可取。……变化会结构化，而结构会发生变化”，“结构主义和历史的对立不应该被夸大”（第2、144页）。他在论述“模式”时，指出了两种对立的社会模式，即涂尔干的共识模式和马克思的冲突模式，前者强调社会关联、社会一致以及社会内聚力的重要性，后者则强调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无处不在。伯克指出，这两种模式都包含重要的见识，“要找出一个没有冲突的社会是徒劳的；同样，一个没有一致性的社会也根本不存在。但是……我们不难发现，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在运用其中一种模式时，都明显地顾此失彼”（第29页）。他在评述宏观研究（计量方法）和微观研究（社会显微镜）这两种方法时，认为两种方法“会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因此，研究规模范围的变化使得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社会进程”（第44页）。
伯克在结语中对全书所采取的折衷主义立场进行了总结性的阐释，即他“试图在休谟所说的‘狂热’和‘迷信’之间，在现在对新方法的热衷与对传统方式的偏执之间采取一种中道立场”。他指出，“折衷主义”的意思是“对无论来自何方的新思想都持开放态度，有能力让它们为自己所用，并且能找到检验它们的方式，这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或一个优秀的理论家的标志”（第200-201页）。
伯克在评述阶级模式时就指出，“大多数社会都存在着财富和别的利益（如地位和权力）分配上的不平等。如果没有模式，就很难描述支配这一分配以及这些不平等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那些原则。”他深刻论述到，近年来历史学家使用“阶级”这个术语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是将其当作一种社会事实，而现在多将其视为一种语言现象，“强调语言在意识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进而在社会阶级的建构中的重要性”（第35页）。在他看来，性别、阶级、社会等级或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社会事实，但“现在则被视为文化建构”（第186页）。
伯克在评述社会理论概念的价值时认为，社会理论的一些术语是值得历史学家借鉴的，因为“其中一些术语在日常用语中找不到对等词，而一旦找不到，我们就有可能无法留意到社会现实的某个侧面；另一些术语则得到比日常用语中的对等词更精确的界定，从而使更精细的区分和更严谨的分析成为可能”（第46页）。针对历史学家提出的“为什么一定要用现代词语来取代那些被当时人们所使用的概念？”伯克认为，“现在人们所要做的并不是用现代模式取代民俗模式，而是用现代模式来增补民俗模式”，因为“身临其境的人们并不全然理解他们的社会，而以后的历史学家至少有后见之明和更全面观察的优势”（第47页）。他还特别强调，大多概念是由19和20世纪的西方学者创造出来的，它们带有一定的文化局限性，因此，“这些概念需要改造才能适用，而不是简单‘应用’于其他历史时期或世界其他地区”（第48页）。伯克指出，当人们试图把一个模式“运用于它最初所指定的范围以外的时候，它的效力及弱点也就更加显而易见了”。他以阶级为例，指出“从阶级角度去分析前工业社会的做法更引起争议，或许也会更加发人深省”（第64页）。
“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创建的一个流行于西方学术界的概念，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备受关注。伯克精辟地指出公共领域这个概念优于早先的“公众舆论”这个说法时说：“它传达了更多的辩论、较量的意思，而不仅仅是指一种态度；它还传达了更多的关于辩论借以进行的地点的意思”（第85页）。针对哈贝马斯提出的在20世纪一些国家不存在公共领域时，伯克指出：“或许我们在谈论和思考公共领域时，不应简单地从有无的角度考虑，而应考虑不同文化中可能具有的不同形式以及相对的重要性”（第86页）。如咖啡馆、茶庄、餐馆、理发店或杂货店等，在不同的时代和地方，承担着公共领域的一些功能。
总之，这是一本经典性著作，以其精确和简明的文字，既对近年的历史著述进行了深刻评述，也对社会理论的发展作了独到的梳理。它的成功就在于作者广泛的文献阅读、深厚的知识积淀和敏锐的学术思考。它对历史学家、社会理论家以及那些需要综合评阅人类学、政治学和社会哲学的学者来说，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