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史研究范式的超越与重构——读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

　　春秋战国时代上承夏商西周下启秦汉，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自成一系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这长达五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华夏文明实现了结构性的转型，无论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家庭结构、国家形态，抑或是思想观念与语言文字等，社会的各个方面无不发生了新旧代谢式的变革与发展，进而影响了随后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历史关键期。正因为如此，不管是清季以前的中国传统学术，还是20世纪学术转型以来的新史学，春秋战国史均已成为众多史家毕生耕耘的重要园地，然而其中能形成系统全面的研究论著却并不多见，与春秋战国时代在中国古史上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称。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晁福林先生的力作《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一书，新近作为何兹全先生主编的《中国上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之一，于2011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除“绪论”和“附录”外，凡五章，皇皇70余万言，逻辑严密，语言凝练，于纵横捭阖中清晰地梳理了500多年的春秋战国的社会演进历程。捧读全书后，可以看出该书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宏观与微观并重，力求整体性研究。纵观2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呈现出一时重理论一时重实证，一时重整体一时又重局部的学术研究面貌，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史大论战及随后的《食货》派，抑或是建国后以注解“五种生产方式”为中心的社会史研究以及80年代后以材料和个案问题为研究转向的新趋势，虽在学理上无不是学术研究的补弊救偏，然就方法论而言均不免失之片面。该书则力避相关研究的不足，没有以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性质的讨论取代社会形态的研究，而是全方位多侧面地深入研究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变迁，特别是关注了当时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生活情况、思想观念及其发展变化，坚持将古代社会性质的抽绎总结建基于具体的历史实际。这种宏观与微观并重的鸟瞰式的整体研究，一改以往社会史撰述内容的简单枯燥，恢复了古代社会色彩斑斓的发展面貌。

　　第二，着力长时段考察，于历史贯通中求变革。春秋战国之际是我国历史上的重大变革期，这是过去史家早已认识到的。清代学者王夫之在其名著《读通鉴论》中就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特别指出春秋与战国礼俗的种种巨大差异。缘此，20世纪以来，研究这段历史的论著多对春秋和战国这两个时期的历史面貌进行断代研究。作为《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接续的姊妹篇，《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一改以往断代史的模式，以一种大历史的视角，将春秋战国作为一个上承夏商西周而来的完整历史阶段进行阐述，使得该书不仅具有“汉书体”的“横通”，又呈现出“史记体”的“纵通”，动态而系统地展现出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迁的历史脉络、相关内容的发展沿革以及前因后果，为中国上古社会史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第三，史料宏富，方法多样。大凡治中国上古史的学者都有一个共识，研究春秋战国史很难。因为不仅该时代比之前的夏商西周时期有了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需要细究，而且春秋战国史料经过秦始皇“焚书”后残缺分散，顾炎武曾对春秋战国之际的史料有“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的慨叹。《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的作者深知材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而史料的阙略则是相对的，拓展学术视域就能起到扩充史料的作用。相关史例在该书中十分常见。如，该书第1章借助“社会观念的变化是社会历史变迁的映射”这一新的学术视角，盘活了时贤很少使用的《诗经》中的常见材料，从而巧妙地解决了两周之际史料极为缺乏的难题。不惟如此，更新研究方法也能达到这一目的。该书不仅利用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方法对古代典籍及其注释笺疏进行剖析考证，而且注意吸收和运用20世纪古史研究转型过程中的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跨学科的科学方法，秉持“竭泽而渔”的原则，举凡新出金文、盟书、陶文、石鼓文、简帛、田野发掘等出土资料均广为蒐集，进而加以整理利用。

　　第四，点面结合，饶有创获。《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一书不仅重视总体史研究，而且论点皆从史料出发，体现了史学重在求真务实亦贵有心得的传统。最能体现阙疑考信特点的当属该书“附录：春秋战国年表及相关论证”部分，对春秋战国时期史事纪年最为系统的文献《史记》相关年表及后人校正成果进行了大量的新考证，解决了诸多史事纪年的疑难点，对于相关年表明显存在问题而又无新材料可资校正的纪年，则阙疑待考。不宁唯是，该书还不囿成见，努力在史事变迁中揭示古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提出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性质是由夏商西周氏族封建制、宗法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过渡时期的这一重大理论创见，从历史哲学的层面有力地阐释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历史发展特征形成的内在逻辑。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源：光明日报，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网2012-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