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思考的“新途径”在哪里？

　　2005年，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世纪前沿”系列丛书中出版了德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约恩·吕森（Jorn Rtisen）的一本著作——《历史思考的新途径》。关于这本书的写作意图，作者在“前言”中有着比较清楚的交代：“全球化进程对历史思考提出了新的挑战，跨文化接触在不断深化，必须把握形成和确立文化认同的新维度和新条件，而历史思考在起哄的地位举足轻重。它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异于我们的陌生世界，也有利于解释我们自己的世界，尤其是当我们对既有差异性又有共性的不同文化进行研究时，历史思考能够增进我们的理解。”

　　作者认为，这正是历史思考的意义所在。不过，鉴于传统的历史理论存在种种不足，今天的人们有必要回首来路，并确定下一步我们的历史研究之路怎样延展。这可能正是本书的名称——“历史思考的新途径”——的来由。“新途径”，究竟“新”在何处？作者认为，当前的历史思考需要新的定位和导向。首先，必须大大拓宽历史经验的视野；此外，还必须提高对历史思考在形成文化归属性和界限过程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如果缺乏理论思考，这两方面都将无法得到充分发展。

　　在作者看来，所谓历史思考的“旧途径”遵循的乃是现代主义的文化路标：即科学论证的理性方法、与之相关的需求及其在经验性基础上的实现。这些途径经过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18世纪晚期的启蒙运动、19世纪的历史主义和世纪之交后晁越历史传统的各种新构想。在最后一个阶段中，有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学和法国的年鉴学派等。

　　作者认为，“新途径”却完全可以避开这个发展方向，而事实上也确是这样进行的（并且还将继续进行下去）。现在，“后现代主义”成为新的路标。文学和艺术作为历史的代言人，变得可视了，美丽的外表迷惑了寻求历史真实的目光。

　　善于思考的人们必然会追问：到底这些新途径是通向歧途呢，还是必经之路，用以防止历史思考由于固守一成不变的陈腐观点而误入歧途呢？作者的建议，是走“中间路线”。他说，他并不想抛弃现代主义的成就，反而认为这是不可少的。但是，他同时还要研究后现代主义在理解何谓历史思考及其所做的贡献方面的拓宽和深化。也就是说，不偏离其方向，而是继续下去——不顾要结合我们所研究的领域的重新界定。

　　在本书中，吕森着重探讨了历史思考的科学性以及专业性问题。尤其澄清了传统史学对真理问题、历史认识和历史意义问题的基本认识，以及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地位。作者提出的新思考途径主要是来源于方法论上的理性历史观。同时也包含了对美学的历史认知的基本考量，希望历史知识和历史思考能够独立地应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实践。该书主要内容包括十一章，外加“前言”、“绪论”以及两个附录（“人名对照表”、“参考文献”）。其中的十一章内容分别是：“综述：何谓历史？”、“论历史的意义”、“何谓历史意识”、“历史文化——论历史在生活中的地位”、“欧洲的历史意识——预设、幻想、介入”、“跨文化交流——民族中心主义的挑战和文化科学的回应”、“危机、创伤、认同”、“对大屠杀的回忆和德国的认同”、“历史的悲痛——一个更高的要求”、“对历史负责——对历史的伦理维度的批判性思考”、“昨天可以变得更好吗？——论过去转变为历史”，以及“过去的未来”。

　　吕森是当代知名史学理论家，他于l938年出生于德国，在科隆大学学习历史、哲学、文学、教育学。1966年于柏林布劳斯威格大学获博士学位。1974～1989年任波鸿大学（UniverSity of B0—chum）现代史教授。l989～1997年任比勒费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Bielefeld）史学与史学理论教授。l994～1997年任比勒费尔德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简称“ZiF”）主任。自1997年4月以来任莱茵一威斯特法伦科学中心之埃森人文科学高级研究所（Kul—turwissenschaftliches Institut Essen[-KWI]im Wissenschaftszentrum Nor—drhein—Westfalen）主席。主要著作有：Begriffene Geschichte（1969），Historische Vernunft（1993），Rekonstruktion der Vergangenheit（1986），ZSinn（1990），Konfigurationen des Historismus（1993），Studies in Metahistory（1993），Historische Orientierung（1994），Historisches Lerner（1996）。

　　2009年，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吕森编著的《跨文化的争论：东西方名家论西方历史思想》一书（陈恒译），相信《历史思考的新途径》的译介，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前西方史学理论领域的情况，同时对于中国学者反思和理解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以及判断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和前景，都会具有某种程度的启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