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铜技术对东亚的影响
——“冶金术与古代东亚文明”丛谈之三

　　《中国社会科学报》编者的话：长期以来，科学技术史揭示的文明观突出了西方的地位。金属的认识、开发和利用，是人类文明发展至一定高度的产物。它不仅在极大程度上推动历史的进步，改写社会的面貌，也代表人们征服自然的非凡能力。古代中国以青铜冶铸为代表的冶金术起步较晚，但它在三代以降数千年的历史中日臻完善，后来居上。透过冶金术，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工匠的世界”，更是一个涉及政治消费、宗族伦理、鬼神信仰、审美情趣等多重因素的复合社会。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古代文明史上，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最终在这门金和火的艺术中历经淬炼，融为一体。将冶金术放入东亚古代文明中，以西方中心论谱写的全球科学技术史将面临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挑战。

　　【核心提示】中国的青铜技术对东亚其他国家产生了一定影响，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当地居民对这一技术进行了改造，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中国辽宁朝阳的十二台营子遗址出土有琵琶形铜剑和玉器。据考证，这些铜剑和玉器后来传播到了朝鲜半岛，当地居民对其形制进行了改造。这些器物继而又从朝鲜半岛远播日本，被日本人接受。可见，中国的青铜技术曾经对日本产生过一定影响。

中国青铜技术远播东亚

　　这些铜器的制作方法为合范，没有中间的内芯，总的来说是比较简单的，都是用石头做的石范。日本95%以上的石范是用同一个地方的石头制作的。日本福冈县和熊本县有一条河流，河流以西有一些白色的石头，可能是专门用来制作石范的。日本当时的铜镜到底由何而来？我认为，中国的工匠和铸镜技术是一同到达日本的。

　　日本的青铜技术应该源于中国东北。但是，中国东北却没有铸造过青铜容器，那里制作的都是剑、戈、矛，还有一些马车饰物。大概在中国的青铜技术传入日本列岛大约50年以后，日本居民开始用自己的方法铸造铜铎。最初铸造的铜铎比较小，后来越来越大，有的铜铎甚至高达1.5米左右。铜铎是由内范和外范合范浇铸的，采用的是一种比较高级的铸造技术。

　　日本铜铎的浇铸技术，与中国中原地区青铜容器采用的铸造技术是相同的，内腔中空，也可以说是一种范铸的容器。由于青铜礼容器都是由中国的中原地区铸造的，而中国东北并没有制作容器的传统工艺，因此我断言，日本的这种礼容器并非是从中国东北传入的，而是在日本本土铸造的。

　　关于青铜技术，另外还有南方的系统。在泰国、越南、中国云南等地，曾经出土了大量铜鼓以及贮贝器等。这套青铜系统的分布区域，最北到中国的四川，最南可到越南、泰国。这些地区青铜技术也应该来源于中国内地，但是当地居民制作的青铜器物，与中国内地迥然有别。

中日技术各有差异

　　青铜技术与青铜器的器形，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青铜技术传播到某些地方之后，当地工匠逐渐进行了自己的创新，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中国的台湾没有青铜器，而福建、广东却有青铜器。广东的青铜器既有早期的，也有西周和东周时期的，但都发现于广东的北部山区。据文献记载，当地青铜器的用途与中原地区完全不同，应该属于宝器类，保存在主人自己手中，后来将其埋入主人的墓葬里。南越王墓出土了很大的铜镜，直径达43厘米，中原地区都没有发现这么大的汉代铜镜。该铜镜的花纹也是铸造的，而且花纹特征毫无疑问是中国内地的传统，但是南越国把铜镜铸造得如此巨大，完全不同于中原。南越国灭亡后，再也不曾有这样的大型铜镜。

　　日本列岛也出土了很多汉镜，迄今已发现500多件，其直径大于中国的铜镜。山东省出土的草叶纹镜，最大的只有18厘米左右，但在日本出土的4件草叶纹镜很大，直径都在20厘米左右，而且技术工艺也比较好。为什么会这样？有人认为是日本人把中国最好的铜镜买回来了，或者是中国皇帝送给日本的。

日本改进铸造技术

　　两汉时期，尤其是东汉时期，中国大陆没有铜资源，因此东汉光武帝只得同意继续使用西汉的货币，《汉书》对此有明确记载，而且考古证据也比较多。日本有丰富的铜矿石，铅矿也比较多，但锡矿较少。我推测，是不是日本的铜原料出口到中国，但中国把最好的东西销售给了日本，可能是中日贸易的关系。很多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使节觐见西汉王朝或者东汉王朝之时，汉朝皇帝把最好的铜镜送给了他们。

　　日本古代在制作铜铎的时候，开始使用陶范。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多，例如，三角缘神兽镜，日本列岛出土了1000面左右，也有大小一模一样的同范镜。目前发现的同范最多铸12面镜子。在中国出土的汉代铜镜中，没有发现花纹一模一样的同范镜。中国学者王仲殊认为，汉朝工匠来到日本后，铸造了三角缘神兽镜。我认为工匠和技术是分不开的，工匠的铸造技术传播到日本后，有了新的改进，就不能仍然称为原来的技术。

各国铸造技术有其特色

　　公元708年，日本开始铸造自己的货币。“和同开珎”一直是使用泥范铸造的，而非铁范、铜范或者石范。采用的铸造方法不是叠铸，而是一枚一枚浇铸，这种浇铸方法可能是日本的特色。

　　关于日本东大寺的大佛，有学者认为是来自中国的第二代、第三代工匠铸造的，日本工匠没有能力制作这么大的佛像。但是，我在东大寺西侧发掘的熔铜炉，直径有1米左右，共计27个。1个炉子能熔炼铜1吨左右，27个炉子协同作业，应该能浇铸出很大的铜器。这说明日本工匠不仅能制造货币，也能制造很大的铜佛。中国古籍《天工开物》详细记载了相似的浇铸场面。显然，日本的这种浇铸技术来源于中国。

　　中国南北朝时期的铜佛普遍较小。日本法隆寺的铜佛高达2米多，药师寺（又称西京寺）的铜佛则达4米左右，这些铜佛应该是日本工匠制造的。这就是说，铸造技术传到某些地方以后，当地工匠进行了改良。朝鲜半岛的工匠早期不曾制作铜佛，后来能制作铜佛，但采用的是石头雕范进行铸造。朝鲜半岛一直没有铸造过自己的货币，在历史上一直通行中国的货币，因此朝鲜半岛与日本的情况不同。

　　可见，这些国家的铸造技术是从中国的中原地区传入的，中国的青铜技术对东亚其他国家产生了一定影响，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当地居民对这一技术进行了改造，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作者单位：日本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4日第40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