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物亦见人：铸造技术的中国文化渊源
“冶金术与古代东亚文明”丛谈之二
《中国社会科学报》编者的话：长期以来，科学技术史揭示的文明观突出了西方的地位。金属的认识、开发和利用，是人类文明发展至一定高度的产物。它不仅在极大程度上推动历史的进步，改写社会的面貌，也代表人们征服自然的非凡能力。古代中国以青铜冶铸为代表的冶金术起步较晚，但它在三代以降数千年的历史中日臻完善，后来居上。透过冶金术，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工匠的世界”，更是一个涉及政治消费、宗族伦理、鬼神信仰、审美情趣等多重因素的复合社会。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古代文明史上，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最终在这门金和火的艺术中历经淬炼，融为一体。将冶金术放入东亚古代文明中，以西方中心论谱写的全球科学技术史将面临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挑战。
【核心提示】考古学的主要工作，就在于通过研究古代的遗留物，帮助人们认识古代的社会文化和物质文化。物质和技术一样，都是一种活的东西。如果把它们看成一种风格、一个过程的话，就可以发现它们反映的是人的行为，反映的是社会的关系、社会的过程。如果用这样的一个理论去进行观察，我们就既能见物，还能真正地见人，理解人的行为。
土的技术和铜的技术，在中国冶金史研究中是绝对不能分割开来的。把握这一点就能理解中国特色的青铜冶铸业。因为中国早期，如商代青铜器的铸造反映了艺术和技术的统一；又如汉代的镜范与商代的陶范相比，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汉代的砂型范所用的砂子较粗，它的浇铸物主要是掺和一些特殊的料，然后通过高温把它们交接起来。在商代的时候，商人也是把土洗掉，相应增加了范土的含砂量。实际上，商代的陶范业就是早期的或者说是原始的水泥工业，或者再加上陶器工业。因此，在研究青铜冶铸业的时候，不能把它与制陶工艺分开，这样才能帮助我们真正体会具有中国特色的铸铜工艺的精髓。
青铜铸造：土与金相统一的艺术
就技术而言，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特色是只有铸造而没有锻造。较西方而言，中国的青铜器铸造把更多时间耗费在陶范雕刻方面。中国古人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分范法，专注于用泥土制造陶范的工作？
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工业，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陶土认识的不断提高之上。比如青铜镜，古人尤其强调土和金属的统一和整合。要做出一面铜镜，不仅需要了解很多金属的知识，比如认矿、采矿、洗矿、冶炼，需要了解金属的特性、配方，同时还需要知道范的特性以及用范的材料。如果把这些都能统一起来，冶铸所得就完全不一样了。关于山东临淄汉代镜范，尽管做了不少实验，但都达不到这个要求。再比如山东龙山文化中的蛋壳陶，现在没有人能做出来。它表明龙山时代人们对材料的认识十分精准，对技术的掌握十分娴熟，其程度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铸造技术、风格、功能不可分割
在研究铸造技术时，以前的人们往往有一种误解，那就是把技术、风格和功能分开来说：谈到风格时，就讨论花纹怎么样，雕刻如何；一讲技术时，就讨论器物是怎么做出来的；一讲到功能时，就讨论器物有什么用。
实际上，器物的技术、风格和功能是不可分割的。例如陶器，常常要在泥土中掺沙石等特殊材料，目的是提高陶器的抗热性。但是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所选用掺合料不同，或选沙子，或选石子，或选陶片。具体做哪种技术选择，与陶器的功能没有关系，却与文化有关。在原材料上，配方和加工在同样的条件下也有不同选择。这一方面是功能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受文化的历史传承的制约。这就是技术风格。因此，技术和风格是不可分割的。实际上，技术不仅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风格。如果仅把技术当成过程，就人为地把它简单化了。
研究冶金术，同样不能仅仅着眼于金属和冶金，还要同时涉及陶范，如果把两者分离，就无法得出准确的结论。当制作陶范时，我们需要知道陶范的物质结构和矿物组成，如果弃之不顾，就不可能制作出像古代那种技术风格的青铜器。
技术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比如分范法技术，中国先民对黄土的认识简直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商代人造房子、筑夯土台基、夯筑城墙、做陶器、做陶范等等，都是用土来完成的。土的观念，深深印在中国先民心中，“青铜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可以称作是“土的时代”。大家一说到金属和冶金术的起源，多把注意力放在金属上，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多种手工业交叉的结果。我们今天过分强调分化，把各种手工业人为地分开，而实际上中国古代哲学强调的是整合和整体。尤其是在铸铜的关键时刻，陶范和金属必须结合，二者的交融是很关键的。
青铜铸造见证古代社会
有人说，在中国的考古学研究中总是见物不见人。当然要见物见人，但见物之后怎么见人？如果不能把理论形成新的思考，就很难见物见人。考古学的主要工作，就在于通过研究古代的遗留物，帮助人们认识古代的社会文化和物质文化。物质和技术一样，都是一种活的东西。如果把它们看成一种风格、一个过程的话，就可以发现它们反映的是人的行为，反映的是社会的关系、社会的过程。如果用这样的一个理论去进行观察，我们就既能见物，还能真正地见人，理解人的行为。
有了上述理论基础以后，讲方法就好理解了。要真正了解商代青铜器，就要采取多学科共同合作研究的手段。具体到青铜铸造技术研究，多学科综合研究并不是指把一帮人找来，你帮我研究化学，我帮你研究铸造等等，然后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最后一起碰头汇报，再把汇报结果简单相加编成一个集子。这不是多学科合作。古人冶铸青铜的方法，是多种手工业的交叉作用。今后如果能在这方面综合考虑不同手工业之间的交融，相信对于理解青铜铸造业具有重要意义。
说到冶铸业研究和科技的应用，必须强调一点，那就是科技和考古的结合。科学技术方法和考古学的结合，不是简单的仪器操作。这种简单的检测分析不是科技考古。我们在讨论科技考古学方法的时候，要端正这样一个态度，就是提高知识观，而不是专门进行一些简单的机器操作。现在很多经费用于购买仪器设备，下一步怎么去充分发挥其功用，怎么利用这些仪器设备真正帮助我们理解古代社会和古代的技术，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
链接
古今东亚
“东亚”是人们对欧亚大陆东部、太平洋沿岸边缘及大陆区域中自然与人文社会的总称。曾几何时，“东亚”是依附于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被冠称“远东”，是远离“世界中心”的遥远之地。随着上世纪中国、韩国、东南亚现代化的启动、发展，至本世纪东亚已发展为世界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以东亚文化、经济一体化为中心的“东亚”意识开始萌生与发展。寻找“东亚”认同的着力点，成为近年知识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何为“东亚”，亦愈发值得思考。
地理东亚
东亚首先是一个地理区位的概念，意指东部亚洲。欧亚大陆的地势是以青藏高原为中心，向四周呈阶梯式扩散。东亚主要是在青藏高原以东至太平洋广大地区，自西向东呈三级阶梯展开。西部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环绕青藏高原北、东、南部的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缅甸高地，是第二级阶梯，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第二级阶梯以东多是丘陵与大河冲击平原，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下，自北向南分别是西伯利亚平原、中国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中南半岛。在东亚大陆的边缘还分布着由库页岛、日本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印度尼西亚群岛、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构成的太平洋岛链。
文明东亚
东亚地理结构复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衍生出形态各异的自然人文地理形态。蒙古高原是世界最大的草原区，在历史上孕育了发达的游牧文明；黄河、长江等大河冲击平原地带，近5000年以来一直是重要的传统农业文明区；青藏高原这样独特的高原生态区，则衍生出高原畜牧、河谷农业为主的文明形态；东部沿海地带以及岛链区共同构成了东亚地区的海洋文明地带。东亚西为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东为浩瀚的太平洋，与世界其他主要的文明区所隔离，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东亚地区能够独立衍生、发展出自身的文明，不受其地区政治军事的影响，同时，又能够吸收其文明的物质文化，丰富自身的内涵。诸多文明区在不断的冲突与碰撞中逐渐融合与发展，形成了以汉字文化圈为主要标志的“东亚文明”。
政治东亚
东亚是世界历史上国家政治体起源较早、发展程度最为充分的地区，在古代即形成了朝贡—册封体制所建构起来的东亚国际秩序。农耕文明区的中华帝国是这一秩序的中心，游牧、高原文明区的政治体则游离于这一秩序的边缘，在与农耕文明区的政治、军事互动中构成矛盾统一的整体，推动着以朝贡—册封体制为主要内容的东亚国际秩序的发展。近代以来，西方民族国家本位的国际秩序对东亚传统国际秩序产生了巨大冲击，东亚各地区的民族主义意识崛起，逐渐完成了向民族国家体制的过渡，逐渐被吸纳到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之中，自有的秩序认同逐渐瓦解。东亚地区一度成为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的东部前沿，陷入政治上的分裂与对抗状态，时至今日，冷战的流毒仍然存在，成为重新建构东亚认同的主要障碍之一。
经济东亚
东亚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最为密集的地区，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与发展前途。二战以后，随着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大陆经济的崛起，东亚逐渐成为世界主要的经济中心之一。在西方经济日趋疲软的态势下，东亚已成为新的财富创生地的代名词，具有了新的内涵。东亚各区域经济互补性强，产业链条完整，具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客观条件和要求。这也是建构东亚认同的最坚实的基础和推动力量。时下知识界对东亚共同文化意识的倡导，还是为经济一体化搭台唱戏，而非真正地要追求恢复以汉字文化圈为主要特征、政治上具有紧密联系的古代东亚共同体。然而，东亚地区冷战的流毒、各国日趋高涨的民族主义都使得东亚地区呈现多样性、独立性的态势，知识界所期望的东亚认同仍然停留在学术理念的层面，远没有民族主义意识深入人心，这应是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
（作者单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4日第40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