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思考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再出发(专题讨论)之一

  【《学术月刊》编者按】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硕果累累,但在知识不断更新的今天,其学术创新滞后于学科发展。创新是知识更新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助力。这种创新既有对史学内涵研究的拓展,也包括方法、视角的调整更新,更为关键是研究模式的创新。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需要借助新的史学理念,对传统史学研究的模式作清理与整合,使之更加理论化、科学化。本期推出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四位专家的专题讨论,希望学界有更多的人树立创新意识,应对史学领域内外变化的挑战,呼应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发展趋势,促进中国史学史研究水平的提升。

  【摘  要】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剐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

  【关键词】史学史研究;研究模式;创新

  【作者简介】乔治忠(1949—),男,天津市人,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研究(天津300071);罗炳良(1963—),男,河北省定兴县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北京100875);钱茂伟(1962—),男,浙江省杭州市人,历史学博士,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浙江宁波315211);朱政惠(1948—),男,上海市人,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上海200241)。

  中国史学史作为一个学科,是自近代梁启超等人倡导而逐步发展起来,其产生虽得自西方史学界学术著述的启示,但史学史这门学科的建立,特别适合于中国的学术文化史的发展状况,因为中国史学的发展连续不断,多种形式、多种体裁的史籍各自构成从古至今的完整记述,史学遗产之丰富,没有哪一国家和民族可以与之媲美。这决定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必当构成系统的学科体系,而不应当处于支离、零散的知识拼合状态。中国史学史究竟应当具有怎样的学科体系?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三个方面予以思考。

一、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任务与内容

  史学史是研究历史学发生、发展与各个时期史学活动状况及其与各种社会因素相互关系的学科,是对历史学发展历程的反思与审视。中国史学史的性质,在学术界不存在显著分歧,定义的表述也不会有太大出入。但是,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还应当进一步深入讨论。这对于学科体系的建设十分重要。

  史学史的学术任务可以归结为逐次深化的三项内容,即清理史学遗产、阐明史学演进过程、揭示史学发展规律。清理史学遗产是史学史学科的基础性工作。中国的史学遗产异常丰富,清理工作尚有很大的空间有待开拓。其中,发现、开掘各种类型的史学撰述、历史文献以及相关资料,分析历史文献的内容和形式,考察史籍的史料来源、撰述过程、可信程度,探寻历史著述蕴含的史学观点、思想倾向等等,是一项有考证、有分析、有评价的综合性工作,因此可能取得很显著的研究成果,但对于整个史学史研究来说,大部分是属于一个个“点”上的工作,与历史文献学、断代史研究的某些选题,有时是类似的和交叉性的。阐明史学演进过程,要求把清理史学遗产的各个知识“点”联结成包括时间先后在内的有序的线索。这不是各个“点”的简单相加,而是充满了对不同或相同时期史著、史家、史学现象的对比分析和总结概括,指出其间的联系,给各个史家、各种史著作出价值和影响的定位评析,剖析活跃在史学发展中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评述史学的社会作用。揭示史学发展规律,就是要探讨史学发展的社会条件与内在原因,剖析历史学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运行机制,这需要在史学史研究相当深入的基础上,通过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来逐步解决。

  早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提倡建立中国史学史学科之际,就提出了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四项基本内容,即“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1】,现在看来未免有些粗糙,但这里初步规定了中国史学史撰述的大体结构,点明研讨的入手之处,推动了学科建设与发展。此后,史学界专业学者对中国史学史的内容各有表述,但未曾认真地进行学术讨论,故在整个学术界仍给人以雾里看花似的模糊印象。愚以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内容,可以分为八个方面:

  (一)历史观,是对社会历史的概括性看法。系统化的历史观即为历史哲学,或称历史理论。史学史研究不能将所有的历史观问题囊括其中,因为那是历史哲学的研究对象,而对于史学有重大影响的历史观如“五德终始论”、“正统论”等,应当作为史学史的研究内容,而重要史家的历史观融入其历史著述,影响深远,也不能忽视。

  (二)史学思想。这是对历史学本身的认识,涉及历史学的性质、功能、治史目的以及与此相关的方法论问题。例如,撰史目的是作为“名山事业”还是经世致用?史学的功能有哪些?史家必备的条件和素质是什么?怎样对待记载求真与史学致用的关系?等等。史学思想的系统化即为史学理论,一定社会背景下出现了声势较大、影响广泛的史学思想,即可形成史学思潮,皆可广义地统属于史学思想的范围之内。

  (三)历史编纂学。这里定义为关于编撰历史著述的具体方式、方法的学问,既涉及史书的编写形式、结构安排,又涉及史书的内容取裁和文字技巧,如史料的整理、鉴别和筛选,对史文的斟酌等。探讨以往历史编纂学的发展状况,是中国史学史的主要内容之一。

  (四)官方史学及其相关的制度与举措。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的独有特点,影响及于朝鲜半岛与日本,成为与两方古代史学最显著的区别。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官方史学的成就和影响,足与私家史学匹敌,而且大多时期乃处于主导地位。

  (五)史家的史学活动,是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等类内容具体、生动、活化的体现,与其政治活动、其他学术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不能截然割裂。因此,研究史家史学活动与研究官方史学活动一样,是史学史中特别具有综合性、写实性的内容。

  (六)史学评论,就是对历史著述进行诸如材料真伪、结构优劣、成就高低、影响大小等方面的判断和论证。史学评论的问题涉及历史观、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的各个方面,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为了恰如其分地评价史籍,有时还需要进行必要的考证。史学评论既是史学史学科的一个研究手段,也是史学史研究的一项内容,既要以史学评论的方式研究史学著述,也要研究过去史学发展中出现过的史学评论。

  (七)史学与其他社会文化的联系和相互影响,是指史学史研究必当汲取哲学史、思想史以及历史学各门专业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同时也将自己的成果置于其他关联学科的知识系统中检验与定位。剧烈的社会动荡、声势较大的社会思潮,都对史学发展  施加显著的影响,史学史研究对于诸如此类其他专业研究的问题,需要予以适当的把握和重新审视。

  (八)史学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历史学发展的原因,历史学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取向,历史学功能的发挥,史学潮流的形成和转变等等,这些重大的与根本性的史学史问题,都必须置于整个社会背景、各种社会因素的内在联系中才能够探讨。这要比分析具体史学现象与某种社会因素之间的联系更为深入、宏观,将触及历史学发展的规律性问题。

  以上诸项内容可以有不同的表述方式,但不应出现大的遗缺,尤其是第八项对史学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的考察,乃是深化中国史学史研究、使之真正构成学科体系的关键。史学史也不能漫无边际地包含哲学、文学等等内容,不能模糊专业学科的界定。

二、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

  明确中国史学史的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仅仅是构成学科体系的第一步,因为若干项目的研究内容乃是其学科的板块式组合。作为一种专史,还应当揭示出贯穿长时段发展进程的主导线索,才能加深对史学发展状况和发展机制的认识。20世纪60年代之初和70年代之末,国内两度兴起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讨论,在探索中国史学史研究内容、学科性质的同时,许多学者撰文将“历史规律”的概念引进到对史学史研究方向的研讨,涉及中国史学史研究体系之主线以及如何认识史学发展规律的问题。例如,有人提出:中国史学史应当以时代为纲,以史家、史籍、史体和历史编纂组织为纬,而以阶级斗争作为贯穿史学发展整个过程的一条红线;【2】也有人将中国史学史任务归结为探讨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阐明中国史学思想领域内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3】这类看法不满足于对历代史学状况的描述,体现了对于中国史学史深层认知理路的探索,但观点并非得自史学史研究的充分展开,而是套用社会哲学理论,故难以尽合史学发展的实际状态。

  从中国史学史的实际研究中总结和概括中国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探讨史学发展的内在矛盾,应当是深化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主要方向,这需要辅以中外传统史学的比较研究。中国与西方的传统史学,分别起源,山海相隔,各自独立发展两千多年,分析其间的共同之处,具有史学史研究的理论意义。通过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可以得出关于史学发展的理论性判断:史学发展的内在矛盾,是撰史求真准则与史学致用观念之间的矛盾,史学的求真准则与撰史的致用意念之间的对立统一,贯穿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之中,大多情况下属于非对抗性矛盾,总体上促进着史学的前进。但也有时会出现对抗性表现,如三国时期吴国韦昭的史狱、北魏崔浩的史狱等等,在一定时期内破坏或扭曲了史学的社会运行。而中国传统史学,还具备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相互联系、互动、互补又互有排抑的发展轨道,这是显明昭著的特点。【4】史学求真与撰史致用的矛盾,交织于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互动、互补又互有排抑的进程之中,因此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可以抓住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互动关系,作为考察传统史学发展的主线。以往的中国史学史论著也研讨古代历朝官方的修史活动,但这远远不够,还应当给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对等的史学地位,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构成两条相互联系的发展轨道,是为中国传统史学的独到特点,是中国史学之所以连续不断、繁荣兴盛的主要原因。以此思路予以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的宏观结构和具体结论都会出现很大的改观,导致学科体系的有所更新。

  司马迁《史记》无疑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历来论家甚多。但若置于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的线索中考察,则可以看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宗旨乃是私家史学个性精神的张扬,是对先秦源于官方的史学辅政、以史为鉴观念的疏离。司马迁的史学,是改变中国史学发展方向的一大尝试,但在扬雄、班彪、班固等学者及东汉官方的主导下,又被拖回传统史学的窠臼。东汉官修《东观汉记》的意义,在于官方不仅记录史事,而且修纂成品的、著作性的一代全史,标志着中国古代官方与私家两条史学轨道的形成,奠定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现象缤纷多彩,头绪繁多,而从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发展的视野观察,则条理大为清晰,而且可以发现十六国、北朝少数民族政权竞相记史、修史,具有异乎寻常的历史  意义,即促成以汉族文化为核心的民族大融合。我们讲这一时期形成民族大融合的局面,而通过史学史研究,才能够揭示出其先导的原因,在于各族政权均热衷于史学活动的历史文化认同【5】。这实在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十六国、北朝这一历史阶段,是汉族和汉族政权相对弱势的时期,而恰恰这一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开始记史、修史,从而在汉人政权弱势的形势下确立了汉文化的主导地位,推动了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大融合,甚至出现北魏孝文帝时期全面、主动的“汉化”改革。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一时期,传统史学引导了历史、改变了历史。

  在对于清代史学的评价中,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基本上忽略了清朝官方的修史成就,《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续三通”、“清三通”、《大清一统志》、《大清会典事例》等等巨著皆未进入视野。陈寅恪更认为清代“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于宦成以后休退之时,始以余力肄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当时史学地位之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此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也”【6】。此等说法,是陈寅恪从未研究中国史学史也未曾研究清史状态下的臆测,与史实严重违背,正如明清史专家郑天挺所指出:“清代史学是有成就的,是和其他学术一样有发展的。不仅如此,它还有突出前代的贡献。”【7】至今许多著述论及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总是从嘉庆后期说起,认为是边疆政治和领土危机所导致,对乾隆朝统一、经营新疆时期纂修的《皇舆西域图志》视而不见,更不能认知其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试问:边疆史地学必须要在边疆发生危机的时期才会产生吗?难道在开拓和经营边疆的兴盛时期即使出现了重要著述也不算数吗?上述诸如此类的片面说法,是民国时期特殊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必须通过实事求是地研究清朝官方史学才可破解。由此可见,注重官方史学发展,是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一个全局性重要问题。

三、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

  将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概括各个发展阶段的主要特点,显示了对史学史进程的整体把握。这是通过对史学发展状况前后对比得出的结论,包含了许多个案的探讨以及全面进行归纳、综合的研究,成为对中国史学史知识体系的一种动态的认识,构成学科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给史学的发展历程划分阶段,看起来简单,而实际上是一种自觉性的深层探讨,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是十分必要的。较早做出这种探讨的是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8】,其第二编题目为“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汉魏六朝史学”,第三编为“主通明变的唐宋元史学”,第四编为“具有启蒙色彩的明清史学”。这里体现了史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和对各阶段史学突出特点的概括。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9】在阶段划分上与仓修良区别甚大,如第三章为“史学的多途发展——魏晋南北朝史学”、第四章“史学在发展中的转折与创新——隋唐五代史学”、第七章“史学走向社会深层——明代史学”、第八章“史学的总结与嬗变——清代前期史学”等等,分期不同,概括更异。这里我们不必比较哪一种分期和概括更为允当,但问题很明显: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是客观的历史进程,分期和概括不能随意进行,异同之处必有讹误,这是需要众多研究者共同探讨和论辨的问题。

  加强对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的关注,准确估量官方史学在中国史学总体之中的权重,也会涉及对中国史学发展阶段的划分。中国古代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互补也互相牵制,使记史求真与史学致用的矛盾运动具备了更加丰富的运行机制。官方、私家都有“君举必书”、直书实录的规范,致用与求实是当作一个理想的统一体提倡的,但在具体实行中,却有着为君父讳、为尊者讳等等抵消记史真实度的戒律,更不用说涉及政治私利时的故意隐瞒和曲笔。但是,中国古代反复地改朝换代,而且同一朝代也政局屡变,这可以使原先一些隐瞒的史实得以揭发。加之尚有私家史学这一轨道,与官方记载相参照,同样起到加强真实性作用。如唐太宗曾问史官:“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褚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另一官员刘洎说:“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亦记之矣。”【10】这形象地表明中国古代记史规范与官、私双方记录史事的相互牵制,撰史的真实性与功用性的矛盾,就在官私之间和政局变动的流程之中运转。在改朝换代之后,官、私史学的互动机制得以重新组合,撰史求真与以史  鉴戒间的对立统一往往十分活跃,于是,官私史学都可能会出现新的起色。

  由于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互动机制,使中国古代史学求真与致用的矛盾运动,多与王朝兴灭的节律大体相符,所以,划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阶段,不必割断已有的王朝体系。【11】术界曾经设想按重要史学著述如《史记》、《史通》为标志来划分史学发展阶段,实际是片面性的,已经被多数专业学者所放弃。但史学发展阶段不等于一个王朝阶段,还须根据全面发展状态的综合研讨,若干朝代特点相近,即为一个发展阶段。例如,综合考察隋唐五代直至两宋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发展趋向是日益繁荣和成熟,社会的政治动荡也基本上没有打破历史学的发展进程,虽历史时段较长,仍可归并为一个阶段。元朝和明朝的官方史学均经历了调整之中的低落局面,而私家史学也与唐宋时期的状态有较大区别,特别是普及性史学的发展和走向繁荣,元、明两朝是前后衔接的,因此应当归结于一个史学发展阶段。

  纵观中国史学截止到1949年的发展历程,可划分成这样几个阶段:(一)先秦时期是史学产生与初步发展阶段,史学是从官方产生,而在战国时期出现《国语》、《左传》等私修史籍;(二)秦汉时期至东汉末年,私家史学与官方史学两条相互联系的发展轨道形成,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得以奠定;(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官方史学、私家史学都走上多方向探索的发展途径,并且获得很大进展的阶段;(四)隋唐五代以及两宋,中国传统史学达到发展成熟的阶段,而同时官、私史学出现较多的矛盾,如朝廷对记录史事的超强控制、私家出现以史明道的倾向;(五)元明两代,史学的发展得到调整和新的探索,官方史学低落,私家编纂普及性史书逐渐兴盛;(六)清代在整个传统文化总结和清理的背景下,史学也表现为大清理、大总结的特色;(七)1840年的鸦片战争,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20世纪初,中国史学开始了向近代转型的进程。此后,史学发展呈现思想、理念、治史取向的多元化状态,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乃是近代史学发展的新生面。

  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的界定,展现出的是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了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讨中国史学的发展机制和发展进程的主导线索,以及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下的整体性把握。而对主导线索的描述,体现了对历史学本质问题探索的理论性升华;对史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则是展示了贯通性历史分析的概括,二者密切联系,将史学发展主导线索的认识,直接运用于史学发展阶段的划定。此外,中国史学史重要个案问题的创新性研究,经过一定的积累,也必将促成知识体系的逐步更新,这是自然而然的进程,此处暂不备论。

注释: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文化专史及其做法》,第2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汪伯岩:《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问题》,载《文史哲》,1963(4)。

【3】陈光崇:《中国史学史论丛》“前言”第2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4】乔治忠:《古代中国官方修史视角下的中外史学比较》,载《史学理论研究》,2009(2)。

【5】乔治忠:《中国传统史学对民族融合的作用》,载《学术研究》,2010(12)。

【6】陈寅恪:《重刻(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见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7】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第32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

【8】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9】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

【10】《旧唐书》卷八○《褚遂良传》,第27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11】清代道光二十年(1840年)发生西方侵犯中国的鸦片战争,为亘古未有之变局,整个历史进程改观,另当别论。

原刊《学术月刊》(沪)2012年第1期,转载自《历史学》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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